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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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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语言学之后——当代形而上学的重建》为邓晓芒先生新作，共三卷。继第一卷对西方形而上学展开系统检讨后，第二卷将研究重心转向对中国形而上学的深度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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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卷以中国形而上学的思想演进脉络为线索，首先深入考察其理论起点——先秦道家哲学，剖析其超越儒家伦理学所建构的形而上学模型论（“伦理学之后”）；继而梳理这一模型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引发的玄学论争，以及论争对形而上学理论体系的深化发展，并分析了佛家诸流派在这一进程中的作用；最后聚焦宋明时期“三教合流”的思想背景，分析理学家对老庄形而上学的继承与修正，揭示中国传统形而上学圆熟期的内在结构模型，及其解体后向心学回归的理论走向。
全书立足中西比较的宏阔视野，将中国形而上学的发展历程与西方相应思想进行对照分析。在卷末，作者进一步点明中国传统形而上学必然面临的理论困境，并探寻通过提升形而上学理论 层次以走出困境的可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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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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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晓芒，1948年生，湖南长沙人。1982年起长期在武汉大学任教，1989年评为教授，2009年起转任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德国哲学研究中心主任。现为中华外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德国哲学》主编。长期从事德国哲学的研究和翻译，旁及美学、文化心理学、中西文化比较等研究。已出版《思辨的张力》《哲学起步》《新批判主义》《康德哲学讲演录》《康德哲学诸问题》等著作、译作数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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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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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卷 对中国形而上学的反思——以西方为参照
引言
第一章 先秦形而上学的创立
第一节 作为“伦理学之后”的“三玄”
一、老子、孔子和《易》的关系
二、道家哲学作为中国哲学的主干
三、庄子对老子哲学的补救
第二节 老子的天道观
一、《道德经》第一章句读
二、老子实践形而上学模型的制定
三、老子实践模型的运作方式：有无相生及其辩证关系
第三节 庄子的语言观
一、“言”与“知”的关系
二、“言意之辨”
三、庄子的“三言”
第四节 对道家哲学的改造
一、道家对儒家的批判之得与失
二、从中西自然概念的比较看道家哲学的缺陷
三、道家哲学改造的关键性步骤
四、“新道家”哲学的实践模型
［附录］ 从公孙龙子看中国语言哲学的困境
第二章 魏晋玄学对道家形而上学的深化
第一节 正始玄学
一、夏侯玄
二、何晏
三、王弼
第二节 竹林玄学
一、竹林七贤的人生理想
二、向秀
三、嵇康与阮籍：外道内儒
第三节 西晋玄学
一、郭象
二、裴頠
三、欧阳建的《言尽意论》
第四节 佛学与玄学的互相渗透
一、魏晋时以“格义”为基础的三大佛学流派
二、僧肇
三、慧远
四、竺道生
第三章 “三教合流”中宋明儒学对形而上学的吸收
第一节 “三教合流”趋势的形成
一、隋唐佛教
二、儒家对佛家的回应
三、道家哲学的再次升级：以《道体论》为例
第二节 宋明儒学的道学化
一、宋明道学的开创者
二、宋明道学的确立：二程
三、宋明理学的完成：朱熹
四、陆王心学的突围
第三节 宋明道学与西方形而上学之比较
［附录］ 朱熹道学与康德伦理学的比较
第一、二卷总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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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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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第一卷中，我们经过有重点的阐释，检讨了西方形而上学两千多年发展历程的脉络。
可以看出，西方形而上学自从亚里士多德的定向工作之后，走的基本上是一条线性进展的道路，在这条道路的每个阶段上，哲学家们都有新的创获，提出新的概念，采用新的方法，然后向着大致是原先确定了的方向朝前迈出一步。
正如黑格尔所描述的：“这种前进是这样规定自身的，即：它从单纯的规定性开始，而后继的总是愈加丰富和愈加具体”，“普遍的东西构成基础”，它“在以后规定的每一阶段，都提高了它以前的全部内容，它不仅没有因它的辩证的前进而丧失什么，丢下什么，而且还带着一切收获和自己一起，使自身更丰富、更密实”。
正是根据这一点，黑格尔提出哲学史和哲学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哲学史就是哲学：“哲学史本身就是科学的，因而本质上它就是哲学这门科学。”
所以，他对整个西方哲学历史进程的描述是：“这种传统并不是一尊不动的石像，而是生命洋溢的，有如一道洪流，离开它的源头愈远，它就膨胀得愈大。”并由此和中国哲学做了比较，认为中国哲学的“整个理智的活动是停滞不进的；譬如中国人也许就是这样，他们两千年以前在各方面就已达到和现在一样的水平”。
当然，西方形而上学也并不像黑格尔所描述的那样，永远生命洋溢。
我们曾以中国形而上学为参照，检讨了西方形而上学这一充满生气和活力、最终却未能走出自己固有的局限性的历程。但毕竟西方形而上学的确从它的起点开始走过了一个不断发展和提高自身层次的历程。
根据上述理由，我们在第二卷中回顾中国传统形而上学的历程时，将把主要精力放在这一历程的起点即先秦道家哲学的讨论和分析上。
因为我们看出，道家形而上学从它产生的第一天起就已经基本“定型”了，但不是“定向”，它所走过的道路不是线性的，而是“积淀”式的（李泽厚语），是从一个定点向外一波一波圆圈式扩展的。
中国后来的一切形而上学在基本的思维框架上并没有本质性地超越老子在最初奠定这一思想时的原则模型，而是沿用这一模型，只在内容方面有所增添和改进，或在形而下方面与时俱进地做了些补充。
这种情势甚至在西来佛法传入中土之后也没有根本性的改观，因为佛教哲学并非一种形而上学，不论是“物理学之后”还是“伦理学之后”都不是，它除了在概念的思辨技术上使形而上学的表述得到某种精密化的改进外，就只能以自己的某些新颖的提法和命题使道家哲学在实证实修方面增加一些更为圆通的感悟和体验。
因此，在我们对中国形而上学传统的这番检讨中，佛家正如儒家一样，不是我们考察的主要对象，只是在考察道家形而上学时，作为某些问题的参照而附带要考虑到的。而西方哲学的视角则是我们随时要参考的，它将使我们对自己的传统获得某种立体的深化和理解。
所以，本卷首先要比较详细地考察的是先秦道家哲学，看它如何超越于儒家伦理学之上而建立起一种形而上学的“模型论”，考察这个模型论的得失，以及对之加以改造的设想。
其次，我们将考察这一定型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所激起的玄学论争及其在形而上学中的意义。然后，我们还将简略分析宋明时期的理学家和心学家对老庄形而上学的继承和修正，揭示其作为中国传统形而上学圆熟期的内在结构模型。在这三个阶段的考察中，我们都将结合西方形而上学相应的思想进行比较和对照，但绝不是简单地套用西方的概念和范畴，而是为了在研究中国思想的具体对象时获得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和参照物。
而在本卷最后，我们将揭示中国形而上学趋向于自我消亡的必然势头，以及它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势头，我们又将如何通过提升这个形而上学的层次而走出这一困境。
现在，当回首中国形而上学所走过的道路，我们会发现，正如西方的“物理学之后”最终在海德格尔那里被解构成了一种诗化的语言哲学，中国的“伦理学之后”在陆王心学这里也被撕掉了形而上学的面纱。
最终，两者都导致形而上学不可遏止的衰亡，使之成为一个贻笑大方的贬义词。
中西形而上学的这种共同命运的根源何在？
根据我们前面的讨论，在形而上学被作为一种“知识型”来表述的当初，就已经在中西言说方式中种下了祸根。
具体言之，西方形而上学早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就是借助语言的逻辑功能来表述的了，这是西方形而上学深信不疑的传统；直到海德格尔才发现，这一传统最大的弊病就在于忘记了语言的诗性功能。当然，他本人并不知道可以拿这种非逻辑的诗性功能来做什么，只好归于上帝的“圣言”。
而在中国形而上学的源头道家哲学那里，恰好是凭借语言的非逻辑功能，甚至反逻辑功能，凭借语言悖论，来推进思想的进程。
这一点在庄子那里以卮言的“无厘头”方式表达为一种遍地开花的诗性智慧。但与此同时，道家形而上学对逻辑功能的拒斥也使自己失去了自我反思的能力，而陶醉于良好的自我感觉和天人之间天然“合一”的虚火上升之中，最终以“道在屎溺”的“痞性”而体现着巨婴式的“纯情”。
中西形而上学都在自己的先天缺陷中到达了自己的终点，再也无法起死回生，这就是当代形而上学的现状。然而，“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当综合起来反省中西形而上学各自的长处和弊病时，我们也许会遇到一种双方都未曾发现的突出重围的机缘，这就是抓住双方所使用的语言，包括逻辑语言和诗化语言，去探讨一下它们之所以可能的共同根据，并借助这一根据跳出“物理学之后”和“伦理学之后”的各自局限，而建立一门“语言学之后”，Meta-Linguistik。这就是我所设想的“当代形而上学的重建”。
而这也正是本书第三卷所要专门探讨的话题。
当然，正如“物理学之后”不讨论专门的物理学，“伦理学之后”也不讨论现实的伦理学一样，“语言学之后”也不是要讨论语言学，而是要讨论隐含在语言学中的更高的形而上学问题，即语言学的哲学根据的问题。
我所设想的“语言学之后”正是在哲学人类学所揭示的人类诞生和发展的基本原理即自否定或自我超越的原理中建立起来的。也可以说，我把对哲学人类学的考察视为“语言学之后”的形而上学的一个导论。
我在2017年出版的《哲学起步》这本主要是以哲学人类学为理论框架的书中，的确曾在“后记”中把该书称为我未来的哲学体系的“导论”，并由书中最后的“自由与逻辑”的话题引向了我的“自否定哲学”： 所谓“自否定”， 首先肯定是一个逻辑问题，它本身就是一个逻辑概念，但逻辑问题是现实问题的最高抽象，它是打开一切现实问题的最根本的钥匙，并且正因为如此，也是切入一切现实问题的方法。……我将要建立的哲学，就是要在本源的方法后面揭示出现实的内涵，使它成为我们能动地对待现实问题的一种新型的世界观。
这实际上已经是对我目前着手所写的这本书的主题的预告了——本书的最后一卷，也是最重要的一卷，即作为“语言学之后”的“自否定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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