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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从缘起
在党中央和国家领导人指示下诞生：
“整理古籍，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得懂，仅作标点、注释、校勘、训诂还不够，要有今译，争取做到能读报纸的人多数都能看懂。有了今译，年轻人看得懂，觉得有意思，才会有兴趣去阅读。”——陈云《整理古籍是继承祖国文化遗产的一项重要工作（1981年4月）》
这是陈云同志1981年关于整理我国古籍问题谈话中的讲话，后经中共中央书记处同意，以中央文件下发。根据该指示的要求，1983年（当时为国家*）成立了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简称古委会），古委会*任主任周林同志开始组织力量今译古籍， 从1985年开始，在全国高校古委会的组织领导下，经过北大、复旦、北师大、南开、南大等数十所著名高校，近两百位专家学者的努力下完成。
丛书介绍
《中华文史名著精选精译精注丛书》是属下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策划的大型古籍普及类图书，由章培恒、安平秋、马樟根三位先生任主编，组织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等全国18所大学的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任编委，在全国范围内选请学有专长的学者承担各书的译注。全民阅读版精选名人文集49种，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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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在中国文学史上，陶渊明与李白一样，都是彪炳千秋的头等人物，他的辞赋、散文和诗均有极高的造诣，对其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本书收入*能反映陶渊明思想、艺术风格、影响巨大的作品，包括诗56首，文赋6篇，加以注释、翻译，精准地将陶渊明诗文的要义和精髓传递给读者。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2020年8月出版 32开西式精装 简体横排 中华文史名著精选精译精注：全民阅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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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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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先俊，湖北大学教授；王勋敏，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均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专家，在陶渊明诗文研究方面成就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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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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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导读1
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1
和郭主簿（二一）5
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一）8
停云并序11
时运并序15
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19
归园田居五首22
饮酒并序（二十八）30
归鸟46
戊申岁六月中遇火49
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52
移居二首55
还旧居58
形影神三首并序61和刘柴桑69
杂诗（八三）72
丙辰岁八月中于下田舍获78
赠羊长史并序81
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85
咏贫士（七二）88
拟古（九六）92
桃花源记并诗102
游斜川并序109
咏荆轲113
读《山海经》（十三四）118
答庞参军并序125
有会而作并序129
乞食132
挽歌诗（三一）134
闲情赋并序136
归去来兮辞并序145
五柳先生传152
感士不遇赋并序155
与子俨等疏165
自祭文172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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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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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读
一
四五世纪之间，中国文坛出现了一位伟大的文学家陶渊明。
陶渊明，又名潜，字元亮。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生于晋哀帝兴宁三年（365），卒于宋文帝元嘉四年（427），享年63岁。他生活在晋、宋易代之际，生命的大部分时间是在东晋王朝度过的。
自西晋于公元316年（建兴四年）灭亡，司马氏在江南建立东晋政权，我国又进入了南北长期分裂的时代。北方各族上层统治者在中原一带割据混战，并经常对南方骚扰进攻。南北之间时有战争发生，历史上著名的秦晋淝水之战就爆发在公元383年。
东晋王朝偏安江左，强化门阀政治，严格士庶之别，奉行“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上层世族之间、世族与皇族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十分激烈，这种斗争在东晋政权存在的一百零四年中从未间断，酿成多次内乱，百姓流离失所。
士族阶层利用经济上的特权，采取各种手段掠夺土地，建立田庄经济，把沉重的徭役和赋税都压在底层民众身上，百姓生活困苦，社会矛盾不断激化。
陶渊明生活的年代，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空前尖锐，政治极为黑暗、腐朽。
陶渊明出生在一个衰落的士族家庭，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祖父陶茂和父亲陶逸都做过太守一类的官。外祖父孟嘉是东晋名士。陶渊明的祖父、父亲并不是承袭陶侃爵位的嫡嗣；渊明七八岁时，其父便已去世，因此，他从少年时代起，就生活在贫困之中。由于家庭环境的影响，陶渊明很小就喜爱读书，对儒家经典有特别浓厚的兴趣。他读书的范围，除了儒家经典，就是两晋时代盛行的《老子》《庄子》，还有大量先秦至汉魏的史学、文学著作。
陶渊明年轻时，颇具“大济苍生”（《感士不遇赋》）的宏伟抱负，希望有一番作为。从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至晋安帝义熙元年（405），在这十三年中，陶渊明曾先后担任过祭酒、参军、县令等官职。他正直耿介，与官场的腐朽风气格格不入，几次辞官而去。后他从彭泽令任上辞职，结束了仕途生活。从这时起，他的精神得到极大的解脱，真正走上了“躬耕”的道路。
归田之初，陶渊明和家人都参与耕作，还有一个僮仆帮忙，温饱也不成问题，心情是愉快的。义熙四年（408）六月，他家被一场大火焚毁一空，一家人只好寄居在船上。义熙六年（410），他把家迁往南村，周围有一群好邻居。与他来往的人中，有农民，也有一些隐居浔阳的文人和参军、主簿、县令之类的小官。
陶渊明在南村继续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但家境大不如前，常常是终年辛劳，难以糊口。在出仕和归隐的问题上陶渊明曾产生过一些思想斗争，由于他对现实政治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坚持不与当权者同流合污，义熙末年，他又一次拒绝了朝廷聘他为著作郎的征召。
晋恭帝元熙二年（420）六月，刘裕夺取了东晋政权，建立刘宋王朝。对政治上这个重大变化，陶渊明在作品中流露出感慨和激愤之情。
陶渊明的晚年，生活愈来愈贫困，他的一些朋友有时会主动周济他，如颜延年经过浔阳，临别前给陶渊明留下两万钱。陶渊明有时也不免上门乞借。宋文帝元嘉三年（426），江州刺史檀道济亲自到他家看望，陶渊明已经饿了几天，连起床都很困难。檀说：“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陶回答：“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见萧统《陶渊明传》）檀赠以粱肉，陶渊明挥而拒之，表现了他的铮铮骨气。陶渊明贫病交加，于宋元嘉四年十一月与世长辞。
亲友们用俭朴的仪式安葬了他，认为他具有“宽乐令终之美，好廉克己之操”（颜延之《陶征士诔序》），为他立谥号“靖节征士”。
二
陶渊明现存的作品，有诗124首，其中四言诗9首，五言诗115首；文11篇，其中辞赋3篇，记传赞述疏祭8篇。另有与愔之、循之《联句》一首存疑。
陶渊明作品的主要内容反映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 对门阀政治的揭露和批判
陶渊明早年抱有建功立业之志，但终走的是不与当权者合作、洁身自好的道路，这种行为的本身，就是对现实政治的一种否定。他在作品中，对当时的腐败政治作了一定程度的揭露和批判。
东晋门阀等级森严，刑罚因贵贱而异施，嫁娶只能门当户对，“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晋书·刘毅传》），士庶之分壁垒森严，造成极为腐朽、庸俗的社会风气。官场“交通请托，贿赂公行”（《资治通鉴》卷一〇七），趋炎附势，尔虞我诈比比皆是，触目惊心。为了向上爬，可以不择手段，“或假财色以交权豪；或因时运以佻荣位；或以婚姻而连贵戚；或弄毁誉以合威柄”（葛洪《抱朴子·疾谬》）。陶渊明的思想与这些格格不入，在作品中对这些腐朽的世风进行无情抨击，《感士不遇赋》能代表他的这种批判精神。他揭露当时的社会虚伪之风盛行，道德败坏，持不同意见的人遭到诽谤，善良正直的人遭受诬蔑，廉洁退让的节操丧失已尽，是非颠倒，奸贤莫辨。随着政治经验的丰富，陶渊明进而认识到，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封建专制制度，所谓“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他在这篇赋中，历举志士仁人的不公平待遇，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封建专制制度。在有些诗篇中，他批评人们判断是非都是捕风捉影，或毁或誉都是人云亦云；他感慨人与人之间只有利害关系，相交困难；他把当时的官场视作“泥潭”，他把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势利之徒斥之为“狂驰子”。
陶渊明的另一部分作品是以歌颂美好事物的形式来曲折地表现对当时政治的否定。例如他所描绘的桃花源理想社会，与他当时所处的社会形成鲜明对比。他晚年的一些“金刚怒目”式的作品（如《咏荆轲》、《读山海经》等篇），则表现了他激烈的批判精神和强烈的反抗意识。
（二） 对农村田园生活的描写
陶渊明因厌恶上层社会的虚伪和相互倾轧而归隐，他笔下的农村田园风光往往是宁静、淳朴而美好的。我们从《时运》、《和郭主簿》、《移居》（一）、《读山海经》（一）等诗中可以看出，陶渊明远离尘嚣，无论是春游、登高、饮酒、读书，还是与家人欢聚、与朋友谈心，心情是愉快的。他认为人生的要事是吃饭穿衣，“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获得衣食主要靠劳动，《劝农》诗集中反映了他重视农业生产的可贵思想。他不食“嗟来之食”，立志靠劳动来养活自己，其《自祭文》概括地叙述了他辛勤劳动的大半生。有些诗篇，如《归园田居》（三）、《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等，具体描写了他参加劳动的情景和艰辛。还有一些诗篇如《归园田居》（二） （五）、《饮酒》（九）等，反映了陶渊明通过参加农业劳动，同农民交往融洽，有了一些共同语言，耕耘稼穑、收获年成常常是他们谈话的主要内容。“躬耕”成了陶渊明主要的生活来源，他比任何时候都关心庄稼收成的好坏。陶渊明的“躬耕”并不能保障起码的温饱，所以他的不少诗篇，如《杂诗》（八）、《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有会而作》等，如实诉说了生活的艰难处境和劳而无食的愤懑。当时军阀混战不已，江州又是“鏖战”的战场，农业遭到极大破坏。陶渊明很关切处于战乱中、深受徭役和赋税剥削、生活极为艰辛的百姓，他的《归园田居》（四）、《和刘柴桑》、《还旧居》等诗篇，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农村凋敝凄凉的现状。陶渊明苦苦思考着出路，终于，桃花源这个美好的社会雏型在他笔下诞生。桃花源体现了陶渊明的理想，也凝聚着他对农村、对农民的深切了解和热爱。
（三） 对人生哲理的探索
从总体上看，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文学艺术的“自觉”时代，也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十分活跃的时期。那时的许多知识分子，常常用文学的形式来表现对人生哲理的深入探索，陶渊明也是如此。他在文学作品中对人生哲理的种种思考，反映了他选择人生道路的轨迹。
人的价值在哪里，人的一生究竟怎样度过?这是陶渊明作品中经常表现的主题。从他中年或晚年回顾年轻时情景的诗篇看，他少壮时算是一位热血青年，支配他的信念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只不过仕也罢、隐也罢，都以保持个性自由和独立为前提，即所谓“或击壤以自欢，或大济于苍生，靡潜跃之非分，常傲物以称情”（《感士不遇赋》）。他的整个生活道路便是沿着这条轨迹而行，他认为人的价值也就在这里。如何求得“达”，陶渊明认为应该用光明磊落的行为和通过正常的途径，“原百行之攸贵，莫为善之可娱。奉上天之成命，师圣人之遗书；发忠孝于君亲，生信义于乡闾，推诚心而获显，不矫然而祈誉”（《感士不遇赋》）。当门阀政治的腐朽士风逼迫他“摧眉折腰”，个性受到压抑的时候，他宁肯辞官也不低头。
陶渊明的作品，不乏对生与死的思考。光阴无情流逝，自己无所成就，渐渐衰老，他常常感到悲愁；对比宇宙的无穷和人生的短暂，他固然也有忧伤，但不像魏晋许多诗人那样凄楚悲观。他对死的态度相当旷达，认为宇宙的变化是个人的力量无法阻挡的，大自然自身运动的必然结果是事物的新陈代谢，“大钧无私力，万物自森著”（《形影神·神释》），作为一种有生命的自然物的人，必然会有死的时候，“既来孰不去，人理固有终”（《五月作和戴主簿》）。他比喻人世间犹如旅舍，“家为逆旅舍，我如当去客”（《杂诗》七），人生在世，如同在旅舍歇息几日的过客，人的后归宿，只不过将尸骨托之山陵，与山陵大地混同一体罢了。因此，他否定道教服食仙丹、追求肉体不灭的主张，对佛教宣扬的因果报应、精神可以脱离肉体长存的一套，也进行了旗帜鲜明的批判。他否定鬼神，甚至对所谓超越客观世界的、主宰人类善恶公道的上天意志表示怀疑，“天道幽且远，鬼神茫昧然”（《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更反对人们为了死后或来世幸福，向佛寺和“鬼神”捐舍钱财的风气和做法，“留子不留金，何用身后置”（《杂诗》六）。
三
萧统评价陶渊明作品的艺术特色为“词采精拔”“独品众类”（《陶渊明集序》），我们可以具体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 “率真”、“任情”的美学追求
“风格即人”这条艺术规律在陶渊明身上得到很好的证明。从其作品看他对自己形象的塑造，率真、任情，不掩饰、不做作，不为世俗左右，我行我素，倒像一位“追求个性解放”的先驱。萧统称许陶渊明人品“脱颖不群，任真自得”（《陶渊明传》）。他用自己选择的这种行为方式对待写作，便形成“率真”、“任情”的美学追求。
“渊明作诗不多”（苏轼《与苏辙书》），文更少，但他要求自己的每一篇作品都能“颇示己志”（《五柳先生传》），表现自己的真情实感。他“为情而文”，而不是“为文而情”，他的作品都是在不得不形诸笔墨时才写出来，率性而发，毫无掩饰，从“胸中自然流出”（朱熹《朱子语类》）。因此，他对生活的种种体验，对人生真谛的种种思索、喜怒哀乐，都融会在作品中，人们可以透过其作品，感受他高尚的人格。“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静穆’，所以他伟大”（鲁迅《题未定草·七》）。“他是一位极热烈、极有豪气的人”，“是一位缠绵悱恻多情的人”，“是一位极严正——道德责任心极重的人”（梁启超《陶渊明之艺术及其风格》）。
（二） 平淡质朴的语言风格
陶渊明长期生活在农村，多以农村生活为题材，又遵循“率真”、“任情”的美学原则，因此，他的作品在语言风格上质朴平淡，没有当时一般作家的雕琢气息。
陶渊明与跟他几乎同时的谢灵运，在创作上都以描绘自然景物著称，人们常常并称“陶谢”。但两相比较，谢诗刻画景物，有时过于雕琢堆砌，而陶诗铺排语很少，用典故很少，色彩浓艳的词汇则几乎看不到。他经常使用的语言，是当时的口语，或简短质朴的“田家语”，使人读来毫不吃力。例如《移居》《责子》等诗，除了个别句子须略加解释，一般很容易读懂。散文如《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等，语言都平易浅近，毫无斧凿痕迹。他的许多名句，如“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归园田居》二）、“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归园田居》三）、“朝霞开宿雾，众鸟相与飞”（《咏贫士》一）等等，都明白如话。即便是那些哲理性很强的诗句，如“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杂诗》一）、“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饮酒》五）等，也都是如此。
陶渊明作品的语言质朴平淡，绝不是淡而无味，诚如苏轼所评“质而实绮，癯而实腴”（《与苏辙书》），平淡之中有无限的风采，质朴之中有深厚的情味。这种“不烦绳削而自合”（黄庭坚《题意可诗后》）的艺术境界，正说明了语言艺术的炉火纯青。
陶渊明的作品，无论是诗，还是文，无论是抒发情怀，还是描摹景物、刻画人物，一般都采用白描手法，轻加点染，力避浓笔涂抹。因此，形象鲜明突出，色彩淡雅清新。如《归园田居》（一）（三）、《饮酒》（五）、《读山海经》（一）、《桃花源记并诗》、《五柳先生传》、《与子俨等疏》等脍炙人口的名篇，都体现了这一特色。
（三） 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
陶渊明对人生真谛有着执着追求，对事物持有自己独特的看法，我们姑且把这种看法叫作“理”，而他把这种“理”贯注于自己的情感之中，因此，陶渊明主体方面内在的“情”包含着两个层次，即“情”与“理”，他的“情”受“理”的制约和规范，那么，这种“情”不仅仅是一般喜怒哀乐的情绪，而是具有深刻内容，涵蕴着诗人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索和认识。文学作品不是说理文章，陶渊明的“情”是通过形象化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他笔下的客观环境，其中包括人、事和物，都融入了强烈的主观感受和情思，而不是客观的物象描绘，因此，他的作品情景交融，达到物我同一的浑化境界，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比如《归园田居》（一）这首诗，开头叙述自己崇尚自然的情怀，接着描绘田园村舍的风光，结尾抒发重返自然的喜悦，全篇浑然天成，意境深远。陶渊明追求个性独立，不同流俗，把自己混迹于官场的十三年看作“误落尘网”，而将归宿寄托于远离尘嚣的田园。现在他自觉地从官场退避归来，有着脱出樊笼获得自由的亲身感受，心情十分愉悦。与混浊的官场相比，这里的一切是多么的宁静、美好，因此，他笔下的那十几亩田地、八九间草庐、屋前屋后的桃李和榆柳，还有深巷中的狗吠、桑树旁的鸡鸣，以及远处隐隐的村落、近处农舍上袅袅的炊烟，无不充满生机，趣味盎然。这里出现的远景、近景、动景、静景，无不闪耀着诗人情感的色泽，组成“人化的自然”画面。
陶渊明的作品中，曾出现过麦苗、月亮、春燕、归鸟、青松、秋菊、孤云、庭院、乡间道路等许多景物，它们都饱含着诗人的感情，体现着诗人的性格。
四
魏、晋时代，思想界和知识分子中流行一种清谈玄理的风气，东晋又是“谈玄”风炽盛的时期，这种风气虽然对哲学思辨有所促进，但对当时的文学创作，确实带来危害和不良影响。就拿诗歌创作来说，“因谈余气，流成文体”（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玄言诗充斥诗坛。这种玄言诗，“理过于辞，淡乎寡味”，“皆平典似《道德论》”（钟嵘《诗品》）。诗歌的形象性、生动性没有了，成了老庄哲学的乏味说教。另一方面，当时诗坛还存在“俪采百句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文心雕龙·明诗》）的过分追求辞藻华美的形式主义倾向，建安时期的优秀创作传统，这时已被抛弃干净。正是在此时，陶渊明以其独特的风貌进入文坛，他关心现实，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现实，特别是把田园山水和田园生活引入诗篇，形成真率朴素的艺术风格，有力地冲击了当时沉闷和空虚的文坛，创造性地开辟了田园诗这块园地，不愧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钟嵘《诗品》）。
诚如鲁迅先生所言，在中国文学史上，陶渊明与李白一样，都是头等人物（语见刘大杰《鲁迅谈古典文学》，《文艺报》1956年第19期）。他的辞赋、散文和诗均有极高造诣，其中又以五言诗的成就为突出，“五言古以陶靖节为极诣，但后人轻易摹仿不得”（李重华《贞一斋诗说》），代表着五言古体诗的高峰。
陶渊明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他那光明峻伟的胸襟，刚正不阿的人格，真率的生活态度，热爱劳动和田园生活的情操，以及执着探索人生真谛，不断追求美好理想的精神，成为历代无数具有进步思想的作家、知识分子的榜样，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力量。他的许多作品，堪称我国古代文化艺术宝库的珍品，成为人们丰富、发展文艺创作学习和借鉴的源泉，历代有成就的诗人无不在陶渊明的作品中汲取营养。仅拿唐代来说，“陶诗胸次浩然，其中有一段渊深朴茂不可到处。唐人祖述者：王右丞（维）有其清腴，孟山人（浩然）有其闲远，储太祝（光羲）有其朴实，韦左司（应物）有其冲和，柳仪曹（宗元）有其峻洁，皆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沈德潜《说诗晬语》），可见其影响的广泛而深远。在他开创的田园诗的影响下，经过历代诗人的努力，终于形成了我国古典诗歌领域中蔚为壮观的田园山水诗派。他创立的朴素自然的艺术风格，也常常被历代诗人当作与形式主义文学倾向进行斗争的武器，如金代的元好问便是如此。
由于陶渊明的艺术追求和作品的思想内容都与当时文坛风气背道而驰，出身又寒微，因此他在当时没有受到重视，这种现象甚至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颜延之写的《陶征士诔》，高度评价了他的人品，对其作品只说了一句“文取指达”。钟嵘的《诗品》提高了他的地位，也还只列为“中品”。梁代萧统对他的作品评价很高，但所编《文选》收入陶的诗文却有限，数量远不及谢灵运。随着人们审美情趣的进步、提高，陶渊明作品中丰富、深刻的蕴涵逐渐被认识。到了唐代，陶渊明的地位得到普遍承认，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伟大诗人无不推崇其作品。宋代以后，文坛对他的评价更是愈来愈高。
应该指出，陶渊明生活在封建时代，其作品中表现出的那种怀念上古、乐天安命、委任自然等思想，给后世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
这本小书，收入陶渊明诗55首，文赋6篇。选目以能反映他的思想、又能反映其艺术风格、影响较为广泛的作品为标准，以写作的时间先后顺序排列。在注释过程中，我们参考了一些相关书籍资料，书中没有一一注明，谨在此一并致谢。注译的全过程得到湖北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朱祖延教授的关注和指导。由于我们学识有限，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恳请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谢先俊（湖北大学）
王勋敏（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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