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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丛林社会 解读人类基因中的合作密码
透视公共空间对话之可能性 探索多元共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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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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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一本社会学学术著作，讨论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之道。现实生活中，我们倾向于在社交上避免与自己不同的人接触，也容易对意见不同的人产生不必要的敌意。在这本发人深省的书中，理查德?桑内特讨论了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以及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桑内特认为合作是一门技术，熟练合作的基础在于学会倾听和讨论而不是辩论。在“一起”中，他探讨了人们如何在网上、街角、学校、工作场所中进行合作。他追溯了从中世纪到今天的合作仪式的演变，从古代希腊城邦、到近代巴黎社会主义团体和华尔街工人等各种情况下的演变。本书分为三个部分，阐述了合作的性质、合作变弱的原因以及如何加强合作。作者警告说，如果我们要让复杂的社会繁荣起来，就必须学习合作的技巧，但他向我们保证，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因为合作的能力植根于人性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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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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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桑内特，社会学家。曾任教于纽约大学和伦敦经济学院，现为哥伦比亚大学资本主义与社会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和麻省理工学院城市研究的客座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城市社会学、艺术、家庭、观念史与身体史。曾获黑格尔奖、斯宾诺莎奖、哈佛大学百年纪念奖章等。主要著作有《再会，公共人》《眼睛的良心》《肉体与石头》《匠人》《新资本主义的文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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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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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导读 大脑的合作性框架
第一部 合作的形成
第一章 “社会问题”
第二章 脆弱的平衡
第三章 大动荡时代
第二部 合作的弱化
第四章 不平等
第五章 社交三角
第六章 非合作型自我
第三部 合作的强化
第七章 作坊
第八章 日常外交
第九章 社区
终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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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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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几年前，我决定写三本书，讲述人们维系日常生活所需的技能。有生以来，我一直在编织理论，但早已厌倦为了构建理论而构建理论。我向来觉得，这个世界上东西太多了，可是我们不懂如何好好利用各种物品和机器。因此我想要更深入地思考常见的事物——这并非新的求索，毕竟许多哲学家已经探讨过日常经验的技能，但对垂垂老矣的我而言，却是一个新的主题。
我首先研究了匠艺，亦即追求造好物品的技艺。《匠人》试图展现脑和手的关系，以及一些能够帮助人们进步的技巧，不管他们从事的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书中指出，为了把事情做好而把事情做好，是一种大多数人具备的能力，但这种技能在现代社会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我们大家内心的匠人需要得到解放。
撰写这项研究的过程中，我反复碰到一种特殊的社会资产，那是人们从事实际工作时必不可少的——合作。合作是让事情得以完成的润滑剂，与他人协作能弥补我们自身可能存在的缺陷。合作嵌入我们的基因里，但无法始终体现在常规行为上；它需要得到开发和加强。当我们和异于自己的人打交道时尤其如此；面对他们，合作变得十分艰难。
《在一起》聚焦于对他人的因应能力，比如说交谈中的聆听技能，以及因应能力在职场或者社区中的实际应用。善于聆听、能够设身处地与他人一起工作固然是好事，但认为合作完全是好事会影响我们的理解。正如优秀的匠人式科学家也许会致力于制造最好的原子弹，人们也可能携手合作去抢劫。再者，尽管我们与人合作可能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资源有所欠缺，但在许多社会关系中，我们不知道自己究竟需要别人哪些东西，也不知道他们想要从我们这里得到一些什么。
因此我设法将合作当成一门匠艺来探索。它要求人们具备理解能力和因应能力，这样大家才能一起行动。但合作是一个龃龉频发的过程，充满了困难和模棱两可，而且往往导向一些破坏性的结果。
我的研究计划的最后部分尚待完成，那是一部关于打造城市的著作。当今的城市都不是造得很好；城市规划是一门濒危的匠艺。从物理层面来说，太多的城市规划大同小异，形式十分僵化；从社会层面来说，现代建筑形式对个人和群体的经验通常只有微弱影响。这些抱怨其实是老生常谈了。我会努力提炼以前的著作来应对这些问题，希望在理解了物质性的匠艺和社会性的合作之后，我们能够提出一些让城市如何变得更好的新观念。
我已经将这三部著作命名为“创造人计划”（homo faber project），灵感来自一种古代的思想，即人是其自身的创造者，通过具体的实践创造了生命。我的探索关乎人们如何塑造个人事业、社会关系和物理环境。我强调技能和竞争力，因为在我看来，现代社会使得人们在践行日常生活的过程中逐步丧失了技能。我们拥有的机器比我们的先辈多得多，但好好交流的能力却比他们差得远。实践技能是一种工具而不是一种救赎，但如果缺了它，我们就难以找到真正的意义和价值。
创造人计划确实有一个伦理学的核心，聚焦于我们到底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成为自己的主人。无论在社会生活还是私人生活中，我们大家都会遭遇一些棘手的情况，比如说认识到我们的欲望和意志是有界限的，或者别人的需求与我们自己的需求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种经验理应让我们学会谦虚，促使我们养成一种伦理观念，就是认可别人，尊重他者文化。但话又说回来，被动的、没有主观意志的人是活不下去的；我们至少必须努力创造美好的生活。作为哲学家，我这些研究的旨趣就在这里。但创造美好生活是很难的，光有技能和本领不够，因为有许多阻力和不可调和的差异。
虽然三部拙著构成一个整体，但每一部都独立成书。我是为有一定学识的的普通读者而写的，希望他们会觉得这些书既重要又有趣。我设法从正文中去除各种学术观点的交锋（有时学者们争得头破血流，但对普通读者其实没有太大的价值），将学术争议放到注释里。
如今的致谢名单变得越来越像电话簿。我的名单倒是不长。首先要感谢的是拙荆萨基娅?萨森。她敦促我写得别太过文雅，我曾屡次拿她当个案研究对象，看看什么内容会让她觉得无聊。感谢我的英国编辑斯图亚特?普罗菲特，以及我的德国编辑伊丽莎白?鲁格；他们俩敦促我写得更文雅一点。他们是真正的编辑，深谙编辑这门已经失传的匠艺。我的助理希拉里?安吉罗和多姆?巴格纳托极其热心，为我提供了许多操作性的帮助。两位多年老友克雷格?卡尔洪和布鲁诺?拉托尔则提供了许多知识性的帮助，前者热情地纠正了一些思维错误，后者淡淡地指出了不少欠妥之处。最后感谢一位新朋友，罗恩?威廉斯大主教，他的作品涵盖神学、哲学和艺术等领域。他的宗教我是不信，但他对书籍作用的理解给了我很大启发。
【在线试读】：
大脑的合作性框架
我孙子的死党曾经通过伦敦某个学校的广播系统，播放了丽莉?艾伦的一首歌：“操你们，操你们，操死你们，因为我们恨你们的所作所为，因为我们恨死你们这帮混蛋。”歌声响彻云霄，操场上有一个六岁的女孩跟着音乐晃动身体。这次恶作剧让校方大为震惊，他们称其为“未经授权的使用”。我小时候也是个叛逆的孩子，坦白说十分羡慕那孩子有抢占公共广播系统的本事。但我也感到震惊。小朋友们根本不懂歌词的反讽意味，“操你们，操你们”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直白的、“我们反对你们”的宣言。 这种情绪是很危险的，因为学校位于伦敦内城，当地居民信仰各种宗教，来自不同的种族和阶级，“我们反对他们”容易引发冲突。实际上，在伦敦这片区域，暴力事件时有发生。
在美国，每当想自虐，我会收听右翼广播台的谈话节目；这些节目也会高唱“操你们，操你们”，它们仇视的对象是极端女权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世俗人道主义者和结婚的同性恋，当然还有社会主义者。今天的美国已经变成一个剑拔弩张的部落社会，人们极力反对与异于自己的人和平共处；但欧洲人当然也不能自鸣得意，因为部落主义曾经化身为民族主义，在20世纪上半叶毁掉了欧洲；半个世纪过去，一度非常包容的荷兰如今也有了类似美国的广播谈话节目，只要在节目中提到“穆斯林”这个词，投诉就会像瓦格纳的音乐般汹涌而来。
部落主义往往与党同伐异相结合。这是一种自然的冲动，因为绝大多数社会性动物都是部落性的；它们结队打猎，它们划出需要保卫的领地；部落是对它们的生存来说是必须的。然而在人类社会中，部落主义通常是有害无益的。我们所处这种复杂社会依赖于工人的跨境流动，囊括不同的民族、种族和宗教，产生各种性取向和家庭生活方式。强行将所有这些复杂性塞进同一个文化模具，不但在政治上是一种压迫行为，也遮蔽了我们自己真正的身份。“自我”是各种情绪、关系和行为的综合体，而这些东西很少是融洽的；刻意追求部落式团结会削弱这种个人的复杂性。
亚里士多德也许是第一个为压迫性团结而感到忧虑的西方哲学家。他把城市当成synoikismos，一个来自不同家族部落的人的聚居地，每个oikos都有其自身的历史、归属、财产和家族神明。出于贸易和战时互助的需要，“城市由不同种类的人组成，同一类人无法让城市存在”。 城市因而促使人们去思考和应付拥有不同效忠对象的他者。彼此敌视显然无法将城市黏合起来，但亚里士多德对这种规则的阐发更为微妙。他说部落主义意味着你不必认识其他人，也能知道他们是什么人；缺少对他人的直接经验，会让你陷入恐惧的幻想。用今天的话来说，这便是所谓的刻板印象。
第一手经验会削弱刻板印象吗？社会学家萨缪尔?斯托弗认为会；二战期间，他观察到一个现象：和其他白人士兵相比，曾与黑人同袍并肩作战的白人士兵较少有种族偏见。 政治科学家罗伯特?普特南则不同意斯托弗和亚里士多德的看法。普特南发现，对多元性的第一手经验其实会导致人们疏远他们的邻居；与之相反，那些生活在同质本地社区里的人，往往对外部世界的他者更有好奇心和交往的意愿。 他赖以推出这些论断的大型研究所描绘的，更多的是态度而非实际行为。日常生活中，人们可能不得不将态度放在一旁；我们总是被迫与那些我们害怕、讨厌或者只是无法理解的人打交道。普特南的看法是，遭遇这些挑战时，人们最初的反应是倾向于疏远，或者用他的话来说，倾向于“冬眠”。
我偏安于学术办公室一隅，为世界局势而担忧，说实话，也担心“操你们、操你们”给我孙子造成不良的影响，因而想知道能对部落主义做一些什么。可惜与差异共存的问题实在是太大了，不可能有一蹴而就的解决方法。不过垂暮会造成一些特殊效应，其中之一是我们变得不乐于听到“可惜……”的慨叹；轻易言弃可不是什么好榜样。
扼要地说，合作是一种让参与各方都能获益的交换。这种行为十分容易辨认，比如黑猩猩相互理毛，儿童共建沙堡，一群男人或女人用沙袋阻拦漫溢的洪水。容易辨认，是因为所有社会性动物天生就有互助的基因；它们通过合作来完成无法独自胜任的任务。
合作性交换有许多种形式。合作可以与竞争相结合，比如孩子们合作建立游戏规则，然后在游戏里相互竞争；成人的生活也有这种竞合模式，它出现在经济市场、选举政治和外交谈判中。合作支撑着宗教或者世俗的仪式：共同遵守基督教的圣餐礼或者犹太教的逾越节晚餐礼给神学带来了生命；礼貌的仪式，哪怕小如“拜托”和“多谢”，将相互尊重的抽象概念变成了实践。合作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非正式的；人们在街头闲逛，或者在酒吧一起喝酒，相谈甚欢，交换着八卦消息，却不会有意识地想：“我正在合作。”他们这么做，是因为双方从中得到了愉悦的体验。
正如人类的部落主义表明的，合作性交换能给别人造成破坏性的后果。银行客户经理之间的内幕交易和友情交易便是这类合作。这类合作是合法的抢劫，但黑帮采用的原则和他们是相同的。银行客户经理和银行抢劫犯都参与了共谋，这是一种见不得光的合作。18世纪伯纳德?曼德维尔的名作《蜜蜂的寓言》曾提出了共谋论；睿智的曼德维尔医生认为，有些公共利益只能来自共有的恶习，但前提是人们没有“受制于”各种宗教和政治信念。
本书无意采用这种横眉冷对的态度，我要关注的点很小，只想看看能对党同伐异的破坏性合作或者那种沦为共谋的合作做些什么。取代它们的好选择是一种难以实现的合作，它试图连接利益互不重叠或冲突的人、相互没有好感的人、不平等的人，或者只是彼此无法理解的人。难点在于设身处地替对方考虑。这是所有冲突管理的难点。
哲学家、政治家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认为这种因应能力是一种内化的道德倾向，一种因人而异的精神状态；我则认为它来自实践活动。 正如战争或者政治斗争的情况表明的，妥善管理冲突的成果之一，是这类合作有助于一些社会群体安然度过厄运和动乱的时代。除此之外，践行这类合作有助于个人和群体理解他们自身行动的后果。本着大方的精神，我们且别把银行客户经理不当人看——要给他自己的行为找到道德准绳，他首先必须弄明白他的举动会给和他不一样的人造成什么影响，会给小企业、房贷断供者和其他处境艰难的客户造成什么影响。也就是说，我们能够从艰巨的合作中获得的，不仅仅是关于我们自己的洞见而已。
关于困难的合作，最重要的一点是它需要技能。亚里士多德给技能的定义是techne，让某件事发生、做好某件事的技艺。伊斯兰哲学家伊本?赫勒敦认为，技能是专属于匠人的领域。或许你和我一样，也讨厌“社交技能”这个词，它令人想起那些在鸡尾酒会上夸夸其谈或者善于将你不需要的东西卖给你的人。不过也有一些社交技能是很正经的。这些技能包括善于倾听、谨慎行动、找到共识、管控分歧或者在艰难的讨论中避免挫败感。所有这些活动都有一个术名，它们叫做“对话技能”。解释这个术语之前，我们应该先问，为什么这类讲技巧的合作更多地只是人们想要达到的理想状态，而在日常生活中却很少看到。
去技能化
对部落主义的批评通常隐含着责备，仿佛部落主义者没能达到批评者自己的大都市标准。此外，人们还容易认为，与异己者合作这种艰巨任务自古便少有人完成。然而现代社会通过几种独特的方式削弱了合作。其中最直接的方式莫过于不平等。
以一个广泛应用的统计工具——基尼系数——来衡量，过去一个世代以来，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不平等性都极大地增加了。在中国，发展导致基尼系数飙升，因为城市居民的财富增长远远多于农村居民。在美国，财富的减少加剧了内部的不平等性；高技能制造业职位的流失减少了民众的财富，而顶层仅占总人口1%的富人，以及这一小撮人中最富裕的那些，仅占总人口千分之一的富豪，他们的财富增长则突破了天际。经济上的不平等在日常经验中转化为社会距离；精英变得远离大众，卡车司机和银行客户经理各自的期待和挣扎几乎毫无共同之处。这种距离导致普通人理所当然地感到愤怒，“我们反对他们”的思维和行为是一种理性的结果。
现代劳动的变化以另一种方式弱化了与异己者合作的欲望和能力。原则上，每一个现代组织都推崇合作；现代组织的结构却禁止合作——管理学将这个事实称为“筒仓效应”，专指不同单位中的个人和部门处于隔离状态中，这些人和群体拒绝分享甚至故意囤积对他人有价值的信息。人们共事时间的改变增加了这种隔离状态。
现代劳动在性质上趋向于短期，同一机构内部，短期任职或者临时兼职取代了长期的职业生涯。据一项研究估计，一个在2000年进入职场的年轻人，在他或她的职业生涯中将会更换12到15个雇主。 在组织内部，社会关系也是短期的；管理学建议一个工作团队共事的时间不要超过9到12个月，免得员工变得“内生”，亦即彼此有了私交。肤浅的社会关系是短期任职的产品；当人们在一个机构待的时间不够长，他们对该机构的了解和责任心都会被削弱。肤浅的关系和短暂的机构联结共同加强了筒仓效应——人们只顾自己，不管和他们的职务没有直接关系的问题，特别是同机构里职位不同的人遇到的问题。
除了物质的和机构的原因，当今各种文化力量也阻碍人们践行那种艰辛合作。现代社会正在制造一种新的性格类型。拥有这种性格的人致力于减少差异引起的焦虑，不管这种差异是政治的、种族的、宗教的、民族的，还是性取向的。这种人的目标是避免刺激，尽量不去感知与别人之间巨大的差异。普特南所说的疏远是一种减少这些刺激的方法。但趣味的同质化也是一种方法。文化同质化一目了然地体现在现代建筑、服装、快餐、流行音乐、酒店等方方面面，这张全球化的单子可以无穷尽地列下去。 “每个人都差不多”表达了一种寻求中性的世界观。中和差异、驯化差异的欲望，来自对差异的焦虑（我将会说明这一点），而对差异的焦虑则与全球消费文化的经济学密切相关。这造成的一个结果是，人们丧失了与那些不受自己控制的他者合作的愿望。
由于这些物质的、机构的和文化的原因，当今时代没有什么装备可以用来应付那种艰辛合作带来的难题。我将用一种乍看似乎矛盾的方式来概括这种弱化现象：现代社会正在对人们进行“去技能化”，使得他们无法践行合作。“去技能化”这个说法起源于当年工业生产中机器对工人的取代，因为复杂的机器代替了熟练的手工劳动。例如，19世纪的钢铁业发生过这种代替，只给熟练工人留下一些简单粗暴的任务去完成；今天机器人的逻辑也是这样的，机器人的目标是不仅要在制造业，也要在服务业也取代昂贵的人类劳动。社会领域中的去技能化以两种同样重要的方式发生：物质的不平等将人们隔开，使他们丧失了对付不可调和的差异的技能；短期劳动导致他们的社会契约变得肤浅，并激发了对他者的焦虑。我们正在丧失让复杂社会运转起来的合作技能。
我立论的基础不是那种认为从前很神奇、什么都比现在更好的怀旧之情。其实以复杂方式合作的能力植根于人类发展的最早阶段；这些能力并未从成人生活里消失。这些发展性资源有被现代社会浪费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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