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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中世纪思想史领域的杰作，著名历史学家莫顿·布鲁姆菲尔德教授的代表作；
详尽地梳理了七主罪观念的异教和早期基督教起源，及其在中世纪教会拉丁文献中的演变，解析了七主罪观念的历史背景、形成演变和文化影响，在初次出版半个世纪后仍是本领域内未被逾越的经典。
本书是“十四五”时期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专项规划项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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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在这部研究中世纪历史观念的著作中，布鲁姆菲尔德教授为我们提供了理解中世纪文化的入门指导，他以严谨的笔触追溯了“七主罪”观念从希腊化时期的异教起源，到中世纪体系中的融合，直至文艺复兴曙光初现时的解体重构。他尤其聚焦于英国中世纪文学领域，沿着特定的思想脉络，引领我们深入中世纪社会的肌理，让我们得以窥见历史长河中文学、艺术、神学、历史与社会的交织图景。
作为研究中世纪道德训诫文献关联性的参考指南，作为解读但丁、乔叟、朗格兰、斯宾塞等文豪乃至众多神学家、哲学家都曾运用过的观念的文本，更作为中世纪文化的综合导论，这部著作既适合中世纪文化多领域的专攻学者，亦契合整体中世纪文化爱好者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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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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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顿·W.布鲁姆菲尔德，哈佛大学著名中世纪历史专家、英语史专家、思想史专家和亚瑟·金斯利·波特荣誉讲席教授、美国国家人文学科中心的创立者。撰有《英语史的语言学导论》（A linguistic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English）、《早期社会中的诗人角色》（The Role of the Poet in Early Societies）、《观念、语言和文学研究札记》（Essays and Explorations: Studies in Ideas， Language， and Literature）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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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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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第一章 异教与犹太背景7
1 希腊化时代7
2 希腊化神学及滋养它的土壤12
3 希腊化时代的神学和宗教信仰在对待恶的问题上的态度16
4 有关“另一个世界之旅”和末世论的信仰23
5 灵魂戏剧和它的背景28
6 象征七恶灵——魔鬼——的动物43
7 象征与比喻——诺斯替派灵魂戏剧中的邪恶看守48
8 重述罪行名录——数字“7”的意义57
第二章 七主罪的起源 109
第三章 基督教神学、中世纪早期的拉丁文学和艺术中的主罪观念168
第二部分
第四章 英语文学中的主罪观念（1200年以前）263
第五章 在欧洲大陆和13世纪英格兰文学中的主罪观念302
1 宗教文学303
2 大陆非宗教文学314
3 盎格鲁撒克逊文学327
4 13世纪的英格兰文学335
第六章 《神曲》和14世纪英语文学中的主罪观念374
第七章 15世纪英语文学和斯宾塞《仙后》中的主罪观念472
书目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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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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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如在镜中——“中世纪学术前沿丛书”（第一辑）导论
包慧怡
世上的万物于我们
都如书本或图画，在镜中；
我们的生，我们的死
我们的处境，我们的出路
都被忠实记载。
——里尔的阿兰 (Alain de Lille，约1128—1202)
当法国神学家诗人里尔的阿兰[或称“岛屿阿兰努斯”（Alanus ab Insulis）]在12世纪写下如上诗行时，他敏锐地捕捉到了欧洲中世纪盛期的时代精神。在以羊皮或牛皮手抄本为物质载体的中世纪文化语境中，万事万物并非所见即所得，而是像一本书或一幅画那样需要被破解，有时是通过镜像（quasi liber et pictura…in speculum），有时——如这几行诗的另一个留存版本所示——则是以“如书亦如画”的万物本身作为镜子（quasi liber et pictura…et speculum）。恰如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在《中世纪的秋天》中所言：
中世纪人的心智对于圣保罗的这条真言了悟得最为透彻：“我们现在是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哥林多前书》13∶12）……这种感受可能会采取一种病态强迫的形式，导致一切事物似乎都隐藏着一种危险，一个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解开的谜面。或者，万物也可被作为一种宁静与安心之源泉来体验，让我们充满这种感觉： 我们自己的生命也包含在世界的隐藏意义之中。
要理解这种心智，对生活在现代社交媒体和短视频年代、习惯了迅速获得碎片化多元信息的我们而言并不容易，需要持续深入的学习。这种理解又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我们不满足于将欧洲历史上至关重要的一千年贴上早已被史学界摈弃的“黑暗年代”的标签，不满足于快消娱乐产业提供的对中世纪的漫画式描绘，而是想了解何以在现代西方历史学科形成的五百年间——从彼特拉克这样的14世纪早期人文主义者到布克哈特这样的19世纪文艺复兴史学家——中世纪会作为一系列二元对立中的负极出现（“光辉的古典时代”对“晦暗的中间时代”、“理性时代”对“盲信时代”、“人本主义”对“神权至上”等），其中有多少简化、歪曲和选择性忽视（及其背后的事实与动机），想了解中世纪如何为现代早期奠定物质和思想根基，以及其哲学、文学与艺术之美，那么，眼前的这套“中世纪学术前沿丛书”或许是一块合适的敲门砖。
被选入“中世纪学术前沿丛书”（第一辑）的著作均出自国际中世纪研究（medieval studies）各领域的一流学者之手，有20世纪已确立经典地位、遗憾始终未有汉译的奠基之作[如C.S.刘易斯（C.S. Lewis）的《爱的寓言：中世纪传统研究》（The Allegory of Love: A Study in Medieval Tradition）和A.C.斯皮尔林（A. C. Spearing）的《中世纪梦幻诗》（Medieval Dream Poetry）]，也有体现近年国际中世纪研究热点和最新成果的代表作；有西方大学中世纪相关课程最常选用的经典导读本［如《剑桥盎格鲁-撒克逊文学导读》（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Anglo-Saxon Literature）］，也有一流学者撰写的聚焦思想史及具体文化研究领域的专著［如《中世纪感官文化史》（A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Senses in the Middle Ages）、《刻画时辰：英国人和他们的祈祷，1240—1570年》（Marking the Hours: English People and Their Prayers， 1240-1570）、《七主罪：一个观念的历史》（The Seven Deadly Sin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a Religious Concept，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Medieval English Literature）等］。所选的书覆盖历史、神哲学、文学、修辞学、书志学、文化研究等学科，并且其中多部著作都立足于学科交叉地带，力图兼顾专业度与可读性，将国际上一批尤为杰出的中世纪研究成果介绍给中国读者，为国内从事相关研究的师生抛砖引玉，更向广大喜爱“古老往昔与遥远他乡”的普通读者呈现中世纪文化的绚丽多彩和广博精深。
C.S.刘易斯在国内主要以儿童幻想文学系列《纳尼亚传奇》（The Chronicles of Narnia）被读者熟知，然而就和《魔戒》作者J.R.R.托尔金一样（很长时间内，身为好友和牛津同事的两人是彼此小说的第一读者），刘易斯的第一身份是教授和专研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文学的中世纪学家（medievalist）。丛书收录的是奠立他学界地位的代表作《爱的寓言： 中世纪传统研究》，这本出版于近百年前的专著至今仍是中世纪文论领域一块难以超越的巨石。中世纪语境中充满着“象征”（symbol）与“寓言”（allegory）两种程式。在现当代中世纪文学理论研究者那里，对这两个术语的区分并不总是确定的，甚至经常将两者都泛泛归入“象征法”（symbolism）一起谈论。是刘易斯首次在《爱的寓言： 中世纪传统研究》中坚决在两者间划清了界限，在中世纪和现代语境中给了“寓言”及其思维模式全新的、发人深省的定义。
《七主罪：一个观念的历史》是中世纪思想史领域的杰作。哈佛大学亚瑟·金斯利·波特（Arthur Kingsley Porter）荣誉讲席教授、美国国家人文学科中心的创立者莫顿·布鲁姆菲尔德（Morton Bloomfield）在本书中详尽地梳理了七主罪概念的异教及早期基督教起源，及其在中世纪教会拉丁文献中的演变，解析七主罪观念的历史背景、形成演变和文化影响。本书尤其着力于该主题在英国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文学[从11世纪到16世纪，以斯宾塞《仙后》（The Faerie Queene）收尾]中的多重变奏和后世影响，在初次出版的半个世纪后仍是本领域内未被逾越的经典。
《中世纪梦幻诗》是弗吉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rginia）威廉·R.柯南荣誉讲席教授A.C.斯皮尔林的代表作。本书从古典时期至中世纪的灵视天启文学传统出发，结合古希腊罗马至以弗洛伊德和荣格为代表的现代精神分析解梦理论，是第一部聚焦于梦幻诗——中世纪最受欢迎也最神秘的文类之一——的专著。从波爱修斯到乔叟，从《珍珠》到《农夫皮尔斯》，斯皮尔林以扎实的文本细读功夫和严谨的古典语文学方法解析大量梦幻诗及其背后的创作机制，并讨论“做梦”对普通中世纪平信徒的意义和中世纪人对至少六类不同性质的梦的态度，由此完成了这本立足文学、探索思想史的引人入胜的杰作。
《刻画时辰：英国人和他们的祈祷，1240—1570年》是剑桥大学抹大拉学院（Magdalene College）院长伊蒙·达菲（Eamon Duffy）教授研究“时辰书”（book of hours）这一特殊书籍形式的专著。插画精美、镶嵌宝石的时辰书是中世纪最迷人和广为流传的艺术品之一，对后世文艺复兴风格绘画产生了广泛而可见的影响，时辰书上的微型画绝不仅是装饰，而是象征着心灵、回忆和祈愿的图像符号。时辰书的主要使用场景之一是私人祈祷，由于泥金装帧的彩绘时辰书主要是为能识文断字的上层女性制作并使用，因此它们在中世纪一直是与女性紧密相连的书籍形式。达菲教授从社会背景、制作工艺、字体插图、读者接受、神学审查等多重视角出发，探讨了一种书籍形式发展与湮灭的历史，为理解建立于手抄本载体之上的中世纪文化提供了新颖的视角。初版于2004年的书内含大量精美绝伦的插图，便于读者直观地感受作者的论证并沉浸于时辰书之美。
出版于2014年的《中世纪感官文化史》是康丝坦斯·克拉森（Constance Classen）主编的权威书系《感官的文化史》（A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Senses）六卷本中的第二卷，本卷主编为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rizona State University）英语与中世纪研究教授理查德·G.纽豪瑟（Richard G. Newhauser）。无论在理论或实践层面，感官及对感官认知的态度在中世纪人的道德、宗教、情感模式的形成中都扮演关键的角色，感官研究在国际中世纪学领域方兴未艾，并在过去20年间飞速发展。这本书是中世纪感官文化研究中里程碑式的论文集，其中的篇章出自不同领域的优秀中世纪研究学者，从城市感官、集市感官、宗教感官、哲学与科学感官、文学感官、艺术与感官、感官媒介等广泛多元的角度切入，综合考量欧洲各地的文本和考古证据，力图构建视觉、听觉、味觉（和言语）、嗅觉、触觉以及内感官在中世纪的发展进路。
《圣餐与斋戒：食物对中世纪女性的宗教意义》（Holy Feast and Holy Fast: The Religious Significance of Food to Medieval Women）是哥伦比亚大学与普林斯顿大学荣休教授、美国历史学会前会长卡洛琳·沃克·拜纳姆（Caroline Walker Bynum）关于中世纪女性信仰生活的杰出研究成果。以女性与食物为切入点，依托并发展人类学及女性主义理论，拜纳姆教授为中世纪晚期欧洲妇女的宗教观提供了现象学和功能主义的解释，同时探讨饮食实践如何使女性能在家庭中获得掌控权，并从中重新定义自己的虔诚度。这本书也敦促读者重新思考中世纪禁欲主义、妇女地位、厌女情结、基督的人性、女性对符号的使用和再阐释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为相关领域的进一步深入研究铺设了道路。
《剑桥盎格鲁-撒克逊文学导读》是一本深入浅出、结构清晰的古英语文学（和少量同期拉丁语文学）导读，自11年前出版以来被广泛使用于欧美大学课堂。作者休·马格尼斯（Hugh Magennis）是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Queen’s University Belfast）神学中心主任、资深古英语文学教授，从多年教学经验出发，为这本书搭建了主题优先、多元文类、精选作品、文学与历史并行的框架，并介绍了今日学界解读盎格鲁-撒克逊文本的多种方法。普通读者可以从中读到包括史诗[《贝奥武甫》（Beowulf）]、抒情诗[《航海者》（The Seafarer）]、谜语、历史著作[《盎格鲁-撒克逊人编年史》（The Anglo-Saxon Chronicle）]、圣徒传[《圣埃德蒙受难记》（?lfric’s Passion of St Edmund）]等不同性质的经典古英语文学作品的选段，一探中世纪早期盎格鲁-撒克逊人多彩的物质与心灵世界。对于教授英国中世纪文学和历史的高校教师来讲，这是一本兼顾作品与观点且不可多得的优秀教材。
《剑桥英国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马利亚研究》（The Cult of the Virgin Mary in Anglo-Saxon England）是都柏林大学荣休教授、国际盎格鲁-撒克逊学会前主席玛丽·克莱顿（Mary Clayton）的代表作。12世纪一般被中世纪学家看作圣母崇拜兴起的年代，但这本书提供了大量从公元7世纪至诺曼征服的史料，尤其聚焦始于10世纪中期的本笃会改革，翔实而可信地呈现了圣母崇拜及相关教义从早期教会直至加洛林时期的发展。克莱顿教授见前人所未见，通过对盎格鲁-撒克逊人诸多节庆、礼仪、祷文、修道院习俗、散文与韵文文学作品的研究，具有首创性地考察了马利亚在中世纪早期的发端与繁盛，以及其背后的历史、宗教、社会原因。
《终焉之事：中世纪的死亡与末世论》（Last Things: Death and the Apocalypse in the Middle Ages）是前述卡洛琳·沃克·拜纳姆教授与耶鲁大学切斯特·崔普（Chester Tripp）荣誉讲席教授保罗·弗里德曼（Paul Freedman）合编的杰出论文集。文集的选篇远不止字面上的“临终四事”或“万民四末”（死亡、审判、天堂和地狱），而是覆盖了死亡心理建设、来世与赎罪论、医学与临终身体管理、瘟疫与生态终末论、文学与终末论想象等丰富而引人入胜的话题，考察拉丁语和西班牙语、意大利语、爱尔兰语、德语、法语、英语等诸多中世纪俗语一手文献，结合历史学、社会学、文学、哲学、人类学等多学科领域的研究方法，为我们了解中世纪人如何看待末日提供了重要视角，也为我们于当下带着历史遗产理解自身处境提供了珍贵的对参。
《剑桥乔叟研究指南》（第2版）（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Chaucer， Second Edition）由罗马第一大学比较文学荣休教授、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美国中世纪学会院士皮耶罗·博伊塔尼（Piero Boitani），以及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牛津圣安妮学院荣誉院士、剑桥吉尔顿学院终身院士吉尔·曼(Jill Mann)共同主编。本书全面考察了乔叟创作的历史背景、文学渊源、作品主题、结构风格，撰稿者均为国际知名的乔叟研究专家。书中论文独立成篇，同时互为参照，精彩纷呈地探讨了乔叟研究的多重方向，是十四世纪英国文化的研究者和爱好者不可错过的经典之作。
丛书第一辑中的选目当然不可能覆盖中世纪学领域浩如烟海的研究主题，但我们仍希望它们能为专业和大众读者深入了解欧洲中世纪文化及其现代影响抛砖引玉，在汉语语境中提供长期有益的助跑，促进我们对自身遗产及其当代继承的对观和反思。由于选目来自国际中世纪学界各领域的专家，涉及海量古代与中世纪一手文献和专业术语，丛书的翻译难度可想而知。我们为此邀请了国内长期从事欧洲中世纪研究、对中世纪研究抱有持久热情的专家与青年学者，根据各自的研究兴趣担任各册的翻译。在翻译工作虽艰苦卓绝却普遍不被重视，也难以计入学术工作量考核的今日，编者对丛书译者们的感佩和敬意难以尽述。
恰如德国学者弗雷德里希·冯·施莱格尔（Friedrich von Schlegel）所言：“人要不断地走出自我，以便前往他者的最深处，去找寻与自我最深的本质相辅相成的东西。这种交流和趋近的游戏，就是生命的主要内容……真正的中点，应当是那个我们带着激情和力量，走过了无数离心的道路，却最终回归的所在，而不是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过的地方。”但愿“中世纪学术前沿丛书”能打开这样一扇通往他者的大门——也向我们举起一面映照自身的镜子——为读者探知这绝不黑暗的千年历史，点亮一盏微弱但有确凿光源的蜡灯。
2022年7月15日
于缮写室
第二章 七主罪的起源
大公教会的神学一直以来都会对“主罪”和“大罪”进行区分。然而，个别神学家和平信徒经常将两者混淆，特别是中世纪晚期以降，教理问答和术语（以“大罪”一词来代指“主罪”）往往助长了这种混淆。正如它们的名称所呈现的，“主罪”指的是那些最重要的罪，而“大罪”指的是那些必然会导致永罚和灵魂死亡的罪，它们各有其起源。为了避免在阐述我们的观念的发展过程时和无数不同的线索纠缠不清，我们必须要时刻谨记这种区别，不管它们在历史上多么经常地被混为一谈。
造成这种混乱的主要原因来自补赎圣事（the sacrament of penance），因为告解者需要一份方便的罪行名录来帮助他们完成这项仪式。与“主罪”不同，“大罪”没有标准化，因此早期写悔罪书的作家们就转而编订了一系列至少具有一定稳定性的恶习。他们必须激发那些和他们第一次打交道的“半异教徒”的内疚感，这些人可能没有受过教育，很难回想起，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罪。因此，平信徒——尤其是从12世纪开始主罪在文学和艺术中流行开来之后——开始慢慢认为“主罪”就是“大罪”。
本书所讨论的这些罪在托马斯·阿奎那的作品中被称作“主罪”，而非“大罪”。他（我们将在第三章讨论）认为这些罪是导致人类特定罪的目的因（final cause）。这些罪过在他的伦理学中并非造成“罪”的唯一原因（only cause），而且即使不告解，犯下它们也不一定会导致永罚。
直到13世纪和14世纪，平信徒依然会区分“大罪”和“主罪”，这一事实从但丁对“七主罪”的使用就可以看出来。也许不了解《神曲》的人会想当然地以为但丁会在《地狱篇》提到它们，但其实它们出现在《炼狱篇》。在炼狱中停留绝非永罚，而是指向最终的救赎。事实上，在14世纪以前，“大罪”这个词很少，甚至根本不会用来指代“主罪”。
真正的“大罪”虽然主要是由基督教发展起来的，但其实是本土的“犹太—基督教”传统。它们可以被定义为拉比和早期教父们认为会导致永罚的罪。通常，它们以“十诫”为基础，是公元前1世纪（如果不能追溯到更早的话）巴勒斯坦犹太人信仰的一部分。然而，它们从未被标准化。
在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作品中，有许多关于“大罪”的典故。《新约》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名录，教父们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则以《约翰一书》5∶16为理论的出发点，其中区分了“非重大罪行”和“重大罪行”。虽然这节经文没有列出“大罪”的具体名录，但德尔图良、居普良、奥利金、奥古斯丁、杰罗姆和其他一些人都认为通奸、亵渎、杀人等属于重罪。另一方面，正如我将简要指出的，“主罪”（vitia principalia）的传统是从希腊化时代的星相宗教和科学中产生的。在中世纪晚期之前的讨论中，我将会避免使用“大罪”这个词，除非特指犹太—基督教中的原始概念。
在第一章中，我们始终默认一些著名的希腊化灵魂之旅的版本是“主罪”起源的基本元素。现在，我们必须去追溯这个观念演变至今所可能经历的过程。必须强调的是，没有任何其他理论能像星相理论一样令人满意地解释“主罪”的起源问题，就算这个理论不能说明整个过程，它也至少能够为我们提供“里程碑”，并使“‘主罪’的观念在公元400年左右的埃及沙漠中出现”这一事实变得合理。有人试图从希腊哲学和思辨，或者当时或更早的犹太教中寻找起源，但他们的努力很难说是成功的。
《十二族长遗训》中的《流便的遗训》（查尔斯将其判定为公元前109—前106年的作品）最早提到了“七种主罪”。它出现在作品的第2章和第3章，这个部分可能更晚出。文中列出了一种欺骗的灵体： 淫乱、暴食、争斗、虚荣、骄傲、撒谎和不公正。这些灵体中，有一些与身体的某些部位有关。在同样的篇章（第2章第3节、第3章第2节）中，插入了一段关于其中生命灵体的段落，这些灵体对应着五种感官、性能力和生命之灵，还出乎意料地增加了一种睡眠之灵。这些生命灵体与欺骗灵体存在着某种关联。尽管戈辛（Gothein，第429页）认为它是原本就有的，但查尔斯在他编辑的版本中清楚地将这个部分标为基督教的介入。“睡眠之灵……是谬误和幻想”（第3章第7节）再次被添加进来，成了第八种欺骗的灵体，这显然也是经过篡改的。不难看出，这个文本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多缺陷，变得很混乱。
这份名录与本都的埃瓦格里乌斯（Evagrius of Pontus，逝于约400年）的作品中出现的有一处引人注目的巧合，而埃瓦格里乌斯是第一位采纳了“主罪”体系的正统基督教作家。其中有四宗罪，两份名录中都用了相同的词： 暴食（γαστριμαργkα）、傲慢（κενοδοξkα）、淫乱（πορνεkα）和骄傲（Qπερηφανια），至于第五宗罪，《流便的遗训》中的“争斗”（μαχη）与埃瓦格里乌斯作品中的“愤怒”（óργj）非常接近。埃瓦格里乌斯作品中的其他三宗罪，即哀伤（λDπη）、疏忽（wκηδkα）和贪婪（φιλαργνρkα）与“遗训”中的并不相同。在罪的排列上，两个文本也没有相似之处，不过，“遗训”中所列前两宗罪——淫乱、暴食——以相反的顺序排在埃瓦格里乌斯作品所列名录的前两位。埃瓦格里乌斯作品中的“哀伤”是斯多葛派的“四情”之一，在《赫尔墨斯文集》第6卷中被采用。
很明显，在这两个可能相隔了500年的案例中，我们面对的是同样的传统。虽然“遗训”的引喻看不出明显参考占星术之处，但作者使用了“欺骗灵体”这个短语来喻指罪，这个事实很重要。罪被视作邪恶的灵体。在正统的法利赛人犹太教中，我们当然不能期望出现任何与罪相关的星体暗示。
下一个提到它的参考文献是贺拉斯《书信集》中给梅塞纳斯（Maecenas，约公元前20年）的信，其中他提到了七宗（或八宗）重大罪行或情感，可以通过适当的程序来赎罪。
人心散发着贪婪而卑鄙的渴望： 有一些词语和惯用语可以减轻这种痛苦，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治愈。你的虚荣心很重，有一本书，如果你通读三遍，就会获得某种补救，起死回生。嫉妒、愤怒、倦惰、酗酒、肉欲，只要耐心去学习，没有人会野蛮到无法驯服。
正如佐克勒（Z?ckler）指出的（Lehrstück， p.7），“贪婪”（avaritia）和“卑鄙的渴望”（cupido）可能指的是同一种罪过，贺拉斯用“这种痛苦”（hunc dolorem）来指代它。因此，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一个与教会的教义（尤其是格列高利的教导）几乎完全一致的对应物，格列高利改变了顺序，并将最初埃瓦格里乌斯的“八主罪”减少到了“七主罪”。如果我们把“虚荣”（laudis amore）放在贺拉斯所列名录的第一位，实际上就得到了格列高利对七主罪的排序。然而，在词语上并非完全相同。当然，这种显著的一致性并不能证明任何直接的影响，但它表明，这种观念早在贺拉斯时代就已经普遍存在了。一些希腊化概念是它的源头，也是“遗训”的素材；正如佐克勒表明的那样，这几乎不可能是正统斯多葛派的思辨，除非是以某种东方化的形式呈现的。贺拉斯的信中对七宗罪和八宗罪的混淆也很重要，因为这两个数字在我们所研究的这个观念的初期历史中都能找到。
在埃瓦格里乌斯之前的“七主罪”历史上，一组被称为《赫尔墨斯文集》的作品具有一定的重要性。这些作品主要是埃及新柏拉图主义者的作品，受到了斯多葛派、犹太教、波斯神学的影响，也可能受到埃及本土信仰的影响，当然，还有柏拉图，尤其是《蒂迈欧篇》的影响。它们或许是埃及神秘宗教的经文，其内核或可追溯到公元前2世纪。这些作品的创作时间一直是备受争议的。然而，今天人们普遍认为，无论《赫尔墨斯文集》的某些部分出于什么年代，它都是在基督教早期的几个世纪里被形塑而流传下来的。我们所用的手抄本可以追溯到11世纪，不过它有可能是米海尔·普塞洛斯（Michael Psellus）在11世纪的君士坦丁堡所使用的版本的复制本。《赫尔墨斯文集》本身主要涉及哲学以及与之相关的神学和宇宙学主题。与赫尔墨斯相关的炼金术和占星术作品主要是晚期的作品，而且该宗教很有可能具有神秘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特征。换句话说，“赫尔墨斯主义”这个词涵盖了各种各样的主题和作品，从纯哲学到黑魔法等领域，它们的共性是都带有对“赫尔墨斯—托特托特（Thoth），埃及神话中的智慧之神。”的忠诚。赫尔墨斯主义也许兼具宗教崇拜和哲学思辨的特征，围绕着它形成了一个“天选之民”的内部圈子（这些人保留了“灵知”），还有一个由追随者组成的外部圈子（这群人即便最终得以入门，也应该不会立即被传授全部奥秘）。赫尔墨斯主义对世界的影响巨大，特别是在神秘学和某种流行的神秘主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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