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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纵贯千年，完整呈现传播脉络
打破单一研究视角，以战国至民国为时间轴线，全景式记录《孙子兵法》从成书到流传的完整轨迹，还原历史原貌。
2.直面争议，解析褒贬深层逻辑
不回避历史上对孙子及兵法的排斥、贬损现象，深挖时代思潮、学术纷争、政治环境等核心动因，解答千年疑问。
3.结构清晰，考据严谨可读
分上下两卷、18章系统编排，史料扎实、论述客观，兼顾学术严谨性与大众阅读性。
4.填补空白，拓展兵学研究维度
聚焦《孙子兵法》接受史、传播史研究，弥补传统兵学重思想、轻流变的研究短板，丰富孙子兵学研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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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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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分上、下两卷，共 18 章，记录了孙子及《孙子兵法》在历史长河中沉浮的真实图像。本书以历史脉络为经，上迄战国时期，下至民国时期，系统讲述了历史上不同时期的人们是如何看待孙子及其兵法的。兵圣身后，并不是一直受人尊崇，也常受到排斥和贬损，何以有此情景，个中原因，读者都可以在书中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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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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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复兴，1944年生，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专攻兵学、史学，六十年孜孜以求，六十年笔耕不辍，合作编撰《孙子兵法辞典》，主编十卷500万字《孙子兵学大典》，撰写《曹操今论》《孙子今论》《孙子兵法详解》《孙子兵法与经济谋略》《兵行诡道一一孙子思想精义》等专著，在兵学、史学研究领域取得突出的学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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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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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序001
第一章 战国001
一、战国墨、道、儒三家责难孙子004
二、战国诸子崇尚孙子013
三、战国兵家师承孙子028
四、战国良将学用孙子之术037
五、战国拓展应用孙子初见端倪044
六、战国盛行附益孙子之风047
第二章 秦朝049
一、秦始皇倾力革新兵制051
二、秦始皇构筑国防防御体系056
三、秦始皇南北征战实践兵家大略062
四、秦始皇推行扬兵抑儒的国策065
五、陈胜、吴广农民起义军开运用孙子谋略之先河075
第三章 西汉080
一、刘邦击败项羽夺得天下081
二、西汉信黄老，尊孔孟，贬孙子088
三、外贬内尊孙子类书得到整理095
四、汉武帝勇武知兵法098
五、西汉名将喜用孙子之谋100
六、司马迁为兵家树碑立传107
七、西汉兵学著述大都带有黄老学派的思想印记111
第四章 东汉121
—、汉光武帝修文偃武影响了孙子研究应用124
二、班固《汉书》行世，增强了儒家无端鞭打孙子的力度127
三、儒家的排斥并没有阻止孙子兵学的发展133
四、东汉名将崇尚孙子137
第五章 三国152
一、三国各自强化发展军制154
二、三国绘写妙用孙子的生动画卷164
三、曹操丰富发展孙子思想的理论建树170
四、曹操《孙子注》引领了其他注家与注本183
五、其他兵书深受孙子影响185
六、三国巧用孙子之术的名将186
七、孙子对其他领域的影响195
八、多有信众赞颂者196
第六章 西晋东晋197
一、两晋战争未能助孙子兵学得到应有的发展198
二、两晋的社会风气不利于孙子兵学的繁荣203
三、两晋兵学家204
四、两晋战将211
五、两晋孙子兵学的社会影响213
六、两晋兵书传世甚少216
第七章 十六国218
一、十六国首领热衷于皇权、皇位220
二、十六国首领惯于高举倡德罚恶的旗号221
三、立国建军既承袭魏晋之制，又保留族制传统224
四、十六国首领汉化治国230
五、十六国的军事战略思想232
六、十六国的战术思想234
七、十六国的名帅名战238
第八章 南朝242
一、南朝政权的更替243
二、南朝的军制军规244
三、南朝的军事思想248
四、南朝学人重视学习宣扬孙子军事思想251
五、南朝的兵学著作255
第九章 北朝256
一、北朝政权的更替演变256
二、北朝军事改革家259
三、北朝的战争265
四、北朝的兵学著作276
第十章 隋朝277
一、隋朝的统一战争279
二、隋朝的军事改革286
三、隋炀帝的穷兵黩武290
四、隋朝的兵学著作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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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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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圣孙武子，儒圣孔夫子，文武并立，天地之道始全。二圣语境，极广极大极盛，光泽四海，传播千秋万世矣。
然而，在历史的长河里，儒圣孔夫子颇受尊崇，赴庙宇祠寺进香者，络绎不绝，香火缭绕，颂歌悠悠。比起祭祀孔夫子的盛况，祭拜孙武子的场面要冷清得多。虽有颂歌，但刺耳杂音，难绝于耳。孙武子自登上兵坛，总是有褒有贬，在荣与辱语境中沉沉浮浮。
文韬武略，本是治国安邦的两个侧面，为何兵家与儒家命运如此不同呢？简言之，乃是历代封建王朝，根据己之所需而为所致。
夏商周以降，各朝各代，无一例外地武打天下，文治天下。打天下，动刀动枪，暴力张扬，倾听兵家之理，采用兵家权谋，抬高兵家地位，那是理所当然了。春秋图霸，战国争雄，秦始皇挥师出关鲸吞六国，及以后的楚汉争权，三国鼎立……直到孙中山建立民国，无不是讲兵家之理，行兵家之谋。当夺得天下，君临四海，那就求稳怕乱，渴望久安太平，企盼千秋宏业，代代相传了，迂此世道，那就要奉儒尊儒，用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学说，鼓与呼，陶冶苍生万民之心智了。
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世道，对兵家、对儒家采取不同态度，采取不同的重视程度，那就是必所然了。用今人语则是，用则朝前，不用则朝后。此乃世之普理普景也。
在常态中有异情，普遍现象中有特例。刘邦坐稳天下后，本应养民生息，倾力恢复国力，但他与其妻子及心腹萧何等人变着法儿杀韩信，诛黥布，戮彭越，斩陈豨，有步骤地逐灭与其一同打江山的开国功臣。往年的沛县小吏为何如此残忍，如此过河拆桥？韩信服刑时道出实情，“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虽言此，但实不甘心溅血刘吕屠刀之下。“方斩，信仰天长叹，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计，乃为儿女子所诈，岂非天哉！’”（《史记·淮阴侯列传》）哪里是什么天意，是拒绝谋士蒯通“三分天下，鼎足而立”的谏策，而愚忠扶持沛县小吏的结果。临死再言后悔之语，已晚也。
此等结局，足以证明：惋惜韩信是疆场上的奇才战将，政治名利场上的侏儒矮人。智力超主，功高盖主，死于主刀之下，可悲可叹呼！
隔代的宋太祖赵匡胤是比刘邦更怕皇权得而复失的狠角色。他欺后周孤儿寡母，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窃得皇位。他当上皇帝后，也怕手下兵将如法炮制，把他废黜。为此，他开始大清洗，搞了出“杯酒释兵权”的丑剧。据《资治通鉴》载：
一日召赵普问曰：“自唐季以来数十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计长久，其道何如？”普曰：“陛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此非它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欲治之，惟稍夺其权，制其钱粮，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
时石守信、王审琦皆帝故人，各典禁卫。普数言于帝，请授以它职，帝曰：“彼等必不吾叛，卿何忧？”普曰：“臣亦不忧其叛也。然熟观数人者，皆非统御才，恐不能制伏其下。万一军伍作孽，彼亦不得自由耳。”帝悟，于是召守信等饮，酒酣，屏左右谓曰：“我非尔曹力，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艰难，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终夕未尝高枕卧也。”守信等请其故，帝曰：“是不难知，居此位者，谁不欲为之！”守信等顿首曰：“陛下何为出此言？今天下已定，谁敢复有异心！”帝曰：“卿等固然，设麾下有欲富贵者，一旦以黄袍加汝身，汝虽欲不为，其可得乎？”守信等顿首涕泣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帝曰：“人生如白驹过隙，所为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卿等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之业，多致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朕且与卿等约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皆拜谢曰：“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谓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称疾请罢。帝从之，赏赉甚厚。庚午，以石守信为天平节度使，高怀德为归德节度使，王审琦为忠正节度使，张令铎为镇宁节度使，皆罢军职。独守信兼侍卫都指挥使如故，其实兵权不在也。殿前副点检自是亦不复除云。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杯酒释兵权”一事，赵匡胤听取赵普之计，酒桌上削去开国将领军权、罢其军职，让其荣归乡里，红灯绿酒，颐养享天年。
此为，他觉得力道还不够，又在全境推行偃武修文、自废武功的蠢举。其倒行逆施的结果，使宋军将愚兵弱，失去战力，惨受辽金夏侵犯。到王朝中期，朝廷感到偃武之错，开始矫枉。又开武馆，又设武考，刊刻《武经七书》，以备快速培养行伍人才。但积重难返，扭转危局为时已晚，已无回天之力。徽钦二帝做了女真人金帝国的俘虏，赵构带领一班软骨朝臣叩首金帝，提心吊胆地偏居江南临安。
继赵匡胤后，隔代的明太祖朱元璋，也患有怕将领拥兵夺位的心病。为使朱家王朝长治久安，朱元璋强化皇权，血腥清洗功臣更有绝招。他借胡惟庸案、蓝玉案，扩大追查同党，大肆诛戮功臣；为保证封建统治秩序的稳定，他制定了《明律》和《大诰》，还特别设立锦衣卫特务机构，加强对文臣武将的监视，强化封建专制帝王的权威。
历代王朝当权者，走上第一线打压兵家是一个方面，更主要的是儒家对兵家的攻伐、诋毁和纠缠，这是常态，是普遍现象。儒教是皇家的御用教派，其言行、理论、说教无一不以封建统治王权为旨。尤其在用兵问题上，兵儒两家观点完全对立。兵家主张诡道用兵，儒家主张仁义用兵。儒家认为大抵从黄帝时代起，到春秋战国时期，在战争指导思想上，有过两次重大变革：从“仁义之兵”到“节制之兵”，从“节制之兵”到“权诈之兵”。品三战，儒家声言：
上焉者，仁义之兵也；中焉者，节制之兵也；下焉者，权诈之兵也。仁义之兵，汤武是也；节制之兵，桓文是也；权诈之兵，孙、吴是也。权诈不如节制，节制不如仁义。仁义之兵，道天地将法，五者悉备焉。节制之兵，天、地，将、法则有之，论道则不过假仁义而已矣。权诈之兵，或有因天时而取胜者，或有因地利而取胜者，将，法未尝不有焉，而道不过恩信惠爱以结人心耳。学仁义之兵不得，则为节制之兵可也；学节制之兵不得，则为权诈之兵亦可也（《唐李问对·直解》）。
儒家主张兴师旅主旨是建汤武仁义之师。四方征伐，生灵涂炭，儒家不以杀戮为过，还罩之以金光闪烁的“仁义”二字。称恶行为“善举”，岂不怪哉！但高高在上的王者，闻之，且喜，极乐也。如此给王者用兵贴金，岂不欢心？岂不受用？！
君臣心灵契合，拍手约定而行。自汉始，历朝历代儒学大家无不颂夸“仁义”征战，斥责兵家诡道用兵。
西汉建国后，以陆贾、贾谊、董仲舒、刘歆为首的大儒力图将战国以来出现的“孔氏之道微，而孙吴之术兴”（《汉书·刘歆传》）的社会风气改变，要将阴谋不详的社会局面扭转过来，著书立说，大造舆论攻势。此举动，产生了强大的舆论威力和深刻的社会影响。在这种强大舆论冲击下，连丞相陈平也自我检讨说：“我多阴谋，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废，亦已矣，终不能复起，以吾多阴祸也。”（《史记·陈丞相世家》）足见这场“革心”运动之深刻、舆论之强烈。
在信奉黄老、尊儒的政治背景下，以“兵者诡道”“兵以诈立”立言的《孙子兵法》无疑受到公开贬责，在社会上的流传是被严格限制的。
东汉承继西汉，两汉国本、国体、国策大致相同。鉴于西汉外戚篡权，王朝割据的历史教训，光武帝实行“偃武修文”政策，一门心思筹划防止拥兵作乱的方法和对策，对兴武强军少费心思，对儒家攻击、诋毁兵家之论听之任之。当时儒学大家班固《汉书》行世，更增强了无端鞭打孙子的力度。在班固看来，讲仁义、礼义的王师无敌于天下，以诡道用兵、以诈立言的孙子及弟子是祸国、縻军的祸首，甚至骂兵家“身诛戮于前而国亡于后”是应得的报应。班固用此恶毒的语言攻击、咒骂兵家，反映出西汉占统治地位的某些儒家学者对孙子其人其书贬斥的强烈态度。
两晋思想的主流是玄学。玄学以“有”“无”为主旨，以“辨名析理”为方法。后人论及这段历史现象，指出：
学者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荡为辨而贱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晋书·孝愍帝纪》）
显而易见，整个统治阶级腐败不堪，没有谁来关心国家大事，而一味地痴迷于争权夺利，或者沉浸于骄奢淫逸的生活，即便是那些清谈名士，也总是清高自傲、风流自赏，平素只晓得高谈名理，而全然不理会具体事务。
十六国时，少数民族首领拥兵割据，立国称王，无不寻求出师之正义，杀戮合天命，都是冠冕堂皇地打着为民除害，替天行道之旗号。匈奴贵族刘渊以汉代晋就是这么做的，《晋书·载记第一·刘元海》书曰：
王浚使将军祁弘率鲜卑攻邺，颖败，挟天子南奔洛阳。元海曰：“颖不用吾言，逆自奔溃，真奴才也。然吾与其有言矣，不可不救。”于是命右于陆王刘景、左独鹿王刘延年等率步骑二万，将讨鲜卑。刘宣等固谏曰：“晋为无道，奴隶御我，是以右贤王猛不胜其忿。属晋纲未弛，大事不遂，右贤涂地，单于之耻也。今司马氏父子兄弟自相鱼肉，此天厌晋德，授之于我。单于积德在躬，为晋人所服，方当兴我邦族，复呼韩邪之业，鲜卑、乌丸可以为援，奈何距之而拯仇敌！今天假手于我，不可违也。违天不祥，逆案不济；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愿单于勿疑。”元海曰：“善。当为崇冈峻阜，何能为培塿乎！夫帝王岂有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惟德所授耳。今见十余万，皆一当晋十，鼓行而摧乱晋，犹拉枯耳。上可成汉高之业，下不失为魏氏。虽然，晋人未必同我。汉有天下世长，恩德结于人心，是以昭烈崎岖于一州之地，而能抗衡于天下。吾又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不亦可乎？且可称汉，追尊后主，以怀人望。”乃迁于左国城，远人归附者数万。
司马颖败于王浚部将祁弘，挟天子直奔洛阳。刘渊碍于先前承诺“不可不救”司马颖，刘宣等人力阻，“晋为无道，奴隶御我”，应趁机“复业”。刘渊纳言称善，并用大禹、文王、汉刘邦、魏曹氏的史实证明“帝王岂有常哉”，不可计较其戎夏、华夷之别，“顾惟德所授耳”。
前秦苻坚亦效仿刘渊之论，也为苻家夺天下，寻求理论根据。《晋书·载记第十四·苻坚下·苻融》曰：
坚既有意荆、扬，时慕容垂、姚苌等常说坚以平吴封禅之事，坚谓江东可平，寝不暇旦。融每谏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穷兵极武，未有不亡。且国家，戎族也，正朔会不归人。江东难不绝如■，然天之所相，终不可灭。”坚曰：“帝王历数岂有常哉，惟德之所授耳！汝所以不如吾者，正病此不达变通大运。刘禅可非汉之遗祚，然终为中国之所并。吾将任汝以天下之事，奈何事事折吾，沮坏大谋！汝尚如此，况于众乎！”坚之将入寇也，融又切谏曰：“陛下听信鲜卑、羌虏谄谀之言，采纳良家少年利口之说，臣恐非但无成，亦大事去矣。垂、苌皆我之仇敌，思闻风尘之变，冀因之以逞其凶德。少年等皆富足子弟，希关军旅，苟说佞谄之言，以会陛下之意，不足采也。”坚弗纳。
苻坚批驳苻融，戎族非“正朔”的传统观念，责备苻融“不达变通大运”，“事事折吾，沮坏大谋”，“汝尚如此，况于众乎！”苻坚对苻融失望之甚。
南凉开国鲜卑贵族首领秃发乌孤对这些论调也是赞赏之、推行之。《晋书·载记第二十六·秃发乌孤》曰：
光又遣使署乌孤征南大将军、益州牧、左贤王。乌孤谓使者曰：“吕王昔以专征之威，遂有此州，不能以德柔达，惠安黎庶。诸子贪淫，三甥肆暴，郡县土崩，下无生赖。吾安可达天下之心，受不义之爵！帝王之起，岂有常哉！无道则灭，有德则昌。吾将顺天人之望，为天下主。”留其鼓吹羽仪，谢其使而遣之。
秃发乌孤历数吕光之过，充实反叛吕光，声称帝位无恒位，“无道则灭，有德则昌”，他做人主，合天愿。
十六国少数民族首领为夺权立国，大唱帝王无常制，失德应让位，德昌可立国，加强舆论宣传，想办法制造兵革夺权的正当性，合乎天意，顺其民意的理论根据，尽力占据道德制高点。这种舆论造势，既是对古代帝王统治的传承，也是适应当时社会斗争状况的实际选择与创新。
斗转星移到北宋，北宋儒家对孙子贬斥的强烈程度达到新高度。梅尧臣、苏洵、陈师道等人，质疑孙子其人其书；否认孙子其才其能；全盘否定孙子的诡道用兵思想；否定孙子“能将而君不御者胜”等兵理。宋儒这种有悖理性的攻讦，也是可以理解的。唯命是从是儒家的信条，是其行动的准则。要儒者接受“君命可违”的观念，犹如与虎谋皮，是根本行不通的。
南宋弃旧巢筑新庙，赵构延续赵家香火。存世百年余的南宋，乃沿袭祖宗之法，弱军御将，背离孙子经武之道，低三下四地忍受金人霸凌，严重影响了孙子兵学的运用发展。
南宋人信奉程朱理学，孙子之学不被重视。继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之后，宋学勃兴。其中影响最大的自然是兴起于北宋集成于南宋的理学。南宋孝宗所著的《原道辩》，后改名《三教论》，提出“以佛修心，以道养，以儒治世可也，又何惑焉”（《李心传》）。理学融会儒、释、道三者，结合自然科学的发展，使儒学思辨化、哲理化，并发展了儒家学说的道德伦理，成为中国帝政时代后期社会秩序意识形态的核心，士林学术思想与思维定式的规范。理学家各有所专，而共同突出一个“理”字，义理、性理、天理、唯理、穷理、心即理，等等，主要方式是以新意注经来阐释理学思想。
在这样一种言论之下，加之疑古思潮的影响，南宋儒者薛季宣、叶适、朱熹、高似孙、陈振孙等人继续发展了北宋梅尧臣、苏洵以来对孙子其人其书的怀疑、质疑、贬斥之说。史记多有记载，兵家多有批驳。
少数族裔满人行权的清代，对孙子用兵理论仍不乏非议、贬斥。康熙帝自有其武韬之长，却又儒染极浓。他以“王道”相标榜，声称《孟子》云：
仁者无敌。又云：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此是王道。与其用权谋、诈伪、无稽之言，不若行王道，则不战而敌兵自败矣。王道二字即是极妙兵法。（《清圣祖实录·四十九年九月》）
康熙第十七子允礼更为偏激，说《孙子兵法》是“天下至忍之人，言天下至忍之事”。他对秦始皇没有把兵书烧光，以致后人越来越重视《孙子兵法》感到不平，说“孙吴之书，虽毁弃之可也”（《皇清文颖·春和堂集》）。
《戊笈谈兵》的作者汪绂也主张“用兵之法，仁义为先”“节制次之”“机权为后”。他批评《孙子兵法》知机权之制胜，而不及国家之本，说它“谲而匪正，机诈悉矣”（《清圣祖实录·四十九年九月》）。汪氏虽承认孙子为兵家用奇之最，但批评其违背仁义王道，“谲而匪正，机诈悉矣”。他尤其反感孙子说伊尹、吕望为殷周反间，认为是“重诬圣人”，因此从《孙子兵法》“用间篇”中删去（《戊笈谈兵》）。
姚鼐称《孙子兵法》为“不仁人之言”（《惜抱轩文集》）。黎利宾称“（武经）七子之书，权谋智术之书也，其去圣人之道远矣”（《武经三书汇解》）。
全祖望同意宋代苏洵的意见，认为孙武破楚入郢之战是“久暴师”，他指使伍子胥复仇鞭尸，也不能看透后来“勾践复国之谋”，所以行事与“所言远甚”，并非“知兵”之人（《鲒埼亭集·孙武记》）。
在这种乌烟瘴气的学术气氛中，就是一些明断有为的思想家，也迷失自我，也随帮唱影。如魏源就说，“孙、吴之书，可行于权谲之代，非王者一统所以制四夷、堵奸宄之法”（《圣武记》）。
凡此种种对《孙子兵法》的非议，从否定其人、其书，到否定其对战争规律的认识，及至其全部的兵学理论，日益甚嚣尘上。正如名将戚继光所斥之者：“今日之毁师者，受国家勘定之寄，而能攘外安内如孙、吴者几人欤？”这种看法一语破的，不能不引人深思。
对孙子用兵之道，历代“儒骂”虽烈，但无足轻重。兵家之理，是在征战实践中得知，又在征战实践中验证其正确性，进而舍事启理，构造起兵家理论大厦，屹立于华夏文化之林。孙子思想理论的参天大树是骂不倒的，儒生，不懂战，不会战，见不得刀光剑影的厮杀，闻不得人血喷洒的气味。骂骂兵家，只是过过嘴瘾而已。
水，可疏之，不可堵之也。北宋出现一批睿智学者，如刘敝、沈括、李新、何去非、吕本中、李廌等人，他们就不是灭兵而兴儒，从他们的著作中，我们不难看出，他们力图运用儒家理论解释兵家观点，使兵家学说儒学化，例如：宋儒将兵家的“利战”诠释为儒家的“义战”；宋儒将兵家的“道胜”诠释为儒家的“政胜”；宋儒将兵家的“威力”屈人之兵诠释为“仁政”屈人之兵；宋儒将兵家的“慎战说”诠释为儒家的“避害说”。除此，还有一些人将孙子的治军思想、战术思想、育将思想进行附和、发挥、引申。我们称这批人是用儒修兵的探索者。
北宋人“以儒释兵”的举措，缓解了兵儒对立的僵局，开通了兵儒融合的通道，对后世孙子兵学的发展影响极其明显、深远。
明代的孙子学研究，延续宋代“以儒释兵”的势头，更响亮地提出“兵儒合一”“文武合一”的兵学主张。
孙子兵学研究大家刘寅编撰《武经七书直解》（下简称《直解》），极力用儒家仁义用兵理论解释兵家诡道用兵思想，进一步使兵家学说儒学化，他在《直解·自序》中说：
故仁义忠信智勇明决，兵之本也；行伍部曲有节有制，兵之用也；潜谋密运，料敌取胜，兵之机也；一徐一疾，一动一静，一予一夺，一文一武，兵之权也。不有大智，其何能谋？不有深谋，其何能将？不有良将，其何能兵？不有锐兵，其何能武？不有武备，其何能国？欲有智而多谋，善将而能兵，提兵而用武，备武而守国，舍是书何以哉？……兵者诡道，是以孙、吴之流专尚诈谋，《司马法》以下数书，论仁义节制之兵者，间亦有之，在学者推广默识，心融而意会耳。虽然，兵谋师律，儒者罕言；谲诡变诈，圣人不取。仁义节制，其犹大匠之规矩准绳乎？
刘寅为了使兵学变成儒兵学，除在《直解》中“断以经传所载先儒之奥旨”，还摘选《周易》《尚书》《诗经》《左传》《论语》《孟子》《中庸》等儒学典籍契合兵法者，编为《兵法附录》载于卷首，要求初学者阅读“武经”，必须具备相应的儒学基础。为使初学者学好兵法，刘寅专作《读兵书法》，针对阅读《武经七书》列出十六条方法，其中谈道：“兵书是战定祸乱之道，有国者不可不讲，为将者不可不学。”称之为“兵书全在道、天、地、将、法五事，虽汤武亦不难此”。“读兵书，要活泼泼地，如珠走盘中，无一定之理”“读兵书，要下手从实做工夫”“读兵法，不可易言之”“读兵书，先要识得虚实，后要会用奇正”“读兵书，要知变”“读兵书，将‘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两句细思量”“读兵书，要知‘多方以误之’之法”，如此反复地劝诫，对初学兵法者来说，都是最基本的要求。
另一位孙子研究大家赵本学，更是融合兵儒两家的高手，著有《孙子书校解引类》。如果说刘寅承继唐宋儒士“以儒释兵”卓有成效，而赵本学的理论成果则是实现了兵儒一家、兵儒合一。
赵本学视孙武为圣贤、视兵战为客观存在的事物、视兵为凶器不可妄用、视诡道为取胜之道，视权谋为仁义、为礼乐。总之，在赵本学看来，战争是人类社会的必然产物，但作为一种凶险的手段，不能随便滥用，而要遵守一定的准则；战争指导必须依靠权谋，如果不能运用权谋，就会导致作战失败，给国家造成危害；权谋作为一种手段，在军事领域的运用，如果符合天理，即等同于仁义，如果符合王法，即等同于礼乐。所以说，权谋和仁义、礼乐并不矛盾，并不相悖，完全可以统一起来。
明人秃翁李贽撰写的《孙子参同》，是研究孙子的名著。李氏在兵儒化理论上比赵本学更进一步。赵本学主张“兵儒合一”，李贽则干脆主张“文武合一”，反对文武分途。他对传统政治环境中忽视武经的价值，表示极度的不满。
惜乎儒者不以取士，以故弃之不读，遂判为两途，别为武经，右文而左武，至于今日，则左而又左，盖左之甚矣。如是而望其折冲于樽俎之间，不出户庭，不下堂阶，而制变万里之外，可得耶？（《参同·始计》）
“以儒释兵”始于宋朝，高潮形成于明代。这一对兵家学说的改良、修正举措，强化了兵家学说的儒化色彩，削弱了兵家本有的血性、进取性及战斗精神。然而，兵儒化虽有其弊，但也无形中给兵家学说罩上讲仁义、不好战、被逼无奈不得而战的美丽外表。而真正知战的将帅，在战场上，绝不会为这好名声所惑，再仿效蠢猪式的宋襄公去指挥作战，而是先敌发起冲锋，不会为仁义、为礼义，等敌方排好兵、布好阵再去冲杀。不管采取任何战法，克敌制胜是第一要务，取胜于敌，是兵家之所求也。
兵家作为诸子百家中的一个重要学派，千百年来，置身中华大地，在历史的长河中，受崇受贬，荣辱沉浮，上上下下，起起伏伏，记载着改朝换代的战争史诗，催生着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辈出，鸣奏着人类开创中华民族未来的协奏曲。所有这一切都是兵学丰富发展的个个驿站，串串履印，幅幅画卷。总之，兵学留下的历史印记，荣辱沉浮的实录，难道不是中国兵学发展的写真吗？！乃是。是为序。
邱复兴
始于周元王元年（前475），迄于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秦统一六国，其间二百五十四年，史称战国时代。
战国时期，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大诸侯国，各自为开疆拓土，扩大势力范围，相互攻战的战争极其频繁激烈。史称“七雄争霸”。
据《战国策·赵策三》载赵惠文王三十年，赵奢与田单的一段论兵对话，我们可知当时战争的状况。
田单曰：
吾非不说将军之兵法也，所以不服者，独将军之用众。用众者，使民不得耕作，粮食挽赁不可给也。此坐而自破之道也，非单之所为也。单闻之，帝王之兵，所用者不过三万，而天下服矣。今将军必负十万、二十万之众乃用之，此单之所不服也。
赵奢曰：
“君非徒不达于兵也，又不明其时势。……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而以集兵三万，距此奚难哉！今取古之为万国者，分以为战国七，能具数十万之兵，旷日持久，数岁，即君之齐已。齐以二十万之众攻荆，五年乃罢；赵以二十万之众攻中山，五年乃归。今者，齐、韩相方，两国围攻焉，岂有敢曰，‘我其以三万救是’者乎哉？今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而索以三万之众，围千丈之城，不存其一角，而野战不足用也，君将以此何之？”都平君喟然太息曰：“单不至也！”
奢、单这段对话说明，春秋时的战争与战国时的战争，其规模、其势态已经大不相同。
春秋时代的军队以“国人”（贵族的下层）为主力，乘着马车作战，人数较少，并由国君或卿大夫鸣鼓指挥，一场大战的胜负常由双方用排列的车阵作战来决定，胜负常在一二天内就见分晓。
战国时，实行以郡县为单位征兵制度，农民作为征兵主要来源，大量充实军队。再加上锋利的铁兵器的使用，特别是远射有力的“弩”的使用，已不能用车阵作战，开始以步骑兵进行战斗，广泛采用步骑兵的野战和包围战。一有战事，交战双方投入兵力几万、十几万，甚至数十万，用智用谋，攻城略地，大规模的战争，常常一战数年才见胜负。
七国争霸，各诸侯国为了用兵取胜，采用合纵连横军事外交，加强军事联盟，注重军事谋略，加强实施阴谋、离间、贿赂、游说，以及刺杀、威胁等另种战争手段，以达克敌制胜的目的。
战国时期的战争形势之复杂、智谋争斗之激烈，是中国历史所仅见的一个时期。在这种复杂多变、斗智斗谋的形势下，战争呼唤具有作战技能的将帅，战争呼唤指导作战理论的发展。
逢时的《孙子》以它特有的功能和巨大价值，备受各国君将青睐、珍爱。孙子之书，在社会需求的劲风中，广泛传播，影响日甚。于是乎，形成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孙子热”。
对于当时学习孙子之书的情况，有不少文献典籍进行了记载：
《韩非子·五蠹》：“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
《荀子·议兵》：“善用兵者，感忽悠暗，莫知其所从出，孙、吴用之，无敌于天下。”
《吕氏春秋·高义》：“阖闾之教，孙吴之兵，不能当矣。”
高诱注：“孙武也，吴王阖闾之将也。”
《尉缭子·制谈》：“有提七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吴起。有提三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武子也。”
其他如《战国策》《鹖冠子》《商君书》《孙膑兵法》《吴子》等先秦著作都曾明引暗用孙子其书或记载其事迹。
境内言兵，在齐赞孙子之书的社会氛围中，也有责难孙子之语出现。墨子、老子、孔子之信徒对孙子之学并不看重，对孙子的某些观点还持否定态度。当时的大儒荀子就批驳孙子论兵“倡诈轻仁”有违儒家理论。
自荀子始，历代责难、批驳、否定孙子者，不乏其人；拥护称赞孙子者，亦有其众。贬之者，有其理；赞之者，亦有其理。是与非，曲与直，史书多有载记。孙子受崇受贬，沉沉浮浮的历史印记，是孙子兵学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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