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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本书是一部以长三角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坐标,系统阐释中国吉祥图案历史与文化内涵的力作。作者尹笑非、齐昕筠、陈子瑜以民俗学、艺术史、人类学交叉视角,将“吉祥”这一抽象概念还原为可触、可视、可感的日常符号:从半坡彩陶上的鱼纹,到明清木版年画中的“一团和气”;从徽州宏村“四水归明堂”的天井,到苏州园林“梧竹幽居”的月洞门,均成为“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立体注脚。 全书以“历史流变—生活理想—江南意蕴—日常应用”四重维度展开:先梳理自原始生殖崇拜到现代设计复兴的完整谱系;再聚焦“迎新除旧”“祈生盼子”“功名进取”“家庭幸福”“健康长寿”“求财祈福”六大主题,揭示图案背后“福禄寿喜财”的集体心理;继而拈出江南水韵、丝绣精工与文人雅趣,突显地域文化如何赋予吉祥符号以灵动、精巧、雅致的气质;最后通过建筑布局、雕刻、年画、剪纸等个案,展示非遗“活态”传承的当代路径。本书将“吉祥图案”从博物馆与古籍中解放出来,重新放回烟火生活,使之成为理解中国人宇宙观、伦理观、审美观的一把钥匙,也为非遗在新时代“见人、见物、见生活”提供了范式。
“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
“回归生活:从长三角出发的中国非遗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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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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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系统梳理中国吉祥图案的源流与演变,剖析其在家居、节令、礼仪中的核心地位,揭示迎新除旧、太平有象、年年如意、五谷丰登等图案所寄托的健康、长寿、富贵、子孙繁荣之愿,呈现中国人将生活理想化为视觉符号的智慧,也映现其审美情趣、道德操守与对和谐盛世的恒久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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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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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笑非,1978年生于沈阳,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非遗保护中心主任,上海工艺美术学会副会长。主攻民俗、民间艺术与非遗保护,主持各级科研项目十余项,著有《中国民间传统吉祥图像的理论阐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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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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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吉祥图案:中国文化的符号与生活的艺术论与价值
第一章 吉祥图案的历史流变 第一节 原始图案:从生命到图腾 第二节 先秦:由“神”到“人” 第三节 秦汉:由凶到吉 第四节 魏晋:由辟邪到祈福 第五节 隋唐宋元:由神秘性到象征性 第六节 明清:世俗的强音 第七节 现代:重组与复兴
第二章 吉祥图案中的生活理想 第一节 迎新除旧 第二节 祈生盼子 第三节 功名进取 第四节 家庭幸福 第五节 健康长寿 第六节 求财祈福
第三章 吉祥图案的江南意蕴 第一节 灵动——水之灵韵 第二节 精巧——丝之柔滑 第三节 雅致——文人雅集
第四章 建筑布局中的吉祥图案 第一节 徽州仿生聚落 第二节 兰溪诸葛八卦村 第三节 苏州园林花窗的空间分隔
第五章 日常生活中的吉祥图案 第一节 雕塑篇 第二节 年画篇 第三节 剪纸篇
第六章 吉祥图案的文化内涵 第一节 约定俗成的视觉语言 第二节 对立统一的造型观 第三节 民族文化精神的视觉展演
余论 吉祥图案:传统与现代的和谐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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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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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吉祥图案的历史流变
严格意义上的吉祥图案资料集中于唐代以后,那时的吉祥观念已经成熟,与现在趋于一致。但吉祥图案背后的吉祥观念的发展、成熟必定有一个历史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潜移默化的,百姓对吉祥的渴望一直执着热烈,并不像上层艺术形态受时代、政治等带来的审美情趣的影响而转变得那么强烈。追溯吉祥图案的形成与历史变化过程,可以看到其背后民族思维方式的成熟过程:从被动祈求神灵庇佑,到人的自信崛起,从图腾崇拜转为祖先崇拜,越来越重视对现世幸福的祈求。吉祥图案中体现的对世俗幸福生活的追求和描摹,是横跨阶层与雅俗的艺术形态。
第一节 原始图案:从生命到图腾
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心理的吉祥意识在原始时代即有其雏形。这种吉祥是在冥冥中与人的生命意识紧紧相连的。人们因缺乏足够经验而对未来没有充分的预见能力,面对外界的灾难只能赤膊打拼的时候,生命的保存和繁盛强大是第一要义。于是对生命的崇拜、对维系生命所需要的物质的崇拜、对延续生命所必需的生殖能力的崇拜是这一时期人们的夙愿所在。生命是这一阶段吉祥观念的核心内容。而人们祈求吉祥的方式只能是将生活中积累的经验通过类比的方式在想象中加工,形成一套与自然、与天地交流的方式,在交流中祈求掌管生命的神灵庇佑。人们参天祭地、载歌载舞,将这种巫术通过一整套仪式予以实现。人们虔诚如斯,祈求在与天地的连通中获得和谐平安的生活,风调雨顺、狩猎成功、子孙强健…… 先民们在求吉的过程中渐渐形成了自己的崇信。这种所谓的图腾崇拜,意在祈求神灵对生命的庇佑,求得安定顺遂、猎食成功。这在某种程度上便是吉祥观念的胚芽。这一时期的图形以彩陶上的几何形纹饰为主,这些图形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说,“在后世看来似乎只是‘美观’‘装饰’而并无具体含义和内容的抽象几何纹样,其实在当年却是有着非常重要的内容和含义,即具有严重的原始巫术礼仪的图腾含义”。它们并非全凭幻想,而是依大自然物象,经过抽象简约的变形而形成的。如半坡彩陶的菱形花纹便是由鱼纹变化而来的,庙底沟彩陶的几何花纹是由鸟纹演变而来的。考古学者认为,彩陶纹饰是人们共同体的一定的标志,它在绝大多数场合下是作为氏族图腾或其他崇拜的标志而存在的。此时的图形,意象比较简单,有祈求光明的太阳,有生殖能力很强的鱼、蛙等造型。这种图腾文化,虽然还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吉祥图案,但已埋下了中国传统吉祥图案的种子。 代表中华民族形象的龙的原型在当时已经出现。无论是在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仰韶文化,还是在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中,都已有类似于龙的原型。这些原型或是鱼形或是马形,或是猪形或是鲵形,却最终都以一个共同的观念朝着龙的方向演进,最终统一,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蕴含着中华民族理想和观念的奇迹。它并非是一种自然生物,而是人们求吉观念的物化形态,凝聚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精神气质之中,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从一个图腾渐渐转变为承载着更多文化内涵,体现着中国文化的秩序和结构观念的象征物。
第二节 先秦:由“神”到“人”
如果说原始吉祥文化是对神的顶礼膜拜,那么先秦吉祥观念的核心已渐渐从神转移到了人。在巫术时代,“礼”表现出对神的崇拜和敬仰,是人媚神的仪式手段。在商周以后,即我国完成了从奴隶制到封建制的转换之后,这种对神的宗教性崇信逐渐淡化,“礼”逐渐向人际关系转化。周礼加强了礼的人文功能,奠定了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的基础,春秋之后,孔子又用“仁”改造“礼”,使其走向了人文的轨道。 礼的一个重要载体便是青铜器。商代青铜器作为“礼器”是主要服务于祭祀和殉葬的。这些庄严、华贵、神秘而又带有几分狞厉色彩的青铜制品以饕餮纹饰为主,兼及于夔、凤、雷纹。“饕餮”是传说中的怪兽,贪财贪食,好食人,面目狰狞神秘。《吕氏春秋?先识览》载:“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山海经?北山经》形容其状为:“……羊身人面,其目在腋下,虎齿人爪,其音如婴儿。……”本是凶兽,但可用来“以凶止凶”。尽管饕餮的具体象征含义仍在争论之中,但它的威慑性是显而易见的。无论它是通天之兽,还是食人之兽,人们显然是要借助其威力来维护自己生活的安定和谐。从最开始原始人对这种威力的单纯的恐惧与逃避,到这一时期借其来保护自己、威慑异族异类,或作为通天之兽树立自己的权威,人们对吉祥的认识一步步地拓展。 而从西周中期开始,在周代礼乐制度和等级观念支配下的青铜制造渐渐增强了现实的理智的色彩,商代那种森严、神秘而恐怖的气氛逐渐淡化;酒器的地位渐渐为炊食器具所代替;装饰纹也褪尽神秘,饕餮、夔龙渐渐为抽象的波纹所代替。周代人过着钟鸣鼎食的生活,中国传统的吉祥观脱离了图腾和崇信,融入了一般的生活之中,对现世幸福生活的追求、对日常事物的关注取代了过去对终极价值的追问。 如果说原始时期人们对吉祥只是求诸神的完全被动的祈祷,那么到商周之时,已经开始有意识地主动寻找对不幸的规避的方式。在商代,占卜已经成为择吉化凶的常用手段,殷墟的甲骨卜辞显示,其中大量的内容是关于农业方面如“卜禾”“卜年”“卜雨”以及战争、治病、祭祀等。而到周代,更是涉及婚嫁、丧葬、狩猎、铸器、种植、冠礼等社会生活诸多方面。 《周易》把宇宙、人生、社会视为一个生生不息循环发展的过程,象数之变暗示着宇宙人世的变化和发展。人必须主动适应这种变化,与天保持和谐和一致,也就是“天人合一”。《周易》卦象谈的是凶吉,落脚点是人生;谈的是卜筮,重的是义理。卜筮的凶吉并不是绝对的,在辨证的逻辑中可以看出中华民族对吉祥的认识并不是单一的、静止的,吉与凶是一个不断运动发展的过程,处于转化之中。这种吉祥是顺应自然的,是与自然亲和的,既要因势利导,又要遵时顺天;既要刚健有为,又要不违天命。这种吉祥观念不仅仅是一种道德仁义的准则,更是积极主动的穷尽义理达于天命的人生观,比原始吉祥文化更多了一种作为“人”的力量。人们不再俯首长跪祈福于天,而是自强不息、知行并重、取法天地。和合中庸便是吉祥之法。
第三节 秦汉:由凶到吉
秦汉是中国国力渐渐强盛之期,民众在相对安定的环境下开始将自己的生活逐渐安排得丰富多彩。中国的主要节日——年节、元宵、清明、端午、重阳等基本都定型于汉代。中国处于北温带,四季分明。农业生产的季节性特征使劳动者很早就开始关注自然节气的变化,并为适应这种变化而形成自身的一套生命节律与之相配,这就是岁时节日的最初来历。汉魏以前,岁时节日的基本内容是时令性的宗教祭祀;汉魏之后,岁时节日成了民众季节生活的展示与享受方式。原来无论是寒食、端午,还是七夕、重阳,都是恶日。而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们谋生能力的增强,人们对未来生活担忧焦虑的心理不断减弱,传统的禁忌日便渐渐摆脱了凶险的预兆而成了祭祀与娱乐共举的节日,娱神与娱人相结合,并与节日神话、历史传说相结合,愈发充实丰满。这种从凶到吉的转变是我国吉祥文化日渐成熟和自信的标志。 秦汉这种成熟、自信、从容、大气是展示在巨石上的。无论是画像石、瓦当,还是石雕,都充分显示了秦汉从统治者到广大民众吉祥文化观念的逐步演进。汉瓦当粗犷而不失瑰丽,除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充溢着吉祥的愿望之外,“汉并天下”“长生无极”等文字瓦当也体现了人们的吉祥观念已经细化到了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汉画像石古朴而不失灵异,经常出现云纹、凤凰等祥瑞之物。灵芝、荷花、云纹等吉祥内容也见于帛画,羽人、仙鹤、苍龙等神话形象也都是汉代图像的常见题材。这些祥瑞之物不仅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吉祥的角色,在统治者的心中也认为这是对社会、政治的肯定,并预示天下太平、五谷丰登。此外,在汉代织锦上已经出现了不少吉祥图案,有“万事如意”锦、“延年益寿大益子孙”锦等。传统吉祥图案中的福、禄、寿、喜图案已经逐渐开始成形。 这一时期吉祥图案中最为突出的,可以说是伏羲女娲图,在石刻、砖刻、绢画、壁画中,都常见此种图案。伏羲、女娲都呈人首蛇身或人首龙身状,有的两两相对,有的两嘴相亲,有的手举日、月轮及规、矩等,有的两尾卷曲,有的两尾相交。 伏羲、女娲是中原神话体系中的创世造人之神,画像石中常见二者两两相对、相亲或交尾,都是凸显生命繁殖的象征。因此,伏羲、女娲的图像出现于画像石中,并受人礼敬祭祀,寓意极为鲜明并具象征性:这是人们逐渐脱离图腾崇拜转向祖先崇拜的一个重要信号。
第四节 魏晋:由辟邪到祈福
魏晋时期的战乱打破了人们日常生活的秩序。艰难的生计使人们在残酷的现实生活中渴望精神上的慰藉。这在社会上层人物中表现为玄学的出现。玄学的出现是两汉儒学没落的标志,玄学“贵无”的思想有别于道家的“无为”,这种精神表现于艺术上就是魏晋之风骨飘逸超然。而普通百姓如何面对常年的战乱、生灵的涂炭?汉代即已传入的佛教渐渐成为民众求得心理安慰、心灵平静的一剂良药。宗教为中国吉祥文化增添了域外的浓重一笔,石窟佛雕遍布全国,佛教的因缘说使民众日日在虔诚祈祷、多行善事以求吉祥平安中度过。魏晋的佛像凝聚着百姓所有的希望和理想,造型优雅飘逸,慈祥仁爱、面容平静,接纳着民众的跪拜祈求,报之以空灵的平和幻象。受到佛教文化大量输入的影响,汉的气魄雄伟风格,在这个时代,被一些异草怪兽,及带有宗教色彩的幻想风格所取代,敦煌石窟中的佛座及壁画,如执果、飞天、莲花宝相花等,都是受了佛教的影响。 这之中不能不提的便是莲花。莲花作为一种吉祥物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因其莲蓬多子,常作为女性生殖的象征;因荷花谐音“和”“合”而被作为幸福生活的象征;因其出淤泥而不染的品质而作为志向高洁的象征。除此之外,莲花随佛教平添了一层宗教色彩,释迦牟尼出生便立于莲花之上,传教说法时亦坐莲花座,有时手持莲花。莲花渐渐成了给烦恼的人间带来清凉的圣物。莲花便又多了一层祥和之意,受到信奉和崇拜,其纹饰出现于各种器物之上。 这时已有了专述祥瑞的书籍,如南朝孙柔之的《瑞应图》。在这本书中,有描绘天象的日月、老人星、甘露等,有真人、西王母等神仙,有河图洛书、八卦、神鼎、玉羊、玉鸡、玉龟等器物,有凤凰、鹤、白鹊、麒麟、鹿、熊、虎、黄龙、青龙、灵龟等仙禽瑞兽,有嘉禾、灵芝、木连理、梧桐等植物。这些事物所表达的祥瑞意义,被反复地应用在当时的青铜器、玉器、漆器、陶瓷器等器物和画像石、染织物、绘画中,成为后世吉祥图案的资料库。
第五节 隋唐宋元:由神秘性到象征性
隋唐的统一和相对的安定使得无论经济生产还是文化艺术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在吉祥观念日趋成熟的同时,生产力的发展带来的劳动技艺的提高和成熟使得吉祥观念的载体日趋成熟,附着于其上的吉祥图案的种类便也随之繁荣起来,更贴近生活。吉祥图案又回到具象的风格中,象征性取代了神秘性。 随着隋唐国力日渐强大,冠服制度作为封建社会权力等级的象征而完善起来。尤其是到了唐朝,冠服制度上承周汉传统,从服装配套、质料、纹饰、色彩等方面都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唐认为明黄近于太阳的颜色,日是帝王尊位的象征,故除了皇帝以外,臣民不得僭用。黄色遂成为帝皇的象征。皇帝祭祀时穿的冕服有其特定的规矩,冠冕前后各挂十二条白珠串成的旒,冕的左右悬玉制的充耳,意为提醒皇帝勿信谗言,上衣下裳绣有特定的十二章纹:日、月、星,取其临照;山,取其稳重;龙,取其应变;华虫(一种雉鸟),取其文丽;宗彝(一种礼器),取其忠孝;藻,取其洁净;火,取其光明;粉米,取其滋养;黼为斧形,取其决断;黻为两己相背形,取其明辨是非。这些都标志着皇帝的威严与德行,有着极为广泛象征意义的饰物充满着吉祥的色彩,显示出皇帝集福瑞于一身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些色彩、图案、配饰作为吉祥文化的元素,其象征意义远远超出了其本身的内涵。当然,这些都得益于染织工艺的空前提高,印染和刺绣工艺的应用范围都有了新的拓展。唐代,花朵成为染织纹饰最主要的组成部分。牡丹、莲花、菊花……既可单独构成画面,又可与蜂蝶鸟兽穿插构成祥瑞之图。花团锦簇,由花心向外一层层排列开去,除中心花外还有重重花叶,显得格外丰富茂密、圆润丰满。其用色之多、效果之富丽明媚,都是前代染织品中少见的。 瓷器是在陶器的基础上发明的。从汉代到唐代,渐渐摆脱了其原始的工艺而接近现代瓷器的工艺,宋代瓷器达到了鼎盛时期,薄如纸,明如镜,白如玉,声如磬。且陶瓷不像其他的器物,如青铜器或玉器只为祭祀和达官贵人所用,陶瓷一开始就广为大众使用,种类繁多,纹样生动,极具生活气息,故从古至今从未间断,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唐代国力强盛,生活中充满了积极浪漫的情怀,这一时期的瓷器便造型饱满、色彩艳丽,纹饰中少了先前主导的动物纹,取而代之以线条为主的植物纹。植物纹含有更多的装饰成分,亦更容易表达舒展浪漫的性情,层层瓣落中尽显繁华浓烈。而宋代是一个既繁华又羸弱、既纵情享受又忧心忡忡的时代,人们的思想比唐人要细腻敏感,故瓷器的造型也趋于瘦长、典雅、质朴;颜色含蓄温润,无论是定窑的乳白,还是官窑的淡青、汝窑的葱绿,都属典雅之类。宋代的吉祥图案不似唐代那般张扬浓烈,釉于瓷器的图案或是一行飞雁,或是孩童蹴鞠,无不流露着知足常乐的吉祥观。在唐宋,即便是具有宗教色彩的佛教绘画,也转向世俗。如壁画中常见的“西方净土变”,没有了魏晋时的高逸飘远,所画内容为仙山琼阁、金楼玉宇、繁花似锦、满堂丝竹的净土世界,其实是世俗生活的欢乐。佛像没有了魏晋时的清秀超俗,而显得更丰满慈祥。再后期的演变更是色彩艳俗,装饰性愈显浓重,而供养人的像越来越大,甚至高出菩萨,“神”成了“人”的附庸。
第六节 明清:世俗的强音
从雅文化到俗文化的转型其实在宋代就已经埋下了伏笔。宋代因城市繁荣,此时的吉祥图案开始带有商品化性质。街、市、庙会,都有图画买卖,这种买卖必然加速吉祥图案的流传和定型,世俗美术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从前,雅文化始终居于正统,是国家文化的主流,俗文化则处于民间和下层;而到了元代,俗文化的生长势头迅速超过了雅文化,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当时,由于政治、军事上的丧权辱国,越来越多的人出于逃避现实、保佑平安的心理寻找精神依托,本土和外来的宗教融合再生,形成儒、释、道三教合一,并愈来愈平民化、世俗化、实用化,目光从祈求来世变为祈求过好现世。日渐深入的城市化、商品化、市井化的发展进程为俗文化的勃兴创造了条件,文化消费决定文化生产,大众的评判成为文化的决定性因素,一时间,杂剧、话本、散曲、小说成为艺术的主流。民众的目光从未像此时这样关注个人、关注自身的幸福。由此,吉祥图案也很快繁荣成熟起来,宫廷民间建筑、雕花木器、花纸绣品、漆器瓷器、首饰牙雕、木版年画……各式各样、丰富多彩的吉祥图案达到了最高峰。 清代人口激增,社会相对稳定,年画、剪纸这类艺术形式的发展达到了高潮,正体现了民众稳定的心理取向,吉祥图案的表现手法也更加活泼、多元。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潍县杨家埠、四川绵竹、河南朱仙镇、广东佛山、福建漳州,都是著名年画产地,木版年画代替了门神,成为吉祥图案的重要载体。从出生到死亡,吉祥图案大量运用谐音和象征,把纹饰和吉祥意义联系起来,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在年画中有所表现,都贯穿着吉祥的主题,在明丽的色彩、生动的图案中,民众质朴的生活愿望栩栩如生地展示在这一方彩纸之上。有对子孙后代生命延续的渴望:娃娃坐在莲花上,“连生贵子”;有对平安生活的向往:将麦穗与瓶子画在一起,“岁岁平安”;有对富足生活的期望:一个娃娃在伸手抓鱼缸里的金鱼,“金玉满堂”;有对仕途的追求:三个元宝居于画中,“三元及第”;有对长寿的祈求:五只蝙蝠围着一个寿字,“五福捧寿”……这些巧妙的谐音或象征的手法是颇费了一些心机的,在趋吉心理的支配下,民众对事物的发展往往做出有利于自身的解释,赋予其有利于自身的意义,表达了对喜庆吉祥、幸福平安的希冀和追寻。同时,吉祥故事和人物,也常被引用为纹饰,如钟馗、观音、和合二仙、送子娘娘、福禄寿三星、财神、灶神等,均为常见的吉祥图案题材。这个阶段,吉祥图案普及于民间生活之中,可谓臻于鼎盛。 另一方面,明清时期的文人画继承了宋元绘画的传统,并注意从民间艺术中汲取营养,从而取得了空前的发展,诗、书、画、印的文人画程式,使绘画的吉祥寓意能够有多层次的表现。写意花鸟画的崛起,为吉祥题材绘画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吉祥题材的传统绘画得到空前发展。内容丰富的花鸟画在利用比兴、题跋等方式传达各种复杂情感上具有更大的自由性,吉祥祈愿也是其中一种重要情感表现。由图像、题款共同完成了吉祥的祈愿。 当作为个体的人出现在生活当中时,无论是官宦、子民还是真龙天子,都以同样的方式来寄寓期望,对于同一个文化圈的人来说,他们的期望又如此的相同。宫廷的吉祥图案,以清代的紫禁城为例,可以说是充分展现了皇权吉祥文化的内涵。其建筑格局与天地阴阳五行之说密切相关,左右对称,中轴线集中了多数重要建筑,通过大门、长廊、石桥等富有韵律的递变,使中轴线的至尊地位得以凸现,使建筑的气势达到了极致。这是取法于天地的吉祥观念在整个布局中的体现,另一方面,建筑中的细节装饰,如门栏、雀替、雕梁,以及家具的工艺中也都深深吸纳了吉祥物的祥瑞之气,从造型到纹饰都充满了吉瑞之灵气。龙凤呈祥纹饰、太平有象纹饰、松鹤齐龄纹饰、狮子绣球纹饰……而这所有的一切又何尝不是来源于民间,在千百年的岁月中渐渐积淀成熟起来,只不过将民间的一切愿望都集中在这个特定的空间内而已。宫廷园囿之中的烘托天子之势的吉祥与市井之中的深入百姓生活的吉祥共生共融,这是中华民族传统吉祥观念集大成的时代。
第七节 现代:重组与复兴
清代以后,随着工业社会的兴起和农业社会的渐渐衰落,吉祥图形依附的岁时节日、手工艺品的渐渐衰落,吉祥图案一度衰败。现代大工业时代,艺术品的粗糙复制,所谓西化时尚的大规模流行,使得传统一度被认为是封建糟粕而被摒弃,一些传统艺术形式不得不随着农业社会的远去以及随之淡薄的传统观念而渐渐无法挽留,一些吉祥图案的载体已经濒危甚至灭绝。 但是另一方面,吉祥观念却仍在不停地寻找着新的载体与生存空间。这带来的是当今吉祥艺术的复归。人们看中了其血管里流淌的原始艺术的浓厚色彩,在不断重组的新生中散发出的独特个性。这种原始的神秘的感觉与被召唤起来的传统的记忆,与现代审美与设计融合在一起,使吉祥艺术从古旧一跃而成为时尚,它欢快张扬却又表达含蓄,观念功利却又切中人心。 多少城市专辟了古建筑街区,力图将城市文化的特色和厚重感表达出来;多少茶楼酒店内部装修新中式风格,窗棂字画中尽显高雅独特,案几杯碟边沿纹饰里透露吉祥韵味;多少网红打卡点,古风汉服女子淡然穿行,服装配饰吉祥典雅。传统的吉祥图案和观念是深入人心的,适合新时代和新审美的表达,是使其焕发新生命的源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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