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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名家精编的儒家经学讲义，带领读者丝滑进入中华文化的“根柢之学”。
☆专题化聚焦每一部经典：《周易》《尚书》《论语》《诗经》……从细节深挖敦煌写卷与通行版本的不同面貌。
☆彩色插页，丰富插图，直观呈现馆藏第一手写卷资料，读文也可读图。
古本《周易》和今本有何不同？隶古定《尚书》重现天壤？
许建平教授二十余年深耕，汇成精要八讲，讲述不同于传世面貌的敦煌手抄本“九经”，带领我们一探敦煌藏经洞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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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经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柢之学。本书在全面占有材料、系统整理和校勘文本的基础上，梳理儒家九经的成书、内容以及流传与演变过程，探讨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敦煌流传之经学写本的学术价值，揭示其与当时社会文化教育状况、地区风俗民情的关系。
本书重点讲解敦煌经学写本特色，以及学界前沿成果，同时对传统经学研究脉络、重要经学家生平著述作扼要介绍。阅读本书，既可一窥敦煌经学概貌，也能按图索骥，进一步找寻文献，深入钻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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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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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建平，历史学博士，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常务理事、浙江省敦煌学与丝绸之路研究会副会长、九三学社浙江大学委员会委员、《敦煌研究》编委。主攻敦煌学、经学文献和训诂学，代表作有《敦煌文献丛考》《敦煌经籍叙录》《读卷校经：出土文献与传世典籍的二重互证》《敦煌经学文献论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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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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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一讲 《周易》——王辅嗣独领风骚
一 王弼《周易注》
二 孔颖达《周易正义》
三 陆德明《周易经典释文》
第二讲 《尚书》——隶古定重现天壤
一 今文《尚书》与古文《尚书》
二 孔安国《古文尚书传》
三 陆德明《尚书释文》
第三讲 《诗经》——毛郑诗一统天下
一 毛亨、郑玄《毛诗传笺》
二 孔颖达《毛诗正义》
三 佚名《毛诗音》
四 佚名《毛诗注》
第四讲 《礼记》——小戴《礼》一枝独秀
一 郑玄《礼记注》
二 孔颖达《礼记正义》
三 李林甫等《御刊定礼记月令注》
四 佚名《月令节义》
五 佚名《礼记音》
六 陆德明《礼记释文》
第五讲 《左传》《穀梁传》——杜元凯独占鳌头
一 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
二 佚名《春秋左氏经传集解节本》
三 孔颖达《春秋正义》
四 范宁《春秋穀梁传集解》
五 佚名《春秋穀梁经传解释》
第六讲 《论语》——郑、何注双璧辉映
一 郑玄《论语注》
二 何晏《论语集解》
三 皇侃《论语疏》
四 佚名《论语音》
第七讲 《孝经》——众家注竞效短长
一 郑玄《孝经注》
二 唐玄宗《孝经注》
三 佚名《孝经注》残卷
四 佚名《孝经注》残片
五 佚名《孝经郑注义疏》
六 佚名《孝经疏》
第八讲 《尔雅》——郭景纯擅美当时
一 《尔雅》写本与科举考试
二 《尔雅》写本的校勘价值
附录
本书引用经籍版本一览表
图版出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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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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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文献”？《论语·八佾》：“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这是“文献”一词的最早出处。三国魏何晏《论语集解》引郑玄注：“献，犹贤也。我不以礼成之者，以此二国之君，文章、贤才不足故也。”南宋朱熹《论语集注》：“文，典籍也；献，贤也。”按照郑玄和朱熹的说法：文，指有关典章制度的文字资料；献，指熟悉掌故的人。后来“文献”的概念发生了一些变化，从指“典籍和贤才”的并列结构转向偏指“典籍”。宋末元初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是第一部以“文献”命名的著作，此书中的“文献”即指典籍和文字资料。
何为“文献学”？文献学是一门探究如何对文献进行整理与研究的学问，古典文献学的研究对象即是古代典籍。自西汉刘向、刘歆父子领校秘书、整理群籍以来，一直到清代章学诚提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中国古代文献学研究的历史源远流长。就狭义的古文献学而言，包括语言文字和文本形态，涉及中国古代语言文字学和古籍版本、目录、校勘、辑佚、辨伪、编纂等方面的学问。这大约是“文献学”本体课程的范畴。广义“文献学”的概念始见于近代，泛指以文献为研究对象的传统学问，经过几代学者的推阐和实践，文献学的内涵和外延得到不断的深化和发展。我们这套教程的文献学概念就属于后者。
虽然古文献学的定义有广狭之分，但其宗旨和目的是明确的，那就是整理和研究中国历代文献典籍、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以说，古典文献学是关于古文献阅读、整理、研究和利用的学问。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承担的正是这样的工作。
浩如烟海的古书典籍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载体，其形式和内容两方面的特点决定了古文献学是个既交叉又综合的学科。就内容而言，古文献学分为具体和抽象两个方面：前者包括文献记载的人物、史事、年代、名物、典制、天文、地理、历算、乐律等，涉及自然和社会、时间和空间诸多方面的具体内容；后者主要指文献中的思想观念，需要紧密结合语言文字和具体内容剖析探求。按学术性质来分，古文献学又分考据学和义理学，有关形式方面的文字、音韵、训诂、版本、目录、校勘、辑佚、辨伪诸学及有关内容的考实之学均属考据学；有关思想内容的剖析探求属于义理学。浙大古籍所的文献学诸课程，秉承清代朴学学风，考据为主，兼具义理分析，二者紧密结合。
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的文献学课程已有近四十年的历史。我所的前身是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1983年经教育部批准成立，是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所属的二十四家古籍整理研究机构之一。首任所长是著名学者姜亮夫先生。由姜先生组建的学术队伍文史哲兼备，设置的课程包含了广义文献学的各个领域。从姜先生主持制定的研究生培养方案（见序后所附）中，可以看出当初的规模和教学的理念。经过四十年的发展，我所现已成为海内外有较大影响的传统文化研究和人才培养基地，所辖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分别于1983年和1984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定为硕士学位授权点和博士学位授权点，1994年被评为浙江省重点学科，2007年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目前，我所的文献学课程也因为研究人员的变动而处于变化之中。
为了适应新时代的要求，进一步加强古籍整理和研究人才的培养，推进研究生教育的改革和创新，同时，也为了使我所教师的教学科研成果为更多人所知、所享、所用，在古籍所成立四十周年之际，我们组织编写了“浙大文献学研究生教程”。这套教程包括：《礼学文献八讲》《说文段注八讲》《敦煌经学文献八讲》《宋代科举八讲》《音韵学八讲》《训诂学八讲》《中古汉译文献语言八讲》《博物学八讲》《东亚文献学八讲》《唐代避讳问题八讲》《汉文佛教文献八讲》《出土文献与周礼八讲》《敦煌道教文献八讲》《敦煌写本文献学》，共十四种。这些都是老师们发挥自身研究特长，同时根据课程特点和学生需求，在多年探索、积累的基础上撰写的研究生文献学教材，以学术性为主，兼顾知识性和普及性。因为浙江大学一学年分为春夏秋冬四个学期，一门课通常开一个学期，每学期八周，故大部分教材都是八讲。
1900年，中国甘肃敦煌莫高窟第17窟藏经洞出土了6万多件南北朝至宋初的珍贵文献，其中儒家经籍所存者九经：《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左氏传》《春秋穀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共有357件，多为六朝及唐五代抄本，在经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对于中国传统经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敦煌古人怎么读《周易》？
王弼《周易注》是唐朝科举考试中的考试文本，当时敦煌人学习《周易》，不排除是学校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但可能更多的是占卜的因素。《秋胡变文》中言秋胡为了功名，外出求学，所带图书“并是《孝经》《论语》《尚书》《左传》《公羊》《穀梁》《毛诗》《礼记》《庄子》《文选》”，其中没有提到《周易》。可见当时人，并不把《周易》作为重要的科举考试科目来看，结合今所见敦煌《周易注》写本中皆是王弼所注的六十四卦内容，不见韩康伯所注的有极强哲理色彩的《系辞》《说卦》《序卦》《杂卦》诸传，这应与敦煌当地广泛流行占卜有关系。……有人认为，敦煌写本中运用《周易》六十四卦占卜的卜法类的数术书，是敦煌民间卜卦先生“卖弄了一下他们所知的《易》之卦名，用来蒙骗那些无知识的敦煌百姓，故作玄奥，实际上与具有深奥哲理的《易经》卦词没有联系”，这是完全没有理解《周易》与后代出现的占卜文献源流演变的关系。黄正建认为，《周易》虽然是儒家经典，但唐人更愿意把它与旁门左道联系起来，因此大思想家中的研究者很少。由此我们可以联想到，阜阳汉简《周易》的卦、爻辞之后，接写不少卜辞，说明汉时是把《周易》作为卜筮之书使用的实用本子。敦煌当地人学习王弼《周易注》，本质上极有可能也是为了更好地学习与理解易占、卜法之类的占卜方法。
☆敦煌学生的学习状态和“借酒浇愁”
白文本与经注本的讹俗之区别是否是学生默写与临摹之不同所造成，在没有确切证据之前暂且不论。但白文《论语》及有注释的《论语集解》写卷，在有题记的写卷中，多有学生署名，那是确实的。
学生在抄写或学习《论语》时，也会在卷末题词，发表自己的感想。如P.3534号卷末题记“亥年四月七日孟郎郎写记”后又题诗一首：“田田天上云，父母生我身。小来学李坐，今日得成人。”“李”为“里”之同音借字，学里，即学校里。BD04291《七阶佛名经》卷背杂抄的诗中也有这样一首诗，可能是当时在学生中颇为流行的一首诗。P.3433号卷末题记“丁未年十月十六日张坚坚写毕功了。手恶笔苦，多有错厥，朋师见者，即与盖却”。可能是学生抄写《论语集解》后，要交给老师审阅，所以在卷末写上一段请老师手下留情的请托之语。而P.3305卷末题诗：“今朝闷会会，更将愁来对。好酒沽五升，送愁千理外。学生李文段书一卷。”则反映出学生对于抄书的郁闷心情，需要借酒来浇愁。
☆陈垣有误？缺笔避讳起源于哪年
传统的避讳学材料，依据的主要是宋元以后刻本，这些刻本所依据文本，是经过长期流传而后定型的，已非本来面目。而敦煌写本基本上是隋唐五代写本，保存了当时人抄写的原貌。特别是其中的唐写本，其文本内容反映了唐代时期的避讳现实，可以利用这些避讳字来研究唐时的避讳现象。
以前我们一般根据陈垣《史讳举例》的说法，认为缺笔避讳的方法起于唐高宗李治时。P.2530《周易注》“虎视眈眈”句（参见图1），“虎”字缺笔，“虎”为唐高祖李渊的祖父李虎避讳，而同卷中，“世”“民”“治”“隆”诸字皆不讳。这件写本有唐高宗显庆五年（660）的题记，但与正文字体不同，并非写卷的抄写者所书，而是后来的阅读者所添。如果按照缺笔避讳起于唐高宗时的说法，这件写卷只讳“虎”，而不讳太宗与高宗，就难以解释了。
☆敦煌藏经洞文物的真伪问题
我们一般认为，《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所收《北京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简目》《斯坦因劫经录》《伯希和劫经录》所列敦煌写卷均为藏经洞文物，其来历没有问题。但关于P.2500郑玄《礼记注》写卷，玄幸子对它的来历提出了怀疑，她发现写卷中“嗟”“杀”“葬”“舅”等字上有现代人涂改的痕迹，这些黄色颜料涂改的字下面透出白色胡粉，这些改过的字都是正体字，而被改动的那些字原本应是俗字，因为写卷其他没有被改动过的地方，该字仍作俗体写法。所以这个写卷极有可能不是出自藏经洞。关于伯希和写本的问题，也有其他学者提出过类似的疑问。松元荣一发现伯希和掠去的敦煌绢画中，有蒙古文字而且是非常新的蒙古文字。于赓哲从P.3810号写卷中的药名、避讳、字形、俗字、宗教内容等角度考察，认为这个写卷是元代以后的产物。荣新江云：“斯坦因、伯希和已经指出，在他们到来之前，王道士曾将别处发现的晚期材料放入藏经洞，伯希和还特别指出他在洞中见到的清光绪年间刊印的小本道经。”所以，这个P.2500号写卷也有可能是王道士从别处移入藏经洞的。
☆郑玄《论语注》重现世间？
郑玄《论语注》大概到五代时已经亡佚了。王谟《论语注》序录：“郑注《论语》，自周、齐至隋，盛行于人间，《唐书》犹著录。至赵宋始不入志，意五代之际其书已亡，故未见有传本。”最早辑郑玄注的是南宋王应麟，有《论语郑氏注辑》二卷。至清代，辑佚者众多，有王谟辑《论语注》一卷、宋翔凤辑《论语郑氏注》十卷、黄奭辑《论语注》一卷、劳格辑《论语郑注》、陈鳣辑《论语郑注》十卷、袁钧辑《论语注》十卷、孔广林辑《论语注》十卷、钱枚辑《论语郑注》一卷、王仁俊辑《论语郑注》一卷、龙璋辑《郑注论语》一卷，但即使穷搜博采，所得也仅200余条，且多为孤文断句。
西域地区发现郑玄《论语注》写本后，马上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1910年，内藤湖南、富冈谦藏寄给罗振玉的西域古文书复印件中有《论语子路篇》残注，即今编号为大谷8088的吐鲁番写本。罗振玉考定其为郑玄注，在《鸣沙石室古籍丛残》中影印，并撰《论语郑氏子路篇残卷跋》，这是为世人所知的第一件郑注《论语》写卷。1913年，罗振玉得到伯希和所寄P.2510写卷照片（参见图2），在《鸣沙石室佚书》中影印出版，并撰《论语郑氏注》提要一篇，这是关于敦煌《论语》写卷的第一篇论文，是为世人所见的第二件郑玄《论语注》写卷。迄今共在敦煌写卷中发现9件郑玄《论语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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