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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权威背书：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国家出版基金加持，代迅、王宁等顶尖学者主创，学术含金量拉满。
创新视角：聚焦中西文论双向互动，构建多元理论模型，填补本土化系统研究空白。
跨界价值：涵盖多流派、跨学科视野，兼具史料价值与现实意义，适配学术研究与人文阅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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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多元选择与理论竞争》是《二十世纪域外文论本土化研究丛书》中的一本，重点阐述了二十世纪输入中国的西方文论的多元性，以及对中西文论各自的多元传统进行历史还原和准确对接的必要性。
《多元选择与理论竞争》系统考察了西方文论在中国旅行中产生的变异与转化、西方文论与中国文论的对话并深度地参与中国本土理论话语的建构进程，以及中西文论融通后的创新性发展的呈现。同时考察了二十世纪在西方影响较大的象征主义、存在主义、心理分析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结构主义、叙事学、阐释与接受理论等思潮流派，研究其如何与中国本土现实需求和理论传统相融合，以及各思潮在竞争中的衍化与发展，揭示了中国文论的主体性地位和创造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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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李松（本书主编），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当代思想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历史与社会高等研究院合作教授。曾经从事哲学博士后研究，在哈佛大学东亚系从事两年半访问研究。主要从事文学理论、海外汉学与中国学研究。在国内外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出版专著多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等多项课题。
代迅（丛书主编），厦门大学二级教授，文学博士，博士生导师，文艺学学科带头人。兼任教育部高等学校艺术学理论类专业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中外文论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常务理事。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福建省“闽江学者”特聘教授、湖北省“楚天学者”特聘教授，长期致力于比较美学与比较文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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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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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松主编：《多元选择与理论竞争》，2025年9月第1版
目录
第一章 象征主义的理论与创作
第一节 神秘晦涩的诗学内涵
第二节 民族传统与时代语境
第三节 严厉批判与认同接受
第四节 诗学阐释与创作实践
第二章 存在主义的思想冲击
第一节 狂放悖逆与反思批判
第二节 文化启蒙与自我选择
第三节 个体生存与审美救赎
第三章 充满争议的精神分析批评
第一节 心灵中心与文本中心
第二节 心理科学与人生哲学
第三节 几起几落与理论余波
第四章 结构主义与中国叙事学
第一节 语言学理论与文学研究
第二节 时代氛围与理论译介
第三节 西方话语与中国文学
第四节 建构中国的叙事理论
第五章 神话原型批评的中国流派
第一节 文化残存与文化原型
第二节 学科本位与多重求证
第三节 认知理解与价值判断
第六章 同源异质的西马文论
第一节 学院高墙内的书斋理论
第二节 左翼激进主义学术思潮
第三节 从文化工业到大众文化
第七章 返回中国本土阐释理论
第一节 读者的意向性结构
第二节 融入本土主流话语
第三节 创建中国阐释学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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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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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第三节（节选）：创建中国阐释学西方现象学、阐释学和接受美学理论在中国本土化的实践，早在1980年代被译介前就开始了。在现象学被大规模地引入中国前，中国的文学理论研究领域对现象学美学的接受和运用是颇具先锋性的。现象学对审美知觉的重视、对意向性的论述，启发了国内学界及海外汉语学界的学者的相关思索。钱锺书、徐复观、刘若愚、叶维廉、叶嘉莹等学者早就开始接触这些理论。他们从中西诗学比较的角度，探索现象学与中国艺术理论的沟通，在中国古代文学阐释学研究的实践中开辟了对西方阐释和接受理论研究的新径，互证、互释中西阐释学和接受美学思想，这些开创性的研究视角直接影响了后来的研究者。
以现象学视野观照中国文论的研究始于1960年代。当时现象学正传播于美国和我国的台湾地区，台湾学者及美国华裔学者均发现了现象学与老庄哲学的相通相近之处，可以说道家研究使现象学开始进入中国文论研究领域。1966年徐复观的《中国艺术精神》首先运用现象学的观念反观庄子研究，将现象学的纯粹意识，即艺术精神的主体比之于庄子的心斋。徐复观提出，现象学强调主客合一，并且认为由此所把握到的是物的本质；而庄子在心斋的虚静中所呈现的也正是“心与物冥”的主客体合一，而且此刻所把握的也正是物的本质。刘若愚在其著作《中国文学理论》（Chinese Theory of Literature，1975）中进一步探讨了现象学美学和道家思想之间的相似性。刘若愚将杜夫海纳的审美经验和道家形而上的理论进行了比较，注意到了中西文论中可供沟通的共同趋向。杜夫海纳肯定“知觉”（内在经验）与“知觉对象”（经验世界）不可分，正像道家所言物我一体，情（内在经验）景（外在世界）交融。
从物我关系的角度，现象学与道家文论有着可沟通之处。胡塞尔关于意识活动的意向性思想启发了海外学者从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情景关系入手考察中西美学之差异。1970年代以来，旅美比较文学学者叶维廉一直在探讨道家美学在中国古诗中的呈现，和道家美学与西方美学之间的融通。叶维廉以观物方式为切入点，从物我关系这一角度，对中西山水诗体现的观物方式进行了独到的比较研究。他对中西观物方式之差异的思考直接深入到中西美感经验生成的基础之上，从而对中西美学的个性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此外，叶维廉还认为，西方的“阐释”概念往往只从读者的角度出发去了解一篇作品，而未兼顾到作者通过作品的传意，他所要探讨的是作者传意、读者释意这种整体活动。在中西诗学比较的实践中，叶维廉试图建立中国的传释学理论，融西方文论于中国诗学传统。
同样将西方现象学、阐释学和接受美学理论用于诠释中国诗词艺术鉴赏的重要先行者还有叶嘉莹。1986年12月至1988年6月，叶嘉莹应《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之邀撰写系列随笔，其中，《从现象学到境界说》《作为评词标准之境界说》《张惠言与王国维对美学客体之两种不同类型的诠释》《三种境界与接受美学》等系列论文，对西方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美学、读者反应理论做了探讨，分析了中国传统的阐释学问题，例如“兴于微言”“诗可以兴”与“比兴”说等，认为中国传统词学理论与西方文论多有暗合之处。1988年叶嘉莹撰写的《对传统词学与王国维词论在西方理论之观照中的反思》又以西方阐释学、符号学、接受美学对王国维词论做了富有新意的阐发。叶嘉莹借鉴西方理论，别开生面地借西释中，发现了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鉴赏理论。这些论文结集为《中国词学的现代观》由岳麓书社于1990年出版并引起很大反响。
随着1980年代中后期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美学理论纷纷译介到国内，文学批评研究者在借鉴西方理论基础上，重新发现和整理了中国古代接受理论。例如董运庭的《中国古典美学的“玩味”说与西方接受美学》（《四川师范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5期）、邓新华的《“品味”论与接受美学异同观》（《江汉论坛》1990年第1期）、龙协涛的《中西读解理论的历史嬗变与特点》（《文学评论》1993年第2期）、紫地的《中国古代的文学鉴赏接受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张思齐《中国接受美学导论》（巴蜀书社1989年出版）一书运用中西比较的方法来梳理、挖掘中国古代文献中的接受美学思想，是较早出版的阐述中国古代文论中接受美学思想的专著。
现象学美学的文学本体论与中国传统的意象意境理论也有融合之处。1988年朱立元在《天津社会科学》发表了《略论文学作品的内在结构》一文，在分析研究英伽登文本结构内部层次理论的基础上，把中国古代的意象说等理论和英伽登的结构内部层次论相结合，加入意象意境层，使英伽登的结构内部层次理论中国化而被更多人所熟悉和运用。1989年，朱立元的专著《接受美学》综合运用现象学美学、文学社会学、文学心理学诸方法，结合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接受思想，对西方接受美学做了深入阐发，并特别强调了意象意境层的重要性。“文学作品的意象意境是由作者转化为语言，又由读者予以重建再创的，其空白与不确定就存在于这整个创建与再创建的过程中，其召唤性因而也就内在地镶嵌在作品的这一层次上了。”1994年，胡经之、王岳川主编的《文艺学美学方法论》在介绍英伽登的文学艺术作品本体论、结构论时，也与中国的意境理论加以比较，有意识地进行中西文论的沟通与融合。
现象学与道家美学可沟通之处，充分体现在张祥龙的专著《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终极视域的开启与交融》中。该书虽是哲学研究的著作，但却具有丰富的美学内蕴，该书从比较视角出发，将现象学研究与中国哲学研究内在地结合在一起，书中的具体探讨涉及了美学的核心问题——“终极境界”。张祥龙认为“海德格尔的思想方式是一种总是追究到问题的终极处、从而暴露出纯构成的缘发境域或理解视域的方式或道路”，和中国的天道观一样，其“最基本的思想方式都是一种源于（或缘于）人生的原初体验视野的、纯境域构成的思维方式”。“终极境域”或“天道观”中体现的境界是美的本体，这是中西美学研究最根本的问题之一。叶朗在《胸中之竹——走向现代之中国美学》中认为，“中国美学有一个特点，从思维模式上来讲是天人合一的，而不是主客二分的”，他将海德格尔的思维方式概括为“天人合一”，认为这与中国美学中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一致的。
叶朗和张祥龙都找到了海德格尔美学与中国美学的相通相近之处，构成了中西文论进一步融合的重要支点。现象学美学摈弃西方美学传统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从人与世界的本源性关系出发看待审美和艺术活动，强调美就存在于现象中，是不断生成的。这与中国古典美学中的物我交感的“意境”有着共相之处。叶嘉莹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角度描述现象学与中国诗论的共相之处，认为“西方现象学之注重意识主体与现象客体之间的关系，与中国诗论之注重心物交感之关系，其所以有相似之处，也就正因为人类意识与宇宙现象接触之时，其所引起的反应活动，原是一种人类之共相的缘故”。1990年代，现象学美学引发中国美学格局的巨大变化。中国美学理论的建构，无论是叶朗的“美在意象”、张世英的“显隐说”、叶秀山的“美和艺术是人与世界的交往形式”，还是朱立元的“实践存在论美学观”、邓晓芒的“美是对象化了的情感”，都不难看出现象学美学对新时期中国美学理论产生的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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