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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 当我们的社会赋予我们前所未有的自由时，随之而来的却是前所未有的无力感。
△ 《共同体》姊妹篇，“后现代性的预言家”齐格蒙特·鲍曼为你揭开伤痛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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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我们身处一个被强制“自由”的时代。我们获得了选择的权利，却被迫独自吞咽选择的苦果，将原本属于系统的风险，统统内化为个人的焦虑。
本书以悲悯而犀利的笔触，刺破了现代生活的繁华表象：从“生产者”向“消费者”转型的阵痛；职场中随时可能被替代的恐惧。我们渴望温情，却害怕长期的承诺；我们热衷于在电视节目中消费他人的私密痛苦，以此掩盖孤独；我们将对外界的无力感，转化为对身体的偏执管理，试图在流动的世界里抓住最后一块确定的浮木……
本书是鲍曼对个体化命运的深度剖析，也是献给所有孤独奋斗者的清醒剂。它揭示了我们如何在获得自由的同时失去了安全，也让我们明白，那些深夜里的自我怀疑，实则是整个时代加诸个体的共同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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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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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格蒙特·鲍曼（1925—2017），英国著名社会学家与思想家，曾获1998年阿多诺奖（Theodor W. Adorno Prize），被誉为“当今用英语写作的最伟大的社会学家之一”“后现代性的预言家”。出生于波兰，曾任华沙大学社会系教授、英国利兹大学终身教授。著作等身，目前已出版的中译本有《现代性与大屠杀》《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共同体》等二十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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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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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讲述的生活，经历的故事
第一部分 我们如何存在
第一章 劳动的兴衰
第二章 地方有序，全球混乱
第三章 自由与安全：一段动荡联盟的未尽传奇
第四章 现代性与清晰性：一段失败的罗曼史
第五章 我是我弟弟的看护人吗？
第六章 和而不同
第二部分 我们如何思考
第七章 批判——私人化的和无害化的
第八章 进步：同与异
第九章 贫困的用途
第十章 教育：在后现代性下，为了后现代性，不顾后现代性
第十一章 全球化世界中的身份认同
第十二章 信仰与即时满足
第三部分 我们如何行动
第十三章 爱需要理性吗？
第十四章 私人有德，世界失德
第十五章 两线作战的民主
第十六章 暴力，旧与新
第十七章 论性的后现代用途
第十八章 不朽之后，还有生命吗？
致谢
译者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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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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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讲述的生活，经历的故事
布莱兹·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曾有妙言：“人类必然会疯狂到这种地步，即不疯狂不过是另外一种形式的疯狂。”在评价帕斯卡尔的这一论断时，欧内斯特·贝克尔强调，疯狂无可摆脱，唯有陷入另外一种疯狂。他解释道：人类“脱离了自然，但又无可救药地生活于自然之中”；无论在个体还是集体层面上，我们都超越了肉体生命的有限性；然而，我们也知道——我们不得不知道，尽管我们竭尽所能（甚至超乎所能）要忘掉这一点——生命的飞行，最终会无可避免地（和真正地）撞向地面。这种进退维谷，并无良策可解，因为正是超越自然的事实，使我们存在的有限性受到审视，变得清晰可见、难以忘怀和痛楚难当。我们用尽一切办法，要把我们的自然限制变成最为严格保守的秘密；但这一努力如果真是成功了，我们就没有什么理由去拓展自己以“超出”和“超过”我们想要超越的限制了。要忘掉推动并促使我们凌驾其上的自然条件，是断然不可能的。既然不能遗忘本性，我们也就可以（而且必须）继续去挑战它。
人类在符号世界所做的一切，就是试图否认和战胜自己的荒诞命运。人把自己驱入一种盲目健忘的状态，以社会游戏、心理诡计、个人成见来使自己远离真实的处境，而其处境，无非是不同形式的疯狂——众皆同意的疯狂、人皆有之的疯狂、乔装打扮的疯狂和庄严高贵的疯狂，形式不同，但实则一样。
“众皆同意”“人皆有之”“庄严高贵”——之所以高贵，正是因为人皆有之，大家或明或暗地同意去尊重人皆有之的东西。我们所谓的“社会”，正是履行这一职责的巨大装置；“社会”既是共识和共享的别称，又是让共识和共享之物变得尊荣的力量。社会之所以具备这种力量，是因为像自然本身一样，在我们到此之前，就已经在这里了，并在我们全都消逝之后，还将留存于此。“生活在社会中”——达成共识、共同分享、尊重我们所共享的东西，是幸福（即使不能永远）生活的不二法门。风俗、习惯和常规，将荒谬的毒药从生活终结的刺痛中剔除了出去。贝克尔说，社会是“一个关于人类生命意义的活生生的神话，一种具有挑战性的意义创造”。所谓“疯狂”，不过是未经共享的意义。而一经共享，疯狂就不再是疯狂了。
一切社会，都是生产意义的工厂。事实上，不惟如此，它们还是有意义的生活（meaningful life）的摇篮。它们的作用不可或缺。亚里士多德认定，脱离城邦的孤独存在，不是天使，就是野兽；我们或许会说，这并不奇怪，因为前者是不朽的，而后者意识不到终有一死。涂尔干指出，服从于社会是一种“自由的体验”，也是摆脱“盲目而无意识的自然力量”的必要条件。涂尔干自问自答道：难道我们不能认为，“只是出于一种幸运，社会比个人活得更为长久，才给我们提供不那么短暂的满足感吗？”上述引文的第一句似乎有所赘余：服从于社会带来的结果，与其说是摆脱了“盲目而无意识的自然力量”，不如说是让人们不再去想此类东西。一旦驱除掉必死性的幽灵，自由也就随之而来。正是这个同义反复，使得我们能够驱除这个幽灵，让某些类型的满足感，仿佛是打败了无情而盲目的“物质力”。当与那些生得更早和那些可能活得更长的人一起分享的时候，满足感就“不那么短暂”了；更确切地说，它们也就（短暂地）洗脱了短暂的污名。在终有一死的生命中，通过将生命塑造成社会一致同意的具有不朽价值的形式，或者通过跟那些注定永恒的事物保持接触和交往，也能品尝到不朽，即便仅是隐喻或转喻意义上的不朽。不管怎样，有些生来持久的东西，或许能够抹去个体生命的短暂性。
就跟对善恶的认识产生强烈而坚定的道德指引需求一样，对于死亡的认识，也触发了超越的欲望，且无非两种形式之一：要么迫使确乎短暂的生命留下身后仍能长存的痕迹，要么发愿品尝“比死亡更为强烈的”短暂生命中的临界体验。对于这一欲望，无论哪种形式，社会皆可满足。在这一欲望中，存在着一股有待排解和引导的能量。社会“抓住了”这股能量，又从欲望中榨取出了生命的汁液，从而能够为其所欲：为满足提供可靠的目标，足够迷人、值得信赖，能促使世人为之努力，而为人生“赋予意义”和“提供价值”；这番努力也充分消耗了精力与劳作，足以填补生命历程，同时，还足够多样，能让不同阶层地位、拥有不同才智和资源的人，都可以严肃认真地去渴望和追逐。
正如贝克尔所言，这或许是疯狂；不过，也可以认为，在人类无可改变但又不得不应对其影响的条件面前，这或许是一种理性的反应。不管条件如何，都是社会在“操控着它”，正如它也操控着其他有关善恶的知识一样——不过，在这里，它操控的自由更大，所肩负的责任也更为重大，毕竟，尽管人们吃过分别善恶树的果实，却只是听说过生命树的存在，而没有品尝其果实的记忆。
但凡有用之物，难免滥用之虞。就现有的超越手段而言，使用与滥用之间的界线，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当下，都可谓是人类社会划定的各类边界中极富（或许还是最有）争议的界线；这样的状况，或许还将长期持续下去——毕竟，生命树的果实，在任何正规的市场摊贩那里，都遍寻不见。一切经济的目标，都在于管理稀缺资源；但是，超越死亡的经济（economy of death
transcendence），却注定要经营（供应与分配）根本就不存在的资源的替代品：这类代用品必须顶替“真东西”，并让人们在没有真东西的情况下也能生活下去。这类代用品的主要用途，是防止（如果不能防止，至少也要推迟）世人像列奥那多·达·芬奇那样，滑向令人沮丧的结论：“我以为自己在学习如何生活，其实我在学习如何死亡。”——这份智慧，有时或可催生天才，但更多时候则会瘫痪意志。正因如此，眼下通行的人生意义，不能产生对错之分，也没有真假之别。它们所带来的满足感，固然存在着情感的丰盈、深度和持续时间上的差别，但都没有提供真正的需要满足。
由此带来两个结果。一是各色文化的惊人创造力，它们的“主要业务”，就是提供花样翻新、未曾尝试但也未受质疑的超越策略变体，并重新唤起对于不断探索的信任——即使探索者蹒跚于失望与挫败之间。人生意义的交易，是竞争最为激烈的市场，但由于市面上商品的“边际效用”不太可能缩减，推动竞争性供给的需求也就不太可能枯竭。第二个结果，则是提供了利用尚未开发和永不耗竭的能量的极好机会，这股能量源于对人生意义的连续不断且永不满足的渴望。只要善加把握，引导得当，这股能量可以派上诸多用场：由于无处不在和多功能性，这股能量完全而真实地构成了文化的“元资本”——众多形态各异的“文化资本”，可以也确实由此塑造出来。任何一种社会秩序，都可表征为渠道的网络，世人正是循着这些渠道去找寻人生意义，而人生意义的公式也是循着这些渠道传播开来。正是“超越”的能量，支撑着所谓“社会秩序”这种巨大的活动持续运作下去；“社会秩序”之所以必要且可行，概乎如此。
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在人生意义及其公式中区分“对错”，不只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任务，而且一旦真要去尝试，又注定会失败。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现存的人生意义，都具有同样的价值；诚然，没有任何人生意义能够切中要害，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它们都以同样的幅度偏离了目标。每种文化，都要靠发明和传播人生意义来存续下去；每种秩序，也都要通过操控超越的强烈欲望，来维系自己；然而，一旦利用了这种欲望聚集起的能量，它们就可能以各种方式被使用和误用，尽管每种配置方式带给当事人的益处也不相同。我们可以说，“社会秩序”的要旨，就是再分配，即将文化产出的资源与超越策略进行差异性分配，而所有社会秩序的任务，就在于调节它们的可及性（accessibility），并将之转化为社会性不平等的主要“分层因素”和首要衡量标准。社会等级，连同其中的一切特权与剥夺，都出自各色人等均可使用的人生意义公式中差异性的价值衡量标准。
得到征用的“超越能量”，在社会调节下进行了再分配；正是在这种再分配格局中，人生意义的真伪问题才可以合乎情理地提出来，也才可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这股能量或许会被误用，而当有意义的生活的可能性遭到缩减、遮蔽或掩盖之时，当这股能量不是用来发现人生意义之时，这无疑就是在误用。如果个体的生活要过下去，共同的生活要继续，那么，社会对于“超越”欲望的操控，就不可避免——但它却往往包含了一种剩余操控（surplus manipulation），这会分散而非接近生活所需要的机会。
当剩余操控将文化生成的人生公式的不完美和社会造成的再分配上的不平等，归咎于公式为其所用和资源为其所需的同样一群男男女女，剩余操控最险恶的面目就显露出来了。这也就是［用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的话来说］“本该解决问题”的制度却沦为了“制造问题的制度”的情形之一；一方面，你被迫要对自己负责，另一方面，你却“依赖于全然不在自己掌控之下的情境条件”（而且，绝大多数时候，也不在自己的知识范围之内）；这样一来，“生活的前行之路，就变成了在人生层面解决系统性矛盾。”不去指责制度，而把原因归咎于自己不够努力，要么可以平息随之而来的具有潜在破坏性的怒火，要么迁怒于自己，以至于自怨自艾、自轻自贱，更有甚者，还会因此自暴自弃、自虐自毁。
反复强调“不能再指望社会的救赎”这个戒律，并将之变成常识智慧的规则，是当代生活司空见惯的现象，这就将事情又推进到“更深的底层”：对集体和公共的超越手段的否定，对个体的放弃——听任他们去独自面对他们绝大多数人因缺乏资源而无法单独应对的任务。于是乎，政治冷漠日趋严重，私人生活的亲密关系殖民了公共空间；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所说的“公共人的衰落”（fall of the public man）；让社会纽带变得紧密和持久的古老技艺迅速失传；对于分离和孤独的精神分裂般的恐惧/欲望（在“我需要更多空间”和艾莉·麦比尔 所说的“我已经厌倦了独处”之间永远的游移不定）；一方面是狂热地、不顾一切地找寻共同体，但另一方面又要从业已找到的共同体中分离出来；一方面不断要求更新更好的刑罚制度以折磨作为替罪羊的身体，另一方面，又不无悖谬地伴随着对身体的崇拜，视之为“最后一道战壕”，竭尽全力地加以捍卫，并把身体当作无尽的、愈加强烈的快感之源，以吸收和处理市面上出售的兴奋，这些采用化学、电子或是社会手段产出的药物日益泛滥，以备在不同情况下，让生活的感知更加敏锐，或者使之迟钝乃至完全麻痹掉——凡此种种，均深植于这种“更深的底层”。
无论在哪个层面上，趋势都是一样的：人类个体赖以构建自身存在以及决定他们选择范围与结果的条件，都超出（或被移出）了他们能够有意识影响的范围之外；而每当提及的时候，有关条件就被掩盖起来，淡化为个体人生故事的模糊背景，鲜有人深究。当然，人生故事之讲述，是为了编织或探索出个中逻辑，并将它们塑造成人际沟通中可以自由交流的符号。条件和叙事，都经历了毫不留情的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过程，但在条件和叙事中，过程的实质却有所不同：“条件”，无论是什么，都是发生在个人身上的事物，不请自来，也求不走；而“人生叙事”，则是人们从自己做过的和没做过的事情中编织出来的故事。从话语层面来看，前者是人们视为当然的事情，后者则是人们追问“为何”“如何”的事情。可以说，这是术语间的语义学区分。然而，这番讨论与社会学最大的关联，在于人们在编织故事时究竟如何运用这些术语——也就是说，个体的行动和个体赖以行动（而且，根据定义，是不得不如此行动）的条件之间的界限，正是在叙事的过程中得到明确。
马克思有句名言：人们创造历史，但他们并不是在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根据“生活政治”（life politics）时代的状况，我们或许可以将这个论题更新为：人们创造自己的生活，但他们并不是在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或许有人认为，这个论题，无论是最初版还是更新版，都是在暗示，超出选择范围的条件领域与适宜于意图、算计和决定的行动领域，是彼此独立的领域，总是相互分离；尽管它们之间的互动是个问题，但将它们分开的边界，却是不成问题的——客观且没有商量的余地。
不过，边界的“给定性”假设，本身就是构成“条件”的一个主要的、或许也是决定性的因素：这是一件无从选择的事情。既然大家都承认并接受“条件”不受人类选择所左右，也就免除了生活行动的目的—手段游戏，从而得以限制人们的选择。正如W. I. 托马斯所言——人们假定为真的事情，结果（更准确地说，是他们行动的累积性结果）往往就成真了。当人们说，“除了X，我们别无选择”，那么，X也就离开了行动的领域，而进入了行动的“条件”领域。当人们说，“我们无计可施”，那么，他们也就确实束手无策了。影响了“条件”和生活叙事的个体化进程，要靠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划定选择范围和将切实可行的选择与纯属白日做梦区分开来的力量，必须牢固地设置在“条件”领域；而另一方面，生活故事必须将自己限定在现有的选项之间来回奔波。
正因如此，所经历的生活和所讲述的生活，既紧密联系，又相互依赖。也许有人会说，所讲述的生活故事跟所经历的生活，在讲述之前就发生了干扰作用，这不是悖论吗？……正如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用另外的语汇所说的：“尽管我不想将话语的疆域无限扩大，但在某一文化中，事物是如何被表征的，以及表征的‘机制’与‘体制’，确实起了一种构成性的作用，而非仅仅是事后反映的作用。”表面上看，生活故事并无特别的抱负，不过是（“回顾往事”“借助于后见之明”）给自己复述的生活注入一种“内在逻辑”和意义。但实际上，它们有意无意间遵循的规范，形塑了它们讲述的生活，同时也形塑了它们的叙事以及反派和英雄的选择。一个人过着自己的生活，仿佛一个有待讲述的故事，但希望讲述的故事以何种方式编织，决定了生命之线将如何纺成。
在众多塑造生活世界（Lebenswelt）地图、因此也间接影响到生命历程轨迹的边界中，“背景”（background）与“行动”（action）（“结构”与“能动性”，π?σχει与ποι?ι）之间的边界，或许是最惹争议的。这条边界上，发生着最为疯狂的意识形态争斗；沿着这条边界，对垒意识形态麾下的战车和移动加农炮，都严阵以待，构筑了“想象”“信念”“良识”——它们是“禁止超越线”，用以抵御思想的进攻；它们也是地雷阵，用以阻拦天马行空的想象。尽管竭尽全力，无奈这条边界仍是众所周知地游离不定；同时，这也是一条奇怪的边界，一旦提出质疑，往往就纷争四起，争执不休。“事情并不像它们看起来那样”“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魔鬼其实并不像人们所描绘的那样邪恶”——边界的捍卫者最该害怕的，就是这样的战吼；太多的神圣裁决、历史法则、国家理性与大写理性戒律的代言人，都已领教过其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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