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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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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处于严重危机中的欧洲社会，马克斯·霍克海默希望给出一个全新的“社会研究”方案。在从1931年到1940年的这些论文中，霍克海默对当时仍然在形而上学-观念论传统和自然科学认识范式之间摇摆的学院哲学理念和社会科学理论进行了批判，指出它们无法应对当时的社会和理论危机。他坚持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传统和社会变革意识，认为社会理论应当以一种批判和对抗性的姿态，对既有社会结构进行全方位的分析，以破除传统理论在服从和工具化模式中再生产出来的意识形态迷障，并在此过程中整合和重组它所可以动员的社会科学理论资源，比如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人类学。为此他提出了“批判理论”这个影响了后来将近一个世纪的西方人文和社科领域的重要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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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马克斯·霍克海默（1895-1973），著名德国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的领军人物。 1922 年获得法兰克福大学博士学位。1930 年，被任命为法兰克福大学新成立的社会研究所所长。他的《启蒙辩证法》《理性之蚀》等著作既深刻影响了阿多诺等同时代人，也对批判理论的继承者（哈贝马斯、霍耐特、福斯特、罗萨、耶基等人）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赵千帆（1977—），生于福建省福州市，现任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副教授。2005年于浙江大学哲学系获博士学位，师从孙周兴教授，同年进入同济大学哲学系任教。主要研究领域为德国哲学与美学，聚焦法兰克福学派和尼采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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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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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说明/1
致菲舍尔出版社的信/1
新版前言/1
社会哲学的当下处境和社会研究所的任务/1
《社会研究期刊》首期序言/20
关于科学与危机的评注/24
历史学与心理学/32
唯物主义与形而上学/57
唯物主义与道德/99
论社会科学的预言问题/142
当代哲学中的理性主义论战/150
关于哲学人类学的评注/214
论真理问题/245
对形而上学的最新攻击/298
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359
附论/417
哲学的社会功能/427
编译后记/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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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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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1895—1973），德国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早年受训于新康德学派，在弗莱堡求学期间参加过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研讨班，1922年在法兰克福大学获博士学位，1930年获聘为社会哲学教授，同年担任“社会研究所”（即后来“法兰克福学派”的正式机构）所长，1932年开始出版《社会研究期刊》。霍克海默强调哲学应吸收传统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合理内核而抛弃其幻想，在坚持马克思开辟的唯物主义路线和资本主义批判立场的同时，与包括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和政治理论在内的社会科学合作，研究新的政治经济条件下现代社会中个体生存和文化发展的状况并提出“批判性”的诊断，这个构想初次宣布于1931年的《社会哲学的当下处境和社会研究所的任务》而完整地表达在1937年的《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中，“批判理论”这个名称后来成为“法兰克福
学派”及受其影响的新型左派社会和文化批判理论的代称。德国纳粹上台后霍克海默与大多数同仁流亡美国，研究所移驻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40年代迁至加利福尼亚，这期间他与阿多诺合写《启蒙辩证法》，涉足经验性的群体调查研究项目。战后霍克海默与研究所迁回德国，以《理性之蚀》（1947年以英文发表，1964年题为《工具理性批判》在德国出版）为代表的一系著作和公共发言在重获新生的西德文化界发生持久而重要的影响。
目前来看，霍克海默对20世纪全球哲学与社会科学界最大的贡献还是他在30年代提出的“批判理论”理念，在这一理念下开创和实践的跨学科研究思路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战后人文与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本选集的宗旨是：通过选译他在这一理念成形期间写下的最重要文本，再现其思路的初始形态与语境——因为只有在其中“批判理论”的激进性与开创性才能得到鲜活的展现。约翰·阿布罗梅特在《马克斯·霍克海默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建》中的提醒是正确的：如果只注意上述两篇最有名的所谓“方法论”文本，反而会误导对这一理念的目标与成就的认识。
这种误导或许要由霍克海默本人负主要责任。当代读者可能难以理解，1968年重新编辑出版《批判理论文存》时，他对这些文本的激进性深感不安。哈贝马斯所说的那则轶事广为人知——他曾长期将这些文本“锁在重建的社会研究所的地下室”，直到它们以盗版的方式流行开来，才不太情愿地将之再版；付梓时还试图通过两篇“前言”和局部文字上的重新处理引导当时的读者以更符合历史情境的方式理解这些文本挑衅而决绝的姿态。但阅读盗版的学生们的反应已经表明，恰恰越是碰到文化冲突重新高涨和面临“彻底的全面转型”［本书（下同）第414页］的时节，这样的姿态越是显得难能可贵和恰逢其时，因为它是如此鲜明地区别于学术界的通行样貌——“比如一种专为自主认识之理念而发的慷慨激昂，对待早已成为过去的哲学家及其问题的郑重其事，对待当下的实在困境及其原因的轻描淡写”［第84页］。今日亦然。
此外这些论文会令后来的读者印象深刻的，就是它们开阔的思想与学科视野和深沉的历史感。无论是欧陆的思辨哲学传统——从新康德主义（科亨、李凯尔特、卡西尔）到胡塞尔
的新认识论，从狄尔泰、柏格森到克拉格斯的生命哲学，哈特曼、舍勒、海德格尔等所谓“新形而上学”，以及思想上与后两派（有时也被统称为“世界观哲学”）处于同一阵营的云格
尔和斯宾格勒的文化批判，还是偏重实证与分析的传统，从密尔到维也纳学派（卡尔纳普、石里克）与罗素、维特根斯坦的新旧“逻辑经验主义”，詹姆斯和杜威的美国实用主义，抑或哲学之外的社会科学，如从孔德、马赫、纽拉特的实证主义社会学到更具历史眼光的涂尔干和韦伯，从行为主义、格式塔学派到弗洛伊德的心理学，都在辨析的范围之内。作者在对这些学派进行深入的审视和耐心而坚决“划界”的同时，精确阐明了批判理论对于真理、道德、历史、死亡等关键论题的独特立场。更可贵的是：在进行学理梳理的同时，一并刻画了学理所牵连于其中的分裂的政治立场和尖锐的时代危机，适时点明其代表性人物作为公共“智识界”的无意识心态（比如面对终极问题的“不坦然”［第295—296页］和对威权甚至极权统治的不自觉附和［第305、349页］）。在多个战线和层次上展开的辩难不仅表现出高超的哲学思辨技巧，也折射出现代人类所遭遇的最重大的时代分野前夜的场景与氛围——批判理论由此执行了思维交给它的任务：“这种理论并不是为一个已经现成的实在服务的；它只是在道出其秘密”［第389页］。这些交织着思想冲突与社会危机的戏剧性的场景与氛围，连同偶尔流露的“悲伤”［第75页］又“沉着”［第222页］的自我意识，或许是对今日
的中国读者和志在继承批判理论的初始意向的学者们更有意义的地方。
如果说以上还只是这些文本的历史意涵，那么对当时尚少有人注意的趋势的勾勒——如现代技术的多重社会影响 ［第169—170、433—434页］、绩效社会对个体的功能化［第238页］、理性向普遍的“登记”与“计算”［第327—329页］和“消费”的发展［第389页］、管理权相对于所有权的分离［408页］等等——又表现出对未来的惊人预见力，印证了批判理论家“立足于关键时刻更深刻的洞察力”而走在时代前列的自我期许［第415页］。也正是因此，《文存》编者施密特觉得风云激荡的“六八”时期正是再版这些论文的合适节点：“今日这些论文的读者将很快确认，在何等令人惊异的程度上，这位［……］作者预见了切中当下实际的疑问，同时给出了解答的建议，这些解答是从一种哲学问题意识中产生的，这种问题意识有些方面的高度很久以来再也没有被达到过。”这一论断今日亦未过时。
赵千帆
2025年11月21日，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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