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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权威学者的深耕之作：作者宋炳辉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首席专家、《中国比较文学》主编，深耕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数十年，著作三次入选 “丝路书香” 工程，其学术视野与研究深度兼具权威性与影响力。
2.贯通中外的文学图景：跨越现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汉语文学与世界文学，既有对莫言获奖争议、人工智能与文学关系等热点议题的独到见解，也有对茅盾、徐志摩等经典作家的重新审视，构建起立体多元的文学研究坐标系。
3.学术性与可读性兼具：文章既保持严谨的学术规范，深入文本肌理与历史语境，又避免晦涩表达，以清晰的逻辑、流畅的笔触解析文学现象，无论是专业研究者还是文学爱好者都能从中受益。
4.兼具理论与温度：上编聚焦文学研究的理论辨析与文本解读，彰显学术深度；下编的序跋文字则饱含人文情怀，记录学术道路上的师友情谊与思考历程，让学术著作更具温度与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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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守望文学的纯粹本真，游弋学术的边界疆域。
在文本解读与思潮辨析中读懂文学的时代意义。
全书分为“作家与思潮”“书里与书外”两编，上编聚焦中外作家创作、文学思潮演进与文学现象辨析，既深入解读莫言、王蒙、阿来、贾平凹等当代作家的创作特质与精神内核，也梳理新月群体、徐志摩等现代文学符号的历史命运与文化价值，更探讨人工智能时代文学的未来走向；下编收录作者为各类著作撰写的序跋、后记，既呈现学术研究的幕后思考，也流露对文学、友人及学术道路的赤诚情怀。作品以开阔的世界视野、严谨的学术逻辑与细腻的文本感知，搭建起汉语文学与世界文学对话的桥梁，展现了当代学者对文学本质、历史语境与跨文化传播的持续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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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作者：宋炳辉
上海外国语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首席专家，现任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比较文学》主编，兼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等职。其主要研究领域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中外文学关系及汉语翻译文学，著有《新月与夜莺：徐志摩传》《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系列三卷本等15部著作。2014年入选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2016年入选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2018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学术功底深厚，在中外文学研究领域具有广泛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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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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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编：作家与思潮
中国当代文学如何面对 “世界”？——莫言的中国评价及其理论误区
最具中国性的个人写作如何同时面对两个世界
王蒙的文学成就和他的世界视野
唤醒记忆、疗治创伤与生态重建——读阿来的《云中记》
陈谦小说的叙事特点与想象力量
短篇叙述中的当代现实及其话语力量
茅盾的矛盾：交错在政治与文学之间的人生选择
开在异乡的无名花朵——泰戈尔两次访华来沪与新文学运动的关联
新月群体的历史命运及其文化贡献
志摩的人与《志摩的诗》
想象春天——朱自清散文《春》的另一种解读
汉语文学的谱系与世界文学空间
是美丽新世界还是世界末日——关于人工智能时代的文学猜想
下编：书里与书外
《新月下的夜莺：徐志摩传》后记
《暮年杂笔》编后记
《老舍印象》编选小序
《徐志摩作品赏析》编后记
《伍尔夫日记选》译后记
《辜鸿铭印象》编选小序
《网络：你往何处去》编后记
《方法与实践：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序——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何为？
《方法与实践：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后记
朴明爱译崔哲秀小说《蝉》序——树上的卡夫卡
《朱自清散文名篇》编者前言
忧伤的鸡尾酒——我的学术自述
《弱势民族文学在中国》后记
只要是能用得上的，我都不拒绝——《王蒙研究资料》代序及编后记
《徐志摩传》修订版后记
张德明著《范小青小说创作论》序
作为文学关系研究范畴的 “世界性因素”——陈思和著《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序
《润物有声：谢天振教授七十华诞论文集》缘起
《视域与方法：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后记
《文学史视野中的中国现代翻译文学：以作家研究为中心》后记
“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文库” 总序
《弱势民族文学在现代中国》后记
替中国新诗开了一个新纪元——《戴望舒译作选》序
把神韵化进形式，让形式表现神韵——《徐志摩译作选》序
《谢天振学术教育年谱》后记
《重写翻译史》编后记
枪头的玫瑰与苦难抗争诗学 ——《许幸之诗文选》序
《中外关系视域下的翻译文学》跋
绕道而行的风景 ——《中国二十世纪欧美现代主义诗歌译介史论》序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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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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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如何面对“世界”？
——莫言的中国评价及其理论误区 [if !supportFootnotes][1][endif]
一
莫言在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于世界文学语境中的中国文学而言是一个重要事件，它真正结束了中国作家与这一最具国际影响力奖项间长期无缘的历史。而且，无论是从外部世界看中国，还是中国文学的自我认知，都因此发生了重要而意味深长的转变。在当代中国文坛，虽然像莫言那样优秀的作家还有很多，莫言不过是其中的一员，但作为一个国际性文学事件，2012年莫言的获奖，在很大程度上结束了与诺贝尔情结或者焦虑症相关的一切，为中国当代文学开启了一个时代。它使中国文坛在缓解这一情结的同时，获得了进一步冷静思考中国文学的创作与阐释如何面对多元文化的世界，如何体现世界性意义的机会。
因此，莫言的获奖没有结束、反而引发了又一轮关于其作品的论争。对于莫言这样个性鲜明的作家来说，争论和批评本来不是什么出人意料的事，从他刚开始被读者记住起，争论就一直陪伴着他。这种争论既涉及莫言作品的意义及其与中国历史、现实的关联，也从一开始就带入了国际性的视野。莫言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成名，在那个时代，作家写作的参照、读者的接受以及批评家的阐释，都开始习惯于在世界文学系统中看待文学的意义。因此，即使在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奖之前，仅就国内批评界而言，围绕他的争论就超出了中国文学与文化的语境，只是诺贝尔奖作为最重要、最权威也最具影响力的国际承认，更使有关莫言写作个性的讨论具有了一种跨文化的维度。
这就使得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界对莫言的讨论，具备了某种典型意义。它折射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许多共性，也囊括了中国文学进入“文学世界共和国”（The World Republic of Letters） [if !supportFootnotes][2][endif]所面临的所有重要问题，包括作家的写作如何同时面对国内和国际两个接受语境？尤其当两者之间存在明显差异，甚至相当程度上矛盾时，作家该如何实现创造性超越，如何参与文学世界共和国的对话和竞争？这种挑战同时也是文学批评所面临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如何面对这一处境下中国作家的写作？怎样理解中国作家在文本内部和文本之外（现实中）的话语方式？
对于中国批评界而言，诺贝尔委员会给莫言的颁奖词是一套混杂又富有弹性的话语，对它的不同解读本身就是国际文学对话的一个典型案例。原本对莫言作品有着不同理解与评判的中国批评家和读者，既从中发现了他们认可的观点，如肯定莫言具有无与伦比的想象力，肯定他对于历史和现实的某种讥讽与嘲弄，认为他的故事总伪装成神话与寓言，将所有的价值观寓于其中，等等；同时又从中看到了许多有违自己的、甚至是一些特别刺眼的判断。除一些居于西方立场的政治判断外，颁奖词中还有明显语义含混的地方。最明显的莫过于在做出上述一系列肯定判断的同时，一再地把莫言故事中的世界与中国现代史所做的直接关联。当然，莫言作品中所体现的现实关联是显而易见的，但对于如何关联的解释和评价则有着各不相同甚至南辕北辙的方式。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之间，在同一文化语境的不同文化立场之间，在持有不同文学观念的批评者之间，都有着各自不同的看法。尤其当问题聚焦于试图探究一个中国当代作家在世界文学语境中的创造性努力时，这种分歧就更有特定的涵义。颁奖词中这种语义含混和复杂的表述，使得对莫言持不同态度的中国批评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解读诺贝尔奖官网所概括的标题：“他将幻觉现实主义（hallucinatory realism）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 [if !supportFootnotes][3][endif]。而他们在2012年度颁奖之前对莫言写作个性的肯定或者否定的判断，都在这一来自诺奖委员会的评价中得到进一步印证和强化。这样，莫言的获奖虽然在整体上缓解了中国人长久以来的“诺贝尔情结”，但令人意外的是，它不仅没有使中国批评界在莫言评价上的分歧得以弥合，反而延续甚至加剧了这种分歧，因此也暴露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中所存在的一些理论误区。
对莫言作品最严厉的批评，首先集中于他在许多小说中大量展现的所有与崇高、优雅、精致相对立的人物、场景和细节。刘心武对此现象的描述，的确反映了莫言的小说文本在感性层面最突出现象：莫言小说有太多传统的革命现实主义所排斥的东西，他不提供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甚至不提供鲜明的人物形象，尤其不提供可供社会崇敬、学习、爱慕的形象。小说中有大量比如人性之恶、原欲、场景的脏乱、残暴（甚至包括食婴、剥人皮及种种酷刑），还有粪便、呕吐物等原来被认为不能进入文学文本的事物 [if !supportFootnotes][4][endif]。对作品中所呈现的这些丑陋、血腥的人、物、事本身，即便是最赞赏莫言才华的批评家，也并没有给予直接的肯定。但对于如何看待这些在中国文学传统中几乎从未出现过的现象，存在着各种不同乃至对立的观点。
二
针对莫言作品所呈现的这一现象特征，在中国所有质疑和否定莫言的批评中，大致可以概括为三种倾向。首先，是对莫言小说世界所充斥的粗鄙、欲望、血腥、恶丑的人事、物象的质疑和反感。这种指责当然基于传统文学经验的参照，更来自和现实世界的对照。不少读者刚刚被《透明的红萝卜》（1985）中的感觉世界所吸引，却又被《红高粱》（1986）的某些血腥场面所震惊，在获得许多人赞赏的同时，也引起很多质疑的声音 [if !supportFootnotes][5][endif]。如果说《红高粱》这部当时被归于“新历史小说”的作品，因为讲述残酷的战争历史，尽管在叙述中溢出了历史叙述的主流立场（比如历史叙述的党派立场、民间立场），但其残暴、血腥与污秽可以在战争背景中获得那些持传统文学立场的读者与批评者的谅解。那么，后来陆续问世的《酒国》（1993）、《丰乳肥臀》（1995）、《檀香刑》（2001）、《生死疲劳》（2006）《蛙》（2009）等长篇小说，则激起不少人的不安、厌恶乃至愤怒。他们对莫言所表现的人性、人兽关系，以及丑陋的场景与细节所显示的伦理扭曲，感到无法接受。这种居于传统现实主义模式的思维方式和审美习惯，不仅在普通中国读者中仍有相当大的力量，也有意或无意地左右着许多文学批评家对莫言的判断。他们不自觉地发出这样的质疑：中国（哪怕是山东高密东北乡）的历史和现实，是莫言所叙述的那样么？
其次，是以精英文学观念和审美理念为理论出发点，对莫言小说语言的不精致，叙述中常见的庞杂、物象的粗鄙，乃至反抗崇高的审美方式 [if !supportFootnotes][6][endif]表示了担忧和不满。这种批评从《红高粱家族》《红蝗》开始，一直延续到后来所有的作品。很多人都批评莫言的“失误” [if !supportFootnotes][7][endif]，堆砌、做作和毫无节制 [if !supportFootnotes][8][endif]。直到21世纪初，甚至在莫言获诺贝尔奖之后，这种批评仍然没有停止，反而更为激烈 [if !supportFootnotes][9][endif]。态度最为明确、批评最为尖锐的可能要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李建军 [if !supportFootnotes][10][endif]，另外也包括来自德国汉学家顾彬的批评。相对于李建军，顾彬的批评更出于其精英主义的文学立场和审美观念 [if !supportFootnotes][11][endif]，但两者在所有批评的声音都有相当程度的代表性。
再次，采取国族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内外视角对莫言进行批评，而且直接借用后殖民理论等当代西方理论的方式，或者无意间受到这种理论的影响。这类质疑 [if !supportFootnotes][12][endif]往往与上述第一种批评共享着文学反映现实的观念，有时也会引入文学审美的相关形式理论，但他们最经常使用的表述是：莫言小说为什么会呈现一贯的粗鄙、血腥、丑陋和怪诞的世界？在他们看来，莫言扭曲了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并追问着背后的意图。这种提问大多会引向这样的结论：莫言之所以将历史和现实以如此夸张、怪诞和丑陋的方式呈现于作品中，是为了吸引西方的目光，为了博取猎奇式的，也就是萨义德所揭示的“东方主义”主体的注目和赞赏，并以此提升自己在世界文学中的声誉。这当然是对莫言最为严厉的指责之一，这种批评不仅针对其作品的文学性，更延伸到对莫言的民族文化立场的怀疑，甚至推衍至对他的文学功利主义的道德批判。即使是那些较为温和的批评，虽然不会直截了当地对莫言做这种诛心式的臆测，也会从其作品所产生的客观效果角度予以批评，认为莫言虽然主观上未必故意献媚于东方主义，但客观上却印证了东方主义对落后与污秽东方的想象。而当他们用传统文学审美理念无法解释莫言的狂放、夸张的话语方式时，这样的结论似乎是必然的。
本文无意逐一辨析这三类批评，但在开始将重点放在第三类批评的讨论之前，对前两种批评做一个简单回应。以第一种方式质疑莫言笔下的历史与现实真实性的批评，一旦进入作品人物、场景、细节与现实间的对照分析，他们自己也意识到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夸张、变形乃至虚构是作家的创作自由，也是文学多样性的必要前提；他们更无法否认莫言所呈现丑陋、污秽、残暴在历史和现实中仍不乏存在，即使在反映论的意义上，作家自有选择做批判的牛虻或者赞美的喜鹊之权利。某些批评家之所以用这种方式来批评莫言，只因反映论式的文学挂念在读者中仍有着普遍但模糊的支持，以此可以将结论推向他处。所以事实上很少人单独使用这种批评思路和方法。在我看来，对莫言的写作而言，第二种方式的批评较有针对性。因为莫言的作品在语言上常常体现出粗糙、堆砌、缺乏节制，细节周密性欠缺的现象，甚至叙述中前后矛盾之处也并不少见 [if !supportFootnotes][13][endif]，对于一个成熟的作家来说，这的确是某种技术意义上的瑕疵。但问题的根本是：精英主义的文学立场总是以既有的文学规范为中心，来评估作家的写作实践，而这正是莫言本人和许多当代作家要竭力冲破的。第三种针对莫言的批评方式，即后殖民式的批评，是下文要重点讨论的。
对莫言作品的后殖民式批评，当然与后殖民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有直接关联。虽然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国内就有关于后殖民理论的介绍，但真正引起中国理论界的关注并引发讨论，则开始于90年代初。当时正是中国文化思潮从80年代基于“现代性”焦虑而形成的强劲反传统和激进西方化观念，向弘扬传统、批判西方化的转变时期，文化保守主义的重新被肯定，与后殖民理论的反对西方中心和西方文化霸权的立场以特定的方式对接，进而波及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这当然也反映在对莫言批评中，虽然这种回响事实上要滞后好几年，因为在1993年《酒国》问世之后，许多评论仍然将这部小说与20世纪初期的另一位先锋作家鲁迅（《狂人日记》）或西方现代主义经典作家卡夫卡（《城堡》）相关联。 [if !supportFootnotes][14][endif]
但自21世纪开始，以后殖民方式批评莫言，就逐渐成为否定性批评中最主要的方式。作为当代重要的批评家之一，李建军的批评风格一向犀利，在“软性批评”“商业批评”较为普遍的当下，这种直率的批评有重要意义。我虽然不同意他对莫言的批评，但其意见的直率表达，有助于讨论直接触及问题核心所在。李建军对《檀香刑》的批判 [if !supportFootnotes][15][endif]是其莫言批评系列的开始，而2012年莫言的获奖则成为其强化这种批评方式的重要事件。我注意到，李建军对莫言的系列批评虽然针对不同的文本，但质疑理由和方式是前后一贯的。《直言莫言与诺奖》一文中的一段话，似可以看作其典型表述：“莫言用西方人熟悉的技巧，来写符合西方人想象的中国经验……他写人物毫无规矩……在酒缸里头撒尿，在娶亲路上颠轿，在高粱地里睡觉，——在西方人的想象中，中国文化就是这样，中国人的生活就是这样；崇高而诗意的生活，与中国人是无缘的，高尚而美好的情感，与中国人也是无缘的。正是通过一种简单化的、游戏化的叙事，莫言将中国人写成了心智残缺、情感粗糙、行为幼稚的人，写成了一群对暴力、性、乳房等充满病态畸恋的人。” [if !supportFootnotes][16][endif]李建军之外，也有论者认为莫言具有“东方主义的心态”，“更沉迷于对中国形象的‘妖魔化’书写” [if !supportFootnotes][17][endif]，体现了莫言在“东方主义影响下对东方带有猎奇和偏见性质的认知” [if !supportFootnotes][18][endif]；认为《丰乳肥臀》是失真、虚夸的小说，所呈现的污秽的历史场景、兽性化的人物、沦丧的道德，是“为了更好地满足域外读者的审美要求……做出的策略性的调整，从而是这部号称民族史诗的小说显示出致命的偏颇” [if !supportFootnotes][19][endif]，更有人直接指责莫言“投合瑞典人的重口味，作品（以《丰乳肥臀》为典型，把瑞典人塑造成救世主，出处留下了一个作家自我殖民的浓重痕迹。” [if !supportFootnotes][20][endif]
笔者当然不认可这种判断，也不认同以这种方式评价一位个性鲜明的作家的创造性成就。但对文学批评或者研究而言，如果只表明自己的态度和立场，并没有多大的意义。只有将这些论点放在世界文学语境中进行话语分析，才能辨析其话语逻辑，探究其审美偏好之外的深层文化原因。这才有可能在一般意义上认识莫言的文学成就，进而显现莫言所面临的文化语境及其采取的话语策略。
[if !supportFootnotes][endif]1，该文先后以英文和中文发表于CLCWeb: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Purdue University Press. Volume 20 (2018) Issue 7 Article 5、文艺研究2020年第9期。
[if !supportFootnotes][2][endif] 卡萨诺瓦：《文学世界共和国》，罗国祥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6页。
[if !supportFootnotes][3][endif]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2012–Press .Release\. Nobelprize.org.
lang=EN-US style=‘font-size:9.0pt;line-height:110%;font-family:宋体;mso-bidi-font-family:宋体;background:white;mso-font-kerning:0pt’>.
[if !supportFootnotes][4][endif] 刘心武、张颐武：《关于莫言获奖的另类解读》，载《中华读书报》2014年2月19日。
[if !supportFootnotes][5][endif] 江春：《历史的意象与意象的历史——莫言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得失谈》，载《齐鲁学刊》1988年第4期。
[if !supportFootnotes][6][endif] 王干：《反文化的失败——莫言近期小说批判》，载《读书》1988年第10期。
[if !supportFootnotes][7][endif] 潘新宇：《〈红高粱〉的失误及其原因》，载《文艺争鸣》1987年第5期。
[if !supportFootnotes][8][endif] 贺绍俊 潘凯雄：《毫无节制的〈红蝗〉》，载《文学自由谈》1988年第1期。
[if !supportFootnotes][9][endif]李斌、程桂婷编：《莫言批判》，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该书收集了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2013年间发表的40多位作者的批评文章。
[if !supportFootnotes][10][endif] 自2001年发表《是大象，还是甲虫？——评〈檀香刑〉》后，李建军先后发表了十多篇有关莫言的批评文章，是中国批评界质疑莫言的声音中最突出的。
[if !supportFootnotes][11][endif] 顾彬：《在世界文学危机的背景下批评莫言》， style=’font-size:9.0pt;line-height:110%;font-family:宋体;mso-asci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mso-hansi-font-family:”Times New Roman”‘>。
[if !supportFootnotes][12][endif] 如欧阳昱：《自我殖民的观察与思考》，载《华文文学》2013年第2期。姜玉琴：《〈丰乳肥臀〉中的“东方主义”写作策略》，载《南方文坛》2015年第3期。
[if !supportFootnotes][13][endif] 在笔者参与的由复旦大学主办的一次莫言作品讨论会上，作家王安忆就坦率指出莫言小说在细节上的疏漏。她表示在某部小说中发现了二十多处应进一步加工的细节，但没有举证，并强调“这就是莫言！他的才华与疏漏是一体的”。
[if !supportFootnotes][14][endif] 张闳：《感官的王国──莫言笔下的经验形态及功能》，载《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第5期。黄佳能、陈振华：《真实与虚幻的迷宫——<酒国>与<城堡>之比较》，载《当代文坛》2000年第5期。
[if !supportFootnotes][15][endif] 李建军：《是大象，还是甲虫——评〈檀香刑〉》，载《文学自由谈》2001年第6期。
[if !supportFootnotes][16][endif] 李建军：《直议莫言与诺奖》，载《文学自由谈》2013年第1期。
[if !supportFootnotes][17][endif] 叶立文：《从东方主义到中国经验——先锋小说的巫术传奇》，载《天津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
[if !supportFootnotes][18][endif] 王裔君：《莫言作品中的“东方主义”现象及反思》，载《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
[if !supportFootnotes][19][endif] 姜玉琴：《〈丰乳肥臀〉中的“东方主义”写作策略》，载《南方文坛》2015年第3期。
[if !supportFootnotes][20][endif] 欧阳昱：《自我殖民的观察与思考》，载《华文文学》201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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