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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本书围绕一个核心问题展开：按照经济学原理，保险市场本应陷入“逆选择”螺旋而走向崩溃，但现实中保险业为何依然庞大？
这就涉及：保险与其他商品有何不同？保险公司与政府又是如何使出浑身解数……让保险市场运转，让顾客、企业和政府几方都获益的。有成功就会有失败，为什么市场上很多保险并不存在，比如离婚保险、宠物保险？为什么有时候政府要去补贴最健康、最年轻的人群？
除了经济学，你还可以了解到保险的古老历史——这两千年来各种保险诞生的有趣故事。还有政治学，比如美国政府强制所有人买保险，这样做对吗？正如美国大法官说的：如果政府能够强制民众购买保险，下一步是不是要强制购买西蓝花？
对于咱们老百姓，知道保险公司的那些招数——诱使客户自愿透露自己的信息，阻止高风险客户投保，锁定优质客户——我们就能见招拆招。
关于这本书的信息来自长江商学院的一位教授。他在海外考察时，在书店翻阅后拍给我，推荐出版。信息即商机。对保险公司也是如此，谁掌握了更精准的个人信息，谁就掌握了风险定价的主动权。信息不对称既是风险来源，也是利润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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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根据经济学原理，保险市场注定会陷入“逆选择”螺旋而崩溃，但为什么现实中保险业做得很大呢？本书将为你揭示其中的奥秘。
本书阐释了保险市场的经济学原理，讲述“保险”与其他商品的不同，用案例分析保险企业是如何促使客户透露自己的信息、阻止高风险客户投保、锁定优质客户等方法维持运转的，政府是如何确保居民有基本保险的。有成功必有失败。本书还解释了为什么很多保险不存在或者崩溃，比如离婚保险、宠物保险，有些为什么像鸡肋，比如牙科保险。
读此书，不仅能了解保险的经济学原理——信息不对称、逆选择等重要概念，还能让你在面对繁杂的保险产品时，多一点鉴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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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作者：（以色列）利兰·埃纳夫（Liran Einav），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
（美）艾米·芬克尔斯坦（Amy Finkelstein），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著有《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
（美）雷·菲斯曼（Ray Fisman），波士顿大学行为经济学教授。
译者：曹乾，东南大学医疗保险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卫生经济学与卫生政策、社会保障。译有《健康经济学》《微观经济理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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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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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市场之死
第二章 无处不在的选择性问题
第三章 保险市场两千年
第四章 定价失败
第五章 开启秘密之匣
第六章 吃你的西蓝花去吧！
第七章 你不能那样做
第八章 企业永远掌握最终主动权
后记 无处不在的逆选择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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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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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很多书籍的前言，常用的开场白套路是讲一讲作者童年时痴迷的东西、重要的成长经历或者醍醐灌顶般的顿悟时刻。但本书作为一本保险经济学读物，我们不打算这么做。我们以保险研究为职业，更像是一种偶然，而不是童年时的梦想。在抽屉的底层无意间发现了一双旧袜子，这是偶然；实现童年的梦想，是一种执着。
利兰喜欢数据，而他的朋友有很好的保险数据。很多经济学家都有自己的研究领域，比如酸奶、洗衣粉、水泥。与这些物品相比，保险的魅力更大。这就是他研究保险的初始动机。
艾米对保险的热爱，源于她的博士论文导师吉姆·波特巴，是他把艾米引入年金合同的神奇世界。尽管年金保险是她的初恋，但她最终进入了健康保险领域，原因很简单，美国的健康保险规模很大，大约占美国经济总量的五分之一。
雷以前从来没研究过保险。艾米说服了他一起写这本书。有一天共进晚餐时，艾米说写这本书是个好机会，就像投资布鲁克林大桥一样。
艾米最初雄心勃勃，她想向读者介绍她与利兰的科研发现，这是一堆充满了技术细节的东西。可惜的是，艾米错了。这本书也因此与她的最初想法相去甚远。
我们一开始打算说服雷写一本充满技术细节的保险书，但他不同意。在试图说服雷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有趣的事情。我们意识到绝大多数人认为保险就像抽屉底层那双旧袜子，原因仅仅在于他们几乎没有思考过保险。只有当他们支付家庭财产保险或汽车保险费，惊叹“竟然那么贵”时，或者当他们看到住院费用中已有一部分被保险公司支付了（或者对保险公司不支付费用感到愤怒）时，他们才意识到保险的存在。
他们没意识到他们错过了一个神奇的世界。
保险历史源远流长，保险涉及的范围也遍布各地。据谨慎估计，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保险合同可以追溯到美索不达米亚时期，也就是公元前4000年左右。保险很早就盘踞在历史上一些伟大人物的头脑中。埃德蒙·哈雷（Edmund Halley，没错，他就是哈雷彗星的发现者）精心计算出了死亡率，并以表格形式展示，表格列出了不同年龄段的人在一年内死亡的概率。这是人类最早尝试为人寿保险和年金保险的定价给出依据（很不幸，哈雷没有算对）。17世纪杰出数学家亚伯拉罕·棣莫弗的伟大贡献之一，是为保险营销员提供了这类计算的简化公式。当时计算机还未出现，计算公式无疑很有帮助。
保险在世界历史中的一些关键事件上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18世纪欧洲国家通过销售保险产品而不是发行债券，来为战争和君主的奢华生活筹集资金。但是这些国家经常搞错了保险价格，最终积累了大量债务。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妻子—玛丽·安托瓦内特，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她因为挥霍无度被处死。
一些著名的文学作品和电影都使用保险作为重要叙事手段。阿瑟·米勒的代表戏剧《推销员之死》就是这样的例子：悲剧男主角威利·洛曼，幻想通过推销商品得到名利，最终不得不面对现实，在人寿保险合同条款中找到最后的救赎—以自杀为代价换取保险公司的赔款。在另外一些杰出作品中，例如在泰勒·斯威夫特的歌曲《没有尸体，就无法定罪》（No Body，No Crime）和《辛普森一家》（The Simpson’s）中的“飞行地狱鱼的诅咒”（Curse of the Flying Hellfish）这一集中，保险也以客串角色的形式出现。
与其将保险视为每年一签的合同（当然，你没仔细完整地读过合同条款），不如考虑保险在生活的哪些场景中非常重要。这些都是带有传奇色彩的地方：生与死；财富损失和灾难避免—人类悲剧在历史或个人层面上的展开。在危险和不确定的世界中，如果保险运行良好，那么它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救赎或者生活保障。
关键的问题在于，保险通常不能做到运行良好，这也是我们写这本书的出发点。
所有保险产品都有一个特征，这个特征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保险市场充满了困惑、挫折以及阴谋。这被称为选择性问题（the problem of selection），它是本书的重点。
保险公司不仅关心卖价是多少，还关心卖给了谁。换句话说，他们在意他们选择的是什么样的客户。他们为什么关心这个？因为有些客户的保险费比其他客户高得多。
正如我们马上将要阐述的，选择说明了威利·洛曼的人寿保险合同细则为何要那么制定。选择说明了为什么埃德蒙·哈雷计算出的死亡率错得厉害。选择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法国国王出售的年金是滴答作响的金融定时炸弹—他的妻子安托瓦内特失去了脑袋，在上绞刑架时，她仍然盛装精致，头发梳得整整齐齐。选择也与现代生活密切相关：它说明了牙科保险为什么如此吝啬，说明了为什么保险公司不承保离婚大战带来的财富损失风险，也说明了为什么一只十五岁宠物狗的医疗保险费那么高。
选择性问题是猫和老鼠的博弈，保险公司尽力选择正确的客户（并且避开错误的客户），而“错误的”客户则尽力让保险公司相信他们是正确的客户。
在这场智力和信息的较量中，哪一方会胜出？这需要你阅读本书找到答案。我们在这里不会揭晓，部分原因在于，这不像拳击擂台上宣布一方获胜那般简单。
更复杂的是，保险公司和客户之间的猫与老鼠博弈，不是一场随心所欲的对抗赛。政府经常参与进来，扮演信息裁判的角色，决定客户可以保守哪些秘密以及保险公司如何获取客户的历史信息。在一些情况下，政府甚至砍掉了中间商，而由自己直接提供保险。正如你即将看到的，无论是扮演裁判还是直接提供保险，政府在一些时候可以避开选择性问题。然而，在另外一些时候，政府可能使这些问题更糟。
尽管有些王婆卖瓜的味道，我们还是要说，本书将帮助你了解世界是什么样子的以及世界其他可能的样子。我们将让你看到为什么学习选择知识，能够帮助你理解保险市场或其他市场是否符合你的利益以及社会利益。如果你曾经想知道为何保险费如此之高而补偿如此之低，或者如果你曾经思考是否在汽车保险单中增加道路救援条款，或者你为下一年度的保险计划发愁，本书都能帮助你。如果你从未想过这些问题，本书对你也会有帮助。
或许你认为世界需要改变。或许你是个未来企业家，有颠覆保险业的商业计划；或者你热爱政策，你看到政府在提供医疗保险（或其他保险）方面能够扮演另外一种角色或起更大作用。不过，我们可以告诉你，为什么很多保险创业者—他们聪明而且也有创新性的商业计划最终失败。你应该知道医疗保险是美国政治的重大议题，我们可以告诉你，为什么任何用几秒钟时间就能说清的解决方案，都是不靠谱的。我们将让你又一次看到选择性问题导致的各种艰难选择（choices）。
最后，我们希望你能够更好地理解世界上一些总是困扰你的事情，更好地理解那些你从未思考但如果你思考就会感到困惑的事情。也许我们不能让青少年相信保险很酷，但我们也许能让你认为保险比抽屉里被遗忘的袜子更有趣、更值得关注。
天价保险：众生平等，唯独十五岁腊肠犬除外
“婚姻锁”因定价过高而死亡，但更多时候，逆选择只会催生离谱高价，而不是彻底摧毁市场。我们在推特发起的“最应该推出的保险”评选中，宠物险高居第二—就在几年前，这类产品还几乎绝迹，因为人们认为市场会在信息不对称的重压下崩溃。
然而近年来，情况已经改变。如今宠物主们可以为它们购买健康保险—只不过价格太高，而且并非所有宠物都能投保（专业建议：若你决定为宠物投保，请务必仔细阅读免责条款，其中可能包含一些极其常见的疾病，这些疾病不在保险范围内）。
据行业传说，宠物保险业务始于1981年，由兽医杰克·斯蒂芬斯出于爱心而非利益驱动创立。根据这个传说，他提供宠物保险是为了帮助那些无力支付兽医账单的家庭，否则他们将被迫对他们心爱的宠物实施所谓的“经济性安乐死”。[8]
斯蒂芬斯确实独具慧眼—在他人不敢涉足之处看到了商机—如今宠物保险已成长为价值15亿美元的产业。然而，这绝不意味着他找到了解决逆选择难题的方法，逆选择在宠物保险行业仍然明显。无论我们如何喜爱宠物，目前仅有约1%—2%的宠物拥有保险保障。[9]
而且这些保险价格很高，至少在我们看来如此。以7岁腊肠犬为例：2020年宠物计划（Petplan）的每月保险费近100美元。这份保险仅报销80%的医疗费用，且年度赔付上限为15000万美元。请注意，常规护理不在承保范围内—对人类而言，这类预期中的诊疗费用通常都包含在健康保险计划内。当你的爱宠步入暮年时，逆选择问题将变得更加严峻：15岁腊肠犬的月保险费超过650美元，报销比例降至70%（没错，仍然是15000美元的年度上限，不含常规护理，还有其他各种细则条款）。[10]这意味着你每年支付近8000美元保险费，却永远不可能获得超过15000美元的赔付。
虽然我们不能断言逆选择（而不是保险公司追逐暴利）推高了宠物保险价格，但种种迹象确实令人怀疑，尤其当许多保险公司拒绝为15岁高龄的宠物狗提供新保单时。[11]这些公司想必发现，只有那些即将需要昂贵临终治疗的老年犬才会参保，而情感淡薄的主人会为其选择“经济性安乐死”。因此，承保老年犬的公司，吸引的恰恰是最高风险客户。
我们猜测，宠物保险的逆选择难题，部分源于保险公司难以预判哪些主人会不惜代价救治宠物，哪些主人对宠物情感较淡。宠物保险公司有充分理由认为，只有那些认为救治宠物和救助奶奶一样重要的人才会投保，结果导致保险价格对情感淡漠的宠物主来说“过高”。
事实证明，利兰的妻子希里特，会不惜一切代价救治他们四岁的混血犬（但利兰对宠物就没那么感性了）。当他们的宠物狗患上治疗费用高昂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后，利兰意识到妻子的决心，才考虑购买保险。可惜为时已晚，宠物狗的保险单不承担所有与已确诊疾病相关的费用。人类同样面临既存病症免责或被拒保的情况，第五章将详述逆选择如何促使保险公司设置这些限制。这些机制对人和宠物同样适用—尽管“承保对象在参保前一年有吞食异物记录者不予理赔”这种条款，只适用于宠物。[12]
离婚保险市场彻底崩溃，而宠物保险市场幸存（虽然市场很小且价格很贵）—为什么二者命运如此不同？
正如我们已看到的，答案部分在于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如果新婚夫妇和保险公司对婚姻前景都一无所知，这没问题，因为双方信息对称。如果双方对婚姻稳定性的预测基本一致，这也算信息对称，保险公司可根据特定夫妇的婚姻稳定性计算相应保费。3
即使买方比卖方知道的稍微多一些，也无大碍，这时仅会产生相应轻微的逆选择：价格虽比信息对称时高，但尚不至于引发死亡螺旋。尽管存在着逆选择，由于保险带来的心安价值，交易仍可持续。因此，尽管价格高了，很多人仍愿意续保。
我们不妨将保险市场的存续视为两股力量的博弈：一个是买方私人信息带来的破坏力，另一个是产品价值产生的维系力。前者越强，价格越可能飙升，市场越濒临崩溃；而后者越显著，即使是优质客户（低风险群体）也可能选择继续留在市场，支撑市场持续下去。
当市场本身崩溃或从一开始就未能形成时，比如离婚险或老年宠物狗保险，买方知识的压倒性力量导致任何客户价值都不足以维持市场存活。
在市场能够存续的情况下（比如针对幼犬的宠物保险），逆选择依然会留下深刻影响。它推高价格，降低保险质量。正如我们所见，宠物保险提供的保障范围远小于应有水平。保险单中充斥着各种例外条款和免责事项，更不用说保险公司设置的严苛赔付上限。这些缺陷—毫不意外—完全出自精心设计，是保险公司在保单中植入必要限制的结果：这些限制虽削弱了保险的实用性，但至少防止了市场崩溃。尽管有句老话说“杀不死你的会让你更强大”，但逆选择没有摧毁保险市场的事实，绝对不意味着让它变得更健全。
杀不死保险市场的……
若你曾经思考过牙科保险，也许你会困惑为何其保障如此之低。雷（本书作者之一）对此深有体会，毕竟他本应是全面牙科保险的最大受益者。他的牙齿状况很糟糕，数十年来都不敢啃苹果。大约十五年前，牙医就建议他拔掉下排半数牙齿，植入假牙，在理论上这能让他重新咀嚼苹果、花生糖等食物。然而牙医警告他说，拖延越久，固定牙齿的牙槽骨流失越严重，植牙手术也会变得更复杂、更昂贵（手术原来就复杂昂贵，这笔钱都够买辆低配宝马了）。
在此之前，雷从未购买过牙科保险。然而在得知诊断结果后，他立刻对雇主提供的牙科保险细则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原以为牙科保险与医疗保险类似：在年度开放参保期购买后，次年医生开出的所有治疗费都能报销。于是，他打算推迟几个月再做手术，等参保后让保险支付医疗必需的植牙费用，说不定还能用省下的钱买块金劳力士或买辆跑车。
然而雷的如意算盘有个致命缺陷：保险公司不承保植牙，也不涵盖人们想通过保险转嫁的很多其他高昂牙科治疗费用。当时雷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他查阅了学校提供的保单，发现动辄几千美元的植牙项目被明确排除在外。事实上，这个牙科计划被称为“保险”都名不副实，因为其年度赔付上限仅约1000美元，任何重大牙科治疗的大部分费用仍需投保人自掏腰包。
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答案恰恰在于像雷这样的人，他们试图钻保险市场的空子，想要从保险体系中获取的，远多于自己投入的。雷这种不太光彩（尽管可以理解）的算计—预见到需要大额牙科治疗才参保—正是导致哥伦比亚大学及其他地方牙科保险保障如此之低的原因。要想让牙科保险市场存活下去，保险公司就必须设置赔付上限，防范像雷这样的高风险投保人，他们只有在急需治疗但又可以暂时拖延一段时日时，才决定投保。
感谢经济学家玛丽卡·卡布拉尔的研究，它让我们清晰地观察到这种牙科保险的博弈行为。她获取了曾经辉煌的铝业巨头美国铝业公司（Alcoa）所有员工的牙科数据。[13]对卡布拉尔这样注重数据研究的健康经济学家来说，美铝的牙科保险计划细节简直是梦寐以求的研究素材。
美铝公司所有员工都自动参保一项基础计划，年度最高赔付额仅为1000美元。然而如果你想要获得更全面的保障，你可以通过支付额外保费将赔付上限提高到2000美元，而计划的其他条款保持不变。这一设置让卡布拉尔能够通过观察员工在每年唯一一次变更计划机会中升级至高保障计划后的牙科诊疗行为，来评估逆选择4的程度。
这些员工是否会立即选择更高成本的牙科治疗？答案显而易见：在升级保险计划后的第一个月，选择高赔付上限计划的员工，平均牙科支出激增大约60%，而且这种高支出状态持续了整整半年时间。
员工选择高额牙科治疗的类型和时机，同样耐人寻味。那些在财年尾声即将用尽或已超年度赔付额度的员工，他们在次年一月的索赔金额几乎翻倍。为什么会这样？答案在于新的一年，保险额度重置，新的年度赔付上限开始生效。年初出现的治疗费用激增，完全来自非紧急治疗项目（如牙冠和局部义齿），而紧急治疗（如根管治疗）在年初并未出现类似高峰。
事实证明，像雷这样钻空子的并非个例。只要保险合同允许，许多人在面临高额牙科治疗时，都会希望升级保险计划。由于这种行为很普遍（或者说只要有机会大家都会这么做），保险公司大多认为提供“真正”的牙科保险，根本不划算。
这种逆选择问题让当事双方都处于更糟糕的境地—那些不幸牙齿状况不佳的人，不得不独自承担可能令其倾家荡产的牙科费用，而保险公司也错失了通过管理“牙齿”风险来获利的机会。相比一个能够解决逆选择问题的理想世界来说，这无疑是双输的局面。
爱情故事：哈佛实证篇
卡布拉尔的研究让雷明白，试图钻牙科保险空子的人远不止他一个。不仅如此，她的研究直接证明，推高价格、限制牙科保险产品供给的正是逆选择，而不是管理不善或价格欺诈。相比之下，对于“婚姻锁”、“收入保障”和“薪资守护者”这类产品的失败原因，我们只能猜测了。
当然，企业经营失败的原因多种多样。虽然我们认为逆选择很可能是主因，但并不能完全确定这一点。以离婚保险为例，其不受欢迎显然与私人信息无关。新婚夫妇，普遍自信地认为自己的婚姻会高于平均水平，认定只有别人的婚姻才会以失败告终（事实上，已踏入婚姻的人都这么认为）。另外，在婚前就讨论如何处理离婚事宜，确实令人尴尬（需要承认，婚前协议的存在，表明这种观点也存在局限性）。
在本章剩余部分，我们将使用更有力的证明逆选择确为罪魁祸首的案例。接下来的案例中，我们将追踪“价格攀升→低成本客户离开（高成本客户留下）→价格进一步上涨”的恶性循环链条。这场逆选择的受害者，并非那些试图在保险初创领域捞快钱的菜鸟冤大头，而是备受尊崇的学术殿堂哈佛大学。
哈佛大学案例值得再次讲述，因为它能帮助我们准确理解，市场一方的信息优势是如何彻底摧毁这个市场的。正因为主角是大名鼎鼎的哈佛，这个案例的讽刺性或许还在于，有时候就连那些本应该明察秋毫的聪明家伙，也未能真正认识到逆选择的致命危害。另外，这个案例也验证了逆选择理论的预测能力。在加州大学（伯克利）经济学家乔治·阿克洛夫1970年开创“柠檬市场”研究的著名论文中，他曾警告过“逆选择死亡螺旋”的可能性。哈佛大学为其员工提供的一种医疗保险计划，正好成为了这一理论最生动的现实注脚。
哈佛大学这场保险设计失误的详情，是由萨拉·雷伯披露的。1990年代，她就读于哈佛大学，那时哈佛正好发起了故事中的保险计划。当校方推出当时看起来能省点资金的保险方案时，她正苦苦寻找毕业论文选题。最终，她不仅近距离见证了哈佛的“死亡螺旋”，更收获了一篇堪称经典的毕业论文。后来她与论文导师、哈佛大学教授戴维·卡特勒合作，将其发表为学术论文。[14]
在雷伯就读哈佛期间，学校正面临员工福利预算赤字。这笔赤字虽不至于伤筋动骨，毕竟哈佛坐拥不断增长的数十亿美元捐赠基金，但确实给财政带来了压力。预算短缺的罪魁祸首，是员工医疗保险成本的持续攀升—校方每年理赔金额已超出收取的保费总额。
当支出令人意外地超出收入时，最自然的反应是什么？还用说嘛，当然是提高价格。哈佛正是这么做的，然而它显然没有完全认识到逆选择的可能后果。
要理解哈佛为何做出这种调整，以及它为何最终被逆选择袭击，我们首先需要了解该校最初是如何为员工福利定价的。和许多雇主一样，哈佛为员工提供了多个医疗保险方案的选择。高保障方案对患者选择医生或医院的限制较少。自然，它的年度保费也比低保障的方案更高。
与很多雇主类似，哈佛原本也为员工承担了大部分医疗保险费用，员工仅需自付很小比例。但为了缩减开支，减少赤字，哈佛调整了政策：如果员工选择高保障保险方案，需自行承担更高费用。
在1995年改革之前，高保障方案的员工年均理赔额，比低保障方案高800美元；但对于高保障方案，员工仅需多支付280美元保费，剩下部分由校方承担。而在改革后，无论员工选择高保障还是低保障方案，哈佛都仅提供固定金额的保险补贴。结果，选择高保障方案的员工，现在必须自行承担全部800美元的费用差额，而改革前这个数字为280美元，涨了近两倍。[15]
表面上看，这项新政既符合经济效益，又比旧制度更公平。如果你想要高保障保险计划，你就要自付更多的保险费，这难道不合理吗？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如果哈佛为员工医疗保险买单，为何不能把这笔钱直接用于加薪？加薪后，那些不需要高保障保险计划的人，可把钱花在电视、度假或其他消费上。为什么要优待那些偏爱高保障计划的员工？然而，一旦考虑了逆选择的效应，新政的经济性（节约成本）如意算盘，就要落空了。
当哈佛大学提高员工参与高保障医保方案的自付费用后，选择该方案的人数随之减少。这完全符合基础经济学原理（经济学入门课程讲述的规律是真的：价格上涨，需求下降。这个结论你肯定并非第一次听说）。正如逆选择经济理论所预言的，退出高保障方案的员工群体，与愿意自付更多保费维持高保障方案的人群存在显著差异。
转投低保障保险方案的员工，往往医疗需求最低，而即使自付保费大幅上涨仍坚持高保障方案的员工，医疗需求最高。数据显示，坚持高保障保险方案的员工既往年均理赔金额，显著高于退出群体，平均年龄也比后者年长四岁—这意味着无论过往医疗支出如何，该群体未来都更可能面临高额医疗费用。
至此，你也许已能预见故事的走向。尽管员工参与高保障方案的自付保费上涨，但（人均）理赔金额也上升了。结果，哈佛大学在次年再度陷入同样的困境—历史开始重演。校方继续提高保费，却只是重复着相同的恶性循环：每一次涨价都会吓退剩余参保者中最健康、成本最低的群体，进而迫使新一轮涨价以维持收支平衡。最终，哈佛不得不终止这个高保障方案以止损。终止高保障方案，也许实现了节省资金的目的，但它显然与最初的设计初衷背道而驰。
哈佛大学这项改革的结果，验证了乔治·阿克洛夫曾预言并警告过的死亡螺旋理论。不过，为了避免对哈佛受人敬重的管理者指手画脚，我们需要指出，犯下这个错误的远不止哈佛一家。例如，加州大学系统几乎在同一时期尝试了类似的节省资金措施，结果导致高保障保险计划同样陷入了死亡螺旋—尽管提出这一理论警告的，正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家乔治·阿克洛夫！而更富有戏剧性的是，阿克洛夫一家也助推了这个死亡螺旋：当高保障保险方案的价格在1990年代末飙升时，相对健康的阿克洛夫家庭转而选择了低保障方案。不久后，校方停止提供这种高保障方案。
哈佛、伯克利等众多雇主，之所以会不自觉地陷入死亡螺旋，很可能是两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一，政策调整的初衷确实包含合理内核，即雇主试图实现更为平等（也更公平？）的医疗保险补贴分配；其二，他们似乎未能充分预见逆选择将如何一次次地扭曲其良好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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