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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坚持问题导向，回应现实关切。
直面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议题，聚焦产业结构调整、收入分配差距、对外贸易摩擦、国企改革攻坚等热点话题，系统解析政策逻辑与实践路径，为领导干部、企业管理者及广大读者提供破解复杂经济问题的思维工具和决策参考。
2.作者视野高远，积淀扎实深厚。
作者王东京教授曾任中央党校副校长，长期致力于经济政策的教学与研究，其论述依托坚实理论基础、贴近中国具体实际，体现学术深度与政策视角，观点鲜明透彻，语言生动有力。
3.体系完整，深入浅出，兼具学理性和可读性。
全书以16个专题系统梳理中国经济的内在逻辑与发展脉络，既凸显学理支撑，又注重案例阐释，结构清晰、论证严谨，避免术语堆砌与数据罗列，使深奥的经济学问题变得清晰易懂。
4.装帧雅致，阅读体验舒适。
采用精装双封设计，护封选用温润特种纸，手感细腻，书名烫金，典雅精致，淡灰裱封，简洁大方，内文进口纯质纸，版式疏朗，开本适中，宜读宜藏，适合反复翻阅与长期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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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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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一部从经济学视角解读中国经济政策的通俗读物，通过系统梳理政策调整的理论逻辑与实践举措，深入剖析了二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取得显著成就的内在机理。全书分为16个专题，涵盖政府与市场关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标、创新动力与产业升级、经济全球化与结构调整、扩大内需战略、货币政策选择、收入分配问题、对外贸易策略、国企改革方向、农业农村发展及政府改革路径等诸多关键议题。作者不仅从学理层面进行了深入探讨，还结合国内外经济发展案例，提出了具有前瞻性和启发性的政策建议。书稿坚持问题导向，凸显学理支撑，不仅有助于读者了解国家经济政策调整的过程，也有利于读者理解经济运行规律、掌握经济学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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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王东京 著
王东京，经济学家、教授，曾任第十三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院）长。长期担任中央党校省部级、地厅级干部班与中青年干部班主讲教员，讲课风格独树一帜、深受学员欢迎。研究方向为中国宏观经济、金融体制与资本市场等，2000年前后撰写的“与官员谈”系列丛书在领导干部和企业管理者中反响强烈。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在《经济日报》《学习时报》等报刊发表专栏文章近千篇，著有《王东京经济学讲义》《高质量发展的选择》《经济学底层逻辑》《与领导干部谈经济学思维》《改革是一连串事件》《通向繁荣之路》等专著30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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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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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一、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怎样结合
二、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三、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四、发挥政府作用要尊重市场规律
五、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分工
第2章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近期目标
一、去产能、去库存的关键是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
二、去杠杆的重点是管控消费杠杆
三、降成本的第三种思路
四、政府补短板主要是弥补市场失灵
第3章 中国经济四大追问
一、创新动力由何而来
二、产业升级路径如何选择
三、稳增长的重点是否就是减税
四、城镇化能否替代工业化
第4章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结构调整
一、“配第-克拉克定理”与结构演进趋势
二、“斯密-李嘉图定理”与结构调整通则
三、按比较优势调结构不会落入“比较优势陷阱”
四、调结构的主体是企业而不是政府
第5章 坚持扩大国内需求方针
一、扩大内需并非权宜之计
二、国内需求不足的原因：凯恩斯的解释
三、扩大内需的重点是提振消费
四、扩大投资应加大减税力度
五、防通胀应保持稳健的货币政策
第6章 货币政策与中国的选择
一、“规则”与“权变”之争
二、“权变”政策的理论渊源
三、“权变”政策的理论论证
四、“权变”政策的经验佐证
五、中国的货币政策选择
第7章 当前我国收入分配问题
一、给“公平”下定义是个难题
二、市场经济的一般分配规则
三、怎样衡量收入差距
四、不宜过度渲染收入差距
五、政府怎样补贴低收入者
第8章 发展对外贸易需要澄清的认识误区
一、政府为何要鼓励出口
二、高关税能否保护国内产业
三、国际贸易是否对发展中国家不利
四、人民币是否应该对外贬值
第9章 国企改革攻坚的理论分析
一、从所有权与产权的区别说起
二、产权结构与企业行为选择
三、国企“混改”应分类推进
四、去行政化与是否要取消行政级别
五、怎样看待高管限薪
第10章 解决“三农”问题的近期安排与长远谋划
一、“三农”问题的关键是农民如何增收
二、农民增收的关键在农业人口非农化
三、农业人口非农化的关键是鼓励创业
第11章 关于改革农业补贴方式的几个问题
一、政府补贴农业是购买粮食安全
二、粮食短缺应补贴消费者
三、粮食过剩应补贴生产者休耕
第12章 目前中国房价问题的经济分析
一、高房价与成本无关
二、高房价与土地财政无关
三、对房价上涨的学理解释
四、稳定房价才是上策
五、照顾低收入者住房“补砖头”不如“补人头”
补充阅读：去库存保交房需破解三大难题
第13章 政府改革的路径选择
一、选择突破口：审批制改革应先于机构改革
二、完善政府治理：部门升格不如分权放权
三、改革选人机制：先改委任制再破论资排辈
四、以薪养廉：先改职务消费再加薪
第14章 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形成发展的逻辑
一、生产资料所有制调整的理论逻辑
二、经济体制转轨的历史逻辑
三、分配制度改革的实践逻辑
四、结论与启示
第15章 用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
一、应重点关注发展质量
二、货币政策应保持稳健
三、扩内需应从供给侧发力
四、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重点何在
五、参与国际循环要防止被人“卡脖子”
六、推动共同富裕应重点做好三件事
第16章 经济稳增长需进一步深化改革
一、鼓励国企敢干、民企敢闯、外企敢投
二、尽快出台落实“三个区分开来”的实施细则
三、充分释放鼓励、支持、引导非公经济发展的信号
四、改革与完善集中采购制度
五、行政问责应慎用“一票否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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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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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从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算起，国内理论界关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已经争论了20年。早期争论的焦点，是公有制与市场经济能否兼容，后来又争论资源配置是以政府调节为主还是以市场调节为主。不过争论归争论，中央高层推动市场化改革的取向从未改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公有制怎样与市场经济结合？如何看待政府与市场的作用？这里我谈几点认识，和大家讨论。
一、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怎样结合
今天欧美国家仍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理由是中国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这一偏见来自西方经济学理论，西方主流经济学认为，商品交换有两大前提：一是社会分工，二是财产私有且受法律保护。没有分工，大家生产的产品相同，当然用不着交换；若财产不是私有且不受法律保护，将别人产品无偿占为己有不受惩罚，这样弱肉强食也不会有交换。正因如此，所以西方主流经济学将“财产私有”作为商品交换或者市场经济的前提性假设。
说分工决定交换是对的。可亚当·斯密的观点却相反，认为是交换决定分工。在他看来，交换的范围有多大，分工才能在多大范围内进行。斯密这样讲也不算错。然而从人类历史看，则是先有分工后有交换。原始社会末期就是先有部落内部分工，之后才出现部落间的零星交换；封建社会男耕女织（分工）已很普遍，可那时也没有普遍的交换。所以准确地讲，是分工决定交换，交换促进分工。
其实这道理好理解，无须多解释。我想和大家重点讨论的是：第一，交换的前提到底是财产私有权还是产品私有权？第二，公有制基础上何以产生商品交换？第三，产品私有是否就是指某个人独自占有？
先说第一个问题。早在20多年前邓小平在南方谈话时就指出：“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可当时就有人质疑，说马克思明确讲“私有权是流通的前提”，中国以公有制为主体，怎能产生商品交换？这一质疑显然与欧美国家不承认我们是市场经济如出一辙，还是让我从马克思说起吧。
不错，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确实讲过“私有权是流通的前提”；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还说，交换双方“必须彼此承认对方是私有者”。有人推定马克思认为交换的前提是私有制大概就是根据以上论述，不过我要指出的是，此推定其实是对马克思的误读，并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
何以见得？我的依据有二：首先，马克思从未说过交换产生于私有制，相反他认为是产生于公有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他写道：“商品交换过程最初不是在原始公社内部出现的，而是在它的尽头，在它的边界上，在它和其他公社接触的少数地点出现的。”在《资本论》中他也表达过相同的观点。原始社会是公有制，这一点马克思怎会不清楚呢？
其次，马克思讲作为流通前提的“私有权”，也不是指生产资料私有权。比如他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说：“商品不能自己到市场去，不能自己去交换。因此，我们必须找寻它的监护人，商品占有者。”而且还说：“商品是物……为了使这些物作为商品彼此发生关系……必须彼此承认对方是私有者。”显然，马克思这里讲的“私有”并非生产资料私有而是产品私有。
想深一层，生产资料私有与产品私有的确不是一回事。以英国的土地为例，土地作为重要的生产资料，英国法律规定土地归皇家所有，但土地上的房屋（产品）却可归居民私有。正因如此，所以房屋才可作为商品用于交换。这是说，产品能否交换与生产资料所有权无关，关键在产品是否私有。只要产品私有，无论生产资料归谁产品皆可交换。
大家若同意以上分析，我们便可讨论第二个问题：公有制基础上何以产生商品交换？前面说，商品交换的前提是产品私有。照此推理，公有制基础上的商品交换也同样要求产品私有。困难在于，生产资料公有，产品怎样才能私有呢？要说清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引入经济学的“产权”概念。
经济学说：产权不同于所有权，所有权是指财产的法定归属权；产权则是指财产的使用权、收益权与转让权。所有权与产权分离的典型例子是银行。银行的信贷资金来自储户，从所有权看，信贷资金归储户所有；可银行通过支付利息从储户那里取得信贷资金产权后，资金如何使用，收益如何分享，以及呆坏账如何处置，银行皆可独自决定。可见，信贷资金的所有权与产权是可以分离的。
也许有人问：所有权与产权分离怎能证明生产资料公有而产品可以私有呢？我的回答：产权的最终体现是产品占有权。所谓界定产权，说到底就是界定产品所有权。以农村改革为例，当初将集体土地的产权承包给了农民，于是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就是农民的。再比如国企，国企的厂房、设备等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而企业之所以能将产品用于交换，也是因为国家将产权委托给了企业，让企业拥有了产品的所有权。
也许有人会问：农村土地承包后产品归农民私有，可国有企业产品归全体职工所有怎能说私有呢？这正是我们要讨论的第三个问题。事实上，当年马克思讲“产品私有”并非指某人独自占有，而是说产品要有不同占有主体。占有主体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一群人。比如原始社会部落间的交换，占有主体就不是部落首领，而是部落的全体成员；合伙制企业的产品私有，也非某人独自占有，而是合伙人一起占有。
讲到这里，让我总结一下要点：第一，商品交换的前提不是生产资料私有，而是产品私有；第二，所有权不同于产权，两者可以分离；第三，产品是否私有与生产资料所有权无关，关键在产权如何界定。基于此，我的结论是：只要明确界定产权，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可以结合。
二、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众所周知，对市场的作用中央之前的提法是发挥“基础性调节作用”。顾名思义，所谓“基础性调节”是一种“覆盖性”调节，当年亚当·斯密有个形象的比喻，说资源配置有两只手：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而且斯密认为，资源配置应首先用无形的手，只有那些市场覆盖不到的地方才需政府拾遗补阙，用有形的手去调节。
亚当·斯密讲得很明白，可20世纪30年代国际上还是发生了一场大论战。在苏联建成第一个计划经济国家后，许多学者为计划经济大唱赞歌，可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1920年发表了《论社会主义计算经济》一文，指出资源的优化配置不可能通过“计划”实现。他的观点后来遭到兰格等人的批评，而哈耶克却是米塞斯的坚定捍卫者，他直言不讳地宣称，计划经济是通往奴役之路。
1937年是一个重要节点，美国经济学家科斯发表那篇著名的《企业的性质》，其分析独具匠心。科斯说：资源配置在企业内部是计划，在企业外部是市场。于是科斯问：如果计划一定比市场有效，可为何没有哪家企业扩张成一个国家？相反，若市场一定比计划有效，那人类为何会有企业存在？由此科斯得出结论：计划与市场各有所长，互不替代，两者的分工决定于交易费用。
对于“交易费用”人们今天耳熟能详，这里无须再解释。科斯的意思是，资源配置用计划还是用市场，就看何者交易费用低。若计划配置比市场配置交易费用低，就用计划，否则就用市场。逻辑上，科斯这样讲应该没错。可困难在于，交易费用是事后才知道的结果，事前难以预知计划与市场谁的交易费用低，既然不知，我们又如何在两者间作选择呢？
乍一听是棘手的问题，不过仔细想，我们对交易费用并非全然无知。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但凡市场失灵的领域，计划配置的交易费用就要比市场配置低。比如“公共品”，由于公共品消费不排他，供求起不了作用。经验说，此时公共品若由市场配置，交易费用会远比计划配置高。让我举灯塔的例子解释吧。
灯塔属于典型的公共品，显然，灯塔若由市场配置会有两个困难：一是难定价。由于灯塔消费不排他（你享用不妨碍我享用），且不论多少人同时享用也不改变建造灯塔的成本，故市场无法给灯塔服务定价。另一困难，也是由于灯塔消费不排他，过往船只中谁享用了或谁没享用灯塔服务无法辨别，于是给灯塔的主人收费带来了困难，若是强收，势必引发冲突。
可见，无论是定价还是收费，由市场配置灯塔皆会产生额外的交易费用，这也是古今中外灯塔要由政府提供的原因。与灯塔类似，诸如国家安全、社会公正、助弱扶贫等也都具有公共品属性，为节省交易费用，此类项目也应由政府配置。中央强调“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我理解，就是指在上述领域政府应当仁不让，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是的，由于公共品（服务）不同于一般竞争品，它只能由政府配置。反过来，非公共品即一般竞争性资源的配置，就要交给市场，政府必须走开。当然，这么做并不是市场配置无交易费用，交易费用仍然有，但相对于政府配置会低很多。用不着多举例，想想从前的计划分房吧，今天为何要用货币购房取代计划分房？重要的一点，就是以往计划分房的交易费用太高。
回头再说“市场决定”，对此学界有多种解释，而我认为最关键的是市场决定价格，准确地讲是供求决定价格。不然价格脱离了供求，资源配置必方寸大乱。可令人遗憾的是，时下却有不少人坚持政府管价格，认为不如此就无法照顾穷人。其实这看法似是而非，政府照顾穷人可给穷人补贴而未必要管价格；管价格只会适得其反，令短缺商品更短缺。
我所想到的第二个重点，是由价格调节供求。事实上，价格调节供求的过程就是结构调整的过程。比如某商品价格上涨，表明供应短缺，受价格指引企业会多生产；某商品价格下跌表明供应过剩，企业会少生产。这样看，生产什么或生产多少要由企业做主，政府不能指手画脚。要知道，政府并不知道未来怎样的结构是好结构，官员也不会比企业家更懂市场。
另外一个重点，是要素市场的开放。让价格引导资源配置，生产要素当然要能自由流动。试想，假若要素市场被固化，资本不能在行业间流动，价格又何以引导资源配置？那样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岂不被架空了？近几年企业界呼声四起，纷纷要求放宽行业准入；中央也曾三令五申，可惜至今仍未能落实到位。我的建议是，政府与其反复发文还不如明确规定，就一条：今后除了国家安全与自然垄断行业，其他行业进入一律无须报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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