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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书从缘起
在党中央和国家领导人指示下诞生：
“整理古籍，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得懂，仅作标点、注释、校勘、训诂还不够，要有今译，争取做到能读报纸的人多数都能看懂。有了今译，年轻人看得懂，觉得有意思，才会有兴趣去阅读。”——陈云《整理古籍是继承祖国文化遗产的一项重要工作（1981年4月）》
这是陈云同志1981年关于整理我国古籍问题谈话中的讲话，后经中共中央书记处同意，以中央文件下发。根据该指示的要求，1983年（当时为国家*）成立了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简称古委会），古委会第YI任主任周林同志开始组织力量今译古籍， 从1985年开始，在全国高校古委会的组织领导下，经过北大、复旦、北师大、南开、南大等数十所著名高校，近两百位专家学者的努力下完成。
丛书介绍
《中华文史名著精选精译精注丛书》是属下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策划的大型古籍普及类图书，由章培恒、安平秋、马樟根三位先生任主编，组织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等全国18所大学的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任编委，在全国范围内选请学有专长的学者承担各书的译注。全民阅读版精选名人文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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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龚自珍，清代思想家、文学家及改良主义的先驱者。著有《定庵文集》，留存文章300余篇，诗词近800首，今人辑为《龚自珍全集》。著名诗作《己亥杂诗》共350首。本书精选龚自珍诗文三十四篇，逐一加以导读、译注、评析，是一本优秀的普及读物。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2020年8月出版 32开西式精装 简体横排 中华文史名著精选精译精注：全民阅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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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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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道雄，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东亚系中文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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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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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导读1
文1
乙丙之际著议第七3
乙丙之际著议第九6
明良论三12
明良论四18
尊史27
尊隐32
京师乐籍说42
捕蜮47
捕熊罴鸱鸮豺狼第二51
捕狗蝇蚂蚁蚤蚊虻第三53
说京师翠微山55
说居庸关60
海门先啬陈君祠堂碑文67
送歙吴君序75
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附：林则徐复札）79
记王隐君89
书叶机94
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100
病梅馆记108
金孺人画山水序111
书汤海秋诗集后115
录李白集118
与人笺一121
与人笺二124
与人笺五127
诗131
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
四首（选一）133
夜坐（选一）135
漫感137
咏史139
梦中作四截句（十月十三夜也）（选一）141
己亥杂诗（选四）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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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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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读
清代嘉庆、道光年间，正是统一的封建国家面临没落崩溃、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前夜，国内各种矛盾日益激化，外国资本主义扩张势力不断侵入，老迈的大清帝国被逼到了历史转折的十字路口。沉重的危机意识，促使有着国家、民族使命感的中国知识阶层诞生了代呼唤“变法”“更图”的近代改良派和启蒙思想家。龚自珍就是他们中的一位代表人物。
龚自珍（1792—1841），字尔玉，又字璱人；一名易简，字伯定；又名巩祚，号定盦；晚年又号羽琌山民，浙江仁和（今杭州市）人。他的一生，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十九岁以前，主要在家中学习经学、文学。
龚自珍出身于一个典型的世代官宦学者的家庭。他的过继祖父龚敬身、祖父龚禔身、父亲龚丽正，都是由科举入仕，在朝廷或地方上为官，而且都有文集或学术著作。母亲段驯，是著名文字学家段玉裁之女，善写诗，亦有诗集传世。龚自珍童年即在母亲的指点下诵习诗文；十二岁，跟外祖父段玉裁学《说文解字》；十六岁，读《四库提要》。在家庭良好的学习气氛熏陶下，龚自珍很早就对科名掌故、古今官制、目录学、金石学发生了兴趣，并尝试作了一些考据和研究。在文学上，少年龚自珍也显示出令人可喜的创作才华。十三岁，他应塾师之命，作《水仙花赋》；十五岁，诗集编年；十九岁开始倚声填词。“少年哀乐过于人，歌泣无端字字真。”（龚自珍《己亥杂诗》。以下凡作者诗文，不再署名）从龚自珍的自我表白里，我们可以推知这些早年之作的特色。
从十九岁到二十七岁，是龚自珍思想的发展期。
嘉庆十五年（1810），十九岁的龚自珍次参加乡试，中副榜第二十八名。二十一岁，充任武英殿校录，开始研究校勘掌故之学。同年，与外祖父段玉裁的孙女段美贞结婚。然而时仅一年，妻子就不幸病逝。在此前后，龚自珍曾两度参加乡试，均告落第。直到嘉庆二十三年（1818）他二十七岁始中举。这一段经历，使他逐步加深对社会、人生真实面的认识，并从自己的科场失意中体验到政治的黑暗与制度的腐败，由“伤时感事”（《别辛丈人文》）而产生了改革时弊的要求，先后写出《明良论》（四篇）、《乙丙之际著议》（十一篇）、《尊隐》《平均篇》等重要政论文。嘉庆二十二年（1817），他曾以文集《伫泣亭文》及诗集一册，就教于文坛耆宿王芑孙。王阅后认为他“诗中伤时之语，骂坐之言，涉目皆是”，很担心他“口不择言，动与世忤”，引来不幸，劝他“修身慎言，远罪寡过”（见张祖廉《定盦先生年谱外记》）。总的说，这一时期龚自珍在学术思想上主要接受乾嘉学派影响。他的外祖父、文字学大师段玉裁对他尤其寄予厚望。龚自珍二十一岁时编集《怀人馆词》三卷、《红禅词》（即《无著词》）二卷，段亲自为之作序，称赞他“所业诗文甚夥，间有治经史之作，风发云逝，有不可一世之概”；认为“自珍以弱冠能之，则其才之绝异，与其性情之沉逸，居可知矣”(段玉裁《经韵楼集·怀人馆词序》)。一年以后，年已七十九岁的老人又再度写信勉励他“博闻强记，多识蓄德，努力为名儒，为名臣，勿愿为名士”(段玉裁《经韵楼集·与外孙龚自珍札》)。段玉裁去世前一年，读到龚自珍的《明良论》，更是欣赏，说：“四论皆古方也，而中今病，岂必别制一新方哉？耄矣，犹见此才而死，吾不恨矣。”(见《明良论四》文末作者自记)龚自珍对外祖父的教诲一直非常感激，曾作诗称：“斯文吾述段金沙。”（《己亥杂诗》）他还在诗末特别注明，自己“平生以经说字，以字说经”，正是从跟外祖父学习《说文》开始的。不过，从龚自珍写于本时期的文章来看，他对时事政治的深切关注以及强烈的改革意识，已经不是家学和时代学风所能囿限了。
从二十八岁到五十岁去世，是龚自珍人生的第三个阶段，也是他思想的成熟期。
嘉庆二十四年（1819），二十八岁的龚自珍从著名今文经学家刘逢禄学习《春秋》公羊学。今文学派治经精神是轻古经而重时政，主张从《春秋》找微言大义，以抒发对当代政治现实的看法。这一点引起了龚自珍的浓厚兴趣。这一段的学习，无疑大大推进了他学术思想的成熟，从此他自觉地以今文经学思想为本，通过谈经论史指摘时弊，宣传变革，开创了近代“经世致用”之学。嘉庆二十五年（1820），龚自珍以举人任内阁中书职。道光九年（1829），龚自珍第六次参加会试，始中进士。殿试对策，他从政教、用人、治水、治边等方面提出自己的主张，其精神大致效法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见《己亥杂诗》第44首自注），具有鲜明的改革色彩，引起震动。随后的朝考，撰《御试安边绥远疏》，以刚刚平息不久的新疆张格尔叛乱为例，直言不讳地提出“以边安边”“足食足兵”的主张，令阅卷诸公大惊，终于借口“楷法不中程”，不列为优等(见吴昌绶《定盦先生年谱》)。因此，直到道光十五年（1835），龚自珍才由内阁中书迁宗人府主事；两年后补主客司主事，但仍旧是冷署闲曹之职。本时期，龚自珍继续撰写许多著名文章，提出一系列改革建议，如《西域置行省议》《东南罢番舶议》《阮尚书年谱序》《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古史钩沉论》等等，从不同方面表明他对现实政治日益深刻的认识。道光十九年（1839），四十八岁的龚自珍深感自己因力主革新而“动触时忌”，终于以父亲年老等借口，辞官南归。在归途中，他写出著名的大型组诗《己亥杂诗》以及著名散文《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病梅馆记》等。五十岁时（道光二十一年，1841），龚自珍暴卒于丹阳云阳书院，时为鸦片战争的第二年。
在中国近代思想家中，龚自珍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能看出时将大变的必然。梁启超说：“举国方沉酣太平，而彼辈（指龚自珍、魏源）若不胜其忧危，恒相与指天画地，规天下大计。”(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龚自珍不止一次地指出，封建国家已经到了“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衰世”（《尊隐》）。而昏庸、腐败到麻木无知的统治者们还在做着太平美梦——“秋气不惊堂内燕，夕阳还恋路旁鸦”（《逆旅题壁，次周伯恬原韵》）。龚自珍敏感地觉察到这种病态心理的可怕，从而大声疾呼：“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乙丙之际著议第七》）基于强烈的危机感和改革意识，龚自珍对封建社会的各方面作了广泛的批判，同时积极地提出不少“更法”的主张。在《明良论》《乙丙之际著议》等文章中，他深刻地揭露了朝廷官吏的因循守旧与无能、自私，从而暴露出整个统治机器的运转失灵。龚自珍认为，国家的衰败严重的莫过于人才匮乏。大批无德无能之人久居高位，以及当时选官任人论资排辈的做法，严重地压抑了人材的成长。他的《上大学士书》指出“自古及今，法无不改”，要求改革内阁制度。道光十二年，又有手陈“当世急务八条”，其中之一就是“汰冗滥”（见《己亥杂诗》第77首及自注）。他还力主改革科举考试制度，“以收真才”（《拟厘正五事书》）。晚年所作的《病梅馆记》，更曲折地表达了对个性解放的强烈愿望，显示了对封建制度扼杀人才、摧残人性的抗争。
龚自珍对民生疾苦也多有揭露。早在嘉庆二十五年，他就指出：“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西域置行省议》）其他如《己亥杂诗》“五都黍尺无人校，抢攘廛间一饱难”，反映民生凋敝；“国赋三升民一斗，屠牛那不胜栽禾”，反映赋税繁重，都能切中时弊。龚自珍还把注意力集中到封建社会里带根本性的土地问题上。在《平均篇》里，他指出土地兼并、贫富不均将会导致“丧天下”的危险局面，认为“有天下者，莫高于平之之尚也”，提出“均田”的改革方案。在后来的《农宗篇》，他又提出按宗法分田，主张“以中下齐民，不以上齐民”，建立以中小地主为基础的土地占有制。尽管这些设想未必尽善，但他能从土地问题看到造成社会动乱的基本原因，并对贫苦农民深致同情，这的确难能可贵。
对当时外国殖民主义的入侵，龚自珍表现了鲜明的爱国精神。他的《西域置行省议》的出发点之一，就是针对沙俄的侵略。对当时英国殖民者的侵略野心，龚自珍更是早有觉察。道光三年的《阮尚书年谱序》里，他明确指出“近惟英夷，实乃巨诈，拒之则叩关，狎之则蠹国”，提醒国人警惕。鸦片战争前夕，林则徐南下禁烟，龚自珍又以《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一文，向林则徐“献三种决定义，三种旁义，三种答难义，一种归墟义”，力主严禁鸦片，武装抵抗英国侵略者，同时驳斥投降派的种种谬论。
龚自珍的治学态度严谨而注重实际。这也得益于早年家学的熏染和后来对今文经学的探求。他撰写的《尊史》一文，进一步阐发前辈学者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观点，强调史官的重要，并以当代史官即历史家自任，实际上就是要使历史和现实政治（即“当今之务”）联系起来。他还不断扩大自己的研究范围。他曾以饱满的热情研究“天地东西南北之学”(吴昌绶《定盦先生年谱》)即地理学，特别致力于当代的典章制度和边疆民族地理，这些同样显示了他“经世致用”的学术特色。
不过，作为时代的先觉者，龚自珍的苦闷也是巨大的。他因思想敏锐、言论激烈，常常被守旧派视为“怪物”。而朋友亦常有不理解他的地方。他的好友，近代史上另一位著名的进步思想家魏源，就曾写信劝诫他：“近闻兄酒席谭论，尚有未能择言者，有未能择人者。夫促膝之言，与广廷异；密友之争，与酬酢异。苟不择地而施，则于明哲保身之义，深恐有失。不但德性之疵而已。承吾兄教爱，不啻手足，故率而诤之。然此事要须痛自惩创，不然结习非一日可改，酒狂非醒后所及悔也。”
《魏源集》第925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纵观龚自珍一生，科场仕途的坎坷，社会上层的排斥，周围人的不理解，所有这些，使他在不断抗争中始终无法摆脱孤独寂寞之感。在他的作品中，常常可以看到这种心境的记录：春夜伤心坐画屏，不如放眼入青冥。
一山突起丘陵妒，万籁无言帝坐灵。
塞上似腾奇女气，江东久陨少微星。
平生不蓄湘累问，唤出姮娥诗与听。
——《夜坐》
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箫心一例消。
谁分苍凉归棹后，万千哀乐集今朝。
——《己亥杂诗》怨去吹箫，狂来说剑，以至选色谈空，都是他试图摆脱苦闷的寄托——“何日冥鸿踪迹遂，美人经卷葬年华。”（《逆旅题壁，次周伯恬原韵》）龚自珍早年曾有过学佛的经历，晚年辞官后，对佛教更加笃信。不过，就在他突然去世的前几日，他还写信给友人江苏巡抚梁章钜说：“论时事，并约即日解馆来访，稍助筹笔。”(见梁章钜《师友集》卷六)这说明龚自珍始终不曾忘怀时事政治。
在文学上，龚自珍同样有引人注目的成就。他的散文，或以经术作政论，或记闻见以托深思，充分表现对当世的清醒认识和对未来的执着追求。他的《明良论》《乙丙之际著议》等文，感时代之将变，发为危言深论，使人读之，无不“若受电然”(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具有振聋发聩的力量。《尊隐》《京师乐籍说》等，则于议论中显示出抒情色彩。《捕蜮》《病梅馆记》等寓言性小品，巧于立意，极具讽刺意味。人物记如《记王隐君》《书叶机》《书金伶》等，取材于普通平民，人物性格鲜明，读来生动感人。记山水、名胜的《说京师翠微山》《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等，喜用曲笔见意，皆有独到之处。总的说，在艺术风格方面，似可看到周秦散文对龚文的影响，不过龚文的形式更自由，感情更奔放，立意新巧，辞汇丰富，句式多变，给人以诙诡谲怪、踔厉风发的印象。特别是他善于将形象描写与政论相结合，巧妙运用寓言形式或象征笔法，促成政论文、学术文的艺术化倾向，对近代“新文体”的出现，有一定影响。
龚自珍创作了许多优秀的诗篇。他的诗今存约六百多首，大多是中年以后的作品。其中《夜坐》《梦中作四截句》《咏史》《秋心三首》《西郊落花歌》，长诗《能令公少年行》《汉朝儒生行》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作。著名的《己亥杂诗》，共三百十五首，全为七言绝句，是他晚年辞官离京，一路上因事即兴而写成的。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记述旅途中的交游、见闻和感受，其中表现作者对国事的关心和对朝政的抨击；一类是对生平往事的回忆，其中对个人一生治学道路的回顾，客观上反映出当时知识界思潮暗转，由恪守乾嘉考据学走向近代改良主义的艰难历程，尤具史料价值。这两类诗有机交织，合成一部完整统一的大型组诗，既具有自传诗的特点，又可作为一部生动的旅行日记来读。龚诗艺术上的成功之处在于能将政论、抒情和艺术形象相统一。龚自珍虽然好以政论作诗，但很少流于抽象议论。丰富奇异的想象、生动有力的形象，以及清奇多彩的语言当是其成功的重要原因。像“叱起海红帘底月，四厢花影怒于潮”（《梦中作四截句》）；“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己亥杂诗》）；“如钱塘潮夜澎湃，如昆阳战晨披靡，如八万四千天女洗脸罢，齐向此地倾胭脂”（《西郊落花歌》），都是极好的例子。龚自珍在《录李白集》文曾说过：“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儒、仙、侠实三，不可以合，合之以为气，又自白始也。”其实，这也是龚自珍诗歌的特点。无怪前人说他的诗“奇境独辟”“为近代别开生面”(林昌彝《射鹰楼诗话》卷十)。
龚集传世的版本很多。初有《定盦文集》三卷、《余集》一卷、附《少作》一卷，系道光三年自刻本。《己亥杂诗》亦有道光十九年自刻本。龚去世后第二年，魏源辑《定盦文录》十二卷;又合考证、杂著、诗词十二卷为《定盦外录》《定盦文录叙》，见《魏源集》第238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均无刻本。后有《定盦文集》三卷，《续集》四卷，为同治七年吴煦刻本。宣统元年，邃汉斋校订、时中书局排印的《校订定盦全集》共十卷。1959年王佩诤校订、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的《龚自珍全集》，即参照邃汉斋校订本编例，分为十一辑。前八辑为文，九、十辑为诗，十一辑为词。本书所选原文即依据这个本子。
龚自珍生平不收门弟子，晚年作诗称：“一事平生无龁，但开风气不为师。”（《己亥杂诗》）然而正如后人所指出：“近数十年来，士大夫诵史鉴，考掌故，慷慨论天下事，其风气实定公开之。”孙文光、王世芸编《龚自珍研究资料集》第174页，黄山书社1984年版。今天，有谁能否认他在中国近代史上的这一地位呢？
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郁贤皓与王立兴两位先生曾给予精心指导与帮助，笔者谨在此深致谢意。朱邦蔚
关道雄(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东亚语言文化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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