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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壮士不还，寒风萧瑟。
集六朝骈文之大成，于明丽中显苍浑之哀思。
全国高校古委会倾力组织编写
首届向全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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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中华文史名著精选精译精注丛书》是属下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策划的大型古籍普及类图书，由章培恒、马樟根、安平秋三名先生任主编，组织全国18所大学的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任编委，在全国范围内选请学有专长的学者承担各书的译注。全民阅读版精选名人文集49种，既有人们所熟知的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等人的词章，也有以往不太被出版市场关注的司马相如、诸葛亮、黄宗羲、顾炎武等人的文藻，以期全面反映中国文学史的历史脉络。丛书涵盖面广、作者阵容强大、注释精准、翻译优美，入选首届向全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图书、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项目。
丛书特色
本丛书由全国高校古委会倾力组织编写。全国高校古委会成立于1983年，是直属的事业机构，负责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与人才培养工作。古委会组织全国18所大学的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任丛书编委，在全国范围内选请学有专长的学者承担各书的译注。本丛书入选首届向全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图书，是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和文化传承价值的古代文化典籍，也是探索中华文明发展规律、传承中华民族文化精髓的普及图书。
选目涵括面广，全面展示了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脉络与时代面貌。本丛书精选名人文集49种，既有人们熟知的陶渊明、王维、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李清照等人的词章，也有以往不太被出版市场关注的贾谊、司马相如、诸葛亮、朱熹、关汉卿、黄宗羲、顾炎武等人的文藻，使读者可以根据自身喜好，感受中国文学史“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魅力。
体例科学，注译结合，方便阅读。各书由导读﹑提要、原文﹑注释﹑译文五部分组成，导读注释详尽，翻译优美流畅，为读者的阅读*程度地扫除了障碍，其中不少诗篇的翻译都达到了“以诗译诗”的水准。丛书排版与装帧经精心设计，是适合全民阅读的不可多得的精良版本。
本书精选庾信的著名诗文加以导读、译注、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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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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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逸民，1941年生，河北正定人。196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中华书局文学编辑室主任、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公室主任，并任中国文选学研究会会长、郑州大学兼职教授。主要著作有合著《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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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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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导读
文
春赋3
镜赋10
枯树赋16
小园赋26
哀江南赋并序41
赵国公集序111
谢滕王集序启118
诗
奉和山池131
昭君辞应诏134
将命至邺137
乌夜啼142燕歌行145
和灵法师游昆明池二首150
寄王琳153
重别周尚书155
拟咏怀二十七首157
徐报使来止得一见206
寄徐陵208
伤王司徒褒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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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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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读
庾信大抵生活在一千五百年以前，如果说人们至今还记得他的话，那并非因为他在政治领域有所建树，或在思想领域有所开拓，而只是因为他给后人留下了一些可供赏鉴诵读的诗文。这些诗文反映着一个历史时代的文学风貌，同时在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也曾掀起过一阵波澜。庾信在齐、梁以来的南北朝文坛上，无愧为熠熠闪耀的一颗明星，但在历史的巨人面前排座次，他也只不过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文学家。
庾信（513—581年），字子山，小字兰成，南阳新野（今属河南）人。他出生在一个“七世举秀才”“五代有文集”的世族家庭。其父庾肩吾既是梁晋安王萧纲（即后来的梁简文帝）的近臣，又是一位享誉江南的诗人。庾信十五岁入东宫，随侍昭明太子萧统为讲读。梁武帝中大通三年（531年），萧统死，萧纲继立为太子，又与徐陵同为东宫抄撰学士。庾肩吾此时也在萧纲宫中，父子“出入禁闼，恩礼莫与比隆”（《周书·庾信传》）。这时庾信刚刚十九岁，可谓少年得志。二十岁以后，历安南府行参军，转尚书度支郎中、通直正员郎。三十岁时，出为郢州（今湖北武汉）别驾，在任期间曾与湘东王萧绎（即后来的梁元帝）讨论水战平乱之事。大同十一年（545年），三十三岁，以通骑散骑常侍出使东魏，“文章辞令，盛为邺下（今河北临漳西南邺城镇）所称”（同上）。返国后，为东宫学士，领建康（今江苏南京）令。一说为正员郎，又为东宫领直，节度宫中兵马。（宇文逌《庾信集序》，以下简称“宇序”）以上是庾信的青年时期，就梁朝而言，正值“五十年间，江表无事”“朝野欢娱，池台钟鼓”（《哀江南赋》）之时，就他本人而言，则是职兼文武，青云直上，踌躇满志，挥斥方遒之时。
梁武帝太清二年（548年），庾信三十六岁，遭逢侯景之乱。当侯景兵临城下时，简文帝命庾信率宫中文武千余人驻守朱雀航（即朱雀桥，在今江苏南京市南秦淮河上），结果乱兵刚一冲击，庾信便弃军败走。侯景陷台城，庾信沿长江西上奔江陵（今属湖北）。在战乱中，他失去了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大宝二年（551年），历尽风险而抵达江陵，任御史中丞。梁元帝即位，转右卫将军，封武康县侯。承圣三年（554年）四月，加散骑常侍，奉命出使西魏。这一年的十一月，西魏军攻破江陵，梁元帝遇害。自西魏出兵之日起，信即作为人质被扣留在长安（今陕西西安），时年四十二岁，从此以后再也没能回归南朝故土。侯景之乱以来，不过短短六七年，庾信却接连遭受到家破国亡的打击，成为他一生中的巨大转折期。
江陵倾覆后，西魏开始笼络庾信。初授使持节、抚军将军、右金紫光禄大夫、大都督，继封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两年之内，其位望已高于梁时。周代西魏之初，庾信似有一段赋闲退居的日子，也因此而产生过田园终老的念头，但很快又被起用为司水下大夫，并预麟趾殿校书，退隐之意也逐渐泯灭。周武帝保定三年（563年），他首次离开长安出任弘农郡（今河南灵宝市北）守。大概过了一年多，复回长安任职。天和六年（571年），随北周齐王宇文宪伐齐。又过了五年，迁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司宪中大夫。建德四年（575年），六十三岁，周、陈南北通好，陈宣帝要求让庾信、王褒等回南方，周武帝唯放王克、殷不害等，庾信、王褒则惜而不遣。翌年，出为洛州（今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刺史。大象元年（579年），入为司宗中大夫，不久因疾去职。隋开皇元年（581年）下半年，卒于长安，享年六十九岁。庾信在花甲之年失去了后一次南旋故土的机会，这不能不说是他终生的遗憾。
庾信生于南方而死于北方，身历四朝（梁、魏、周、隋）十帝，其阅历与感受乃是他文学创作的源泉。与此相关联，他的文化素养和性格爱好，则直接影响到他的文学风格的形成与嬗变。关于他的文化素养，我们可以举出这样明显的几点：（1） 精通儒学。宇文逌《庾子山集》序说他“孝性自然，仁心独秀，忠为令德，言及文词”，“若乃德、圣两《礼》，韩、鲁四《诗》”，“莫不穷其枝叶，诵其篇简”，可见他受到儒家忠孝、礼义等观念的深刻影响，因而比较注重出处大节。（2） 长于史学。《周书》本传称其“博览群书，尤善《春秋左氏传》”。我们看他的诗文用典，动辄《左传》《史》《汉》，间杂晋、宋史事，说他长于史学似非虚誉。又《左传》定公十年载，鲁、齐两国国君会于夹谷（今山东莱芜东南），齐使莱人以兵劫鲁侯，孔子指责说：“裔（边远的）不谋夏（中原），夷（东夷）不乱华。”这件事表明《左传》一书中有着“夷夏之辨”的思想，这种思想打在庾信身上的烙印，从他在北方所写的诗文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3） 文重绮艳。庾信父子与徐摛、徐陵父子因诗文并称绮艳，世号“徐庾体”。庾信对此点没有进行过直接的表述，但其创作倾向已足以说明一切。其实当齐、梁之世，骈体文学发展到极致，文学批评家如沈约、刘勰、钟嵘、萧统等，无不视辞藻华美、声调对切的作品为文学正宗，又何止庾信一人如此。“绮艳”“清新”应该说是齐、梁以来风靡一时的文学现象。
关于庾信的性格，我们所知甚少，但有两方面的记载给人印象很深，一是说他娴于辞令，文思敏捷；一是说他恃才傲物，争强好胜。前者如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十二《语资》中，有数条专记庾信在外交场合的应对，真的是有礼有节，妙语连珠。难怪他不论在梁朝，还是在北朝，都是外交场上的活跃人物。后者如当年西奔江陵途中逗留江夏（今湖北武汉），遇早年好友萧韶，当时韶为郢州刺史，骄傲居大，接待十分冷淡，庾信不堪忍受，使酒骂座，践踏肴馔，在众宾客面前使萧韶大感惭耻（见《南史·梁宗室传》）。又如有人问庾信北方文士如何，他答道：“唯有韩陵山一片石（指温子升《韩陵山寺碑》）堪共语，薛道衡、卢思道少解把笔，自余驴鸣犬吠，聒耳而已。”（《朝野佥载》卷六）这种横扫一切的气势固然来自南人看不起北人的传统恶习，但也和庾信恃才傲物的性格大有关系。
在了解了庾信的生平经历、文化素养与性格特点之后，再来看他的文学作品的思想意义和艺术成就就比较清晰了。庾信在南朝的诗文留存不多，仅就《春赋》《镜赋》《奉和泛江》《奉和山池》《和咏舞》等篇来看，无非咏物写景之作，所见者既小，格调亦不免卑弱。论其思想内容，则流连歌舞，冶荡声色，这些自然无可称道。然而论其形式与技巧，则争驰新巧，颇变旧体，转拘声韵，弥尚丽靡，对于南齐“永明”文学又是一个进步。尤其是其中某些接近于唐人律诗、绝句的诗篇，在诗歌史的发展中则属于必不可少的中间环节。至于庾信这种伤于轻艳的南朝旧作在当时文坛上的地位，也是个不可轻视和忽略的问题。《周书·庾信传》说：“当时后进，竞相模范。每有一文，京都莫不传诵。”《陈书·徐陵传》说：“其文颇变旧体，缉裁巧密，多有新意。每一文出手，好事者已传写成诵。”这说明“徐庾体”赢得了当时文坛的公认，并影响到了人们创作观念的改变。
庾信的后期诗文是文学史家研究的重点，一般认为他由南入北以后，诗文多写亡国之痛和身世之悲，风格则变轻艳为苍凉，因而后期作品的文学价值远胜过前期。这种说法在整体上说来、在思想意义上说来是不错的，但若评论诗文的艺术风格，以为诗与文二者并皆后胜于前则显然不切于实际。在这个问题上我非常赞同钱锺书先生的卓见，他在《谈艺录》中说：“子山词赋，体物浏亮、缘情绮靡之作，若《春赋》《七夕赋》《灯赋》《对烛赋》《镜赋》《鸳鸯赋》，皆居南朝所为。及夫屈体魏周，赋境大变，惟《象戏》《马射》两篇，尚仍旧贯。他如《小园》《竹杖》《邛竹杖》《枯树》《伤心》诸赋，无不托物抒情，寄慨遥深，为屈子旁通之流，非复荀卿直指之遗，而穷态尽妍于《哀江南赋》。早作多事白描，晚制善运故实，明丽中出苍浑，绮缛中有流转；穷然后工，老而更成，洵非虚说。至其诗歌，则入北以来，未有新声，反失故步，大致仍归于早岁之风华靡丽，与词赋之后胜于前者，为事不同。”这段话告诉我们，评价庾信在艺术上的追求和贡献，评价庾信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能截然以南北划分界线而判其优劣的。
上文我们已谈到了庾信的诗文独步江南的情况，那么他在北方文坛又处于何种地位呢？《周书》的作者令狐德棻有如下的描述：“王褒、庾信奇才秀出，牢笼于一代。是时世宗（周明帝宇文毓）雅词云委，滕（宇文逌）、赵（宇文招）二王雕章间发，咸筑宫虚馆，有如布衣之交。由是朝廷之人，闾阎之士，莫不忘味于遗韵，眩精于末光。犹丘陵之仰嵩、岱，川流之宗溟渤也。”（《王褒庾信传论》）令狐德棻的祖父令狐整是北周大将军，德棻之生距庾信之死仅差两年，所说应属可信。既然北周朝野宗仰王、庾如嵩岱、溟渤，则表明当地文风也处在王、庾的领导之下，在当时的一场南北文化的大融合中，南方文风的影响明显占据了上风。在这种情势下，庾信赋风之变及诗风仍沿南朝余绪，二者皆不足为怪。
要完全了解一个人，还离不开对他所处的社会背景的分析。庾信在北朝的生活情景，概括起来就是《周书》本传中的两句话：“虽位望通显，常有乡关之思。”所谓“位望通显”，指北周统治者给予他的礼遇很高，他在北周又有着显赫的声名。这两点在前面介绍生平仕履与北周文坛情况时已经说到过，除此之外，在他的诗文作品中也可以找到直接的证据，如奉答赵王诸诗以及滕王为作集序之类，都可说明他在北方与昔日在南方一样过着怡荡富贵的生活。对于这样的生活，他有安之若素的一面，甚至对北周王室充满了感戴之情。如《咏雁》诗：“南思洞庭水，北想雁门关。稻粱俱可恋，飞去复飞还。”诗中流露的贪恋心理是不言而喻的。又如《谢滕王集序启》：“溟池九万里，无逾此泽之深；华山五千仞，终愧斯恩之重。”他在北方的这种心态，归结为受宠若惊并不为过。在受宠之余，他何以又“常有乡关之思”呢？粗略说来，这种“乡关之思”的思想根源出自三个方面：（1） 中原汉民族意识。例如，《拟咏怀》之七：“榆关断音信，汉使绝经过。胡笳落泪曲，羌笛断肠歌。纤腰减束素，别泪损横波。恨心终不歇，红颜无复多。枯木期填海，青山望断河。”《拟连珠》之二十三：“盖闻性灵屈折，郁抑不扬，乍感无情，或伤非类。是以嗟怨之水，特结愤泉；感哀之云，偏含愁气。”这里的“汉”“胡”之分，“非类”之说，以及“恨心”所在，“怨”“哀”所生，即是庾信汉民族意识的流露。在当时北方各民族的融合过程中，庾信的内心痛苦实际上也浸染着历史的血泪。（2） 南朝世族的门阀观念。从《哀江南赋》中缕述家族历史，强调“以世功而为族”，“用论道而当官”，“家有直道，人多全节”，可看出庾信的门阀观念十分强烈。因而一旦家国俱破，流离异域，他必然会产生出这样的感受：“惟忠且惟孝，为子复为臣。一朝人事尽，身名不足亲。吴起尝辞魏，韩非遂入秦。壮情已消歇，雄图不复申。移住华阴下，终为关外人。”（《拟咏怀》之五）对于自己出仕北朝亦会感到赧愧不已：“倏忽市朝变，苍茫人事非。避谗犹采葛，忘情遂食薇。怀愁正摇落，中心怆有违。独怜生意尽，空惊槐树衰。”（同上之二十一）（3） 江南故土之情。南北方气候不同，景物有殊，庾信四十二岁后始入北方，在自然环境上的不适应，加上亲属友人的暌隔，也会常常引起他对江南故土的怀念。所谓“秦中水黑，关上泥青”，“雪暗如沙，冰横似岸”（《哀江南赋》），“关山则风月凄怆，陇水则肝肠断绝”（《小园赋》）之类，无疑是在经过了南北方的对比之后，庾信对北方所得出的恶劣印象。至于庾信对江南故人如徐陵、周弘正、王琳、萧永等人的怀思吊念，也应该看作是这种乡土感情的一种宣泄。
总之，庾信作为一个文学家，身历四朝，中经丧乱，虽然终生未能跳出狭小的仕宦生活圈子，但毕竟社会阅历丰富，加以文学修养深厚，在艺术上孜孜以求，因而使他的作品文情并茂，华实相扶，在南北朝进入隋唐之际，蔚然成为一代文宗。综观中国文学发展史，骈文至庾信而处于鼎盛期，入唐则古文运动兴起，骈文衰微；诗歌至庾信则处于过渡期，古体渐趋律绝，入唐则律绝风行。庾信其人可谓上集六朝精华，下开唐朝风气，在文学史上是一位继往开来的历史人物。即使只就庾信晚年在诗文中写入“乡关之思”而言，与当时南北流寓的士人相比较，他也是其中值得肯定的一人。
有鉴于上述的种种认识，我们为庾信编成了这个选集，借以反映庾信的文学道路、创作特色和艺术成就。关于本书的选目，事先曾确定了五项原则：（1） 以晚年作品为主，兼收早作，这样做既符合庾信现存作品的实际情况，也可以从创作道路上反映全人；（2） 以辞赋为主，以诗歌为辅，突出庾信诸体作品中以赋为的特点；（3） 文不收墓志碑铭，诗不收郊庙歌辞，因为此类诗文虚饰板滞，缺少真实情感和文学价值；（4） 限于本书的篇幅，文以《哀江南赋》为主，诗以《拟咏怀》为主，此二篇足以代表庾作的峰巅，其余则尽量考虑题材与体裁的多样性，以避免思想内容过于重复、表现手法过于单纯；（5） 所选诗文侧重于表现庾信的文学色彩，以还其文学家的本来面目。不知这五项原则是否恰当，也不知现有的选目是否很好地贯彻了上述主观意图，但愿选者的眼光不致扭曲了庾信的真相，而造成一个新的“文人浩劫”（鲁迅《“题未定”草（六）》）。
一则因为历史久远，一则因为时过境迁，为古人的诗文作注原本就十分艰难。特别是像庾信这样的人，博览旁通，爱“掉书袋”，为之作注，其困难可以想见。好在清人吴兆宜、倪璠已笺注于前，我们可以去伪存真，再根据近年研究成果加以补充订正，融会个人见解，力求臻于完善。不论摘引旧注也好，或是汲取研究创获也好，其中也只能体现着作者独自的赏鉴水平和理解能力。在注释方法上，本书首先考察庾信以前诸书，说明本事来源，然后解析此处所指，间或串讲句子大意，务期明白透露作家用意而后已。一般性语词则不烦旁证，留待译文中予以解决。
关于本书的译文，编者深感吃力而不能讨好。这里有两层原因：一是古代诗文本不宜译成现代汉语，一是庾信的骈文简直无法与现代的任何文体对译。对于前一个问题，朱光潜先生论之甚详，他说：“诗不但不能译为外国文，而且不能译为本国文中的另一种体裁或是另一时代的语言，因为语言的音和义是随时变迁的，现代文的音节不能代替古文所需的音节，现代文的字义的联想不能代替古文的字义的联想。”（《诗论》）他举例说把《诗经》“杨柳依依”译成“杨柳还在春风中摇曳”，“只是不经济不正确的拉长，‘摇曳’只是呆板的物理，而‘依依’却带有浓厚的人情”（同上）。我体会朱先生的意思是说，直接诵读古人诗文所能产生的联想和韵味，通过现代汉语的译文是无论如何享受不到的，或者译文能给人以另外的享受，但那已不关乎古代作家的事了。对于后一个问题，我感到骈文如同诗歌，感情的表达是跳跃的，语言的使用是朦胧的，远看如雾里群峰，连绵未断；近看则谷壑交错，横绝难通。要想把全篇一气贯通，句句理顺头绪，扣紧作者的情思，难矣哉！再具体到逐个句子来说亦是如此，因为事典自身有多个侧面，使事造句又讲究变化，所以有时即使明白了本事的来源和此处的用法，也还是捉摸不透作家的立意所在。如《哀江南赋》“李陵之双凫永去，苏武之一雁空飞”二句，译文是贴近李、苏的身世遭遇来说好一些，还是切合李、苏别诗来说更好一些？又如“苏武之一雁空飞”与“苏武有秋风之别”（《小园赋》），二者的情绪有何不同，译文又如何加以区别？这些确实是让人颇感踌蹰的。我在译文方面虽然花费了几倍于题解、注释的力气，但仍认为距离“信”“达”“雅”的要求不啻十万八千里。现在的译文充其量只是注释的延长，倘能及于“信”字之门已属万幸，“达”“雅”是无从谈起的。
后，还有一点需要说明，本书所选诗文篇目的编次大抵以作品年代先后为准。鲁迅先生论及文集时曾说过：“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且介亭杂文·序言》）这个选集虽有编年而失于完整，其作用恐怕主要是“有益于揣摩文章”而已。
许逸民（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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