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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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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由权威专家撰著的富有特色的理论读物。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历史和现实相贯通，解构中国共产党人在民族复兴进程中赓续古老文明、推动文明更新、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回应党的领导如何赋能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等重要命题，兼具思想性、理论性、可读性，为广大读者理解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华文明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提供权威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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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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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以强烈的历史自觉、使命担当引领中华民族不断迈向现代文明新高度，赋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为深刻的文化内涵和文明维度。本书紧扣习近平文化思想，历史和现实相贯通，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阐述了我们党团结和带领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理论和实践成果；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守正创新、与时俱进，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大潮中实现文明复兴、文化进步，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基础上推动文明更新、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回答了中华文明在近代何以蒙尘，我们党在推动中华文明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等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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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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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振义，中央档案馆副馆长、国家档案局副局长，曾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长期从事党的政策研究和党的基本理论研究，多次参与党中央文稿起草，多次参与中央干部教育重要学习材料编写。陈远章，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副主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政党政治与人类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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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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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绪 论 中国共产党与“古今中西之争” / 001
一、“古今中西之争”问题的由来 / 003
二、中国共产党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重要法宝 / 010
三、新时代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必由之路 / 016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为文明更新而生 / 023
一、中华文明在近代何以蒙尘 / 025
二、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重建 / 031
三、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 / 038
四、“两个结合”重大命题 / 044
五、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 052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与物质文明 / 057
一、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 059
二、“四个现代化”的发轫 / 067
三、改革开放潮涌东方大国 / 071
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 078
五、从总体小康到推进全面小康 / 086
六、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 / 095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与精神文明 / 107
一、中国人民在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 / 109
二、“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 115
三、“两个文明”一起抓 / 121
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128
五、跨越时空的强大精神动力 / 134
六、让中华民族的精神大厦巍然耸立 / 141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与政治文明 / 147
一、确立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 / 149
二、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 162
三、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 168
四、在法治轨道上推进现代化 / 176
五、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 / 181
六、在坚持“一国两制”中推进祖国统一 / 188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与社会文明 / 197
一、“十个没有”的“明朗天” / 199
二、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 / 205
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建设 / 213
四、创造美好生活 / 222
五、续写社会长期稳定奇迹 / 233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与生态文明 / 243
一、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 / 245
二、高度重视国土之伤、民生之痛 / 255
三、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 261
四、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 / 266
五、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 / 272
六、“双碳”的“中国承诺” / 277
第七章 照亮未来的文明之光 / 285
一、极大激活了古老的中华文明 / 287
二、赋予了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 / 294
三、彰显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 301
四、丰富了人类文明理论的思想宝库 / 310
五、为人类文明迈向新境界提供中国方案 / 317
主要参考文献 / 325
后 记 /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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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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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今中西之争”问题的由来
“古今中西之争”是指近代以来面对西方文化冲击而多次爆发的、以古今中西之文化资源取舍为中心的思想争论，其核心是如何看待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关系。这一争论主要发生在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初，但贯穿了整个近现代，深刻影响了近现代乃至当代的中国。“古今中西之争”反映了中国在面对西方文化和科技冲击时，对文化自觉与身份认同的探索。“古今中西之争”问题的由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1.西方文化的冲击。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鸦片战争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开始直接接触西方的科学技术、政治制度和文化理念。西方列强的军事和技术优势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震撼，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和价值体系受到巨大冲击，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中国向何处去”成为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
2.救亡图存的需求。面对内忧外患，许多有识之士意识到必须进行变革才能避免亡国灭种的命运。这种变革既包括学习西方的技术和制度以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也涉及对传统文化价值的重新评估。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一些知识分子逐渐意识到简单模仿西方并非长久之计，开始倡导保留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同时，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人们更加重视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和价值，试图找到一条既能吸收外来文化又能保持自身文化特色的道路。
3.现代化进程中的矛盾与冲突。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充满了曲折和反复。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社会内部出现了关于如何平衡传统与现代、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激烈讨论。洋务运动的兴起，标志着中国开始尝试学习西方的科技与军事，但这仅是表面的现代化努力，深层次的冲突在于如何调和中国传统的“道统”与西方的“器统”。这一争论在 20世纪的五四运动中达到了高潮，其涉及的“古今”与“中西”的拉锯战，实质上是关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意识形态抉择，即既要应对西方现代性的挑战，又要找到一条既不盲目效仿西方、也不固守传统的独特道路。
“古今中西之争”是一个复杂而深刻的历史现象，反映了东西方文化与意识形态的碰撞与融合，反映了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困境与抉择。这一争论不仅影响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也塑造了中国近代以来的思想文化格局。关键在于，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如何在继承发扬自身文化传统的同时，吸收借鉴西方及其他文明的有益成果，找到一条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发展和人民解放的道路。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宁静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破，被迫卷入了世界体系。在这个风云变幻的时期，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农业文明与西方蓬勃发展的工业文明发生了激烈碰撞。西方列强凭借着先进的工业技术和强大的军事力量，强行打开了中国封闭已久的国门。随着侵略的深入，西方的思想、文化和制度也如潮水般涌入中国。这一时期，“中体西用”的观念应运而生。这一观念试图在坚守中国传统文化主体地位的前提下，有选择地引进西方的技术和器物。洋务派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倡导学习西方的先进军事技术，兴办近代军事工业。他们希望通过引进西方的坚船利炮来增强国家的军事力量，抵御外侮。同时，在民用工业领域进行了一些尝试，试图通过借鉴西方的工业生产方式来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然而，这种局部的、表面的学习和引进，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落后的局面。西方的技术和器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中国的生产力，但由于封建制度的束缚和传统文化的惯性，这种变革难以深入社会的核心层面。
清军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新兴的资产阶级代表把“师夷之长技”推进到学习西方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进化论、“天赋人权”、“三权分立”、政党政治、君主立宪制以及民主共和制等先后被介绍到中国，成为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先有维新运动被镇压，继之有辛亥革命。民国初年，内阁制、多党制、议会制等一套从西方学来的东西都曾实行过，然而，“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北洋军阀上台后，中国思想文化界出现了一股尊孔读经、复古倒退的逆流。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的指引下，把攻击的矛头指向统治中国 2000 多年的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封建主义思想文化。
新文化运动之后，民主与科学作为一种文化价值观念逐渐深入人心，中西文化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全方位接触和会通融合，但“古今中西之争”没有停息。运动后期东方文化派与西方文化派的辩驳，20 世纪 30 年代的“中国本位文化”论与“全盘西化”论之争，抗战时期的复古与反复古的斗争，绵延不绝。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成为“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毛泽东对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论争作了科学总结，提出了对待外国文化和中国古代文化的正确态度，强调了民族形式与民主、科学内容的统一，民族性和时代性的统一，把中华民族新文化概括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迅速荡涤了旧社会的污泥浊水，禁绝黄赌毒，废除包办婚姻，解放妇女，开展全国规模的群众学习运动，展现了欣欣向荣的新社会新气象。在科学处理社会主义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外国文化之间的关系上，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等原则，批判地挖掘、改造、继承、转化、发展中华传统文化，同时有分析、有批判地向外国学习一切我们用得着的东西，走出了一条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道路。
进入20世纪后半叶，尤其是自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际交流的日益频繁和经济的快速发展，我们党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态度更加开放和包容：既积极吸收西方文化中的先进理念和技术，如市场经济理念、现代管理经验等，又注重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如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等。人们反思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古今中西之争”再次浮现。一些知识分子宣扬西方现代社会理念并批判传统文化。随着西方后现代主义的传入，一些学者主张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智慧，“国学热”逐渐兴起。
在“古今中西之争”中，一种倾向是把“中西之争”归入“古今之争”，认为中国文化过时，西方文化代表现代化方向；另一种倾向是把“古今之争”化为“中西之争”，认为中西文化差别只是民族性差别，应以中国固有文化为根本。然而，文化是在相互交流中不断演变和发展的，不能简单地用凝固不变的观点看待。中国共产党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努力探索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相结合的路径，如将传统文化中的和谐理念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传统的节俭美德与现代的可持续发展理念相联系。同时，不断加强文化创新，建设具有中国特色和国际影响力的社会主义文化，这无疑回应和超越了“古今中西之争”。
“古今中西之争”贯穿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进程，跨越了多个领域，包括哲学、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涌现出众多代表人物和思想观点，推动着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和变革。这中间，新文化运动战士的观点，五四运动之后作为文化新军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规划了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其他一些观点，在中华文化近代发展中也具有一定代表性。
1.中体西用论。这是洋务运动的纲领，是面对西方冲击的最初反应，主要代表人物有张之洞等。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提出这一观点，主张以中国传统纲常伦理和制度为根本 （中体），吸收西方科技、军事、教育等实用技术 （西用），试图通过学习西方技术维护清朝统治。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对于打破禁锢、汲取西学是一个恰当的纲领。
2.维新变法论。主要代表人物有严复、康有为、梁启超。严复通过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等西方著作，向国人介绍了进化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强调“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理，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精神和自由民主思想，以改变国民素质，实现国家的富强。康有为倡导维新变法，主张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科学技术，以改革封建旧制，救亡图存；认为中国应当效仿日本明治维新的模式，引入君主立宪制，以此来强化国力，提升民众生活水平。梁启超认为，中国应当在保留文化精髓的同时，积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制度，以实现现代化；提出“新民说”，主张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形成新的国民精神。
3.全盘西化论。主要代表人物有胡适、陈序经等。他们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与文化是落后的主要原因，提倡彻底批判旧文化，全盘接受或采纳西洋文化，把西洋文化视为现代的基础文化，视为现代化的根本和主干，而中国文化是处在现代世界基础文化之下的窒碍物。
4.新旧调和论。主要代表人物有杜亚泉、章士钊等。他们认为新旧时代连绵相承，不可划出明确之界限；未来文明之创造是“新旧思想之折衷”，这种调和折中是以中国固有文明为指导，把西洋文明“融合于吾国固有文明之中”；所谓新社会是“新旧杂糅”。新旧调和论，实质是变相的“中体西用论”。
5.东方文化优越论。主要代表人物有梁启超、梁漱溟等。他们通过抨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得以集中暴露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弊端，标榜“东方文化”的优越性，宣扬在中国保留固有文明，并以中国固有文明拯救西方，认为中西文化是两个“永远不会相联属的东西”，全世界都要走“孔家的路”，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这些代表人物的观点虽然各有侧重，但共同构成了近现代中国思想史上关于“古今中西之争”的多维对话，展现了争论的深度与广度。
中国共产党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孕育诞生的，中国共产党人从马克思列宁主义中找到了解决中华民族前途命运问题的钥匙，实现了精神上的主动，在领导中国革命中探索和创造了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在批判继承、集思广益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中国国情，总结中国革命经验，对“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作出了科学回答。
“古今中西之争”不仅是文化层面的比较与借鉴，更是发展理念、价值观念、社会治理模式的选择与融合。这一争论推动了中国近现代的思想启蒙运动，促使人们反思传统文化，同时积极吸取西方的科学、民主等现代理念，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思想基础。在古今中西的碰撞中，中华文化经历了深刻的自我审视，既有的文化优越感受到挑战，传统文化的价值被重新评估。通过这种内外交流和比较，中华民族逐步形成了文化自觉，即认识到中华文化的独特价值及其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位置，进而增强了文化自信，促进了民族身份与全球视野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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