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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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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北京不足100平方公里的城市空间，何以承载超百万人口？嘉靖通惠河改修背后，外戚、功臣与车户的利益博弈如何重塑区域物流格局？长期被奉为定论的“行是自律同业组 合”，为何在铺户之役银纳化进程中显露出他律本质？本书以北京、南京、苏州等典型城市为样本，依托天启年间保甲统计、《通惠河志》等一手史料，破解明清城市商业史的核心谜 题：精准还原北京人口规模推定逻辑，厘清通州—北京漕运利益争夺的深层矛盾；突破日本学界的学术定见，揭示国家通过铺户之役管控商工业者的内在机制；辨正门摊银、牙税的演 变脉络，填补政治型城市商业研究的长期空白。作者既呈现实证细节，又剖析制度运行本质，为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提供关键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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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新宫学，日本国立东北大学文学研究科博士，国士馆大学文学部讲师，山形大学教授。长期致力于北京城市规划、明清北京城市发展史方向研究。著有《北京迁都研究》等。
钱晟，上 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讲师。日本东北大学历史科学文学博士，研究方向聚焦明清社会经济史与中日商业比较史。
解泽春，学者、译者，主要研究方向为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东亚经济 史，译有《鲁迅与藤野先生》、《鲁迅与仙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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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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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序章...............1
首都与人口、物流
第一章近世中国首都北京的成立...............13
第二章明代首都北京的城市人口...............51
第三章通州、北京间的物流与在地社会——以嘉靖年间的通惠河整修问题为线索...............86
铺户之役与同业组织
第四章明代北京铺户之役与其银纳化——围绕城市商工业者的实态与把握...............129
第五章关于明末京师的商役优免问题...............174
第六章明代南京的铺户之役与其改革——围绕“行”的诸问题...............201
第七章明末清初一个地方城市的同业组织与公权力——以苏州府常熟县当官碑刻为素材...............230
牙行与商税
第八章明代前期北京的官店塌房与商税...............267
第九章明代后半期江南诸城市的商税改革与门摊银...............303
第十章关于明代的牙行——以与商税的关系为中心...............337
研究动态与书评·介绍
附篇11995年历史学界回顾与展望（明·清）...............367
附篇2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视点——围绕顾诚教授的卫所研究...............389
附篇31何炳棣著，寺田隆信、千种真一译《科挙と近世
中国社会—立身出世の階梯—》...............418
附篇32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曹子西主编《北京通史》
全10卷...............426
附篇33明代都城遗迹、中都的现况
——开发的进展、保存的危机...............432
附篇34关于吴仲撰《通惠河志》...............435
附篇35刘石吉著《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439
参考文献...............444
作者后记...............487
译者后记：我与新宫老师...............491
索引...............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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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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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收录了作者自1980年以来发表于学术杂志等处的有关明清时代城市与商业的论文，其中包括早在30多年以前发表的文章。本来，人文科学的研究虽称不上日新月异，但不可否认本论文集的编纂出版，还是抱有为时略晚的遗憾。
众所周知，二战后日本的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在农村社会、商人研究领域已积累了大量研究成果，但意外的是以城市社会为对象的研究很少。不仅如此，现今对社会经济史本身的关注也明显不如从前。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路线的深化，对商业、城市社会的关注持续高涨，至今仍无衰减势头。近年来，作者曾在一边倒的农村社会研究中仔细研究的课题，在中国陆续发表的相关论文也颇具新意。
举例来说，高寿仙在2015年11月出版的《明代北京社会经济史研究》（人民出版社）一书，汇集了其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撰写的有关明代北京的论文。该书由城市的管理体制与人口规模、城市建设与环境卫生、物资供给与社会救助、价格调查与物价水平、税役状况与地方财政、社会结构与在地势力、宗教信仰与身份群体等7章构成，是以明代北京城市社会为研究对象的最初的概括性专著。其《前言》部分，介绍了许大龄《明代北京的经济生活》（《北京大学学报》1957年第4期）之后的中国代表性研究；继而列举了邱仲麟1990年以来至今所发表的有关北京城市生活史的大量成果；进而指出，在国外明代北京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在日本与美国。特别是日本，高寿仙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佐佐木荣一的商役研究，其后日本的研究一度中断，至80年代才重新开始。高寿仙介绍了作者《明末京師の商役優免問題について（关于明末京师的商役优免问题）》（《集刊東洋学》第44号，1980年，本书第五章）为首发表的6篇论文和拙著《北京遷都の研究—近世中国の首都移転—》（汲古书院，2004年；中译本《明代迁都北京研究——近世中国的首都迁移》，外文出版社，2021年)。附带说明一下，高寿仙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深受许大龄先生之熏陶。
引言 作为首都的北京
在中国，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创立皇帝制度以来，至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清朝宣统帝退位，一直以“皇帝”称号作为对王朝权力至尊的正式称呼。皇帝独占权力的正统性，源自宇宙主宰者的“天”与地上民众的支持（天命思想）。其接受天命的场所，即接受民众推戴的称为“都”的舞台也必须是独一无二的。皇帝居住的“都城”，是用城墙围起来的空间。因此，都城的历史同皇帝制度一样古老。若将皇帝称号诞生以前的王都也包括在内，都城的历史就可以追溯到东周的成周（现在的河南省洛阳市）、镐京（现在的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西北）乃至殷商的殷墟（现在的河南省安阳市西北小屯村）时代。
中国王朝更迭频繁，曾为都城的古都也为数众多。代表明末清初的考证学者顾炎武在其《历代宅京记》中记载了上自传说中的帝王伏羲，下至元朝的首都，包括陪都（副都）在内总计46处地名。据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者史念海的统计，作为独立王朝和政权政治中心的都城多达217处史念海《中国古都和文化》，中华书局，1998年。。
中国曾有西安、洛阳、北京、南京、开封组成的“五大古都”，或加上杭州为“六大古都”之说。1988年经过中国古都学会的提案，河南省安阳也被包括在内，提出了“七大古都”的说法陈桥驿主编《中国七大古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妹尾达彦《長安の都市計画》，讲谈社，2001年。。进入20世纪，在安阳发掘出了殷商后期的都城殷墟。作为早期王都，其被设为王都的时间都较开封、杭州年长百年以上，甚而殷墟东北20公里处有被五胡十六国及北朝设为都城的邺城存在，更成为其入选古都名号的理由。
本章在这些古都中特别选取北京为考察对象。其原因是北京在13世纪后半期，由蒙古=元朝建设为大都城以来，经过15世纪明朝的北京定都，与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北京在历史上直接联结起来了。不必赘言，首都（Capital）本来是指作为近代国民国家政治权力的中心被设置中央政府的都市。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首都的诞生，从辛亥革命废止皇帝制度成立中华民国以来，经过10年以上到1927年左右才完成。因为在这时，南京国民政府继承孙中山的遗志将南京正式定为首都，着手制订“首都建设计划”蒋顺兴、孙宅巍主编《民国大迁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
的确，近代国家和以往的时代不同，具有强力推进政治权力一元化的特征。因此，一国的政治中心也一元化，由此诞生了首都关于首都的概念，参考了1999年以“首都性”为题的论文特刊，都市史研究会编《年報都市史研究》7号。。与此不同的是，中国从很早以前就开始了权力向皇帝集中的一元化，政治的各职能也被作为能保证皇帝权力正统性的王朝首都所一元化，可以说，皇帝居住的都城空间，在近代以前已经具备了“首都性”。当然，并非全部职能都被都城一元化，除首都外尚存补充首都职能的陪都制度。例如，以唐肃宗（756—762年在位）为开端，渤海、辽、金等国也采用的五京制及元朝的两京制等。但是，从中国社会传统的祭天仪礼和宗庙、社稷等设施的配置情况来判断，就可以弄清位居这些设施之顶点的首都。以上就是本文在此考察包括近代国民国家成立以前的时期在内作为首都的北京历史的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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