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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龚育之作品时隔多年后出版，以理论家、 党史大家、党史亲历者的视角谈邓小平与他的时代，回忆编辑《邓小平文选》的过程及与邓小平的近距离接触，叙述重大历史转折、思想理论转折的关键节点。
* 以札记的笔法写党史，举重若轻，亲切而平和，娓娓道来，让人如沐春风，仿佛在聆听历史老人的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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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
邓小平论毛泽东
邓小平成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的由来
在小平同志指导下编《邓选》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
本书从上述角度叙述了邓小平经历“三起三落”，成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由来，展现了邓小平的丰功伟绩和人格魅力，对邓小平理论的形成过程及核心内容做了高屋建瓴的阐述。既有理论高度的分析，又有历史细节的真实回顾。
本书作者龚育之是党史大家，是邓小平著作的编辑者和邓小平理论的研究者，也是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过程的亲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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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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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育之（1929—2007），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共党史学家、教育家，中国科学技术哲学和相关学科的奠基人之一。历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兼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常务副主任。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科学社会主义专业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兼职教授、科学技术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是中共十五大代表，第五、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九届全国政协常委。曾参与《毛泽东选集》和《邓小平文选》的编辑工作，参与党的十一大至十六大文件的起草工作。著有《自然辩证法在中国》《党史札记》《龚育之党史论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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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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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毛泽东到邓小平
邓小平论毛泽东
时代的重托，历史的选择 ——邓小平成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的由来
业绩·思想·风范
线索和阶段 ——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地位和主要矛盾
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由来和意义
中国市场经济：目标的确立
在小平同志指导下编《邓选》 ——《解放日报》记者采访记录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与党史研究
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观点回顾党的历史
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旗帜下 ——读邓小平著作的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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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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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重托，历史的选择
——邓小平成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的由来
［1］
邓小平成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由历史形成
的。第一，这是由邓小平担任党的总书记十年（从一九五六年党的八大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的经历形成的。第二，更重要的，这是由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两次被打倒（特别是一九七六年第二次被打倒）的经历形成的。第三，最重要的，这是由一九七六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和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在推动拨乱反正，实现历史转折，开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新事业中所起的伟大历史作用形成的。
一、总书记和副帅
“文化大革命”以前，邓小平就已经显示出作为毛泽东可能的接班人之一的地位。这不单是由于他在那时的中央领导集体中属于比较年轻的成员之一（刘少奇、周恩来同毛泽东年龄相差五岁，都是十九世纪出生的人，邓小平比毛泽东年轻十一岁，是二十世纪出生的人），也不单是由于他担任着党的总书记这一关键职务，而且是由于他在实践中已经表现出治军、治国、治党的卓越才能，具备有胆识、有魄力、有度量，统揽全局、举重若轻的领袖品格。事实上当时毛泽东也多次表示过这样的意思。
一九五七年在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典礼的时候，毛主席告诉赫鲁晓夫，他准备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赫问：有人接替吗？毛主席说：“有，我们党里有几位同志，他们都不比我差，完全有条件。在我之后，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这些同志来，希望
你们对待他们和对我一样，看作朋友。”（见《缅怀毛泽东》一书）
一九五八年，中央决定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毛泽东作了批示：“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一九五九年在上海会议上，毛泽东说：政治局就是“政治设计院”，权力集中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我是主席，为正帅，邓小平是总书记，为副帅。
由此可见邓小平当时在毛泽东心目中的位置。
二、“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次被打倒
一九六六年，毛泽东发动和领导了一场被称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错误的运动持续了十年之久，给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带来极大灾难。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改变了他原来对许多事情的看法，包括对邓小平的看法。运动一开始，邓小平就同刘少奇一起，被认为是压制“文化大革命”的“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主要代表而受到猛烈的批判。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变成了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被确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不久，刘少奇就被当作“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给彻底打倒了。党内的领导骨干大都被当作“走资派”打倒了。正如邓小平自己后
来所说：“当时很多老干部受迫害，包括我在内。我是刘少奇之后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是‘统帅’，我是‘副统帅’。”从被毛泽东看作自己的副帅，到被当作“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副帅，这是邓小平一生的传奇经历“三下三上”中的第二次被打倒，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第一次被打倒。
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刘少奇进一步被诬为“叛徒、内奸、工贼”而被开除党籍，以后被迫害致死。对待邓小平，比较起来留有余地。他在报纸上受到“不指名”（用“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派”来代称）的批判，他在总书记任上的工作，从《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到《工业七十条》，到甄别平反，到支持包产到户、主张“白猫黑猫”，到反对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都遭到批判，被指责为“翻案风”“单干风”“修正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他被剥夺了一切领导职务，一九六九年召开党的九大，他已不可能参加并被排除在中央委员会之外。后来被下放到江西，在一个工厂里参加劳动。
后来在回答外宾问他“最高兴的是什么，最痛苦的是什么”时，邓小平说：“在我一生中，最高兴的是解放战争的三年。那时我们的装备很差，却都在打胜仗，这些胜利是在以弱对强、以少对多的情况下取得的。建国以后，成功的地方我都高兴。有些失误，我也有责任，因为我不是下级干部，而是领导干部，从一九五六年起我就当总书记。那时候我们中国挂七个人的像，我算是一个。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前，工作搞对的有我的份，搞错的也有我的份，不能把那时候的失误都归于毛主席。至于‘文化大革命’，那是另外一回事。我一生最痛苦的当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其实即使在那个处境，也总相信问题是能够解
决的。”
使邓小平感到最痛苦的，当然不仅是他个人的遭遇，也不仅是当时大多数干部被打倒所遭到的不幸。显然，使他深感痛苦的是中国人民的灾难，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损失。痛苦使人思索。邓小平这时不能不痛苦地思考这一切错在哪里，错误从何而来，错误怎样才能得到纠正。对“文化大革命”他不能分担责任，因为他已经不在负责的领导岗位上。但是，他也不能不痛苦地思考“文化大革命”前他应该分担责任的党的工作，哪些是搞得好的，哪些是搞得不对的，那时候的哪些错误成为导致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的前因。“总相信问题是能够解决的”， 当然不仅是相信他个人会重新工作，更重要的是相信这一切会得到改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会重新走上正确的轨道。邓小平后来多次同人谈过，“文化大革命”那件事，“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为什么我们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为什么大家意见比较一致？“这一点要归‘功’于十年‘文化大革命’，这个灾难的教训太深刻了。”“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策不行。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这样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走上了新的道路。”这些虽然是说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末的情况，但是可以想见，“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江西劳动的邓小平，不能不开始了这方面的深刻思考。
三、复出和全面整顿
一九七一年，林彪的反革命政变阴谋失败，自我爆炸。这件事情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破产。但是批林仍然是在坚持“文化大革命”的口号下进行的。周恩来在批林中对纠正“左”的错误的后果做了不少工作，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可能深入进行下去。一九七三年，在“文化大革命”积累的许多问题亟待调理的情况下，在毛泽东的指示下，邓小平被召回北京，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毛泽东批示：邓小平“没有历史问题”，“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也没有做”。
在这一年召开的党的十大上，邓小平被选为中央委员 ( 旋即被决定为政治局委员）。周恩来病重住院以后，尽管“四人帮”多方阻挠，毛泽东还是支持邓小平，批评了“四人帮”。毛泽东称赞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认为邓小平应当担任第一副总理、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一九七五年初，党的十届二中全会追认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选举他为中央副主席。这样，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邓小平担负起主持中央党政军日常工作的重任。毛泽东希望邓小平能在总体上坚持和维护“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纠正毛泽东所认为的“文化大革命”的“三分”错误，使形势好转起来。
邓小平受命于危难之际，毅然提出且大力推行全面整顿。
——他要求以毛泽东当时在不同场合提出的三项指示（学习理论、反修防修；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还是安定团结为好）为纲，实际上是要求以“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作为掌握全局和总揽各项工作的纲。
——他提出要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和对老工人、对劳动模范的政策。
——他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教育不能落后，否则会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
——针对林彪、“四人帮”搞个人崇拜，以“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为名行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之实的严重后果，他郑重提出：“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怎样宣传毛泽东思想。”“割裂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并没有解决。”
——他认为“文化大革命”积重难返，但是一定要返；他强调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关键是领导班子。他说：“现在问题相当多，要解决，没有一股劲不行。要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 “有的人怕字当头，不敢办事，不敢讲话，怕讲错了挨批。共产党员为什么怕？为什么不敢讲话？为什么不敢负责任？” “要找一些不怕打倒的人进领导班子。”
邓小平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多年的人，明知冒着再一次被打倒的危险，他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置个人利害荣辱安危于度外。邓小平全面整顿的主张、思路和纲领，得到了党内外广大群众的拥护，他不怕第二次被打倒所表现的政治魄力和党性人格力量，赢得了党内外广大群众的敬重。
四、“文化大革命”中第二次被打倒
全面整顿的进行，使“四人帮”很恐慌，他们加紧了破坏活动。毛泽东虽然支持过邓小平，但是他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于是，在一九七五年底又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认为邓小平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是还在走的“走资派”，“还是白猫黑猫”，等等。这个运动完全不得人心，受到广大群众的抵制。为了“批邓”，邓小平在主持整顿时的许多讲话和主持起草的文件被广泛印发给了群众，这样反而使邓小平的政治主张和政治勇气为更多的人所了解。邓小平因为“批邓”而在更广大范围获得了更高的政治声望。
一九七六年初周恩来逝世。清明节前后，为悼念周恩来总理，拥护邓小平主持全面整顿所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反对“四人帮”，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等地发生了群众性的抗议运动。这个运动被错误地判定为“反革命事件”。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政治局通过，任命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这是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第二次被打倒，也是他一生中第三次被打倒。
这一次被打倒，使邓小平成为全党全国政治生活中大家注目的中心人物，为他后来再一次复出并成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的主要创立者，奠定了深厚的政治基础和群众基础。
五、再次复出和拨乱反正，成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泽东主席逝世。“四人帮”加紧了阴谋活动。在叶剑英等同志的推动下，华国锋同中央政治局的多数同志一道，毅然解决了“四人帮”问题，从而为我们党和我们国家摆脱“文化大革命”的劫难，创造了必需的前提。
党内外群众热烈欢迎和拥护粉碎“四人帮”，迫切希望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希望为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平反，希望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是，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又提出“两个凡是”的方针，继续维护毛泽东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从而出现了在前进中徘徊的局面。
这样，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功过，如何科学地认识和评价毛泽东思想，成为决定我们能否从危机和徘徊中走出来，开创新的局面的关键。在全党全国人民的切盼中，邓小平把解决这个关键问题的历史重任担当起来了。
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恢复了邓小平在中央原来担任的各项职务。他是怎样解决上述关键问题的呢？在同金日成的一次谈话中，邓小平回顾过这段历史。他说：“粉碎‘四人帮’后，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同志坚持‘左’的政治路线，又提出了错误的思想路线，叫做‘两个凡是’。我说过，如果毛主席在世，他也不会承认‘两个凡是’，因为那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按照‘两个凡是’，我就不能出来工作，更不用谈别的问题了。我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九个月，即一九七七年七月才出来工作的，到那时我才能参加中央的会议。我出来以来，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从此开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当时有一些人抵制这个讨论。一九七八年六月我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了一篇话。以后我从你们那里访问回来，在东北三省沿途又讲这个思想路线问题。经过差不多一年的讨论，到一九七八年底我们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批评了‘两个凡是’，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口号，提倡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肯定了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只有解决好思想路线问题，才能提出新的正确政策，首先是工作重点的转移，还有农村政策，对外关系政策，以及相应的一整套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伟大转折意义的极重要的会议。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有过三次大转折。第一次以八七会议为标志，是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的转折。第二次以遵义会议为标志，是从王明路线造成的失败到红军长征胜利结束和打开抗日统一战线新局面的转折。因缘时会，这两次会议邓小平都列席参加了。第三次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是从“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转折。这次会议实际上是在邓小平主持下召开的。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逐步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成熟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十一届三中全会实际上形成了以邓小平为
核心的第二代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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