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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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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月8日，是周恩来总理逝世50周年，同时2026年3月5日，也是周恩来总理诞辰129周年。在这个历史的节点《西花厅孩子们的怀念》一书正式出版了。这些文章的作者有周恩来总理的侄儿侄女周秉德、周秉宜等，也有罗青长的儿子罗抗、罗援将军等。书中还有主编童丹宁写的前言及文章，周恩来原办公室主任童小鹏的题字。有些作者就出生在中南海西花厅，从婴幼儿开始就接收到周总理和邓颖超的关爱，有些是周总理养大的、也有些得到周总理和邓颖超的资助和关爱，从身体健康成长到关心他们的身心健康、工作状况。尤其是在侄儿侄女的教育上，处处教育他们以国家的利益和大局为重，彰显了总理大公无私的襟怀。这些在西花厅快乐生活过的孩子们，现在已是耄耋之年，但在他们的文章中将一个人民的好总理的生活工作状况活生生的展现出来，让我们了解一个真实的周总理。该书岑出版过，这次再版新增了7篇文章，使内容更加完整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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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集结了周恩来、邓颖超的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的子女所著回忆文章。这些作者曾在西花厅亲身生活，近距离感受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范，他们以鲜为人知的亲身经历，真实还原了与两位伟人相处的日常点滴。
书中既展现了周总理日理万机、忘我奉献的勤政担当，也呈现了他与邓颖超同志廉洁自律的家风传承，更饱含着西花厅大家庭的温情暖意与对青少年的深切关怀。平实的文字里，既有伟人的崇高形象，也有生活的真切温情，兼具珍贵的历史价值与深刻的教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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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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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丹宁，原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之子。他出生在红岩村，其母亲紫非，在红岩时期是周恩来的机要人员。童小鹏从西安事变时就跟随周恩来，长达40年之久。因此对周恩来总理及邓颖超有着深厚的感情。童丹宁本人为高级工程师，1968年毕业于北京石油学院，先后在青海石油管理局、石油部物探局、北京计算机中心、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工作。曾任宋庆龄基金会中国和平公司代总经理、铁道部中联公司副总经理、厦门火炬高技术产业建设发展公司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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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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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前言Ⅰ
伤心最是一月八（代序）罗青长Ⅰ伯父教育我们永远以人民利益为重周秉德1
我们兄妹四人的参军史周秉钧7
伯父不同意把我过继给他周秉宜15
周家有男当劳模周秉宜20
牢记伯伯的教诲永远扎根草原周秉建57
目录一篇连载文章献给爷爷110年诞辰周国盛67
学习周恩来精神周秉宜86
家周晓粟105
周伯伯和邓妈妈的革命情怀永驻我心中何淅淅111
亲情永系西花厅韩迎建118
童年忆事王毅强126
童年蓄藏的一段温馨王兰129
时光短暂，思念永存何立群彭晓吉132
阳光灿烂孙晓菊139
一生中最难忘的成小鱼141
海棠依旧忆芳华
——从西花厅的美好童年说起马丹妮146
幸福的时光马嘉152
一生的纪念钟筱兰157
海棠花前的回忆戚三彦162
永远的收藏崔志刚170
怀念敬爱的周伯伯邓妈妈杨延林杨白文杨小万178
我心中的西花厅何滨185
我在西花厅的童年忆事王保山194
珍藏的记忆顾小英198
儿时的记忆顾小虹207
我们成长的摇篮
——西花厅生活散记顾小鸥213
我家住在西花厅肖远立222
永远怀念我心中最美好的“家”
——中南海西花厅孙条山250
短暂的相聚，一生的思念
——少年时在西花厅的点滴记忆王柯259
童心未泯，博爱众生
——忆周恩来总理对青少年的关爱罗援262
永远的温馨李晓虹265
我心目中的周伯伯童丹宁270
永志难忘童利宁280
不尽的思念
——回忆邓妈妈对我们晚辈的关怀罗挺287
周恩来伯伯亲自给我做思想工作钱幼康291
难忘的小事见真情桂玉珍297
怀念邓颖超妈妈罗抗宦国瑞300
不尽的思念
——忆邓颖超妈妈二三事杨毓臻304
情深依依西花厅纪嘉伦306
周总理的炊事员桂玉珍桂志颖319
心系西花厅王薇321
一张我没有露出脸的珍贵照片韩建梅325
我们家的总理照片姚军辉329
曾经海棠满园时
——我记忆中的西花厅王小星333
美好的记忆，永恒的思念邵小梅352
邓颖超奶奶关心我成长的故事李秀359
听家人讲周伯伯、邓妈妈的故事邓方363
海棠花开
——西花厅童年记忆二三事顾洪涛368
西花厅的回忆周京昱372
照片背后的故事成宁375
风雨“文革”忆恩情郭北阳郭北临377
打开尘封的记忆周广利383
附录人物简介385
后记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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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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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们的青少年时代，生活在周伯伯、邓妈妈身边，无忧无虑。
当我们长大退休以后，回想起在西花厅的岁月，才感到多么的幸福和珍贵。
所以，在2007年2月10日，我们——西花厅的孩子们，第一次和健在的叔叔阿姨、周秉德兄弟姐妹们相聚在一起，缅怀周伯伯、邓妈妈。一首《你是这样的人》使我们热泪盈眶。因此，我们成立了“西花厅联谊会”，决心在学习、研究、宣传、践行周恩来精神方面，做出应有的贡献。
12年来，我们追寻周伯伯、邓妈妈的足迹，走访了淮安、天津、东京、京都、巴黎、柏林、里昂、九江、南昌、香港、上海、莫斯科、瑞金、长汀、延安、西安、南京、武汉、桂林、重庆、兰州、榆林、西柏坡、中南海西花厅、日内瓦、万隆、巴厘岛、南宁、友谊关、乌鲁木齐、石河子、怀来、庐山、郑州、开封、光山、邢台、洛阳等地。
我们每到一地，就是一次学习、研究、宣传、践行周恩来精神的机会；我们每到一地，就深深体会到毛主席、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政治家，为创建和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做出的伟大贡献。
当我们站在井冈山、西路军纪念馆、董存瑞烈士陵园、渣滓洞、南山烈士陵园面前时，我们心中永远怀念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而牺牲的革命烈士们，永远怀念为保卫祖国建设和改革开放而牺牲的战士们。
当我们看到甲骨文、殷墟、兵马俑、马踏飞燕、龙门石窟时，好像穿越了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
前言当我们参观黄河小浪底、长江三峡大坝、信阳钢铁厂、港澳特区、龙州现代农业精确扶贫项目时，有幸亲见了改革开放40年成果。
除了红色游外，我们还合作出版了《西花厅孩子们的怀念》（童小鹏题词，纪念周恩来诞辰110周年）、《红岩村孩子们的回忆》（宋平题词，纪念周恩来诞辰115周年）。我们在西单图书大厦、王府井书店、中关村书店、天津新华书店、怀来新华书店举办签售，还向中小学生赠书。我们特别向怀来37名县级干部每人赠送一本回忆录，希望他们认真学习周恩来精神，当好人民的公仆。
《我家住在西花厅》的采访，在电视台热播两集，向全国人民展示了我们对周伯伯、邓妈妈的怀念之情。
我们还组成红色传统授课团，在延安干校、井冈山团校、国家图书馆、交通大学，向广大党政企干部、学生传播周恩来精神。
我们每年召开年会及周恩来精神研讨会。在周恩来诞辰110周年、115周年时，在西安事变纪念日、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长征胜利纪念日、抗大成立80周年等特殊纪念时间，我们还举办专题研讨会、书画展。
今天，我们特别懂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的重要性。我们懂得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的必要性。我们将继续为学习、研究、宣传、践行周恩来精神做出新的贡献。
谢谢！童丹宁2018年12月
伯父教育我们永远以人民利益为重伯父教育我们永远以人民利益为重
周秉德周秉德：周恩来侄女，周恩寿（字同宇）、王士琴的大女儿。中新社原副社长，第九届、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伯父周恩来是我人生的楷模。他经常教育我们在任何时候、做任何事情，都要以人民利益为重，以国家利益为重。在我们兄弟姐妹6人的职业选择上，他要求我们绝不能有丝毫特权思想，要首先想到人民的需要，服从国家的利益。
我自从12岁来到伯父周恩来、七妈邓颖超身边，就知道两位老人没有儿女，只有一位干女儿——孙维世姐姐。我和弟弟妹妹们来到中南海西花厅伯父的家中，两位老人总是对我们谆谆教诲，严格要求。同时又关怀备至，疼爱有加，就像是亲生父母。
1949年，进西花厅那年我12岁，大弟秉钧7岁，我上初一，他读小学二年级，较早受到了正规的教育，也比较懂事，所以加入少先队，入团、入党，仿佛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我们两个都认准了政治上必须上进，事事要以伯父、七妈为榜样。
1952年7月初，八一小学开始放暑假，“嘟嘟嘟”的汽车喇叭声在校园里响成一片。同学们都收拾好自己的行李，在各自的宿舍里焦急地等着，广播里通知谁家大人来了，谁就兴高采烈地提起行李冲出门。那年秉钧上三年级，妹妹秉宜刚读一年级。第一天在焦急的等待中过去了，第二天又过去了，仍不见有人接自己，刚上学的秉宜噘起了小嘴。第三天，除了几个家住外地的同学外，家在北京的同学都走了。秉宜胖乎乎的小脸蛋上挂起了泪珠。看见妹妹哭，秉钧着急了，刚10岁的他找老师要了一个信封，一张纸，趴在桌子上写了一封短信：“七妈：学校放假了，请派个车来接，因为有行李。——秉钧”。然后，他在信封上写上“中南海邓颖超收”，贴了张邮票，随手扔进了邮筒。
那时信送得也快，当天下午，这封信就到了七妈手中。七妈拆信一看，赶紧叫一位叔叔骑上自行车赶到学校，在门口雇了两辆三轮车，一个孩子一辆车，行李放在脚下。一进西花厅，七妈就迎了上来。她搂住秉宜，拉着秉钧连声道歉：“孩子们，真对不起，这要怪七妈不好，是我忘记了你们放假的事，让你们多等了两天，不过，你口气还挺大，要派车。我可没有权利给你们派汽车，因为汽车是你们伯父工作用的，你们小孩子不该享受，懂不懂？”秉钧点点头。
多年后，回忆起这段往事，秉钧也觉得自己幼稚可笑：为什么当时不请老师帮忙打个电话？为什么不写信给爸爸妈妈“求救”？
秉宜进中南海那年才5岁。她胖乎乎的脸蛋上，一双充满灵气的大眼睛仿佛会说话，可那张原本用来说话的嘴却总是紧紧闭着。她见谁也认生，见谁也不叫人。虽说不叫人，却总会慷慨地向所有的人送上甜甜的笑容。妈妈曾戏称是起小名（秉宜的小名叫“咪咪”）起坏了：猫儿就是只会咪咪叫不说话嘛！
1949年底，爷爷的堂哥周嵩尧来到了北京，我们叫他六爷爷。六爷爷在西花厅第一次见到小咪，马上说：“这孩子长得像她奶奶，恩来，你们就要了这孩子吧。”爸爸妈妈也看出伯父和七妈都很疼爱小咪，想到过早去世的奶奶，爸爸妈妈就向伯父提出来，把小咪过继给他，伯父却对他们说：“还是不要吧，把小咪过继给我们，其他的孩子会认为我这个做伯父的不公平。不过继，我们也会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她。”
当然，五六岁的小咪多数时间很乖巧，很可爱。有时在伯父那里，许多工作人员无法完成的事，甚至七妈也无法完成的事，便派她去，一定马到成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家百废待兴，恢复经济生产，建立外交关系，抗美援朝的志愿军作战方案及整个后勤供应，几乎都由伯父主管。他经常是一连工作十四五个小时，有时还连轴转，连续一两天不睡觉不吃饭，谁去劝也不听，连七妈去劝也不行！这时，小咪便成了最有效的“武器”。她像一只小猫一样悄无声息地走进办公室，一句话也不说，拉着伯父的手就使劲往外走。伯父非常熟悉这个小侄女的威力，只有乖乖地跟着她起身。
中山公园盛开的芍药花旁，伯父拉着小咪的手，一边赏花，一边讲牡丹花和芍药花的故事。小咪眨着眼睛直点头，第一次分清了牡丹花与芍药花的不同。随行的一位摄影师，记得是侯波，抓住时机立即按动了快门，把这一瞬间凝固成永恒。
1949年刚进城时，中南海里还没分什么甲区乙区，我与李敏、李讷等孩子一起，在中南海里到处跑着玩时，小咪还未来北京。有时星期六晚上春藕斋开舞会，我们这帮孩子也跑进去玩。我们看毛泽东伯伯、朱德爹爹、刘少奇伯伯和我伯父跳舞。于是，我们几个小姑娘就在白天找有空的叔叔阿姨学跳舞，到星期六晚上的舞会时，也去凑热闹，大着胆子下舞场了。记得我与毛泽东伯伯跳舞，三步四步的舞曲，总是被身材高大的他揽在怀中来回晃呀晃，像乘上大船，在音乐声中随波荡漾。我与朱德爹爹跳舞，却总有当了“白军”的感觉。朱德爹爹到底是总司令，音乐一起，他便笑吟吟地大踏步前进，而我只有后退再后退的权力，无法发挥自己学来的舞步。刘少奇伯伯的舞姿优雅，舞步准确轻快，但是他仿佛不太会笑，话也不太多，脸上总是严肃的，让人有点距离感。不是我偏心，如果在这些国家领导人中选交谊舞“冠军”的话，恐怕非伯父莫属！我始终认为，我伯父的舞姿最叫棒，只要伯父一到场，他几乎再没法在场外落座。他笑容可掬，风度翩翩，舞步娴熟流畅，舞姿优雅大方，尤其是跳“快三”时，他能带起舞伴轻快旋转，满场飞舞。
1952年我初中毕业前，在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中，看到她培养的小学生长大后成为医生、飞行员、演员、工程师、教师、音乐家等各行各业人才，感觉非常有意义。想到我们刚刚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需要各方面的建设人才，而他们都要从小学起接受教育，感到做小学教师这行业是非常神圣的，就报考了北京师范学校。伯父伯母非常支持我。北师毕业前，许多同学报考师范大学，而我在伯父多年教育的思想基础上，在作文中分析说：当前我国还有许多适龄儿童不能入学，主要原因之一是师资队伍不足，因此我们应立即投入教师队伍中，使更多的儿童有机会入学。学校党支部肯定了我的意见，并发展我加入了党组织，伯父听了很高兴。毕业后我主动要求到郊区农村小学当老师。
我在农村小学刚工作了两个月，因政治运动需要党员，区委就把我调到机关工作。伯父听了很不情愿，他希望我在最基层工作。现在到了区委机关，他担心是因为他的关系而照顾了我。我告诉他是因中小学教师中党员很少，才找到我的。他无可奈何地说：“那就没办法了，我也不能直接去干涉你们基层的工作安排呀！”
我在朝阳区委工作了10年后，跟随丈夫调到西安、贵州工作了9年。1974年空军又把他调到北京，我在得到随军调令后回到北京。当我们去看望伯父、伯母时，他们很高兴。伯父问：“你们出去几年，现又调回北京，是不是因为你们是我周某人的亲属？”
伯母在旁提醒道：“你别忘了，秉德不光是你的侄女，她还是军人家属。”伯父这才作罢，不再“审问”。
二弟秉钧，1961年高中毕业，准备报考清华大学，同时空军到学校招收飞行员，他已入围参加体检。这时伯父找他去谈话，问他：“万一体检不合格，当不了飞行员，就去服兵役怎么样？”秉钧没有思想准备，原想当不成飞行员，就去考清华，他愣了一下。但他从小崇拜伯父，他知道伯父要求自己做的事总是对的，就愉快地答应了下来。伯父用眼睛盯着他，进一步追问道：“不考大学啦？”秉钧肯定地说：“不考啦！”这时，伯父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对秉钧说：“今年农村受了灾，需要很多劳动力，今年的复员军人都要回到农村参加生产。咱们城市青年应征入伍，就可以少抽或者不抽农村劳动力去服兵役，这不就是支援了农业生产吗？所以今年要增加城市征兵，这样还可以减少城市人口，也减轻了农村的负担。”结果秉钧入选做了飞行员，当了兵，符合当时国家的需要，没有实现他上大学的愿望。
同样是侄辈们的当兵问题，在不同的时代，伯父又有了不同的要求，原则只有一个：我们个人的行动，要服从形势的需要，服从国家的需要。1968年五弟秉和（16岁）、六妹秉建（15岁）先后去了延安农村和内蒙古牧区插队，伯父伯母积极支持他们。他们生活条件极为艰苦，甚至危险，但他们精神状态好，都入了党。1970年年底征兵时，他们都被基层组织推荐，经过正常手续入伍。他们都高兴地向伯父伯母做了汇报。因当时解放军的威望最高，青年们都以参军为荣，并且在生活上可以得到改善。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伯父伯母在听到他们参军的消息后，第一句话是要求他们脱下军装，离开部队，回到延安，回到内蒙古！谆谆教诲他们越是困难越是不能离开基层，要带头坚持在农村、牧区，并帮他们办理了离队手续。他们又做了普通的农民和牧民。
最后，在绝大部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都陆续回城后，秉和在农村10年，1977年考入清华。秉建在蒙古包生活、劳动10年后，考入内蒙古大学学习蒙文。又根据伯父的要求，在内蒙古找了一位蒙古族青年成家立业，共同改变边疆的落后面貌，更好地促进民族团结。她与蒙古族歌唱家拉苏荣组成了幸福、美满的家庭。秉建在内蒙古生活、工作了26年，1994年调到北京工作。
同样是做农民的事，在四弟秉华的志愿上也有体现。秉华1965年高中毕业，在他读高一、高二时，社会上就宣传了邢燕子、侯俊、董家耕等城市青年到农村去做社会主义新时代有文化的新农民的事迹。秉华与一些同学深受鼓舞，酝酿着高中毕业后，去山西省曲沃县当个有文化的新农民，去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伯父知道他这个想法后，在1964年8月的一次家庭会议上，讲了“过五关”（思想关、政治关、亲属关、社会关、生活关）。在说到“生活关”时，伯父讲：“秉华要去农村做农民，好，我们支持你！”但秉华高中毕业时，却应征参了军。
三妹秉宜从小喜欢文学和美术，在美术学院附中毕业后，没有去报考中央美术学院，而是报考了实用性较强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伯父听了很高兴，说：这样好，实用，你可以在我国出口商品的包装装潢上好好下功夫，改变我国商品质量好、包装差的状况。
总之，经过多年的教育，在我们的思想上已经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越是与伯父关系亲近的人，他的要求越严格，越要按照国家的需要、人民的需要、形势的需要，带头到最基层、最艰苦、最边远的地方去做个普通劳动者！这就是伯父一贯“亲者严，疏者宽”的原则。
伯父这一对亲者严格要求的原则，是贯彻始终的，他从内心深处认为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更是共产党员应有的品质！我们兄妹四人的参军史我们兄妹四人的参军史
周秉钧周秉钧：周恩来侄子，周恩寿、王士琴的儿子。曾任广州保税区管委会副主任。已退休。我们亲切而敬爱的七妈邓颖超于1992年7月11日去世了。当日所公布的她于1982年6月17日重抄并补充了两点内容的给中共中央的信中，专门谈到了“对周恩来同志的亲属，侄儿女辈，要求党组织和有关单位的领导同志们，勿以周恩来同志的关系，或以对周恩来同志的感情出发，而不依据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给予照顾安排。这是周恩来同志一贯执行的，我也坚决支持的。此点对端正党风是必要的”。这段话，对我们兄妹来说，是那么熟悉，那么诚恳，那么语重心长。从我们懂事起，几十年来，伯伯和七妈就教育我们：共产党的干部，无论职务高低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因此不能因与他们的关系而招摇，更不允许以此要求组织上照顾。每个人都要靠自己的努力去工作，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七妈留下的遗言，仍然是这样要求我们。两位老人已经去世多年，现在我们兄弟姐妹六人都已退休了。我们可以告慰两位老人的是：“几十年来，我们遵循了你们的教导，各人都是靠自己的努力和能力，在各自的岗位上勤恳工作，正直做人。”
我们兄妹六人在成年之前，都曾或长或短地住在伯伯、七妈家。回到父母家后，也经常去看望他们，间或也在他们那里小住。因此，无论是从他们对我们的直接教导中，还是在我们所接触到的一些情况中（诸如他们对事务的处理原则和方式，待人接物的态度和方法，对身边工作人员的要求和关怀，对一些现象的评论和看法，等等），都无形却又极大地影响着我们世界观的形成，规范着我们的思想方法和言论行为。这么多年来，有一些在记忆中不可磨灭的典型事例，令我们永志不忘。这里所说的我们兄妹“参军史”便是我们记忆犹新、对我们的成长影响颇深的故事之一。
我们兄弟姐妹六人中，有四人先后参了军，有的在部队工作了30多年，有的只几个月便离开了部队，情况截然不同。但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我们参军的事都曾受到伯伯和七妈的“干涉”。也正是由于他们的“干涉”，我们各自的“参军史”便出现了大相径庭的情况。
1961年初夏，我高中即将毕业，正在紧张地准备高考。一个星期六，姐姐回家对我说：“伯伯让我转告你，明天请你到他那儿去一趟。”伯伯“请”我去一趟？我带着疑惑的笑容看着她，她却一本正经地说：“他说要和你谈一件很重要的事。”“什么事？”姐姐一字一顿地回答：“未经授权，不便相告。”我觉得事情是严肃的，自不敢怠慢。
第二天，6月25日星期天，上午我到了西花厅。伯伯不在，我问七妈：“伯伯要和我谈什么事情？”七妈也不肯向我透露一个字，只说：“事情很重要，伯伯有事外出了，回来后他会自己和你谈。”到午饭时间，伯伯才回来，于是谈话便在饭桌上进行了。
伯伯先问我：“打算考哪个学校？”我回答：“清华无线电系。”伯伯反问：“准备得怎么样了？”我回答：“我认为问题不大。”
突然，伯伯把话题一转，问我想不想参军。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想，我从小就想当兵！现在正在参加空军选拔飞行员的体检和考核。”
伯伯表情认真地问：“你为什么原来不对我说，我是前几天听你姐姐说才知道的。”
“我原来认为这是千里挑一的事，很难通过体检这一关。”
“现在进行得怎样了？”
“还顺利，区、市检查都通过了，现在只差到空军总医院去做低压舱等专业检查了，明天就去做。”
“有把握吗？”伯伯笑着问。
我挺自信地说：“有！听说体检到了这个程度，即使当不成飞行员，也可以到海军去。”
这时伯伯突然又说了一句：“万一不合格，去服兵役怎么样？同样也是当兵嘛！”
说实在话，高中毕业去服兵役我可一点没有想过。不过从我懂事起，十几年来在伯伯、七妈的教育熏陶中，我脑子里形成了一个明确的概念：他们都是高尚的，他们要求我们去做的都是对的，按照他们的要求去做都是正路。所以尽管我对服兵役没有思想准备，但是我还是毫不犹豫地说：“行！去服兵役。”
“那么就这样，国家选一个飞行员不容易，如果选上了，去空军，当然要进航校学习飞行。如果是去海军，要直接去舰艇，当水兵，不要上军校。如果海军也去不了，就去陆军服兵役。总之，要到战斗部队去。”
事情就这么定了。接着，他严肃地说：“那么有决心不考大学了？”刚才我还没有想到过这个问题，本来为了高考，从高二我就开始努力，这半年多又下了大功夫复习备考。当然能否考得上是另一回事，但考还是要考一下吧。现在说根本不参加高考，还是有些突然，更有些舍不得。可是事情已经谈到这个程度，还能说什么呢？我回答：“好，就不考大学了。”伯伯脸上露出了笑容，这才给我讲了为什么希望我去服兵役的道理。
“今年农村又受了灾，需要劳动力，今年复员军人都回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咱们城市青年应征参军，这样就可以少抽或不抽农村劳动力服兵役，这不就是支援了农业生产吗？所以今年要增加城市征兵额，减少农村征兵数。城市青年参军，减少了城市人口，也可以减轻农村的负担。”
我注意地听着。他也放下了筷子，继续说：“你以为一个人非上大学不可吗？不，不上大学同样可以得到很多知识，甚至会学到大学里学不到的东西。我就没有上过大学。你喜欢无线电，到军队里有无线电兵。当飞行员也要懂得无线电，你都可以去学呀！结合实际学到的知识，会更巩固，更有用。”
这顿饭吃了很长时间。饭后，伯伯又进了办公室。我去找卫士长成元功叔叔说：“伯伯要我当不成飞行员就去服兵役，可是到什么地方报名我都不知道，得请您帮我联系一下。”他说：“这件事我知道了。但是总理有交代，你参军的事不让我们插手。”我一听就明白了，要是总理的卫士长去帮我张罗参军的事，我这个兵肯定是个特殊兵，伯伯当然不愿意这种事情发生。成元功叔叔还是很关心我的事情，给我介绍了低压舱检查的经验，要我到时带上两块糖，当气压变化时，把糖含上做吞咽动作，可以避免气压变化时压耳朵。
我母亲为我保留了一份我那时写的题目为《难忘的一天》的作文，说的就是伯伯动员我参军的事情。我写道：“不考大学了，我所喜爱的很早就立志献身的无线电事业今后还能搞吗？难道真像伯伯所说的会让我做一名无线电兵吗？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恐怕我只能业余搞搞无线电，或根本与它绝缘了。这时我想起了平常总是提起的‘个人志愿服从国家需要’的口号，现在国家需要我参军，作为一个共青团员一定要服从国家的需要。于是我就这样决定了。”因此我根本没有报考大学。有趣的是，在这篇作文上老师的批语是“一天的意义不突出”。这不奇怪，因为他不知道我文中说的伯伯是谁。
☆左起：金山、秉钧、伯伯、孙维世（摄于1961年7月2日）1961年7月初，我们在北京工作的堂兄尔辉结婚。因为他祖母和母亲都在淮安老家，伯伯和七妈为他们在西花厅举办了婚礼。饭前参加婚礼的30多人一起照了相，我去晚了，没赶上。饭后，七妈拉住我说：“你来晚了，没赶上照相，又要参军走了，来和伯伯照个相吧。”维世姐姐说：“金山也来晚了，一起照吧。”于是有了这张摄于1961年7月2日的照片。四个人都笑得很自然，大概是为我听伯伯的话，要去当兵而开心吧。
这是我和伯伯的最后一次合影，又有送我参军之意，所以对我来说是最宝贵的珍藏！
☆飞行闲暇时间在机场上留影结果，我还是被空军录取了，进入了空军航空预备学校和歼击机航校，成了一名战斗机飞行员。在航校学习以及毕业时，领导们几次征求我的意见，要调我去飞运输机。我心里明白这是领导对我的照顾，因为飞战斗机要比运输机辛苦、危险得多。但是我想，既然进了歼击机航校，再改机种显然不合适，何况伯伯专门要求我“要到战斗部队去”，所以我坚持分配到歼击机部队，飞了近20年的战斗机，常年在一线机场担负着国土防空的作战值班任务。停飞后，我先在空军科研部门从事航空装备发展研究，后来又在空军作战指挥岗位上工作了10多年。
我参军后，先后在几个所在的军校、部队那里听到首长们说：“噢，你就是总理动员参军的那个侄子。我们听了总理讲话的传达。”原来1961年春，伯伯在北京的一次干部会议上，专就增加城市征兵，减轻农村负担，全国一致战胜自然灾害的问题，号召干部们动员自己的孩子参军，特别号召高级干部动员孩子带头参军，以推动这项工作。他说：“旧社会有一句话是‘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我们新社会就是好男要当兵！我没有儿子，但是我有侄子，我可以动员两个。”
我后来知道了这个讲话后，感到很兴奋，因为伯伯在和我谈关于参军的事情之前，就在大会上表了态，说明了他对我的了解和信任。
伯伯动员另一个参军的人是读小学、中学时也住在西花厅的龙桂辉。他是从红军时期直到解放战争时期随伯伯工作了11年的龙飞虎的长子。当时他已经是地质部的干部，已有每月几十元的工资了。他听了伯伯的话，到他父亲任职的福州军区当兵。地质部为他开的是干部介绍信。他父亲一看就火了，说：总理是要他当兵的，怎么能来当干部！并把介绍信撕了。让他到连里当了一名上等兵，津贴费和列兵一样：6元！
我参军后每年都会拍张照片寄给母亲和七妈。1970年夏我回京时，七妈对我讲：“你每年寄来的照片，伯伯看了都说：还不像军人，还是个学生。直到去年你寄来的照片，伯伯才说：嗯，像个军人啦！”
我回去把几年的照片拿出来一对比，果然如此。可以前自己都没意识到。
☆周秉钧1967年军装照1965年，我的大弟弟秉华高中毕业，也想参军，曾征求伯伯、七妈的意见，他们当然支持。但是他们对秉华的干涉就是在具体手续上采取“不干涉”政策，一切由秉华自己去报名，接受体检、政审，完全按征兵正常手续去办。秉华到成都的一个军事通讯学院，当了一名电话兵。服役期满后复员回到北京当了工人。这短短的几年普通士兵生活，使他养成了严守纪律、踏实工作的品德。后来在单位里提干，当了人事、纪检干部。后去北京出版局从事“扫黄打非”工作时，仍朴实、肯干，埋头工作，所以才有了秉宜写的《周家有男当劳模》的这篇文章。
☆1971年春，周秉建的参军照
☆ 1967年5月，周秉华21岁时在总
字四二一部队的参军照（摄于重庆）
1970年底，我在内蒙古阿巴嘎旗牧区插队的小妹妹秉建，高高兴兴地参军来到了北京军区某部训练队。她穿着新军装去看望伯伯、七妈。两位老人很惊讶，问她是如何参的军。她说：一次，北京军区的一位领导同志去牧区，见到了秉建，关心地问她想不想参军，她说当然想了。这位领导便交代了秉建所在的盟军分区的领导同志，在当年征兵时考虑秉建的入伍问题。虽然在征兵时她是经过了当地贫下中牧的推荐，经过了体检、政审的一切手续入的伍。但是伯伯、七妈仍然认为这是有领导说了话的，有“走后门”参军之嫌，再加上我们的父亲“文革”期间正被关押审查，便向她做工作，要她仍回到牧区放羊。并鼓励她扎根内蒙古，为蒙、汉团结做贡献。与此同时，小弟弟秉和也从插队的延安参军，到了新疆天山很艰苦的哨卡当兵。伯伯、七妈认为当地公社送他参军也有照顾他的因素。另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当时正是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的时候。那时，参加农业生产的生活都很艰苦，如果能从农村参军，那是一个难得的出路。伯伯、七妈的意思是，应该把这样的机会让给别人，而自己的孩子要带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于是写信跟秉和讲道理、做工作，让他回到延安生产队。并且让身边的工作人员与有关军队、地方部门联系，安排秉和、秉建从部队回到了原来插队的地方。十几岁的弟弟、妹妹虽然觉得委屈，但还是听了老人的话。所以秉和、秉建的军龄只有几个月的时间。
这就是伯伯、七妈“干涉”我们兄妹四人参军的故事。看起来，他们对待我们四个人参军的问题，在态度、做法上截然不同，但原则却一样：一切从国家的实际情况、党的大政方针出发，只要是国家需要的、提倡的，都要身体力行，而且是动员自己的晚辈带头去做。不讲私情，绝对不允许自己的晚辈接受任何特殊化的照顾，一切以普通百姓的标准去要求自己的后代。
由于这些事情就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的感触尤深，两位老人的这些处事原则，对我们起到的教育作用，远比一般的说教要深刻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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