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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外卖诗人”王计兵首部非虚构文集
以散文重返生活现场，用绵密而恳切的叙事，回到每一句诗诞生之前，书写比诗歌更真切的人生。
★一部“以母之名”的深情挽歌
成珍，是他的母亲，是他与命运磋磨的真实经历，也是一段被时代轻轻放在角落的生活。书写母亲，就是书写一个家如何在大风里站稳，并终将粗粝的现实，过往的遗憾和苦难磨成一颗温润的珍珠。
★一部细水长流的个人生命史
年逾五旬回望人生，书写关于父母、故乡、漂泊与生存的一段段往事，他从命运的长河中打捞起所有被忽略的微光，文字间流淌着对生活本质的凝视，对命运的领悟与和解，以及一种从植根于土地的、柔韧的生命智慧。
★一部记录时代的“平民史诗”
以亲历者笔触，书写当代中国底层生活的真实图景，记录一代人在时代变迁中的沉浮、尊严与韧性，见证那些在生活缝隙中挣扎求存、却始终生生不息的平凡灵魂。
★装帧精美，如淡紫色薄雾，托起最温柔的记忆
精装裸脊，可平摊阅读；书名烫印珍珠白，散发柔和的珍珠光泽；封面两种专紫色，套印作者诗歌手稿；内文留白设计，沉浸式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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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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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卖诗人”王计兵首部非虚构文集。本书从一次返乡祭奠出发，展开一场深沉的生命回望——关于父母、故土与岁月流转的真实记忆。他看见被忽略的人，记住被遗忘的事，在时光的沉淀中，将半生经历凝结为一部个人生命史，也是对命运最质朴、最深情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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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王计兵
外卖骑手、诗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长期从事基层工作，坚持文学创作30余年。2022年因诗歌《赶时间的人》引发广泛关注，被读者誉为“真正劳动者的诗歌”。同名诗集出版后，新华社、央视、《人民日报》等1000多家国内外媒体予以报道，并获得第八届“紫金山文学奖（诗歌奖）”等多个奖项。2025蛇年春晚，王计兵作为特邀嘉宾出席，并现场诵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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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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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001
父母爱情/ 007
母亲的“幸亏”/ 057
回忆的碎片/ 065
母亲生命中的那些人/ 083
父母离开后/ 096
知青姑姑/ 109
饥饿的记忆/ 114
死亡教会我的/ 135
有一种爱情/ 145
金雁商店/ 184
儿女/ 197
春晚之行/ 218
寻找命里的一颗糖/ 251
岁月里的花事/ 289
六首诗/ 295
后记/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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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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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23年，母亲过世三周年，父亲过世五周年。
按照风俗，父母过世安葬三周年之后，有些事情需要操办。父亲和母亲先后离世，虽已安葬在同一个墓穴，但留出了两个坟头。三年已过，需要把坟头合并，这是生者为逝者举办的一场重要典礼。据说此后，逝者便能在另一个世界安心度日，断绝人间。
11月23日是母亲的忌日，我们兄弟三家，相约分别从不同城市返回故乡。说是故乡，那时老村庄刚好拆迁，往昔的痕迹荡然无存，所谓返回故乡，其实就是回到父母的坟前。
我搭乘夜班车，早上7点抵达邳州高铁站。高铁站距离父母的坟地36里，本打算叫辆出租车，然而高铁站里此起彼伏的乡音，瞬间勾起了我的乡愁。我打消了打车的念头，决定徒步前往父母的坟地。反正时间还早，父母的三周年祭奠典礼要在下午进行。据说下午阳气渐衰，阴性渐盛，更有利于另一个世界的人。
舅舅家距离我们家24里，基本顺路。我特意绕道4里，来到舅舅家院墙外面，没有进去，只是想寻找母亲生前的足迹。我在舅舅房屋西侧的路边坐了很久，眼泪不知不觉早已奔涌而出。母亲生前曾一次次带我来到这里，如今却只剩我一人坐在路边落泪。
这本书开头的文字，就是在这条母亲生前无数次走过的路上记下的。那天晚上，我还写了一首诗歌：《母亲三周年祭》。
这些年流传着一种说法：人有三次死亡。第一次死亡，是生命结束；第二次死亡，是世界上再也找不到这个人生活的痕迹；第三次死亡，是人间再也没有人想念。从那天起，我的心中就燃起了一种渴望，我决定为父母亲写一本书。我想告诉朋友们，我母亲名叫包成珍。我渴望母亲能够在这个人间以另一种方式留下来。
母亲三周年祭
每次走出车站出站口
汇入熙熙攘攘的人群
出租车司机的揽客声
接站人的叫喊声
出站人的应答声
此起彼伏
我就像一只候鸟收拢了翅膀
发出一阵同样的鸣叫
孩子们纷纷打来电话
询问我的位置
按照习俗
母亲三周年祭祀要在下午举行
我们一大家族人
从各自生活的城市返回
在这个清晨
我暂时不急于流泪
所以我选择徒步18公里
去父母的坟前
这很像小时候
每一次出门都需要徒步
只有回到了故乡
我才从一个55岁的人
返回少年
走过省城村
这里有我母亲的娘家
尽管母亲从小便成为孤儿
但母亲一生之中
仍然一次次返回到这里
走过新营村
我90岁的大姨还健在
仍然精神矍铄
一个人侍弄两亩土地
她在门前蹲着
不久前我曾经看望过她
所以这次，我选择绕行经过
我不想把母亲三周年的悲伤
带给一个高龄的姐姐
一路上，我还遇到很多
下田劳作的人
扛着各种各样的农具
让我想起了太多熟悉的名字
那些人的一生就是这样
走着走着就消失了
只留下了一个个若隐若现的名字
大哥说，坟头的草不能薅
所以我们只是拔了几株周边的野艾
我们过来祭奠，三年了
父母的坟还带着人间的温暖
周边的草木已经枯黄
坟头草仍然青翠
阳光明亮得一如既往
泪水洗过的脸颊被照得很暖
像一种安慰，被光捧着
每次在父母的坟前哭泣
我都能卸下生命中最沉重的部分
我们按照古老的风俗跪拜
一个逝去的人，三周年
魂魄就彻底地离开了人间
我们兄弟三人，也从一家人
分成了三家人
就像一条河流，出现了三个支流
此后，三条支流各自按照自己的方向
成为他们的后半生
不知道是谁先抽泣了一声
我们的眼泪都滚落下来
这是一种真正的辞别
之前是我们告别母亲
今天是母亲向我们告别
这种告别如此坚决
一去再不回头
天光向晚
家人们都走了
我还盘腿坐着
像一根绳索打下绳扣
我知道魂魄在哪儿
知道绳结如何打开
可又无力拆解
我感觉到自己的一部分
就被牢牢地系死在了那儿
直到爱人折返
挽起我，并把我越扯越远
只有爱人，能让我成为
一根安全的绳子
父母爱情
一
父母爱情
被打的母亲
双手抱头
圆滚滚的
像一根木头
有时，双手只能捂脸，捂眼
捂嘴，发出呜呜的声音
像风刮过树林
被打的母亲
只在夜里才发出哭声
在漆黑的田野
在姥姥的坟前喊娘
那时我还小
如同一枝嫩芽
保持着春天
被打的母亲信命
像有的植物是树
有的植物是草也是命
命让母亲嫁给了父亲
打和被打都是命
包括后来
我们繁茂如树林
母亲偏瘫如北坡
唯有父亲日夜照料母亲
如夕阳不遗余力撒下金粉
母亲说，这是命
你爹的命
这是我曾经写过的一首在网络上引起很大争议的诗歌，叫作《父母爱情》。事实上，我曾经写过一组关于父母爱情的诗歌。但是诗歌很难详尽地描述父母一生的情感。
母亲的婚姻是我大姨做主定下来的。大姨比我母亲年长八岁。当年大姨父是他们村的生产队队长，我父亲是我们村庄的生产队会计。一次在各公社召开的生产队交流会议上，大姨父和我父亲结识。后来大姨去我父亲家考察，看到了一口大锅和一盘很大的烙饼的鏊子。在那个寸铁寸金的年代，大锅大鏊子是一种富贵的标志。
唯一的缺点是我父亲1米78的身高。那时是按票供给物品的，吃饭有粮票，穿衣有布票，身材越高，就需要越多的布票。1米78还是有些太浪费布票。实际上，大姨的担忧是多余的。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家几乎没有新衣服。父亲退下的衣服会改小，大哥穿过了退给二哥，二哥穿过了退给我。即便是现在，我双脚的脚趾仍然有些畸形，就是因为小时候长期穿退下来的小了一码的鞋子。至今，我穿的鞋子只有39码。而我的脚有一点像我奶奶裹过的小脚，小脚趾没有趾甲。
记忆中最深刻的一件新衣服，是小学五年级时，由于二哥的突出表现，父亲奖励给他一件白色的衬衫。二哥生性顽皮，上学调皮捣蛋，从三年级开始，就因为连续蹲级和我同班。五年级时他表现突出，破天荒拿到了上学以来的第一份奖状。父亲格外开心，为了鼓励浪子回头，给二哥买了那件白色的衬衫。没想到二哥穿上白色衬衫的第一天就和同学打架。经过一番搏斗，那件崭新的衬衫被撕破，缺少了半块衣襟。当天放学回家后，二哥就被父亲暴打了一顿。那件白色的衬衫，也被父亲拿到我们村庄的裁缝铺，改小，变成了我的新衣裳。
实际上，二哥和同学打架是常有的事。只是那一次，是我人生第一次参与到二哥打架的行列。小时候的我性格懦弱、安静，打架之类的事历来都和我扯不上关系。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亲情意识逐渐浓郁。当那个同学和二哥打得旗鼓相当、不分胜负时，作为弟弟的我心中就有了一种萌动，在几位同学的起哄下，我参与了进来。可我不会打架。我抓住那个同学的上衣口袋一直撕扯，最终扯坏了他的衣服。作为“回报”，那位同学也抓住二哥的新衣，不断拉扯，最终导致二哥失去了那件崭新的衬衫。而它却成了我的战利品。
父亲虽有身高的缺点，但有大锅大鏊子的存在，仍然凸显着家庭的优势。于是，大姨决定促成我母亲和我父亲的婚姻。自幼就是孤儿的母亲，对这个相依为命又年长八岁的姐姐言听计从。就这样，父亲和母亲踏进了婚姻的“陷阱”，开启了母亲长达十二年遭遇家暴的历程。甚至后来，母亲和大姨之间的关系也逐渐变得微妙。大姨每次见到伤痕累累的我的母亲，就觉得是自己做错了事，觉得愧对我的母亲。所以每次到大姨家，大姨都会竭尽所能地款待我们。在我幼年的记忆里，美食的滋味大多来自大姨家。
父亲的家暴行为一直特别严重。母亲因为从小就是孤儿，所以性格也格外要强、倔强。每次遭遇家暴，她都一声不吭。父亲的拳脚就像打在一根不会叫喊的木头上。我们兄弟三个——大哥比我大六岁，二哥比我大两岁——也备受父亲的拳脚。父亲有着强烈的家庭地位感，绝不允许自己的孩子挑战他作为父亲的尊严和权威。即便是最后，在他临终的前两个月，我六旬的大哥因为说错了一句话，还被父亲用一根木棍追打。大哥一直逃到自己的院子里，大哥的一家人也都在院子里，大哥以为这样就可以躲过父亲的一顿打。但是父亲当着一群孩子的面，仍然把我大哥打了一顿。
相对于两个哥哥，我被父亲打得较少，但也有几次挨打记忆深刻。一次是在上小学前。我的一个本家叔叔赶集归来，我跑上前去讨要零食，叔叔给了我一把炒花生。回到家里之后，父亲打了我几个耳光，骂我没有出息。还有一次挨打是在小学三年级。中午的时候，我由于腹痛，在教室里大汗淋漓，被老师特批提前回家。在我背着书包回家的路上，肚子突然又不痛了。就这样，我在半路的一片沙滩的阳光下躺了一个下午，最后和放学的同学一起回家。父亲知道后，以为我逃学，踹了我几脚。
父亲责打我最严重的一次是因为我丢了两毛钱。那天早上出门时，我向父亲讨要了两毛钱去买橡皮，却在上学途中莫名其妙地弄丢了。晚上放学后，我又向母亲索要买橡皮的钱。母亲手里平时是没有钱的，所以母亲又转达给了父亲，父亲就判定我花掉了那两毛钱。他询问我两毛钱的去向，我闭口不答。这激怒了父亲，以为我做了什么坏事不敢说出来。据母亲后来讲述，父亲用鞋子打了我近两百下。我只记得那天晚上雨下得很大，我们一家按当年防震要求住在防震棚里，可住在50米外另一个防震棚里的我的奶奶，都听到了父亲打我的声音，蹒跚着小脚赶来，才阻止了父亲。
我们对父亲有一种刻骨铭心的敬畏和惧怕。早年间，父亲殴打母亲的时候，我的两个哥哥是万万不敢上前保护母亲的。只有年龄最小的我因为平日乖巧，稍被父亲溺爱，是唯一可以舍身保护母亲的一个。我第一次亲眼看到父亲殴打母亲是在我6岁之前。我记得有一天，母亲去12公里外我的舅舅家借粮。可能是因为回来的时间有些晚了，母亲刚刚走进家门，就被父亲一把薅住了头发，摁倒在院子里的一棵石榴树下，一拳一拳、一脚一脚地打。我嚎哭着抱住了父亲的一条腿，父亲便用另一只脚去踢打母亲；我抱住另一条腿，父亲又换成另一只脚。只记得那天晚上，我不断交换着抱住父亲的腿，也只是将父亲的一条腿抱成一个更大的拳脚，带着我捶打母亲。记忆中，那天父亲殴打母亲，打了很久，直到自己也累了才停下来，父亲蹲在墙角，掏出口袋里的纸条和烟叶，卷了一根烟，在院子里抽起来。
母亲则默默起身，离开了家门。我知道母亲要去哪儿，便亦步亦趋。这是母亲的一种习惯，每次遭遇家暴，她总是一声不吭，等到夜深人静，一个人走向田野深处，走到远离村庄的一条干涸的沟渠里，先是低头默默坐上一阵子，然后就开始哭，从嘤嘤地哭，到号啕大哭。母亲的哭声里永远没有内容，这是她从小就是孤儿的缘故。几乎所有人哭泣的时候都会喊娘，但母亲不会。母亲出生不到三个月，我姥姥就死了；不到7岁，我姥爷也死了。所以母亲的一生都不会哭爹喊娘。两个本应是一生中离生命最近的人，却成了生活中最远的人。母亲号啕大哭一阵子之后，又会把我搂在怀里，长叹一口气，算是对命运的无奈和认领，然后擦干眼泪，领着我返回家中。
时间久了，母亲甚至能从父亲的表情里，感知家暴将要发生。当年，父亲是生产队会计，母亲作为社员，每天的劳动工分要由父亲统计，但是父亲从未给过母亲高工分。我记得，按照当时的记分方式，男劳动力一天记十个工分，女劳动力一天记九个工分。而我的母亲必须表现得很好，稍有差池，被父亲看见就会扣工分，以示大公无私。
不是其他人时时刻刻精神饱满，更不是母亲不够努力，而是父亲觉得，自己掌握着记分大权，如果给了母亲高工分，可能会引起社员的不满。每当迟到，或者当天出了什么状况，母亲就会被扣分。每当出现扣分严重的情况，母亲就知道，一场家暴要来了。母亲会率先回到家里，把碗碟、瓶瓶罐罐收拾起来，以免打碎，把擀面杖、菜刀、锄头等一些可以顺手抄起来的物件藏起来，以免盛怒之下的父亲拿起来，把自己打死。母亲说，挨打没什么，但是不能打死，不能让自己的孩子没有了娘，没娘的孩子日子难过，自己从小就是没娘的孩子，那种滋味不好受。懂事的大哥也会帮忙，把一些物品藏起来。就这样，我们陪着母亲，静静地等着天色将晚，父亲归来，家暴来临。
父亲的一生，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别人说他贪污。那时大家都生活在一个村庄，有时邻里之间会因琐事争论，也没什么大是大非的问题，交流、辩论、抬杠，都是日常生活中的常见现象。可和父亲争论的人有时为了气他，就会故意说他当过那么多年的会计，贪污了多少多少钱、多少多少粮等。这时候，父亲就会较真起来，面红耳赤地极力辩解。一场茶余饭后的讨论，会变成争吵。我目睹过多次，父亲愤愤不平地离开现场，和他争论的乡亲反而哈哈大笑。
大家本就知根知底，低头不见抬头见，各自都知道对方的短板在哪，在这样一场辩论中，父亲就容易败下阵来。而每当这个时候，父亲回到家里，都会脸色阴沉。我们都得退避三舍，小心翼翼，以免再次触怒父亲。
对父亲在生产队工分方面的一些做法，母亲没什么意见。实际上，母亲是个觉悟很高的人，她心中的家国情怀常常令人震惊。我舅舅和表哥都是军人出身，连我妗子也是党员，他们是母亲引以为傲的资本，母亲常常以此来阐述自己的身份。后来看电影或电视剧，母亲尤其喜欢战争片，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之类的片子，母亲都会看得津津有味，而且脸上的表情会随着紧张的情节有明显变化，或紧张，或开心，或愤怒。在母亲看来，只要是我方军队的事，就都与她有关。或许在母亲心中，家国情怀并没有清晰分明的界限。所以，母亲对父亲的一些做法通常不会表示反对，毕竟他作为干部要以大局为重。
只有一次，母亲对父亲的做法不满，并因此发生了争吵。那时学校经常组织学生下地参与农忙，有一次学生在麦田里协助捡拾散落的麦穗，劳作一天后，小学生们会被生产队记上工分归入各自的家庭，每个孩子能得到两个工分。我跟在大哥二哥后面，也捡了一天麦穗，可那时我还没入学，不算学校的学生，所以不能计入工分。
当学生们兴高采烈地谈论着工分带来的骄傲，和各自的家长开开心心走在收工路上时，我却无比委屈，一个人在机井边缘，不愿回家。我在那里不停转悠，试图引起父亲的注意，想告诉父亲还有一个捡麦穗的人没得到工分。母亲来找我时，我忍不住放声大哭。于是母亲带着我闯进生产队队部，和生产队长争辩起来。生产队长其实是我未出五服的一位大爷，是个特别讲原则的人。虽说记工分是会计的事，但母亲没和父亲讨论自家孩子工分的问题，而是把矛头指向了生产队长。最终结果是，生产队长和父亲都妥协了，给我记了零点五个工分，那也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拿到生产队的工分。
后来随着分田到户，工分退出了人们的生活。每每想到母亲那次为我据理力争的样子，以及父亲少有的没坚持原则，反而为母亲做出让步，我对母亲的依赖就又多了一些。
家暴是一个家庭的悲哀，也是时代的病症。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家暴是村庄里的普遍现象。遭遇家暴，女人大多都会用哭喊的方式发泄情绪，也向外发出求救信号。因此当家暴发生时，听到哭声的左邻右舍都会前来劝架。在劝架中，夫妻双方，特别是男人，找到了台阶，一场家暴便就此终止。
然后几个女人，劝架的和打架的，就会相互抚慰。一起掉眼泪，一起诉说，聊着聊着心情也好了起来，甚至聊着聊着又笑成一团。家暴成了她们日常的一部分。她们选择了认命。
我的一个邻居婶婶，是遭遇家暴最严重的一个，每一次都被打到死去活来。一天晚上，那位婶婶假装自己突然精神失常，以为这样就可以躲避家暴。没想到，我那个叔叔居然拿出了一把锥子，刺进了婶婶的大腿。婶婶瞬间就跳了起来。
许多年后，当我和母亲回忆起那段历史时，我曾经问过母亲，那种情况下为什么没有选择和父亲离婚。母亲突然扭过头盯着我，那种眼神盯得我心里发慌。母亲没想到我会说出这么大逆不道的话。比起家暴，离婚是那个时代女人更大的耻辱。这种耻辱感会像一块烧红的铁，深深烙进她们的内心。
至此，我不能定义父亲和母亲的关系为爱情，只能如母亲所说，是命。历史如一根绳索，捆绑着那个年代女性的思想，她们在痛苦中挣扎，却从不奢望逃脱，如同被圈养已久的生命，即使拆除了围栏也不远走，长出了翅膀也不高飞。她们为自己的命运哀鸣，又歧视那些奋起抗争的人。哪个女人如果离婚了，就会成为她们的谈资和唾弃的对象，并以此来衬托自己的忍辱负重和高尚的。这种对家暴的体验，牢牢刻在我的骨头里，影响着我的婚姻观、恋爱观。我和爱人结婚之后就和她说过，无论生活中发生什么，我们都不要打架，不管是我对你，还是你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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