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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 财政收支平衡压力不断加大，跨区域财政协调难题待解，公共服务供给与期待存在差距，财税制度改革面临多重挑战……在现代公共财政治理领域，这些问题备受关注。
? 财税制度背后蕴含着怎样的社会契约逻辑？如何通过制度设计实现公共资源的高效配置与社会共识的凝聚？财税体制改革能从“布坎南悖论”中获得哪些启示？在新发展格局下，财政治理现代化如何推进？
? 《一致同意的理由：从“布坎南悖论”诠释财政预算制度的社会契约逻辑》一书，对上述问题做了理论回答。通过深度解读“布坎南悖论”，穿透个体与集体的理性博弈，多维度剖析财政预算制度的底层逻辑，为财政治理寻找共识支点。
? 本书既适合政策制定者、公共管理研究者、财政领域从业者、经济学学者等相关专业人士参考，也适合关注公共治理、财税改革的大众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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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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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同意的理由：从“布坎南悖论”诠释财政预算制度的社会契约逻辑》一书从公共选择理论出发，系统推导出“布坎南悖论”，并以此为锚点切入社会缔约过程分析，深度拆解财政制度的演进脉络与内在逻辑，得出财政规则并非“强制安排”而是“共识构建”结论。本书既为财税领域研究者、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扎实的理论分析框架，也为困惑“税收与自身关系”的读者提供一把“思想钥匙”，助力其理解财政规则如何与个人日常生活、利益诉求深度绑定，让抽象的财政理论扎根于社会生活的肌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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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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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钧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任教于浙江财经大学。主要研究领域为财政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经济思想史与制度经济学，同时跨学科涉猎德国古典哲学、政治哲学、法学等领域。教学工作覆盖博士、硕士及本科阶段，开设公共选择理论、财政政治学、财政思想史、经济思想史、经济学通论和经典著作导读等课程。在中文核心期刊发表多篇公共选择理论相关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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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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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导论 社会契约与财政制度
第一节 社会契约的经济学含义
第二节 经典理论回顾
第一章 一致同意的理由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第二节“布坎南悖论”
第三节 基准模型
第四节 模型的拓展：再立宪
第五节“布坎南悖论”的规范性含义
第二章 社会缔约过程中的税收选择逻辑
第一节 霍布斯契约的税收制度选择
第二节 洛克契约的税收制度选择
第三节 特定商品税
第四节《捕蛇者说》的税收理论诠释
第三章 公共支出的社会缔约逻辑
第一节 从自然状态向社会契约转变的选择逻辑
第二节 霍布斯契约中公共支出的选择逻辑
第三节 洛克契约中公共支出的选择逻辑
第四节 公共支出小结
第四章 公共预算与社会契约
第一节 公共预算的现代特征与含义
第二节 霍布斯状态下的公共预算
第三节 洛克状态下的公共预算
第四节 公共预算的透明原则和公开原则
第五节 公共预算概念的现代性诠释
第五章 立宪后契约的应用：两个例子
第一节 营业税还是增值税：企业选择的逻辑基础
第二节 公共预算的逻辑结构与预算法（条例）的变革
第六章 “布坎南悖论”与社会契约的转变
第一节 “布坎南悖论”再阐释
第二节 财政预算规则的社会契约变迁
第三节 对研究结论的批判性反思
后记
主编后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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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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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布坎南（Jame Buchanan，1791—1868）和戈登·塔洛克（Gordon Tullock，1922—2014）在其经典著作《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以下简称《同意的计算》）中分析了人们对元规则（立宪规则）进行选择时具有“一致同意”的逻辑基础，以及人们在元规则之下的具体规则（布坎南和塔洛克在这里讨论的是民主决策规则）之内进行互动并且基于个人选择的经济学逻辑。无论是对元规则的分析，还是对具体规则的分析，《同意的计算》所针对的对象都是像美国(或者说就是美国)这样具有洛克状态特征的现代社会。但是，关于“同意”，它并不只是对洛克状态特有的概念，而是在前洛克状态的社会中仍然会出现的概念。基于这一原因，本书尝试将“一致同意原则”推向前洛克状态，也就是假设的霍布斯状态进行相应的分析。而分析的起点则是笔者基于布坎南公共选择理论逻辑所演绎的，也是本书所建构出的“布坎南悖论”，或称之为“同意的悖论”。
本书所演绎的“布坎南悖论”是在布坎南一系列经典著作基础之上，抽离出布坎南公共选择理论的核心要素，从而形成了“布坎南悖论”的演绎基础，或者说起点。通过本书的分析，笔者发现从布坎南自身的理论体系出发并不一定得出其关于洛克状态是“一致同意原则”的必然逻辑选择，甚至不是最可能的逻辑选择。本书的出发点是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意义上的自然状态，而个人从自然状态向规则状态选择时，逻辑上会择一个霍布斯意义上的利维坦社会，笔者称之为霍布斯状态。从布坎南为代表的同一套理论体系出发， 却演绎出了不同的规则状态（霍布斯状态和洛克状态），本书称这一演绎结果为“布坎南悖论”。并且就霍布斯状态向洛克状态的规则变迁，也就是“布坎南悖论”的消解，按照规则经济学的逻辑给出理论上的分析。
在元规则层面分析了“布坎南悖论”及其立宪变迁之后，本书将从财政预算规则层面对“布坎南悖论”进行再阐述，并且将“布坎南悖论”在财政预算规则的立宪变迁中呈现出来。所以，本书将从税收、公共支出和公共预算三个层面演绎“布坎南悖论”的财政预算规则的立宪变迁。
本书关于税收规则的立宪变迁，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从霍布斯意义上的自然状态向霍布斯状态转变的过程中，个体会接受一个怎样的元规则，以及在这样一种元规则之下会接受一种怎样的税收规则？在时间维度上，这种霍布斯状态下的税收规则会给个体-纳税人带来怎样的影响或扭曲，以及这种影响会促使个体-纳税人在关于税收的“立宪理论”产生怎样的改变？这种霍布斯状态下的税收规则何以会导致个体-纳税人与利维坦之间进行再立宪，从而进入洛克状态？由于个体-纳税人在税收规则的“立宪理论”上的改变，最终会形成怎样的洛克状态下的税收规则？针对以上问题的回答构成了本书关于税收规则立宪变迁的主要内容。
从霍布斯意义上的自然状态假说出发，个体-纳税人将面临巨大的外部成本，这种外部成本足以导致个体-纳税人进入第一次立宪状态。由于具有相对丰富的“立宪理论”的个体将成为第一次立宪（霍布斯状态）中的利维坦，并且霍布斯状态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为了生存，个体-纳税人不得不对利维坦产生绝对的服从。可以得出利维坦在霍布斯状态下对税收规则的制定具有相当大的自主权，也就是任意性，并且这种自主权将导致利维坦可以最大限度地获取税收额度，而且可以采用税收成本最低的方式——人头税或总额税进行税收规则设计。虽然人头税或总额税这种直接税制度在单期内被经典的微观经济学理论视为最有效率的税收形式，但在多期内，也就是在时间维度上，会对个体-纳税人的经济行为产生扭曲。这种对个体-纳税人而言的税收扭曲最终丰富了纳税人关于税收规则的“立宪理论”，并且促使个体-纳税人重新与利维坦进行第二次立宪，从而进入洛克状态。第二次立宪的过程中，个体-纳税人凭借其自身的“立宪理论”对利维坦的征税行为进行立宪约束，并且将直接税带来的扭曲予以消除。本书所推导出的一个核心结论就是，在霍布斯状态向洛克状态的转变中，税收从相对固定的形式转变成了对于个体-纳税人而言更加自由的形式。以上就是本书关于税收规则立宪变迁的理论思路。
在讨论了税收规则之后，本书尝试从纯粹的公共支出角度继续阐述由“布坎南悖论”所导致的立宪变迁过程。公共支出的讨论所需要回答的问题与税收类似，个体-纳税人在从自然状态进入“立宪状态”时会形成一个霍布斯意义上利维坦治下的社会。在这样一种霍布斯状态的立宪过程中，个体-纳税人的目标函数中只有一个选项就是“生存”。而对于利维坦而言，由于其在霍布斯状态下具有制定公共支出规则的自主权，所以，在利维坦最大化税收一定的假设条件下，利维坦就公共支出进行自主决策。但另外一方面，利维坦这种公共支出的自主决策依然会对个体-纳税人生扭曲，这种扭曲体现在公共支出的数量和结构中。无论是公共支出的数量还是结构，从时间维度来看，如果个体-纳税人对公共支出数量和结构的预期与利维坦的实际支出不一致，将会导致利维坦征税成本增加，从而迫使利维坦重新调整公共支出的数量和结构。但由于诸如自然灾害等外部冲击的存在，任何调整最终都不会很好地匹配个体-纳税人的预期，从而导致个体-纳税人与利维坦之间的再立宪成为可能。在洛克状态下的立宪过程中，由于个体-纳税人具有了来自霍布斯状态下关于公共支出更加完善的“立宪理论”，从而也就可以把洛克状态下的公共支出转化为税收约束，从而限制利维坦的公共支出行为。这里对公共支出的立宪变迁可能构成的障碍来自再分配，所以，在进行公共支出的讨论中专门分析了再分配问题。由此，本书尝试从詹姆斯·杜森贝里（JameStemble Duesenberry， 1918—2009）的“棘轮效应”来理解公共支出立宪变迁的可能性。
最后，本书尝试从综合税收和公共支出的角度来理解预算规则的立宪变迁。公共预算的核心目标是追求“确定性”，而这种“确定性”的寻求是通过“收-支对应”来实现的，由此，税收和公共支出必然要作为一种对应的关系出现在公共预算制度中。正因为“确定性”和“收-支对应”是公共预算的核心特征，或者说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意义上所抽象出的“理想型”，所以，本书对公共预算的讨论并没有局限在现代社会（洛克状态）的“规范预算”，而是尝试将一切财政行为都纳入到公共预算的形式中予以讨论，并将公共预算区分为现代社会中的“规范预算”和前现代社会（霍布斯状态）中的“实质预算”。“实质预算”最终霍布斯状态下通过税收和公共支出的形式导致个体-纳税人的扭曲，在个体-纳税人具有更加丰富的关于公共预算“立宪理论”的条件下推动公共预算规则的立宪变迁，从而进入洛克状态下的“规范预算”。对公共预算“确定性”的要求，导致公共预算的“收-支对应”不断细化，税收的法定原则、公共预算的信息公开和透明等现代意义上的“规范预算”特征的形成，本书讨论了其中一些基本特征。
在上述每一种财政预算规则形式中，本书提炼出了每一种形式导致个体-纳税人进行规则变迁的核心激励因素，比如，税收中的时间扭曲、公共支出中的数量和结构扭曲以及公共预算中个体-纳税人对于追求“确定性”的扭曲。可以说，布坎南的规则选择理论与约翰·罗尔斯（John Bordley Rawls，1921—2002）关于正义的理论虽然有着不同的论证模式，但本质上都属于“契约论”传统，而支撑“契约论”背后的基础则是一整套具有静态特征的康德（Immanuel Kant，1924—1804）“先验哲学”。本书正是尝试着从黑格尔（G. W.F. Hegel， 1770—1831）的哲学体系对“契约论”进行理解并改造其静态性，所以，将布坎南关于洛克状态的公共选择静态分析进行了一次动态化的处理，主要是“同意”概念在历史中的动态化。以上就是本书的核心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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