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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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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作为对市场主体活动的一种规范、控制手段，是监管部门将本领域内的行业发展规则、标准运用到实践中的一种行为。从进一步规范校外培训的角度看，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就办学资格、资源分配、经营范围、教学内容、人员师资等内容涉及受教育者和相关利益方的评估和处理程序进行监督。同时，坚持源头治理、系统治理、严格治理，统筹治理力量，明确市场监管、民政、发展改革、财政、公安等部门的责任，共同发力。本书从校外培训立法的基本概念处罚，对校外培训、校外培训机构等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阐释，并厘清校外培训与民办教育之间的关系。此外，本书从立法角度深入阐释了校外培训立法的主要目的和基本原则，并对校外培训的监管对象、监管体制、准入监管、从业人员监管、课程监管、时间监管、财务资金监管、招生监管、在线培训、监管执法和法律责任进行了深入研究，对我国校外培训立法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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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王敬波
1970年生，籍贯辽宁盖州。法学博士、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黑龙江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曾任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副院长、院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党委常委。兼任中国法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担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教育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民政部等党政机关的法律顾问或者咨询专家。
完成独著3部，合著20多部。在《中国社会科学》、《法学研究》、《中国法学》、《中国行政管理》等学术期刊发表80多篇论文，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般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以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并接受国务院办公厅、司法部、交通部等行政机关委托开展的科研项目100多项，多篇咨政建议被国家领导人批示，多项研究成果被国家机关采纳并直接应用于国家法治建设。参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放管服改革、减证便民改革、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等重大举措的讨论，参加《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标准化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等上百部重要法律、法规的起草、论证等工作。
专著《高等教育领域里的行政法问题研究》，论文《政府信息公开中的利益衡量》、《面向整体政府的改革与行政主体理论的重塑》等获得教育部、司法部、中国法学会、北京市颁发的部级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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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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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第一章 校外培训的概念辨析
一、校外培训的定义及特征
二、校外培训的分类
三、相关概念的对比与厘清
第二章 校外培训立法的科学定位
一、校外培训的立法证成
二、校外培训的立法模式
三、校外培训的立法方案
第三章 校外培训立法的整体框架
一、校外培训立法的目的分析
二、校外培训立法的主旨归纳
三、校外培训立法的体系建构
第四章 校外培训的协同监管
一、深化市场监管体制的协同性
二、协同监管体制的核心意涵与总体框架
三、协同监管体制的具体举措与工作方向
第五章 校外培训的行政监管体制
一、校外培训行政监管的制度现状
二、校外培训行政监管的实践难题
三、校外培训行政监管的完善路径
第六章 校外培训机构的市场准入
一、校外培训准入监管的必要性
二、校外培训准入的制度现状与核心问题
三、校外培训准入制度的完善方向
第七章 校外培训机构的从业人员监管
一、从业人员监管的制度逻辑
二、从业人员监管的脉络厘清
三、从业人员监管模式的具体设计
第八章 校外培训机构的材料课程监管
一、校外培训材料课程监管的必要性
二、校外培训材料的监管
三、校外培训课程的监管
第九章 校外培训机构的招生监管
一、招生监管的性质定位
二、招生监管模式的选择与整合
三、校外培训招生广告监管
四、招生监管中的其他制度设计
第十章 校外培训的时间监管
一、中小学生学习时间科学性研究
二、校外培训时间监管的立法路径
三、校外培训时间监管的具体情形
第十一章 校外培训机构的财务资金监管
一、校外培训机构财务资金监管的整体定位
二、财务资金监管立法的制度借鉴
三、校外培训机构财务资金监管的立法设计
第十二章 校外在线培训的监管
一、校外在线培训及监管现状
二、校外在线培训的监管原则
三、网络监管措施的立法设计
第十三章 校外在线培训特殊情形的监管
一、校外在线培训的反垄断监管
二、对境外在线培训机构在境内提供产品服务的监管
三、公益性免费优质在线教育产品的监管
第十四章 校外培训立法中的责任设置
一、责任设置的立法背景
二、校外培训行政处罚的立法体例
三、责任设置的系统完善及展望
第十五章 韩国、日本、德国校外培训立法的实践
一、韩国：通过专门立法规制校外培训
二、日本：法律与行业规则相结合规制校外培训
三、德国：地方规范性文件与行业规范相结合规制校外培训
四、我国校外培训立法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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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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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校外培训治理的新时代
教育承担着文化延续和革新的使命，在促进个人发展、生产力转化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是社会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的重要环节。就个人而言，教育关涉人的发展，教育可以唤醒人的自我意识，提升人的知识水平、处事能力，丰富人的精神生活；就社会而言，教育关涉社会的进步，教育可以提升思想文化水平，促进经济发展，推动社会进步；就国家而言，教育关涉国家能力提升，教育可以提升国民整体智力水平，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治理，全面强化国家能力。总之，教育是关涉个人发展、社会进步、国家强大的百年大计。党的二十大报告将“教育”“法治”单列专章，实现在谋篇布局上的重大突破，明确了党对于教育的新思想、新战略、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教育作为国之大计、党之大计，作出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重大决策，推动新时代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可见，教育对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校外培训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校内教育起到了重要的补充作用。据统计，我国校外培训市场规模已超过万亿元，参与学生人数高达数亿人。这一庞大的数字不仅反映了家长对孩子教育的高度重视，也揭示了校外培训行业对社会资源的高度占有。然而，随着行业迅猛发展，一系列问题也随之浮现：培训机构资质参差不齐、过度商业化导致的高额费用，以及对学生身心健康产生的负面影响等，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深切忧虑。实际来看，校外培训市场的存在具有必要性：一方面，日益增强的升学压力导致课外补习需求的兴起；另一方面，目前紧张的教育资源使校内教育很难做到因人而异。校外培训的存在因应了时代发展需求，但也应当在其公益性和市场性之间寻求平衡，避免“无序增长”带来的市场乱象。
为了缩小教育差距，平等保障公民的受教育权，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2021年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双减”意见》），经过几年的努力，校外培训监管逐步规范化、制度化。校外培训既是教育问题，亦是社会问题，通过依法治理，使校外教育回归理性，是新时代“依法治教”的必然要求。在全面依法治国、依法治教的背景下，通过法治化的方式和手段对校外培训机构实施有效治理，是促进我国校外培训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也是营造良好教育生态的现实所需。在所有治理方式中，校外培训立法是前提性、基础性手段。
一、校外培训治理的现代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发展素质教育，促进教育公平”。校外培训是学校教育的延伸，是社会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校外培训治理的现代化，核心要义在于推动校外培训监管体系的完善，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以有效促进校外培训高质量发展，最大限度上保障教育公平。校外培训治理现代化，是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的成功样本。
促进校外培训高质量发展，能使“学有所教”得到全方位改善，教育公平得到有效提升。首先，促进校外培训治理现代化实现了教育初次分配正义。校外培训治理的有力推进，不仅净化了社会教育，而且消解了家庭对教育的非正常干预，确保教育的主场回归学校、教育的本质回归公益，缩小受教育差距，在最大限度上保障受教育机会平等；教育多样化具有重要价值，从立法目的上来讲，校外培训治理并非要杜绝校外培训，而是引导校外培训立足于教育公益性，以此为基础保障公民的教育选择权。其次，教育再分配正义得以深化。教育本身主要是国家提供的公共资源，作为社会教育的校外培训，归根结底需要家庭的支撑，校外培训治理的现代化，有效减轻了家庭的教育负担，家庭教育支出回归理性，逐渐消除“因教致贫”现象的发生。
二、校外培训治理的法治化
校外培训治理的法治化，是深化依法治教的积极探索。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虽然校外培训不在国家学历教育范畴之内，但是涉及公民的受教育权，尤其是未成年人的受教育权，这从本质上赋予了政府加强对其监管的必要性、合理性和合法性。校外培训治理的法治化，是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校外培训改革发展，也是依法治教水平全面提升的重要体现。过去校外培训机构乱象丛生，治理难度大，主要原因之一在于法治化程度不足。
依法管理校外培训机构，需要完善相关法律。依法治教重在“于法有据”，教育规范体系日益完备、不断细化，从法律、法规、规章到不同层级的政策文件，对不同教育领域均有覆盖。正是由于校外培训市场外部负效应的存在，市场机制难以有效控制，政府通过“双减”政策为过热的校外培训市场踩下“刹车”。校外培训专门立法将有助于进一步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避免出现市场失灵，促进校外培训和学校教育优势互补、良性互动，推动教育公平，满足受教育者多样化的需求，通过法治的手段平衡教育的公益性和市场的营利性，促进校外培训市场健康有序发展。校外培训治理的法治化，要有明确的教育规范，为依法监管提供更明确的制度依据，通过立法补齐校外培训治理的短板，完善了教育法律制度体系。
在动态意义上，校外培训治理的法治化意味着校外培训监管从“管理”向“治理”转化，校外培训领域各方关系不断调整、平衡，将很快形成校外培训的多元共治格局。校外培训治理的法治化能够推动校外培训治理从柔性治理向“刚柔并济”转变，不仅强化了治理力度，而且使治理程序法定化，摒弃了教育法治“重实体轻程序”的一贯模式，依法治教的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得以协同推进。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强调法治的重要地位，校外培训治理的法治化能够促使“双减”政策执行常态化，这既是对校外培训领域法治经验的积极总结，也是深化依法治教的积极探索。
三、校外培训立法的主旨与指向
依法加强校外培训治理，加快校外培训立法，是基础、前提。校外培训立法的主旨在于强化立法的问题导向，解决问题是专项立法的内在指向。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问题导向。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强化问题导向，立法应回答并指导解决校外培训治理领域存在的难点问题。
在宏观指向方面，校外培训立法应厘清基本概念、锚定立法定位、明确整体框架。例如，厘清校外培训立法的基本概念，主要从规制行为与规制对象两方面展开，如此为校外培训监管定下基本基调。对于校外培训立法的定位，要全面分析立法背景、立法依据，合理采取不同的立法模式、立法进路。校外培训立法的整体框架，主要涉及立法目的、基本原则、主要内容等。
在微观指向方面，校外培训立法应聚焦全过程监管和全链条监管。教育公益性原则并不排斥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教育公益性原则赖以存在的客观社会基础。有别于公立性教育资源应当均衡、公平的要求，校外培训服务的购买者属于消费者，经营性的教育培训行业要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而政府的管制行为应以维护教育的公益性，确保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促进市场公平、有序竞争为宗旨。整体上，要构建校外培训市场协同监管体制。具体而言，还要从准入监管、从业人员监管、材料课程监管、招生监管、时间监管、收费与财务监管、在线培训监管等方面进一步细化。除了上述监管方式之外，立法中还可以探索合同监管、信息公示等多种方式。同时，要推进执法机制建设，明确法律责任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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