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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暌违30年，一代学术经典荣耀回归，再现独特精神视野和探索勇气。
“新人文论”丛书作者是一批如今活跃在学术界和文化领域的著名学者与知识分子。他们以自己学术素养、独立品格及人文关怀，记录了一个时代的记忆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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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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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录在《理解与感悟》中的，是作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十几篇文学批评。包括对文学批评的意识、研究方法和研究目标的阐释，对新文学批评做了有意义的尝试。本书还收集了作者的一些作家论，包括对王蒙、刘心武、韩少功、刘绍棠、王安忆、张承志等作家作品的分析，以及对诗歌语言、技巧的探讨，都反映了作者在新时期文学批评中做出的有益尝试和深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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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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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帆，1957年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本名张帆。1975年下乡插队，1982年毕业于厦门大学，1984年研究生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1984年至福建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现为福建社会科学院院长。著作有《文学的冲突》《文学的维度》《隐蔽的成规》《敞开与囚禁》《双重视域》《问题的挑战》《文学理论新读本》《理论的紧张》《后革命的转移》《五种形象》《星空与植物》《叩访感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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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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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文学的世界
文学与情感认识论
文学批评家的艺术感受和理性思考
——兼述作家与批评家的关系
文学批评中美学观念的现实感与历史感
文学批评的有机整体意识
文学批评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目标
主观的文学批评
有关文学批评的提问
艺术分析中多重关系的考察
选择的进步
古代文论的宏观研究
思考的文学与文学的思考 ——王蒙小说论
风格：认识生活与认识自己的结晶 ——刘心武小说论
人生的解剖与历史的解剖 ——韩少功小说论
刘绍棠小说的独特风格与固定程式
王安忆小说的观察点：一个人物、一种冲突
张承志小说中的感悟
小说形式漫谈
小说技巧断想
论小说的情节模式
小说的哲理化：超越寓言模式
论诗的情景关系构成
诗与自然
诗歌语言的“意思”与“情感”
论诗的语言与散文语言的区别
诗的语言技巧：从“言不尽意”到“言外之意”
诗的技巧与自然天成的审美观念
诗的技巧与灵感
诗的技巧构成：“死法”与“活法”
后 记
再版后记：写作撬动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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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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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世界
一 文学：人与世界的一种特殊关系
文学意味着人与世界之间所缔结的一种特殊关系。这种关系显示出人类接触和了解世界的一种奇异方式，显示出世界对这种接触和了解方式所提供的奇异呈现，而且，这种关系最终还将显示出人类对于自身生活的遥远憧憬和现实选择。
人们一无所知地来到这个世界之后，那些无可避免的衣、食、住、行，使他们迅速地同周围世界发生了多种多样的关系。于是，一系列现象被赋予形形色色的意义从而打上人的印记。外在的、独立的世界围绕着人的意识熠熠生辉，生气勃勃地矗立了起来。万事万物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意义上逐渐地得到不同的解释：食品结构，纺织工业，财政贸易，政权体制，山川草木，世界大战，瘟疫病菌……然而，人类另有一种应对世界的情感态度。自远古原始人劳作之余的狂歌漫舞，直至如今人们对于某事某人或某山某水的情绪激动的体验，这种情感态度一直绵延不绝地继续着。情感态度是人的主体对于客体的一种积极活跃的反应，它的形成同人类的全部实践息息相关。人的情感态度固然也有源于动物本能的一面，可是人类的演进却不断地将理性思索这种人的本质特征渗透其中，使之同样蕴含了是非利害的洞察、判断和领会，因而成为人的意识。不过，区别于纯粹的理性思索那种超越具体的抽象分析，情感态度的反应方式更多的是忘却自身存在而倾心关注对象，步趋于对象之后亦恐、亦喜、亦恼、亦恨。这时，人们的主观精神也就在这种强烈的情感活动中不知不觉地掌握和占有了客观对象。于是，世界的另一种意义因此被揭开了：它不仅仅是人们索取生命之火的场所，同时还是人们情感自由驰骋的天地。当然，人们日常生活中这种情感经验不过是吉光片羽，时现时隐。当谋划、决策、预计、综合、剖析等等这一类精神活动出现时，情感经验总是知趣地急速退隐而去，抑制于理性思索的框架下面。一直到人们结识了一本又一本的文学著作，一直到人们被这些著作所强烈地震撼，这种情感经验才得以集中和明朗，并且终于体系化为稳定的文学审美经验。这标志着人与世界的一种异乎寻常的关系通过文学家正式确立了。
陆游有诗句云：“拔地青苍五千仞，劳渠蟠屈小诗中。”倘若加以引申，这句诗恰恰是文学家工作的写照。文学家在一系列的语言组织中，奇妙地将整个世界收集于自己作品中，从而构筑成一个歌德称之为“第二自然”的文学世界。一旦进入这个世界，人与外界之间很快消除了隔阂和对立而和解了。无可逆转的时间和难以超越的空间不再是人们的有限感官所无力克服的障碍，“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已经成为观照世界的正常方式；人的内心也不再是个永远无法窥视的秘密，人们可以洞若观火地考察雨果所谓的“心灵的皱折”。相形于外在世界，文学的世界仿佛变得善解人意和易于通融。人们无须被动地接受和处理驳杂地拥挤到面前的一切。他们认识世界的选择中有一种主动甚至从心所欲。一种情感决不会刚刚激发就被打岔得无影无踪，一个饶有趣味的人物也不会一晃即逝地消失于茫茫人海；同样，一桩扣人心弦的事件也不至于无所结局地搁浅于不了了之。无论是婚姻、爱情、谋杀、搏斗，无论是山川风光、城市生活、军事行动、宫闱秘事，这里面总有着让人贯通一致、进行到底的内在脉络。即使那些貌似杂乱无章的现代诗歌、小说、戏剧，其中也往往可能令人体察到一丝共同因素——哪怕这种因素并非作品中人物与事件的内在发展逻辑，而是作者的一种形而上的理解。与之相应，人们内心某种情感被唤醒后因之找到了一个适如其分的疏导途径，某种储藏已久的生活愿望在文学的世界中得到了形象性的寄寓，甚至——按照现代心理学家的结论——潜意识中某种涌动不已的能量也因为得到了暗示性的宣泄而使人们得到了平衡。于是，世间的万事万物通过文字在文学的世界中重新显形时，也就表明了它们已经为人们那种以情感活动为主的精神活动笼罩，从而被感知，被渗透，被把握和被体验了。这无疑是一种以审美方式出现的人对于世界的征服。质而言之，文学正是由此建立了自身的价值。
当然，人们已经足以发出这样的异议：这是一种虚假的征服。
文学的世界纯属子虚乌有，它仅仅在人们耽于幻想时方才成立。文学不过是生活中一种花瓶式的点缀，在人们的茶余饭后作为一种无伤大雅的奢侈品而存在。倘若不是将文学作为主体对于客体的“单相思”中所迸发的畸形热情，而是信赖地将它看成人对外界的正确反映和掌握，那么，这岂不是无异于将种种消愁解闷的幻相当成了世界的真实？
不错，如今人们已不再把文学视为真人实事的记录。结识谢惠敏，投书乔光朴，或者寻找陈奂生，这一切已经属于缺乏常识的幼稚；由于争执宝钗、黛玉的优劣而挥动老拳，因为气愤而向戏台上的反面演员开枪，这些光荣的笑话业已成为“古典”。将文学作为历史事实斤斤计较是不明智的，文学家的虚构权利已无可置疑。但是，虚构并非妄加杜撰。文学的虚构世界中凝结了人们真实的情感经验。毫无疑问，人与外界的相互作用过程中，人的意识里决不是静态地烙印着形形色色的印象，而是依据自身的目的对博大无比的世界作出不同的主体反应：或者理性的、分析的、推断的；或者情感的，喜、怒、哀、乐的；或者以自身功利为出发点的，或者忘却自身而全神凝注于对象本身的。这些反应在日常生活中总是混杂一片以随机应变，而很少出现纯粹的情感体验。如同自然科学时常凭借一个实验以强化事物的某些特征供人观察一样，一部杰出的文学著作往往也以集中某些富有情感意味的现象从而将零星地散落于人们生活中的情感经验加以聚敛，最终使情感的形态和特质从多种多样的主体反应中单独呈现。如果没有《红楼梦》，也许我们无法凭空叙述那种缠绵悱恻的内心委曲奥秘；如果没有《水浒传》，也许我们永远难以如此强烈地体验侠肝义胆和英豪气节。同样，如果没有托尔斯泰的一系列著作，也许我们将一直难以明确所谓“心灵辩证法”那种情感转移。而且，一些文学作品甚至跨过第一层的情感现象，力图凭借一些形象传达那种难以直述的深层的情感品质。深层的情感品质之于一般情感现象的作用，一如范畴之于逻辑思维结构中的固定功能。它像情感经验之网上的网结点一样，使具体纷杂的情感现象在更高的意义上得到归结和说明。譬如，屈原诗句云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句诗的涵义已经超越 了具体特定的追求对象而强调了这种情感中执着、主动和无畏的基本特征。因此，无论是爱情的追求、人生的奋斗抑或政治理想的向往，人们都可以依据自己的经验具体地领悟和体味这种高度凝练的诗句。此外，如“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之于孤独，“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之于忧愁，“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之于思念，无不如此。所以，文学世界的根本特征在于以虚构的内容呈示流荡于人们内心的真实情感。它的真实内容不在于具体事件、人物的确凿无疑，而在于人们对于这些具体事件、人物确凿无疑地发生的情感反应。舞台上的喜剧和悲剧可能是假的，可是剧场中的笑声与泪水难道不是真的吗？文学的世界在人们一致的情感反应中展示了精神活动的某一方面规律，也就意味着展示了人与世界的某种交流方式。这难道还是一种虚假吗？
当然，文学的世界中时时闪动着外在世界的影子。倘若两者绝缘，文学将失去唤起人们真实情感的可靠中介。因此，完全否认文学中的摹仿成分是不公平的。毫无共通因素而彻底纯粹的个人内容在文学中未必可能，因为至少文字和语言属于公共财产。可是，文学倘若因此将摹仿作为目的以求复制现实，却不能不说是个笨拙的选择。莱辛在《拉奥孔》中就已经昭示了文学在这方面的短处。在摄影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这种短处尤为明显。人们可能不会忘记，巴尔扎克在一些小说的片断中曾经孜孜不倦地力图以文字精确地映照当时的巴黎生活。可是，这些未必成功的努力毋宁说是他那过人的精力所制造的文学实验罢了。当然，许多人可能更愿意将“摹仿”解释为毫不矫饰地呈现现实中复杂的社会关系。如果承认这种文学主张至少概括了一部分文学现象，那么，我们则不能遗漏了这种补充：现实中复杂的社会关系呈现恰恰不能通过镜子式的摹仿完成。外在的客观世界中所隐含的社会关系，只能在文学家特定的艺术处理中才可能显现。文学本身所具有的一切特征——诸如文字媒介，艺术构思，或者诗歌、小说、戏剧的具体法则程式——无不造成了文学与外在世界之间的某种离异。这种离异恰恰是外在世界转化升腾为文学世界的过程。相形于林林总总、驳杂斑斓的外在世界，文学的世界之所以清晰、明快、简捷并且勾人心魄，无非是这个离异过程的处理。不过，这个过程也许未必像一些人所形容的那样：在文学家的大脑这个熔炉中，世界的渣滓沉淀了，世界的精华被提炼而出，重新铸成了一个文学的世界。大千世界是个完整的系统，其中每个现象都有自身不可抹杀的意义。我们很难保证文学所丟弃的一定不如留下的重要。人们知道，文学以外的许多学科常常收留了文学所忽略的现象，但人们并没有勇气继续说，这些学科所涉及的都不过是浮在世界表层的泡沫而已。文学世界与外在世界之间的差别，更多的是由于文学家按照自己的情感经验重新将外在世界组织了一遍，从而使文学世界中各种演变所依据的内在程式更为吻合人们的情感结构。文学家在自己的情感活动中发现了一系列现象的某种联系和一致性时，世界才向文学展示了自己的某一方面意蕴。人们的情感对于对象的把握不像理性思索的条分缕析，但却更为直接和富于整体感，而且也同样具备了一定深度。所以，文学所呈现的与其说是客观的、本质的世界，不如说是人们的情感理解中的世界。即使那些号称现实主义乃至自然主义的文学著作中，文学家一方面丝毫不苟地摹制某些场景，另一方面又不知不觉地改变事件的原有秩序而代之以主观的情感秩序。在人的生命历程中，睡觉、牙牙学语、刷牙洗脸、脉搏跳动和正常体温，这些意义重大的现象无疑具有很大分量。可是文学家却宁可关心争吵、磨难、爱情、邂逅、婚姻、死亡这些现象，而且不顾时间、空间的间隔而把它们汇集于一道。这不正是因为后者更为适合成为情感的对象，而它们的集中也更适合情感的发扬吗？所以，尽管托尔斯泰在现实主义作家中拥有巨匠的身份，但他却毫不犹豫地宣称：艺术的使命在于传达情感。
这时，我们已不能默不作声地绕过“再现”与“表现”的对立。将情感作为遨游文学世界的通行证之前，人们决不会对“摹仿说”所衍生的一系列见解置若罔闻。可是，如果不是具体地区别叙事文学和抒情文学，而是从更为基本的层次上确定文学世界的发生，那么，我们宁可否认这种对立——宁可认为再现即表现。当人与世界交流时，既然他以情感的方式摄取对象，那么，对象也就按照情感的触及方式先后有序、自近而远地呈现于意识中。这时，再现的形象无非是情感的物化模型，而情感的表现也无非实现于形象的安排，文学家一方面难以丢弃情感的中介而得到一个绝对真实的世界，另一方面也无法完全省略形象而凭空显现情感。既然文学的世界永远只能出现于人的情感与外在世界汇合的途中，那么，“再现”与“表现”这两个术语则融为一体了。当然，如果人们心目中“再现”的观念已经如此巩固因而不愿改弦更张，那么，我们可以如此地转换表述的出发点：文学世界是外在世界经过情感选择之后的再现。诚然，文学世界中由于摹仿外界所形成的认识性内容——诸如异域风光、风土人情、上层内幕、奇闻轶事等——时常显露着不凡的魅力。可是，一旦意识到世间另有许多知识未必如此引人兴趣，那么，这个结论显而易见：文学家所提供的认识性内容如果不是在某一方面同样挑动、应合和验证了人们的情感经验，则无法获得文学性的成功。
既然如此，文学家所拥有的一切才能都经历着这样的考验：充分圆满地传达生活中最为深刻的情感经验。假如“深刻”不是用于恭维的空话，那么，可以换而言之，尽力从各个方面传达当代情感。这将是衡量一个文学家伟大与否的最高和最后准则。当然，这并非意味着当代题材的时髦处理，而是体现为以深刻的当代意识理解任何题材。这无疑包含着文学家对于社会、人生和世界的重大理解。否则，人们将难以从种种日常题材中察觉深刻的时代光辉。有时，爱情可能是时代风暴的引子；有时，单单一个与神的偶像对立的“人”字就将激动人心。对于当代情感的准确传达必将对艺术形式提出独特要求。离奇曲折，惩恶扬善，无巧不成书，大团圆，这些都曾自觉不自觉地充当过文学家揣摩时代情感的程式。当文学家从一个又一个的因果事件中体验世界时，他的文学世界则可能借助情节结构而成；当文学家发现一些独特的个性深刻地包含着丰富的历史内容和人生内容时，人物在文学世界中则占据了中心位置；一旦文学家感到内心的探索比物质世界更为重要，普鲁斯特、伍尔芙和乔伊斯式的叙述应运而生；一旦文学家察觉了人在异化世界中的软弱无力，《第二十二条军规》、《城堡》、《审判》等随之出现。所以，在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意识流、黑色幽默这些大相径庭的响亮名词后面，往往不约而同地隐含着这种程式：文学家对于周围世界的感受体验——他创造了独特的文学世界以完整地包容这种情感经验——他为创造这个文学世界而动用了所有必需的艺术手段。
那些零星散落的情感体验经过文学的聚集和明朗之后，将重新有力地注入人们日常生活的经验体系，左右着人们如何看待世界和处理世界。因为有了“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因为有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人们飞舟三峡或登临泰山时的感受或注意力已经不知不觉地得到了一个指引的趋势；因为有了堂吉诃德、葛朗台、李逵、阿 Q，人们对于生活的理解、感想和评价将由于获得了围绕的轴心而更为强烈和鲜明。一个崇拜莎士比亚的人，他的重大动机中非常可能涉及哈姆雷特；一个醉心于《红楼梦》的人，他的爱情选择中未必没有贾宝玉的影子。于是，文以载道、寓教于乐成为可能，文学进入了人们生活的实践领域，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哲学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当这种情感经验无形地影响着人们在生活中的选择和创造时，这也就意味着文学的世界将在某种程度上修正人们未来生活的蓝图。
这一切解释了这样的事实：在人与世界的诸多关系中，科学技术的蓬蓬勃勃为什么却没有导致文学自惭形秽地缩小自己的地盘。
毫无疑问，科学技术正坚定地、无可抗拒地走入人类的生活。科学力图从规律的意义上解释人们所处的世界，从而把人们对于世界的认识和知识系统化。这种解释最终往往通过技术或直接或曲折地作用于人类的实践，从而决定了人类生活的趋势。人类从走出潮湿的洞穴到住入高楼大厦，从迷信巫术到信任医院，从刀耕火种到使用联合收割机，从骑坐马匹、毛驴到拥有火车、轮船、飞机 , 这一切无不应当归功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可是，当人类从更高的意义上对于自身的生活作出选择时，他们所依据的尺度却不仅仅是科学技术。科学技术作为人类应对世界的能力而存在，它不可能反客为主地成为人类的主宰。譬如，人们决不会因为自己建筑本领的进展而在所有的地方全部建起摩天大楼。这时，科学技术的意义在于为人们抵达种种目标提供了实现的途径和方式，但它却不能自动地确定目标本身。核物理既可以建造核电站也可以研制核武器，机器人既可以代替人类劳动也可以帮助人类残杀，录音机既可以用于播放音乐也可以用于做道场，指南针既可以航海也可以看风水——这些选择更多地将取决于人们的信仰和价值观念，取决于人们的社会主张、哲学思想和美学思想。一旦发现这些观念和思想时常通过情感经验的中介从而以各种形态凝结于文学世界中，那么，人们可能承认：在某种程度上，文学已经事先暗示着科学技术的存在意义；而文学和其他艺术门类所体现的按照美的规律创造的思想，甚至已经介入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正因如此，作为二十世纪科学技术产物的有声电影和电视才可能屈尊地上演十九世纪、十八世纪或者更早的文学作品。
文学作为一种关系，必然双向地联结着人与世界双方。因此，当世界在文学的眼光中旋转出深藏的一面时，人们也就相应地丰富和重新认识了自己。人类曾经穿过漫长的历史隧洞而走到今天。在这艰苦的跋涉过程中，他们既改造了世界，同时也改造了自己。这种努力使人类不断地冲出自然属性的笼罩而寻求真正的人的本质，而“人”的概念在历史进程中也因之不断地变动着自身的实际涵义。因此，古希腊哲人所谓的“认识你自己”将成为一个历久弥新的课题。然而，人对于自身的确证无法在遗世独立之中实行，而只能于占有对象之中返身观照自身，这就像一个少年时常通过恋人而发现自己心中朦胧未明的热情一样。对象的匮乏将使人们相应的某一方面能力由于无从施展而萎缩。所以，作为精神的对象化，艺术同样是人们借以展示自身的处所，人们发现自己的音乐耳朵将依赖于音乐，了解自己的色彩感觉也将依赖于绘画。同样，人类的文化与文明还不断地将他们先天所具有的动物性本能演化为社会性情感。可是，倘若没有文学以对象的方式叩击着我们的心灵大门，人们这些情感经验也许只能永远像散兵游勇似的蛰伏于内心深处。人们所接触的如果仅仅是熙熙攘攘的日常生活，那么，他很可能成为一个理性的、常识的、科学的但仍然不无片面的人。譬如：人们知道日月经天是因为天体运动，但却未必知道“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人们知道江河行地形成于地貌的差异，但却未必知道“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总而言之，人们将无法逃脱理性的力量而对世界报以情感的交流。因此，文学将以集中、积蓄和释放情感的方式担负着解放人类心灵的任务。这种解放在许多时候并不仅仅是口味的调换，而是预示了人们精神的升华。歌德、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在文学领域中摆脱了政治偏见从而成为高瞻远瞩的伟人，这已经是人们所熟知的例子。就这方面的意义而言，文学家不再是个幻相制造者，而是人类某一方面本质的寻求者；文学的世界不再是人们闲暇无聊时的精神俱乐部，而是人们认识自身的所在。于是，人们不再把文学视作一种人生避难所，相反，历史上的全部文学将因此成了人类争取某种精神自由的庞大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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