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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 理论结合实践：本书成功将语境理论、跨文化交际学应用于古典文学研究，为《红楼梦》解读提供了新视角。
2. 翻译研究贡献：系统分析《红楼梦》翻译难题，对典籍外译具有参考价值。
3. 文化阐释深入：诗词部分不仅赏析文学性，更揭示其背后的文化心理，如“诗言志”“诗缘情”传统。
——黑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级教学名师刘敬圻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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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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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情“话”意：跨文化交际视角看〈红楼梦〉》一书从跨文化交际的视角切入，结合语言学、语境理论和翻译研究，对《红楼梦》的语言、文化及诗词进行多维度的分析。《诗情“话”意：跨文化交际视角看〈红楼梦〉》是一部具有创新性和学术深度的著作，成功架起了语言学、文学研究与跨文化交际学的桥梁。该书选题新颖，将古典文学研究与现代语言学、跨文化交际理论相结合，具有较强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整体结构清晰，逻辑严谨，语言流畅，适合文学、语言学及跨文化研究领域的学者、研究生及对《红楼梦》感兴趣的读者阅读，也适合作为高校人文社科专业的辅助教材，更可为《红楼梦》翻译与传播研究提供重要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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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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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红，黑龙江大学外文学院讲师，主讲《大学英语跨文化交际》国家级精品课程十余年。主持黑龙江省教育厅规划课题《促进印度少数民族语言教育的经验与教训》，并参与多项省部级科研项目。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上发表论文《〈红楼梦〉经典对话的跨文化交际理论解读》，从跨文化交际视角解析经典文学，展现了深厚的理论功底与独到的学术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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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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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前言 001
第一章 语言（交际）和文化的关系 001
第一节 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 003
第二节 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语言与思维 007
第三节 语言（交际）反映文化的价值观和思维模式 009
第四节 文化与交际风格 014
第二章 语境理论 019
第三章 《红楼梦》大语境的探究 027
第一节 儒家思想 029
第二节 中国哲学思想和西方哲学思想的对比 035
第三节 中国人的天人合一 037
第四节 从与西方文化相比较的角度看中国文化中的
价值观与生命观 042
第五节 中国文化中的谦虚 044
第四章 《红楼梦》小语境的探究 047
第一节 经典对话所体现出的思想主题 049
第二节 经典对话中的故事情节 052
第五章 汉语言的诗样化特征 093
第一节 “诗言志”与“诗缘情” 095
第二节 思维方式差异在英汉两种语言上的体现 099
第六章 《红楼梦》中“诗词”的语境分析 103
第一节 诗词是高语境文化的极致体现 105
第二节 精选二十首诗的具体分析 109
第七章 汉英翻译技巧 127
第一节 翻译作为交际障碍理论 129
第二节 汉英翻译的方法和规律 132
第三节 黛玉进贾府（节录）的翻译样例 175
第八章 《红楼梦》所体现出的汉语言文化的诗情“话”意 183
第一节 汉语言文化中的尚公、重礼、贵和 185
第二节 “尚公、重礼、贵和”在现实生活中的体现
人情味 192
第三节 《红楼梦》所体现出的人情和关系 194
第四节 《红楼梦》中的诗情“话”意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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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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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今，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发展已不再局限于理论探讨，而是逐渐转向理论与应用成果的深度融合，并在研究过程中广泛借鉴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美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与概念。与此同时，跨文化交际领域呈现出另一显著趋势：长期占据主导的西方中心视角正逐渐被打破，多元文化日益受到重视，民族文化身份也得到更多关注。
然而，目前多数学者仍主要从宏观层面探讨跨文化交际议题，如跨文化沟通的普遍模式、全球化背景下的交际策略、中国文化在跨文化语境中的定位、中西文化比较视野下的交际研究等。相比之下，将跨文化交际理论具体应用于经典著作外译方法的研究，如今尚属少见。
本书以跨文化交际理论为框架，系统分析《红楼梦》中经典对话的外译策略，并借此揭示其中所蕴含的文化价值观，以及语言作为文化载体所展现的独特魅力。围绕《红楼梦》中人物之间经典对话的探究作品也很多，如《〈红楼梦〉人物对话语境》《试论〈红楼梦〉人物对话的功能》《简论〈红楼梦〉人物对话的艺术特色》《出神入化的语言艺术〈红楼梦〉人物对话赏析》《〈红楼梦〉人物对话的语用研究》。每部作品探究的角度各不相同。与以上所列图书不同的是，本书旨在用跨文化交际中的高低语境理论、交际风格理论，以及翻译作为交际障碍理论，来探究《红楼梦》中经典对话的外译方法。
《红楼梦》中的经典对话深刻体现了我国文化的诸多核心因素，如价值观念、是非标准、社会习俗、心理状态和思维方式。本书旨在通过对它们外译技巧的研究，揭示语言与文化的对应关系，以及汉语言的独有特点、中国人特有的交际风格和中国文化特征在汉语中的具体体现。
有人说汉语是世界上最像诗的语言。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每个国家都会发展出最适合其语言特质的文学形式。《红楼梦》作为我国经典文学作品之一，正是这样的典范。通过探究这部经典，我们可以深入理解中国独有的文化特点、语言特色，以及语言与文化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反映的紧密关系。
本书对汉语诗性特征的深入探讨，有助于国际社会了解汉语的博大精深与美学特质，促进汉语的国际认可与国际化进程。通过彰显汉语之美，可以进一步展现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同时，了解汉英两种语言的特点，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尊重交际对象的民族背景、发挥交际过程中的移情作用，从而更有效、更得体地完成跨文化交际。
曹雪芹所著的《红楼梦》是我国古典小说艺术成就的最高峰。它创造了一个世界，在这里，压迫与反抗、富有与贫困、欢乐与悲凉、腐朽与新生，像孪生兄弟一样始终并存。人们从中看到了18世纪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及道德上的陈腐，也看到了封建制度逐步崩溃的命运。鲁迅先生对其有精辟评价：“自《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这肯定了它作为一部里程碑式创新小说的地位。《红楼梦》在艺术描写上成就极高，其文学基础深厚，展现出多样性、丰富性和独创性，富有极强的艺术生命力。
必须指出，《红楼梦》的经典对话与其中的诗词曲赋水乳交融，共同推动着情节发展与人物塑造。这一特点缘于曹雪芹兼具杰出诗人与伟大小说家的双重身份。本书以此为切入点，聚焦《红楼梦》的经典对话及嵌入其中的诗词，剖析其独特的文化内涵与语言魅力，并揭示语言与文化如何相互作用。为此，本书将借助跨文化交际中的高低语境、交际风格及翻译作为交际障碍等理论，构建一个系统的分析框架，用以探究其外译方法。
一、本书的框架思路
第一步，探讨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进而分析交际与文化的关系。文化的交际属性或交际的文化维度，早已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美国学者皮埃斯（W. Barnett Pearce）认为，“文化是冻结了的人际交流，而交际是流动着的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T.霍尔（Edward T. Hall）则直接指出“文化即是交流”。他们精辟地阐明了文化与交际在跨文化视角下的同一性。
所谓“交际文化”，可理解为隐含在语言系统中、反映一个民族价值观念、是非标准、社会习俗、心理状态和思维方式的文化因素。由于这些因素是隐含的，本族人往往习而不察，只有通过语言文化对比才能发现其规律。《红楼梦》中的经典对话是此类交际文化的典型载体，通过研究其外译方法，能够深刻揭示体现在语言结构差异背后的深层文化差异乃至思维方式差异。
第二步，是探讨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T.霍尔所提出的高语境与低语境理论。作为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先驱，霍尔根据信息在多大程度上依赖语境而非交际中使用的言语，将文化区分为高语境文化与低语境文化。他认为，在高语境文化的交际中，大部分信息来源于交际者的背景与环境，仅有少量信息来自明确编码的言语；相反，在低语境文化的交际中，绝大部分信息来源于明确编码的言语本身。
在高语境文化中，人们的经历和信息网络高度同质化，传统与历史的变化缓慢且延续性强。这种一致性导致成员对环境产生一致的反应。因此，霍尔指出：“对于大部分通常的交际，他们不需要也不期待太多的详细背景信息。”许多意义并不完全依赖于言语表达，信息可以通过手势、空间运用乃至沉默来传递。此外，在高语境文化中，年龄、性别、教育、家庭背景、头衔和隶属关系等，也同样承担着传递意义的角色。
低语境文化往往存在于人口种族构成多元的社会中，成员间缺乏共同的经历背景。因此，霍尔指出：“这种共同经历的缺乏意味着，每次与他人交流时，他们都需要提供详细的背景信息。”在低语境文化中，言语信息承载了大部分的交际内容，仅有非常少的信息蕴含在语境或交际者的背景之中。
中国人在交流中往往不直接陈述，而美国人则通常需要直言不讳。前者倾向于从“不说”中寻求意义，例如通过非言语行为、沉默、停顿或双方关系来理解；后者则强调直接传递和接收准确的信息，并主要依靠言语来表达。因此，如何将高语境文化的经典著作《红楼梦》中的对话翻译成低语境文化的英语，是本书的主要研究内容之一。
第三步，是通过跨文化交际中的语境文化理论，探究《红楼梦》经典对话及其中诗词的“诗情‘话’意”。高语境文化理论如同一把开启《红楼梦》宝库的钥匙，有助于我们分析其经典对话与诗词所处的语境背景。一是我们传统文化价值观、信仰、行为规范与礼仪习俗构成的“大语境”；二是小说故事情节与思想主题构成的“小语境”。解析这两个语境，不仅能让我们欣赏诗词之妙，更能准确理解对话与诗词传达的微妙情感与深刻含义。唯有准确理解高语境的“情”与“意”，才能将其精准翻译成低语境的英文。
第四步，通过对比中美文化的差异以及汉英语言的特点，我们可以对自身文化和语言的特征形成更清晰的认识。跨文化交际中将翻译视为交际障碍的观点，具体体现在“五个缺乏”上：缺乏词汇对等、缺乏习语对等、缺乏语法与句法对等、缺乏经历对等、缺乏概念对等。本书通过分析《红楼梦》经典对话及诗词的翻译，来印证这“五个缺乏”理论，并进一步对比中美文化的差别与汉英语言的特点。
二、本书研究的重点难点
我们依靠语言进行交际，文化与语言相互交织、彼此塑造，难以分割。语言并非中性的符号系统或语法规则的集合。事实上，每当我们选择词语、组织句子，传递口头或书面信息时，我们也在无形中进行着一种文化选择。每种文化都会形成其独特的交际风格。我们普遍认同语言有助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交流，然而却常常忽略一点：要真正理解所使用的语言，必须具备相应的文化素养。因此，本书的第一个重点与难点，在于揭示交际与文化之间难以分割的内在关联。
我国是典型的高语境文化国家，《红楼梦》正是体现这一文化特质的典范之作。要解读这部经典中人物对话的深层含义，就必须深入分析两个层面的语境：一是体现我国传统价值观、信仰、行为规范与礼仪习俗的“大语境”；二是这些对话在小说情节推进与主题表达中所构成的“小语境”。我们的文化讲究在“不言”中寻求意义与理解，《红楼梦》中的对话尤其如此，蕴含大量言外之意。准确理解这些对话的深层含义，是将其忠实译为英文的首要前提。因此，如何通过分析大小语境以准确把握对话的真实含义，构成了本书的第二个重点与难点。
在“翻译作为交际障碍”的理论中，一个核心观点在于英语和汉语在语法与句法层面缺乏完全对应性。汉语重意合，英语重形合，因此汉译英的过程往往是从意义衔接转向形式衔接。汉语常用平行结构，而英语多用层次结构，这就导致汉译英时常须将平行铺排转为层次分明的连接。
根据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语言的句法结构会影响使用者的思维方式与世界观。句法结构的差异，对应着思维方式的差异。而思维模式又因文化而异：它既描绘了个体的生活经验，又反过来被经验所验证和强化。这种思维“地图”影响人们如何构建与生活相关的交际行为。
例如，西方思维常呈因果型，而中国人则更常使用二元对比的逻辑模式有 A 即有 B，热必含冷，等等。这种思维在交际中常表现为平行或系列的对照，而这些对照之间并非互相排斥。其关键在于联动与衔接：中国人倾向于寻求关联以体现生活的整体统一，即使这种统一中包含着对立。所述事件常被置于更宏大的背景中，与过往进行比照。
因此，本课题的第三个重点与难点，在于透过语言与交际风格，深入探究其背后所体现的文化深层结构与思维模式差异。
三、本书研究的主要目标及创新之处
目标一：揭示语言作为文化载体所体现的独特文化特征，并深入分析汉语与英语在句法结构上的各自特点。
目标二：运用跨文化交际中的语境文化理论，探讨《红楼梦》经典对话的外译方法。汉语属高语境文化，英语属低语境文化，在将高语境的《红楼梦》对话译为低语境英语时，须综合考量体现传统价值观、信仰、行为规范与习俗礼仪的“大语境”因素，以及包含在作品情节与主题中的“小语境”因素。
目标三：分析汉英两种语言及其交际风格背后所反映的文化深层结构与思维模式差异。
目标四：基于“翻译作为交际障碍”理论，探索《红楼梦》经典对话及其中所含诗词的外译方法。通过此类翻译研究，深入理解并传达原文中“诗”与“话”交融的意境与内涵。
本书的创新之处，在于从跨文化交际视角探究《红楼梦》中诗和情的外译方法。创新之处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理论应用创新：首次系统运用跨文化交际理论阐释《红楼梦》文本，尤其聚焦于该理论在经典对话外译研究中的实践与拓展。
其二，语境视角突破：首次基于高低语境理论，系统解读中国高语境文化特征，并以《红楼梦》为典范，剖析该特征在文学创作中的集中体现与艺术表达。
其三，语言思维关联：首次结合跨文化翻译理论，分析汉语特有的诗化语言特征，并由此深入探讨其背后所承载的中国人思维模式与价值观念。
其四，情感文化溯源：首次借助情感交际类型理论，解析中国“亲情文化”的表现形态，并进一步追溯其形成的社会历史与心理根源。
其五，语境信息具象化：首次全面梳理高语境文化中语境信息的具体呈现方式，并以《红楼梦》中“诗谶式”预言等手法为例，揭示语境文化在文本中的精妙运作与深层功能。
第一章 语言（交际）和文化的关系
第一节?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
语言与文化关系密切。语言的产生与发展是人类文化形成与传承的基础。既不存在没有语言的文化，也不存在没有文化的语言。广义的文化包含语言，同时文化又持续不断地影响语言，使其为了适应文化发展变化的需要而变得更加精确与缜密。文化与语言相互交织、彼此塑造，难以分割。语言并非一套中性的符号或语法规则；事实上，我们每次选择词语、组织句子，以传递口头或书面信息，都是在作出一种文化选择。尽管我们普遍认同“语言有助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交流”，却往往忽略一点：要真正理解所使用的语言，必须具备相应的文化素养。若只使用语言而不理解其文化内涵，即使在最佳情况下也难以实现有效沟通，而在最糟情形下，更可能传递错误信息。语言既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的写照。
骆驼在阿拉伯人民的生活中曾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阿拉伯语中至今仍保留着几十个与“骆驼”相关的词语。
亲属称谓是语言反映文化的典型例证。例如，英语中的“brother”可指“兄”或“弟”，“sister”可指“姐”或“妹”，而汉语中并没有任何一个词与“brother”或“sister”完全对应。汉语文化中严格区分“兄”与“弟”、“姐”与“妹”，体现出“长幼有序”的伦理观念。同样，英语中的“uncle”对应汉语中的“伯父、叔父、舅父、姨父、姑父”，“aunt”则对应“伯母、婶母、舅母、姨母、姑母”。这反映出汉族文化不仅重视长幼次序，也严格区分父系、母系及姻亲关系。
我国最早的辞书《尔雅》中设有专门解释亲属称谓的篇章。其中，对儿、孙以下的后代称谓作了详细记述：孙之子称为曾孙，曾孙之子称为玄孙，玄孙之子称为来孙，来孙之子称为晜孙，晜孙之子称为云孙。这一细致的称谓体系反映了古人强烈的宗族延续观念。
中国传统家族制度以血统远近区分亲疏，并强调内外与嫡庶之别。母亲、姐妹或女儿方面的亲戚被称为“外亲”，其称谓前多冠以“外”字；而与妻子有关的亲属，则多在称谓前加“内”。妻子所生子女属家庭正支，即嫡系；妾所生子女则为旁支，即庶系。这一复杂的称谓系统，深刻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家族结构与伦理观念。
中国人的辩证思维方式与崇尚对称和谐的文化心理，在汉语词汇中有着广泛的体现。汉语中存在大量由意义相反或相对立的词素构成的成语，例如：山高水长、同床异梦、水深火热、小题大做、花天酒地、因祸得福、眼高手低、无中生有、得不偿失、公而忘私、新陈代谢、悲喜交集、赏罚分明、权衡利弊、明辨是非、无足轻重、人心向背、自相矛盾等（常敬宇，1995：7-12）。
出于对对称形式的偏爱，汉语词汇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明显的双音化趋势。我们更倾向于使用“桌子、椅子、石头、木头”这类双音词，而非单音节的“桌、椅、石、木”。在现代汉语中，双音节词占词汇总量的70%左右。
汉语同样讲求词语结构排列的匀称美感，这一点在古代诗歌中尤为突出。对仗手法的广泛运用与工整追求，正是匀称性规律支配下的典型体现。汉语所具有的音乐性，也与“匀称”二字密不可分。四字格的语音段落通常表现为“2+2”的节奏，语音成双成对，平仄交错，读起来节奏匀称，朗朗上口。
成语及我国早期诗歌多以四言为主体，诸如《千字文》《百家姓》等传统蒙学读物，以及古往今来对人物、诗文的品评，亦常采用四言形式（陈建民，1989：120）。现代汉语中的成语，绝大多数为四字格结构，据统计占成语总量的95%以上，例如：朝秦暮楚、朝三暮四、天涯海角、水落石出、山穷水尽、同床异梦、除暴安良、色厉内荏、取长补短、借古讽今、深居简出、名存实亡、南辕北辙、阳奉阴违、车水马龙、山清水秀、风和日丽、背井离乡、仁人志士、良师益友、五湖四海、心明眼亮、破釜沉舟、审时度势、沉鱼落雁、毕恭毕敬、争奇斗艳等。
这些成语不仅结构凝练、形式整齐，也集中体现了汉语在韵律、节奏与表达上的独特美感。
就语言各要素与文化的关系来看，语音与文化联系最弱，语法次之，词汇则与文化最为密切，也最能直接反映文化内涵。有学者将词汇划分为一般词汇与文化词汇，并指出：“文化词汇是指特定文化范畴的词汇，它是民族文化在语言词汇中直接或间接的反映。文化词汇与其他一般词汇的界定有以下两点：一是文化词汇本身载有明确的民族文化信息，并且隐含着深层的民族文化的含义。二是文化词汇与民族文化，包括上面所说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有各种关系，有的是该文化的直接反映，如龙、凤、华表等；有的则是间接反映，如汉语中的红、黄、白、黑等颜色词及松、竹、梅等象征词语；有的则和各种文化存在着渊源关系，如来自文化典籍的词语及来自宗教的词语等。”
在中国历史上，不同朝代各有其崇尚的颜色：夏尚青，商尚白，秦尚黑。而红色，则是被崇尚时间最长、朝代最多的颜色，周、汉、隋、唐、宋、元、明、清等皆以红为贵。红色在汉族文化中象征着幸福、吉祥、喜庆与兴旺。春节期间，家家户户门旁贴红联，门上贴“福”字，窗棂悬红吊钱，檐下挂红灯笼；婚嫁被称为“红喜事”，新娘穿红衣、覆红盖头，新郎佩红绸、戴红花，门户贴红联、屋内饰红“囍”，夜晚燃红烛，礼金亦用红封装 一切仪式皆不离红色。
这种崇尚也深刻体现在汉语词汇中。以“红”为语素的词语多蕴含兴旺、顺利、受欢迎等美好寓意。例如：红利、红运、分红、红榜、红包、开门红、满堂红、大红人、走红、红得发紫、红极一时等。除传统吉祥之意外，近代以来，“红”又被赋予革命与进步的象征意义，衍生出红旗、红军、红心、红五星、红领章、红袖章、红领巾、红色政权、红色根据地、红色娘子军等一系列具有时代特征的词汇。
在英语中，“red”并不具备汉语“红”字所承载的丰富文化意涵。在欧美文化中，新娘婚礼服通常选用白色，象征纯洁与神圣；圣诞节、新年等节日也并无以红色表达喜庆的习俗。尽管“red carpet treatment”（红毯接待）用以表示对贵宾的隆重欢迎，略带喜庆之意，但总体而言，“red”在英语中的文化联想远不如汉语中积极。
值得注意的是，“red”在许多常见表达中带有负面或警示含义。例如，“red-light district”指妓女聚集的红灯区；“red flags”通常并非指革命旗帜，而是警示信号，表示需警惕潜在问题；“in the red”则指财政赤字，形容财务亏损状态。此外，使用“red”指代共产主义时，往往带有贬义色彩，或至少是非正式的用法。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九”被视为极数，象征最高、最多；又因其与“久”谐音，常被赋予“长久”的吉祥寓意。历代帝王崇奉“九”，寄望江山永固、长治久安，因而皇帝身披九龙袍，以彰显至尊地位。明代永乐皇帝定都北京，京城设九门，紫禁城与北海公园内均筑有九龙壁。皇宫三大殿高九丈九尺，象征九重天阙，殿阶亦为九层或九的倍数。宫门铜钉横竖各九排，共八十一颗，取“重九”吉兆。
汉语中与“九”相关的词汇丰富多样，如九流、九族、九泉、九星、九品、九连环、九头鸟、九牛一毛、九牛二虎、九死一生、九九重阳节、九九艳阳天等，皆反映出“九”在语言与文化中的深远影响。而在英语中，“nine”则不具备相应的文化内涵与象征意义。
第二节?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语言与思维
文化影响语言，语言反映文化，这是被广为接受的共识。然而，部分语言学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更进一步的观点，认为语言不仅反映文化形态，其结构更会部分甚至全部地决定人们对世界的认知方式。这一观点源自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与其学生沃尔夫，因尚需充分的实证支持，通常被称为“萨丕尔—沃尔夫假说”，也常简称为“沃尔夫假说”。
萨丕尔（1884—1939）是美国著名人类学家与语言学家，师从人类学家博厄斯，在人类学、语言学和心理学领域著述颇丰。沃尔夫（1897—1941）的经历则较为特殊，他最初在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化学，毕业后供职于一家火灾保险公司，负责调查工业火灾与爆炸事故的起因。尽管未受过语言学或人类学的专业训练，他后来仍转向考古与语言研究。在耶鲁大学求学期间，沃尔夫曾选修萨丕尔讲授的印第安语言课程，并深受其学术观点的影响。
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观点最早见于萨丕尔1929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他在文中说：语言是“社会现实”的指南。虽然人们通常认为语言对社会科学研究者并不具有重要意义，但它对于我们对社会问题及过程的看法产生强大的影响。人们并不仅仅生活于客观世界之中，也不是像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那样仅仅生活于社会活动的世界之中，而是处于成为该社会表达手段的某特定语言的严格控制之下。人们无须使用语言就可以适应现实，认为语言仅仅是解决具体交际或思考问题的附带手段，那是一种幻想。事实是，“真实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用这一人群的语言习惯不自觉地构筑起来的。也就是说我们创造了语言，反过来我们被我们所创造的语言所创造。从来没有两种语言如此相近，足以被认为是表现同一社会现实。“不同社会所生存的世界是不同的世界，而不仅仅是带有不同标签的同一世界。”
沃尔夫发展了萨丕尔的论点。对此，他表达得更加明确：“每一语言的语言系统（换句话说，即其语法）不仅是为了表达思想使之再现的工具，实际上它使思想成形，它是人们思维活动、分析种种印象、综合思想感觉的程序和指南……我们按自己的语言所规定的路子解剖自然界。我们从现象世界中抽出来的范畴和类别，之所以能抽取出来，并不是因为它们明明白白地摆在那里，相反，世界表现为万花筒式的各种各样的感觉和印象，这些必须由我们的头脑来组织，而这意味着大致上是由我们头脑中的语言系统来组织。”（沃尔夫，1952：5）
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基于他们对印第安语言的研究。例如，英语中有“his horse”（他的马单数）和“his horses”（他的马复数）的区分，而在纳瓦霍语中，不仅没有名词单复数的变化，也不区分“他的/她的/它的/他们的”。纳瓦霍语中的“bíl”根据上下文可以译为：他的马、她的马、它的马或他们的马。且在这些情况下，“马”既可能是单数也可能是复数。此外，纳瓦霍语还区分两种“他的”：一种指与自己关系亲近的，另一种指与自己关系疏远的。而英语中的“his”无法体现如此细微的差异。
再如，英语中的五种基本颜色词white、black、red、blue、green（白、黑、红、蓝、绿）在纳瓦霍语中有着不同的分类方式：黑色被进一步区分为两种，而蓝色和绿色则被归为同一类别。
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认为，每种语言都具有其独特的结构—语义范畴，这些范畴具有能动性，能够对日常经验进行分析与归类。通过研究这些独特的语言范畴，我们有可能获得有关该语言使用者思维世界的重要线索。
语言被视为一个由言语和非言语符号构成的有机系统。人们通常以一致且系统化的方式运用这一体系，来表达思想与情感。虽然许多动物也使用某种形式的交流系统，但只有人类的大脑与生理结构特别适应如此复杂的符号系统的生成与理解。
或许人们以为只是使用不同的词语来表达相同的思维，但事实并非如此。词汇及其含义因文化而异，思维过程和对现实的感知也各不相同。这些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潜意识的，它们影响着人们的思考方式和语言使用。这一文化动态被称为语言相对论，其核心观点由萨丕尔—沃尔夫假说提出。该假说断言“语言深刻地塑造了说这种语言的人的观念和世界观” 。正如萨丕尔和沃尔夫所指出的：“语言的差异所产生的结果超越了仅仅是语法的组织，一定是与深刻的思维方式的差异相联系。”因此，萨丕尔—沃尔夫假说主张，语言不仅是传递经验的工具，更重要的是，它实际上在定义着我们的经验。要解释这个概念，萨丕尔和沃尔夫写道：“人类不只生活在客观的世界，也不是通常所理解的社会活动中，很大程度是受特定的语言所支配的，这种语言已经成为他们社会的表达媒介。真实的世界很大程度上不知不觉下意识地建构在这个群体的语言习惯上，没有哪两种语言可以充分地相似到被认为是代表同样的社会现实。不同社会的世界是完全不同的世界，不只是带有不同标签的相同的世界。”
沃尔夫进一步说：“一个人思想的形式是被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的模式的必然规律所控制的，这些模式是你自己的语言在和其他语言家族对比时所展现出的未被察觉的复杂的系统化。简单地讲，就是语言在某种程度上决定我们思维的本质。”
第三节?语言（交际）反映文化的价值观和思维模式
交际系统，无论是言语交际还是非言语交际，都是文化的产物。这些交际方式也是与文化过程本身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工具。语言与思维过程及认知学习过程紧密相连正如沃尔夫、萨丕尔和早川已经指出的那样，我们的认知方式和思维方式都与语言密不可分。
交际与文化如此紧密相连，以至于一些学者认为这两个概念可以互换使用：“文化即交际，交际即文化。”然而，语言虽然是我们常用来描述文化的工具，这一事实本身也表明它们是不同的现象。语言显然不足以帮助我们完全理解文化，尤其是我们自身的文化。简单来说，语言既限制了我们对某些特质和概念的表达，也限制了我们组织思想的顺序。
当语言回归其本质时，交际既是语言追求的目标，也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因此，至少通过理解交际，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文化。人们的认知方式与思维方式密切相关，而思维方式本身又因文化的不同而存在差异。思维模式构建了一个人理解生活经验的框架，同时，生活经验也会反过来验证和强化这种思维模式。这种认知“地图”深刻影响着个体如何构建与生活相关的沟通方式。
思维模式是在出生后通过文化熏陶逐渐习得的。理论上，人类的婴儿具备掌握任何人类思维模式的潜能，但实际他们学习的是所处文化环境所呈现的思维模式。如果在社会化过程中能够接触更多元的文化，他们就有机会掌握更丰富的思维模式。观察人们从一个文化环境迁移到另一个文化环境时思维模式的转变，正体现了文化对思维方式的深刻影响。
西方主流思维模式中最典型的或许是因果逻辑型思维方式。在英语中，陈述理由即说明原因，解释“为什么”。一个理性的人，往往被定义为能够洞察事物因果关系的人。这种因果思维方式呈线性特征从原因到结果可以画出一条明确的指向箭头，英语中许多句子结构都体现了这种思维模式。
西方人认为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对应模式具有逻辑性，这种逻辑即体现为因果关系的必然联系。他们将这一模式称为亚里士多德三段论。该思维模式已深深植根于西方文化之中，甚至被视为普遍适用的真理，但跨文化理解领域的专家明确指出：“事实并非如此。”
亚里士多德式的三段论与理性分析并非普遍现象。它只是盎格鲁-欧洲文化传统中长期沿袭的一部分，以至于许多英语使用者倾向于将其视为人类心智的自然属性，而非一种文化建构的思维工具。
当西方人意识到他们的逻辑思维方式在非西方文化中可能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时，他们的认知观念受到了强烈冲击。例如，中国人常采用一种二元对照的逻辑模式：有A必有B，热的存在暗示冷的存在，等等。在这种思维模式下进行交流时，所产生的表达形式往往呈现为平行或系列的对照与对比。这些对比之间并非相互排斥，而是共同构成一个辩证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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