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推薦：
《
平庸之恶 译文经典
》
售價：NT$
360
《
建安二十五年：汉朝的梦魇
》
售價：NT$
265
《
淮左文枢：《四库全书》与扬州文汇阁 精装单册 广陵书社
》
售價：NT$
466
《
西方管弦乐技法与风格的变迁-从巴洛克到后期浪漫主义管弦乐技法探析
》
售價：NT$
843
《
渤海小吏百战系列精装珍藏版（全七册）秦汉奠基+强汉开疆+三国争霸+两晋悲歌+南北归一+大唐气象+唐宋
》
售價：NT$
7939
《
文学纪念碑 文学大逃亡 走出纳粹阴霾的阿伦特、本雅明、亨利希·曼再陷绝境，如何逃出欧洲
》
售價：NT$
419
《
邸报：清代政府的信息公开与安全（从邸报出发，重释清代官方信息传播的历史逻辑。）
》
售價：NT$
360
《
伪装：自然界隐蔽的生存密码（DK前总编力作，近200张高清自然摄影，精心遴选100种神奇动物，系统化
》
售價：NT$
678
|
| 編輯推薦： |
在“女权主义”尚未成为中文网络热词之前，在理论译介与本土实践仍是一片朦胧地带之时，王政老师就写下了这本书。它不是对时代情绪的迎合，而是一场早早开始的、清醒而艰苦的奠基。作为中国最早一批系统研究并引介西方女权运动与理论的学者，王政老师的写作本身，便是中国当代性别思想史的一个珍贵注脚。《女性的崛起》因此不仅是一部关于美国女权主义历史的著作，更是一份记录中国知识界如何初步接触、辨析并试图内化“女权主义/女性主义”这一复杂概念的原始档案。
本书试图立足于一种至关重要的立场：一种从零开始的中国视角，尝试批判性地反思借鉴，与全球女权主义对话，并坚定地发出自己方法论的声音。在理论的全球旅行中，找回批判的自主性。
如何在拥抱“女性解放”这一普遍命题的同时，警惕其背后可能潜藏的西方中心主义叙事？如何在本土的社会结构与伦理脉络中，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性别正义语言？当运动浪潮席卷而来，我们如何分辨何为道路的方向，何为历史的杂音？
本书不是将美国女权运动奉为必须效仿的样板，也不是陷入简单的意识形态拒斥，而是将其还原为一段充满内部矛盾、历史偶然与文化特殊性的可借鉴历史，为其提供一种严谨的、历史的、比较的思考
|
| 內容簡介： |
本书是一部深入解读20世纪美国女权运动发展与演变的权威著作。在书中，王政教授系统梳理了美国女权主义思潮的源起、分裂与演变，清晰地呈现了美国女性在政治、法律、就业、教育及身体自主权等领域中争取平等的壮阔历程。
透过书中对关键事件与流派论争的深入解读，那些曾经发生的社会事件成为一个个生动的窗口，读者可以借此深入当时的美国社会，了解不同女性的真实困境与生活方式，洞察女权运动如何与不同时期的政治与文化深度互动，最终以水滴石穿之力深刻重塑了社会结构与性别观念，改变了女性生存于其中的世界。
|
| 關於作者： |
|
王政，1952年出生于上海，77级大学生，毕业后留校任上海师范大学外语系教师，1985年赴美留学，获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校区历史系美国史硕士学位与中国近现代史博士学位。现为美国密西根大学妇女与社会性别学/历史学荣休教授。英文专著中译本有《五四女性：现代中国女权主义先行者》《寻找国家中的妇女：社会主义体制中的国家女权主义，1949—1964》。中文专著有《越界：跨文化女权实践》，以及合作编辑的多册译文集和论文集，包括《社会性别研究选译》《男性研究》《女权主义在中国的翻译历程》《百年中国女权思潮研究》《中国妇女史读本》《性别与视觉：百年中国影像研究》等。
|
| 目錄：
|
再版序言
初版序言
前言
第一章 当代美国女权运动的历史渊源
第二章 当代美国女权运动的社会背景
第三章 当代美国女权运动的起源
第四章 一场独立的、多样化的妇女运动（上）
第五章 一场独立的、多样化的妇女运动（下）
第六章 持续发展的美国女权主义
后 记
|
| 內容試閱：
|
再版序言
拙作出版近 30 年后，我接到了后浪出版公司的再版邀请。很高兴这本关于 20 世纪美国女权运动的简史依然有读者感兴趣。鉴于第一版完稿于 90 年代初期，手稿是誊抄于格子稿纸上的，当时既无电子通信手段，又无电子排版，我也没有机会审校样稿，故书中文字错误较多，注释也有不符合今日学术规范之处，所以我很欣慰能借再版之机对原作进行勘误修订。
21 世纪美国出版的几种讲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女权运动的英文历史著作的主要脉络，与《女性的崛起：当代美国的女权运动》这部简史相似，但这些新作基于极其丰富的史料和对运动参与者的大量访谈，充满了生动有趣的故事。此外，如今有大量关于女权主义运动历史的英文网站，与公众分享了浩瀚的文字和影像资料。我建议能够阅读英文著作的读者尽量利用这些资源，进一步了解内容复杂多样的美国女权运动，这本简史可作为帮助读者进入一个眼花缭乱的历史场域的简明指南。
过去的 30 多年里，美国女权主义运动有许多新发展。在 2025 年出版一本讲美国当代女权运动的书，却让其历史叙述停留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似乎不妥。所以我将在此对美国女权运动过去 30 年的发展脉络做扼要的介绍。
在 2009 年出版的《当一切都变了：从 1960 年至今美国妇女走过的精彩历程》（When Everything Changed: The Amazing Journey of American Women from 1960 to the Present）一书中，作者盖尔·科林斯（Gail Collins）别具匠心地以下面这件小事为开头。1960 年夏天的一个上午，28 岁的女秘书洛伊斯·拉比诺维茨（Lois Rabinowitz）为她的上司去纽约市的法庭交汽车超速罚款。她穿了身烫得笔挺的长裤和衬衫，走到法官面前时，却遭到暴怒的法官的训斥：“你很欣赏自己穿着长裤进入法庭吗？”他叫她回去换身“得体的衣服”再回来交 10 美元的罚金。无奈的洛伊斯只好让陪她同去的新婚丈夫交了罚金。法官余怒未消，还教训年轻的丈夫：“你从现在开始就要有所管束，不然就太晚了！”
身处 21 世纪的年轻读者听到这个故事，会觉得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并对半个多世纪里美国在社会性别规范方面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深感惊讶。社会文化习俗方面的巨变正是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的当代美国女权运动最突出的成就。但是，真的“一切都变了”吗？2022年 6 月，保守派占多数的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半个世纪前的“罗诉韦德案”，20 世纪 70 年代女权运动夺得的堕胎权被改变为由各州自行立法决定。今天，堕胎权成为 2024 年总统竞选的中心议题之一。事实上，1973 年最高法院刚刚结束对“罗诉韦德案”的判决，就在女权主义者们欢呼雀跃时，保守势力立即开始组织反攻，反堕胎运动随即诞生，美国妇女及整个美国社会在生育选择权问题上的深刻分裂已经出现。“反弹”（backlash）就此成为描述美国女权运动的一个常用词，因为保守势力在半个多世纪里从未停止抵制和反攻女权主义者们对社会文化方方面面进行的改造。历史学家露丝·罗森（Ruth Rosen）在 2000 年发表的评论颇具洞察力：“反弹实际上折射了社会因男女人生中（包括家庭和工作领域）的巨变而产生的深刻分裂和骚动。”
在 21 世纪的头 20 年里，国际地缘政治形势急剧变化，男权制的反弹伴随多国保守势力的壮大而成为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组成部分，美国学者对“反弹”的研究也更具国际视野。在发表于 2024 年女权学术期刊《标志》（Signs）的一篇审视全球背景下“反弹”现象的论文中，几位作者提出如下见解：“男权制的反弹可以被理解为维持、伸张和重建等级制的一套物质机制和话语策略，这些同时牵连到社会性别、阶级和种族的等级制，在当代系统性危机的背景下受到了威胁。”
无论是因为社会变革，还是因为系统性危机，男权制的反弹是社会历史变化中的动态现象，体现的是不同社会政治力量之间的较量。在美国社会政治场域中，这类较量是常态，多元的社会群体有着不同乃至激烈冲突的利益诉求，民主政体中的社群可以通过选举、社会运动或对社会体制进行改良来表达各自的诉求。至于各种力量博弈的成效如何，则取决于历史的具体条件。我们需要理解的是，美国女权运动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在世界上宗教势力最强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改造传统的社会性别、阶级、种族等级关系和习俗，是一场深刻而又艰巨的革命，涉及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和各类社会体制的变革，更涉及各类人群对自我的界定。比如，女权主义者提出了妇女对自己身体的掌控权和对生育的选择权，本质上是要重新界定女性的角色并改变妇女在男权制社会中的从属位置。但是许多妇女并没有改变传统性别角色的愿望，结婚生子、做家庭主妇依然是她们的人生追求，即使没有宗教的影响，这些认同传统角色的妇女也会因为赋予生育很高的道德价值而反对生育选择权。所以，不仅是担心失去性别特权的男性会反对女权主义，许多传统妇女也会出于各种忧虑而成为反女权队伍的中坚力量，本书所分析的 70 年代平等权利修正案（Equal Rights Amendment）最终没能通过一事就是最好的例子。归根结底，女权议题折射出的并非“两性战争”，而是各种人群对于社会文化变迁方向的不同立场和迥异的利益诉求。
既然改造等级制与维系等级制之间的拉锯战是历史的常态，任何一方的胜负也就不足为奇。女权革命是人类历史上唯一的不通过战争和暴力夺权而实现人类社会深刻变革的革命，其成就必然是局部的、渐进的，是在反弹中百折不挠地进取，而非一蹴而就地打天下。女权运动是没有权威核心领导来规定议题的民主革命，不同群体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不同年龄的妇女也可以提出自己的议题，并参与适合自己的运动，所以会呈现出没有条条框框的、不守规矩的千姿百态。当然，所有的女权理论和实践也都必然会受到特定时代和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和制约。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的女权运动（本书的核心部分）被称为“第二次女权运动浪潮”，而 19 世纪开始的妇女选举权运动则被称为“第一次女权运动浪潮”。过去的 20 多年里，美国学界对“浪潮”的比喻有不少批评意见，指出了下列不妥之处：第一，“浪潮”的定义聚焦于白人女权主义者推动的议题的兴衰成败，遮蔽、抹杀了少数族裔女权主义者的多样行动，而后者的行动轨迹并非与“浪潮”平行。比如，许多少数族裔女权主义者一直在坚持争取女工的权利，进行反对种族主义的民权运动，推进草根社群的建设等，这类行动并没有因为 20 世纪初选举权运动的胜利而平息。对“浪潮”的关注忽略了在两次“浪潮”之间持之以恒地推进社会变革的女权运动者们，也将妇女积极参与的并非以社会性别平等为单一斗争焦点的诸多社会运动排除在外。5第二，“浪潮”这一比喻产生了一个意象，似乎有一种“大一统”的女权运动，大家齐心协力地推出一个高潮，这与女权运动无一元化领导却有五花八门的组织、各行其是、自我定义的去中心化实质相差甚远。第三，“浪潮”暗示后浪推前浪、取代前浪、高于前浪，这更不符合实际。女权运动积极分子的显著特点是把改造社会作为自己的使命，她们活到老，积极参与到老。没有什么浪可以推倒或取代前人，因为不同背景、不同年龄的行动者有各不相同的议题和社会位置，难以互相替代。
作为对上述批评意见的佐证，我推荐一本已经有中译本的著作 —美国著名的华裔社会活动家陈玉平（Grace Lee Boggs）的自传《为改变而生活》（Living for Change）。这位于 2015 年去世的百岁老人 1940 年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后，拎着手提箱从纽约去芝加哥参加工人运动，从那时候开始，便一辈子从事改造美国社会的各种各样的社会运动，包括民权运动和女权运动。她的人生中没有高潮或低潮，只有一以贯之的对建设一个公正社会的追求，以及在漫长征途中突破各种壁垒的坚韧和智慧。她晚年行动不便、无法四处演讲时，她家的客厅便成为研讨班的课堂，来自全美各地的社会运动青年积极分子围着她开展各种讨论，向具有极其丰富的社会运动经验的老人取经。这里没有后浪推前浪的情景，有的是持续的社会运动的传承。而她的自传就是一部生动而深刻的美国社会运动史，也是被美国诸多大学采纳的教科书。2024 年，全美妇女学协会第 44 届年会在陈玉平居住了 60 多年的城市底特律召开，以纪念这位杰出社会运动前辈的璀璨人生。
我认同历史学界同仁的见解，把女权主义运动看作主要由各妇女群体持续开展的多重目标、多种议题的社会改造行动。某项议题进程受挫的同时，其他领域则可能有重要进展，故不宜根据一个方面的失利就判定女权运动进入低潮或低谷，尽管女权运动的重大失利（“反弹”的标志）往往和政治大环境中保守势力的壮大密切相关。更值得注意的是，失利和挫败激励起更多妇女高昂的女权斗志的事例比比皆是。
不过，虽然学界存在对“浪潮”这一比喻的批评，美国女权运动界和社会大众依然有不少人使用这个比喻来凸显不同时期女权运动的不同特点或新的议题。鉴于“浪潮”的比喻继续在美国社会通用，我将在下文中简要介绍一下英语语境中“第三次浪潮”（the Third Wave）和“第四次浪潮”（the Fourth Wave）所指涉的内容。
“第三次浪潮”的自我命名者们大多出生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可以说是“第二次浪潮”运动者的女儿辈。她们的母亲辈已经把教育、就业、体育等领域中的歧视性法律障碍搬走了，故女儿辈享受着和母亲辈大不相同的人生。在 80 年代保守政治占上风的背景中，主流媒体因为平等权利修正案未通过，而频频宣告女权运动的失败或死亡，却不料 90 年代伊始，新生代的青年女权主义者带着自己的议题，举着“第三次浪潮”的旗帜进入了公众视线。她们有的来自学界，强调妇女群体的复杂多样性，而非同质化或本质主义的女性，指出种族、族裔、阶级、性取向等诸多等级差异与社会性别等级的交融相嵌，塑造着个人不稳固的身份；这种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也意味着，争取社会性别公正的运动与其他追求社会公正的运动是密切相关的。7 来自音乐界的青年摇滚乐歌手以“暴女”乐队（Riot Grrrls）为首，兴起了女权主义的朋克摇滚运动，争取进入摇滚乐界的平等机会。年轻作者们通过出版文集或建立网站，宣传与女权主义前辈们不同的追求。8 她们不认同古板的、教条式的女权主义，用不符合社会期待的行为来颠覆主流媒体对女权主义的刻板宣传，主张允许女权主义者有复杂、矛盾的人生体验，比如，可以做拥抱女性特质的女权主义者，可以化妆打扮并炫耀自己的性感，可以坦然地把追求性愉悦作为女人的权利，等等，而这些行为在一些女权主义前辈的眼里是不太政治正确的。她们声明自己是前辈们所取得的女权成就的获益者，但不想重复前辈的运动，而要自我定义，要更包容、更多元，要为 21 世纪的女权运动开拓一个新的前景。
除了学界和文化艺术领域中频频出现的新潮流，政治领域也发生了一起重要事件。1991 年，俄克拉何马州立大学法律教授安妮塔·希尔（Anita Hill），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听证会上，指控被时任总统老布什提名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曾对她进行性骚扰。全部由白人男性组成的委员会轮番质问这位黑人女性，提的许多问题不仅透露出他们对女证人的不信任，更浸润着陈腐的社会性别观念和对性骚扰议题的无知无感。10 这场实况转播的听证会激起了美国各地大批妇女参政或参与女权行动的强烈愿望，次年竞选众议员的女性人数从 28 人增加到 47 人，竞选参议员的人数从 2 人增加到 6 人，1992 年因此被称为“妇女年”。11 非洲裔女权主义者行动起来声援希尔教授，并指出非洲裔美国妇女遭受着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双重压迫。希尔的公开指控也给了许多妇女站出来的勇气，1992 年联邦政府的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收到的性骚扰报案数量猛增 50%。年轻一代的女权主义者建立起“第三次浪潮”女权组织或网站，来推动包括反性骚扰在内的各类社会公正议题。1991 年的这场听证会既推动了“第三次浪潮”的发展，又为 21 世纪的“第四次浪潮”做了铺垫。
|
|
購物車/收銀台(0) | 在線留言板
| 付款方式
| 聯絡我們
| 運費計算
| 幫助中心 |
加入書簽
HOME
新書上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