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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从19世纪的工厂女工到今天的职场女性，透过历史看女性职业化道路
维多利亚时代，已经有部分女性从事有偿劳动补贴家用。一战后，由于男性劳动力缺失，越来越多的女性得到了外出工作的机会，但都是简单的体力劳动，薪资条件和工作环境恶劣。经过两场世界大战、一个半世纪的发展，女性从工厂走向了办公室，也在重要行业的重要岗位上承担了与男性相当的职责，却仍然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通过对英国在职母亲职业化历程的梳理，剖析女性职场困境以及种种困境的成因。
上百位在职母亲口述她们的情感和渴望，用个体经验勾勒出群体困境
历史中沉默的“半边天”——纺织女工、战时后勤人员、秘书、教师、中层管理者——开口说话。鲜活、生动甚至充满矛盾的私人化叙述中，充斥着面对工作与育儿责任时的挣扎，在需要做出抉择时，她们的诉求、期待和情感需求在社会认同和自我追求之间被撕裂，个体的经验凝聚为一个群体的呼声。
职场性别隔离、性骚扰、对怀孕妇女的歧视、职场精英与底层劳动妇女的差异……以历史镜像观照当下在职母亲的复杂处境，如果不能保驾护航，至少理解和尊重
在职场与家庭的双重挤压下，那些被消耗的健康、被牺牲的睡眠、被压抑的愧疚感，以及并不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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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从19世纪烟雾缭绕的工厂烟囱，到今日高耸闪亮的摩天大楼，麦卡锡用丰富的口述史料追溯了英国“在职母亲”这一身份的建构历程，以及其得到普遍承认的历史。
在今天，在职母亲逐渐实现了经济独立，超越家庭生活的渴望也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但是她们在职场和家庭的挤压间所付出的代价往往被有意无意地忽视，这其中的得与失只有她们自己知道。
这部开创性的历史著作不仅让我们重新评估过去，更引导我们重新审视当前对职场母亲的态度，以及这种态度从何而来。正视在职母亲的地位和价值，我们尚有漫漫长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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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海伦·麦卡锡
英国剑桥大学英国现当代史讲师，兼任圣约翰学院院士。主要著作有《在职母亲的双重困境》《世界女性：女性外交官的崛起》（Women of the World: The Rise of the FemaleDiplomat）、《英国人民与国际联盟》（The British People and the League of Nations）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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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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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第一部分 剥夺继承权（1840—1914）
第1章 面包和黄油
第2章 “邪恶的本质要素”
第3章 一仆二主
第二部分 公民身份（1914—1951）
第4章 临时的爱国者
第5章 现代母亲
第6章 后备军
第7章 把钱放进口袋
第三部分 两全其美（1951—1970）
第8章 家庭主妇的选择
第9章 回归
第10章 新移民
第四部分 缘木求鱼（1971年至今）
第11章 女超人
第12章 包办一切
结 论
致 谢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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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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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 世纪中叶开始，历史学家可以比较容易地收集社会各阶层女性的声音。这反映了英国的民主化力量——从普选和福利制度的建立，到教育机会和大众消费主义的扩张——起到了更加广泛的作用。研究20 世纪四五十年代女性就业问题的观察人士对态度与目标的问题很感兴趣，尤其是那些在建立了紧凑型小规模家庭后越来越多地返回职场的在职母亲的态度与目标。此时的英国女性似乎普遍存在一种新的观点，认为有偿工作应该是终身追求，而不是什么会被婚姻或生育打断的事情。政策的制定者和雇主都渴望了解这些不断变化的志向，以吸引女性进入不断扩大的公共事业或蓬勃发展的消费行业工作。报纸专栏作家和杂志编辑对此也兴趣浓厚，在日益普及的印刷品和广播媒体中把女性对家庭和工作不断变化的期待当成话题和素材。在职母亲成了一种文化形象，灌注了战后人们对婚姻、家庭及“富裕”英国人的各种焦虑与幻想。
这一切并不意味着，在职母亲从此不再是自诩对其生活了若指掌的专家的研究对象，但这一转变确实为她们创造了更大的空间，表达自己对工作和家庭的感受与愿望。20 世纪70 年代，第二波女权主义者强化了这一举措，将女性的自我表达与自我决定权置于其激进的政治观点核心。于是，母亲们在表述有偿工作对自己的生活有何意义时扮演了更加积极的角色，而不像一个世纪前的大部分在职母亲那样，让别人来替她们做决定。
20 世纪末，女性要想成为自己生活的主宰，不是没有代价就能实现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在职母亲之所以会被扣上“问题”的帽子，是因为当时的人们担心工资收入会让女性无法履行“种族”繁衍者的崇高职责。到了20 世纪40 年代，人们对英国出生率下降的担忧到达了白热化的程度，将女性限制在生儿育女职能上的倾向成为社会政策辩论的议题。相反，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政治家们已经很少将生儿育女视为“为国家服务”，反倒认为这是个人可以自由行使的一项选择。这无疑意味着，女性在生育抉择方面拥有了更大的自主权，却也强化了一种假设：协调工作与家庭是母亲自己要去解决的私事。由于职业结构仍旧建立在让男性持续就业的社会规范之上，儿童托管方面的选择十分有限，“选择”做在职母亲的自由，转化成了女性要面对的巨大压力。也就是说，无法做到既事业有成又家庭美满，实现不了“女超人”的理想，成了个人问题。母亲们在职场上无法与男性竞争的原因在于她们缺乏毅力，无法同时兼顾多项任务，对工作不够投入，而不是因为社会普遍不支持父母同时肩负赚钱养家与照看子女的责任。被剥夺经济继承权的家庭仍旧存在。
某些当代评论家认为，这些相互作用是“新自由主义”的产物。新自由主义是一种基于自由市场和个人主义竞争的意识形态，在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英国政坛中颇有优势。毫无疑问，玛格丽特·撒切尔及其保守党继任者推行的放松管制和福利削减政策给数百万女性造成了不利影响，其中就包括不少在职母亲。但正如本书所示，不受监管的劳动市场造成的性别不平等并不是20 世纪末独有的现象。此外，即便是在社会民主情绪高涨的20 世纪40 年代至70 年代之间，需要或愿意从事有偿工作的母亲也不曾享受过良好的福利制度，还会被男性领导的工会边缘化。战后大部分时期，工党和保守党政府都为生育服务和幼儿园教育投入了大量资金，目的是稳定家庭，而不是通过有偿工作促进女性的经济独立和职业选择。近几十年间，尽管受到来自女权主义者的持续压力，在制定承认社会对各种形式的家庭都负有责任的政策方面，英国各主要政党、工会和雇主都行动迟缓，也没有制定政策让女性摆脱对家庭的依赖。
这就引出了最后一个问题：男性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在职母亲的双重困境》讲述的是在职母亲的历史，但纵观19 世纪和20 世纪，男性在影响女性职业发展轨迹的问题上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丈夫的工资水平往往是妻子是否需要工作的关键性因素，男性的态度也会带来一定的影响。针对这个问题，有些男性在原则上持坚决反对的态度，有些则漠不关心。其他的会出于各种原因鼓励妻子外出寻找有偿工作，理由包括：他们重视额外收入；认为妻子能在家庭之外拥有自己的兴趣爱好是件好事；或者更难得的，认同伴侣和自己的职业目标拥有同样的价值。从20 世纪50 年代开始，丈夫对妻子从事某些形式的工作表示支持的情况日益普遍。这个时期的男性通常会花更多的时间待在家里，婚姻也变得越来越“和谐”。不过，这对男性作为家庭主要供养者的身份或工作模式影响十分有限。对英国的父亲们来说，终身从事全职工作仍旧是他们人生的常态。不过自20 世纪90 年代以来，从事兼职工作和弹性制工作的男性有所增加，今天仍旧如此。正如之后的章节会揭示的那样，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中，在职母亲的意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但父亲的文化意义却一直保持稳定。人们始终认为，他们应该拥有或正在寻找一份全职的有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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