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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 继《宋代开封研究》后,都城史专家久保田和男积十年功力之新作 ☆ 从坊市隔离到空间共享,解码都城史的“唐宋变革” ☆ 皇权如何视觉化?君民何以成一体?揭示空间中的政治文化演变 1.从都城史角度看政治与思想的重大变革 宋代将都城定在开封,而非传统意义上的理想之都洛阳,这一抉择绝非单纯的地理位置变更,而是政治体制与思想文化的双重转型:既标志着贵族政治向君主与科举官僚共治的转变,也见证了汉唐经学向宋明新儒学的演进。 2.跳出传统范式,以空间理论打开全新视野 以往 “唐宋变革” 论的研究,多局限于都城物理形态的变迁(如坊墙坍塌),本书则突破传统视角,深入发掘都城空间的文化功能,如统治合法性论证、民心凝聚、德治彰显、国威宣示等作用。 3.理解宋代政治文化的关键切口 开封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都城,更是宋代政治文化的物质载体与象征空间。宋代皇帝通过修建供百姓瞻仰其仪容的御廊、将宫殿前区域辟为公共空间等一系列有意识的空间改造,在祭祀典礼与岁时节庆中营造出君民共处的氛围,呈现了宋代特有的“与民同乐”政治文化。 都城建筑的兴废更替,亦折射出政治文化的转向。宋真宗热衷于道观营建,显露其神秘主义政治取向;朝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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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凭借大运河带来的地理与经济优势,开封取代承载儒家礼制象征意义的洛阳而成为新都。宋都开封的确立,开启了中国都城史的新时代。 开封的规划具有明确的政治意图:在中轴线大街两侧修建御廊,供百姓瞻仰皇帝仪容;将宫城正门前的广场向民众开放,并在此举行岁时庆典;等等。这些规划使皇权以视觉化的形式在都城空间中呈现,由此塑造出的“君民一体”的空间文化,既强化了民众对政权的认同感,也为君主论证其统治合法性提供了重要依据。 开封的布局虽被后世都城继承,但其独特的空间文化构成了宋都开封独一无二的历史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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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久保田和男,早稻田大学文学研究科中国文史博士,长野工业高等专门学校文科教育学院教授。专注于中国都城史研究,著有《宋代开封研究》。 译者简介 郭万平,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浙江工商大学东方语言与哲学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日关系史、东亚海域史等。译有《纠纷与秩序:徽州文书中的明朝》《宋代开封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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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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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016
第一编 都城洛阳的终结与都城开封的成立
第一章 五代至北宋时期都城洛阳的终结——兼论中国都城史的转折点 032
第一节 五代复都制下洛阳的地位/036
第二节 “地中”开封——后周都城开封的建设/040
第三节 宋太祖迁都洛阳的意图与太宗的反对/051
第四节 北宋时期的巡幸洛阳/058
第二章 五代、北宋时期的复都制与文化都市洛阳的重生 074
第一节 后周之前的复都制/078
第二节 后周都城开封的确立与文化都市洛阳的重生/092
第三节 北宋的复都制/107
第三章 庆历新政与军事问题——范仲淹的京师防卫计划 116
第一节 祖宗兵制——聚兵京师(开封)/121
第二节 宋夏交战与军事体制的转变/127
第三节 庆历新政与军事问题——以京师防卫为中心/137
第二编 郊祀与都城空间的形成
第四章 “五代十国”与南郊亲祭——中原王朝与南方诸国的郊祀 152
第一节 五代中原王朝(后梁至后晋)的南郊亲祭/156
第二节 南方诸国的南郊亲祭/165
第三节 后周太祖的南郊亲祭与世宗的战略/170
第五章 五代宋初南郊亲祭的变迁——“三年一郊”的确立178
第一节 “五代十国”与郊祀/181
第二节 宋太祖的南郊亲祭/185
第三节 郊祀的祝祭化与“三年一郊”制度的确立/196
第六章 宋都开封公共空间(宣德门、御街、御廊)的形成212
第一节 大内正门(宣德门)与门前空间/214
第二节 御街与御廊——中轴线大街的空间构造/228
第三编 祥瑞与都城空间的展开
第七章 玉清昭应宫的建造与焚毁——兼论宋真宗至仁宗(刘太后)时期政治文化的变迁 244
第一节 真宗朝玉清昭应宫的建造与国家统合/247
第二节 玉清昭应宫的焚毁与“不再重建”的决定/260
第三节 刘太后垂帘听政时代的意义/272
第八章 作为媒介的都城空间与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五代、北宋时期政治文化的变迁 280
第一节 五代时期都城空间的关注视线——禁视景观和可视景观/282
第二节 徽宗时期的政治文化与《清明上河图》的相关问题/291
第九章 徽宗朝的转折点——从《清明上河图》到《千里江山图》和《外城之图》 316
第一节 彗星与改元/318
第二节 《清明上河图》的创作与外戚向宗回的倒台/322
第三节 瑞鹤群舞——气候变冷与祥瑞的频繁出现/329
第四节 内朝与皇帝专制体制的确立——元符皇后“暴薨”/334
第四编 都城空间信息向地方的传达
第十章 宋朝赦书向地方的传达 348
第一节 赦书传达至“天下”/352
第二节 通过布告向乡村传达赦书/364
第十一章 宋代中央信息的地方传达——以邸报和小报为中心378
第一节 都进奏院的设立/380
第二节 邸报(进奏院报状、朝报)/383
第三节 小报与邸报/399
附录 吴国金陵府与南唐西都江宁府 410
第一节 吴国与扬州(江都府)、昇州(金陵府)/412
第二节 徐知诰接受禅让与西都江宁府的营建/422
第三节 李昪之后的南唐政权与江宁府/439
终章/450
后记/472
参考文献/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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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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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序 2010年,我的第一部专著《宋代开封研究》(郭万平先生翻译)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有幸得到众多中国读者的青睐,不胜荣幸。该书旨在阐明当时中日学界共同关注的几个问题:(1)五代宋初时期,开封为何能够取代洛阳成为都城?(2)在长安城中得到严格遵守的坊市制,为何在开封不复存在?(3)王安石变法期间的积极改革,又给开封带来怎样的空间重组?为阐明以上问题,贯穿于全书的分析视角,便是聚焦于都城的军队——禁军。此前的研究多从商业经济的发展角度来论述开封,而该书则另辟蹊径,从军事制度的视角来探讨被视作“文治国家”宋朝的都城,这可能正是拙著的创见所在,至今我仍颇感自豪。为收拾唐末五代乱局,赵宋王朝力图实现军队的中央集权,为此,拥有漕运之利的开封被选为都城,禁军将士及其家属成为开封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坊墙遂逐渐被军营的壁门取代,以维持城市治安。然而,随着王安石新法对禁军的整顿,开封城中出现了大量的“废营”。为了守卫都城,开封外城的城墙得以加高,城门也被改造成配有瓮城的双重城门。到了徽宗时期,这些废营旧址则被重新开发,或建为道观,或成为蔡京等权臣的赐第。拙著《宋代开封研究》正是这样一部通过分析禁军势力消长来讲述开封城市演变的著作。 本书则是我在《宋代开封研究》出版后十年间的研究成果。本书的第一编主要以经学问题为线索,探讨自古典及汉唐时期以来一直被视作中华世界中心(“土中”)、理应建都的洛阳,为何在宋代以后不再成为都城。第二编探讨祭天仪礼在五代宋初的新发展,并揭示宋都开封的革新性。第三编主要以宋真宗、宋徽宗时期为主,考察与祥瑞相关的都城空间重组问题。第四编主要探讨通过都城发布信息以实现国家统合的体系问题,指出宋代印刷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信息共享。 本书的主题之一,在于探讨前著论述不太充分的方面,即政治权力在都城空间中的展现方式。都城与非都城的最大区别,在于是否存在皇权。中国的都城,正是作为皇权的可视化空间而营建的。为此,本书尤其重视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考察宋都:首先,将上天与皇帝(天子)的交流变得可视化的祭天仪礼空间;其次,向庶民传达皇帝意志、彰显其存在的可视化空间;第三,天降祥瑞的空间。祭天仪礼是在都城南郊举行的最高规格的国家仪典。 不同于唐朝的是,宋朝举行南郊亲祭的频率相当高(“三年一郊”)。每次举行南郊亲祭时,皇帝亲率卤簿(仪仗队),自宫城出发,沿着中轴线御道,前往郊外的天坛。在此期间,皇帝的仪容身姿会展现在都城民众(都人)面前。这便是皇帝与都人共享空间的盛大仪式。为此,宋廷对都城空间进行了有意识的改造。御街被拓宽,还为都人观瞻卤簿仪仗修建了御廊。这种御廊在宋代被称为“廊千步”,也成为后世北京千步廊的滥觞。 由此可见,皇帝与都人共享空间,是宋都空间的一大特征。都城被塑造成一个“与民同乐”的场域,这不仅体现在南郊祭天中,也体现在上元观灯、金明池争标等岁时节庆活动中。对于都城之外的宋人来说,疆域的开拓情况和都城的繁华景象,则是通过南郊祭天仪礼结束后,皇帝在宣德门前向都人宣布的大赦令及其赦书传达的。本书相关章节详细解析了《宋大诏令集》中保存下来的大赦赦书,并考察了其内容与都城空间的关系。印刷成册的赦书,被颁行至地方州县,由当地官员向民众宣读,从而将皇帝、都城与都人的形象可视化地传递出去。宋都开封的这种城市面貌与功能,之后亦在南宋临安得以再现。 同时,都城也是一座祥瑞之城。本书特别强调宋徽宗与祥瑞的密切关系。徽宗的《瑞鹤图》(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描绘了政和二年(1112)上元观灯节时,群鹤翔集于宣德门屋顶的景象。目睹此景的人们,当然并非徽宗一人。上元观灯节时,宣德门正是皇帝与都人交流的空间,二十羽瑞鹤盘旋于宣德门上空,皇帝与都人共同见证了祥瑞降临的时刻。本书亦结合都城空间理论,对创作于1106年前后的张择端《清明上河图》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它或许是一幅吉兆图(祥瑞图)的新观点。 在徽宗时期,为使皇权庄严化,艮岳、明堂、上清宝箓宫、龙德宫等建筑相继建成,开封的端门(宣德门)也按照“一门五道”的宏伟规制改建。由徽宗的审美情趣与蔡京的实务能力共同营造的都城空间,成为后世中国都城文化的典范,并为后来的都城所继承。“靖康之变”时,金国将大量的都城图籍掠往北方,这些都反映在废帝亮(海陵王)营建中都大兴府的工程中。后来,中都又被忽必烈改建为大都。可以说,一种取代了长安城(毁于唐末战乱)的新型都城文化,在宋都开封得以确立,并最终为北京所继承。 本书日文版于2023年由东京汲古书院出版,出版后不久,便收到重庆出版社的邀约,希望在中国翻译出版。曾为我的前著中文版的翻译出版费心费力的郭万平先生,于百忙之中再次慨然应允,担当翻译重任,我的感激之情难以言表。此外,今年也恰逢我从工作多年的长野工业高等专门学校退休。值此人生的重要时间节点,本书得以在中国付梓,实乃欣喜之事。 是为序。 久保田和男 2025年10月5日于日本长野
据穴泽彰子研究,唐中宗以后,唐朝统治者开始在民众可以看到的、与街区相接的门楼上举办国家庆典活动(如大酺、观灯)。特别是在玄宗朝,兴庆宫的勤政务本楼作为活动舞台,发挥了重要作用。勤政务本楼前的东西走向大街宽约一百二十米,宽阔的尺度使其呈现出广场风格的面貌。有人认为,这是因为唐朝皇帝在军事上处于劣势而显得威信不足,所以需要打造让民众看到后能产生一体感的首都风貌。 如本文开篇所述,与唐朝前半期仅由统治阶级参加的国家仪礼不同,北宋皇帝为了让所有都人感受到一体感,开始推行祝祭化、世俗化的新型仪礼。为此,北宋皇帝在开封宣德门前举行端门肆赦、上元观灯等大型聚集性活动。皇帝登临临街的宣德门楼,与聚集的都人一起庆祝。史书中亦有“军民数万,会于宣德门”的政治集会记载。宣德门前,宽达两百步的御街与东西向通衢呈“T”字形交叉。笔者认为,这样的空间为举办上述活动提供了场地。 “赐酺”指天子设宴招待庶民,这一传统可追溯至秦代。秦始皇严禁民间举行宴会,作为替代,他亲自宴请庶民。 宋太宗曾于宫城正门前重现唐代赐酺的盛况:“(雍熙)元年十二月乙酉,诏赐大酺三日。二十一日丙申,御丹凤楼观酺,召侍臣赐饮,自楼前至朱雀门张乐,召耆老列坐楼下,赐酒食。” 在此次活动中,太宗自丹凤门(后称宣德门)出宫,沿着从丹凤门到朱雀门的御街观酺。 后来,真宗朝也多次举行“赐酺”,学界普遍认为,此类活动与真宗朝以天书下降、泰山封禅等为代表的独特政治文化相关。此后,宋朝再未举行过“赐酺”。 北宋统治者在宣德门前举行的庆典活动,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正月十五日前后开始、持续五天的上元观灯。这一时期的上元观灯已不仅是民间活动,更是由国家主导的盛大的官方活动。唐代皇帝(尤其唐睿宗),常从宫外大街对面的门楼(安福门、延喜门)移驾出城。按宋代开封城管理制度,深夜至凌晨时段通常会禁止都人外出。当然,在夜间,内城的城门也是关闭的。但是,在上元观灯的五天里,朝廷会解除宵禁,允许都人夜间在城中自由行走。宣德楼的正对面矗立着开封城最重要的彩山景观,于前一年冬至建成,据说站在御廊里的都人皆可看见。皇帝登临宣德门楼,亲览都人会聚、人声鼎沸的热闹场景。例如,范祖禹的《进故事》中有如下记载:
太宗至道元年正月望夜,御乾元楼观灯。召司空致仕李昉,赐坐于御榻之侧,慰抚良久。酌御樽酒饮之,自取果饵以赐。上观京师繁盛,亲指前朝坊巷省寺之所,今拓为通衢长廊,因曰:“晋高祖优柔无断,稔成奸恶。少主昏蒙,卒至亡灭。洎至汉朝,其政愈乱,致苏逢吉、史弘肇辈,互相猜贰,李崧之族,枉陷涂炭。是时京城人情仓皇,殆无生意,岂暇营缮都邑乎?”昉对曰:“晋汉之事,老臣备经。今陛下恭勤治道,听政无倦,是致四海清晏,辇毂繁盛。”上曰:“勤政忧民,帝王常事耳。朕不以繁华为乐,盖以民安为乐。”
太宗曾在乾元门(当时宣德门的名称)观灯,并与五代旧臣李昉谈话。李昉在称颂太宗治绩时,特别提到他们所看到的都城的繁荣景象。对此,太宗在回应中强调了优先考虑民众生活安定这一政治姿态。 嘉祐七年(1062)正月二十八日,司马光在奏疏中写道:
臣窃闻今月十八日圣驾御宣德门,召诸色艺人,各进技艺,赐与银绢。内有妇人相扑者,亦被赏赉。臣愚窃以宣德门者,国家之象魏,所以垂宪度、布号令也。今上有天子之尊,下有万民之众,后妃侍旁,命妇纵观,而使妇人裸戏于前,殆非所以隆礼法、示四方也。
由上引奏疏可知,仁宗在上元观灯后还举办了一项活动,即正月十八日,艺人们在宣德门前进行表演,其中甚至包括女相扑艺人,她们同其他艺人一样也会获得皇帝的赏赐。可见这项活动的规模相当大。仁宗携后宫女性登临宣德门楼,与聚集在楼下的“万民”相见。这再次证实了宣德门前的“广场”作为公共空间极为开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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