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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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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为河南省社会科学院长期出版规划项目“中原智库丛书”之一种，汇集了作者30年来所发表的论文和研究成果，从探索杜甫的文化人格与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等问题、从中原文化的角度着重阐释了杜甫的根文化是中原文化、研究杜甫与异地文化的接收与影响的关系、对杜甫格律诗艺术的探讨等五个方面来综合研究杜甫的文化精神风貌和诗歌艺术特点，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趣味性。全书一共收录了葛老师33篇文章，以一个河南人的身份，较为深入透彻的研究了杜甫其人其文，视角独特，趣味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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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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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景春，1944年生，河南开封人。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资深研究员，河北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李白研究会原副会长，中国杜甫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唐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主攻唐代文学研究。为詹锳先生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主要撰稿人之一。著作有《李白与唐代文化》《李杜之变与唐代文化转型》《杜甫与地域文化》《唐诗品汇》点校本等二十馀种。发表论文150馀篇。主持过三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曾获得国家图书奖、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二等奖、河南省社科优秀著作一等奖等。1993年被评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有突出贡献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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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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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杜甫的文化人格与中华民族文化精神
002 杜甫与中华民族文化精神
011 杜甫与中国和谐文化精神
023 杜甫审美思想的和谐理念
032 杜甫的人格魅力
050 杜甫与中国的诗教传统
二、杜甫文化精神的主调是中原文化
070 《杜甫与中原文化》前言
076 务本致用的中原文化精神是杜甫诗歌的主调
084 中州———哺育“诗圣”成长的摇篮
———杜甫在河南的生活、学习和创作
096 杜甫与洛阳京城文化
117 杜甫与唐代中原的“文选学”
130 杜甫、韩愈对河洛文化精神的传承与发扬
143 杜甫与唐代中原作家群体
156 杜甫的怀乡忧国的思想情结
168 杜甫、公孙大娘与漯河
001
杜甫文化精神与诗歌艺术研究
三、杜甫与异地文化的接触与影响
174 杜甫与齐鲁地区的儒学精神
191 杜甫与长安京城文化
208 杜甫在秦州的李白情结
218 杜甫在陇右的思亲怀人诗
233 杜甫的中原文化意识与异地文化的冲突和融合
239 杜甫诗歌在地域文化中的主调与兼调
四、杜甫对唐代诗歌艺术的集成与创新
256 唐诗成熟的标志
———论杜甫律诗的成就
276 杜甫格律诗的求正与容变
291 “吴体”是杜甫所创的新体古诗
303 杜甫的吴体诗与七言拗律的界限
310 杜甫五言排律研究之我见
331 “晚节渐于诗律细”与“老去诗篇浑漫与”
———杜甫晚年律诗和绝句创作的两种倾向
五、杜甫与李白———中国文学史上的两面旗帜
344 《李杜之变与唐代文化转型》前言
362 不是幡动，是心动
———试用接受美学的观点重新解释李杜优劣论
368 李白“诗仙”之称、杜甫“诗圣”之称的出处与来源考辨
377 关于李杜献赋活动及其所献之赋的研究
386 李白《大鹏赋》与杜甫《雕赋》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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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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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从 1993 年我的第一篇研究杜甫的论文发表算起，至今我主要从事杜甫研究已有三十年。 在此之前的十多年，我主要跟随导师詹锳先生做国务院古籍整理重点项目成果《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 的撰写及李白研究工作。杜甫的故乡在巩县(今河南巩义) ，他是河南省的文化名人、中国文化名人和世界文化名人，也是中原文化和诗歌文化精神的代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 作为“诗圣”的故乡，河南省社会科学院重视杜甫研究，是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我们中原学者必须承担的义不容辞的义务。 从个人感情上来说，我对河南有杜甫这样与李白有着兄弟般友谊和世界声誉的伟大诗人，是十分喜爱和尊崇的，也为自己是杜甫的乡人而深感荣幸。 因此，随着 1994 年由河南发起的中国杜甫研究会成立，我的唐诗研究重点也逐渐转到了杜甫研究方面来。 三十年来，我不但自己认真做杜甫研究，还组织了河南方面的有关专家及一些青年专家学者来一起研究杜甫，也初步形成了一个杜甫研究的团队，先后完成了由我主编的《杜甫与中原文化》 《李杜之变与唐代文化转型》 及《杜甫与地域文化》一系列学术专题项目成果，其中《李杜之变与唐代文化转型》和《杜甫与地域文化》是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成果，《杜甫与中原文化》和《杜甫与地域文化》荣获河南省社科优秀著作二等奖。 此外我还发表了有关杜甫研究的多篇论文。 这些专题研究和系列论文，基本上代表了我对杜甫研究的主要成果。 现就三十年来所发表的论文和研究成果，汇为五部分，从五个方面来综合研究杜甫的文化精神风貌和诗歌艺术特点。
第一部分，探索杜甫的文化人格与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等问题。 从各个杜甫文化精神与诗歌艺术研究角度来说明，杜甫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者，他是中华优秀民族文化精神如热爱祖国、维护国家统一的爱国主义精神，深厚的忧患意识和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胸怀报国之志、追求远大理想的积极用世精神，在逆境中顽强奋斗的坚韧精神，对艺术精益求精的精品意识等的集中体现者。 其伟大的仁者胸怀，以和谐为基础的社会理念和“ 真善美” 和谐统一的审美观，“以民为本”的忧国忧民的思想和“ 诗言志” “ 思无邪” 心无杂念、充满正能量的诗教观等，凝结为其高尚的人格魅力，以亲身实践和他优秀的诗歌影响着后代无数的仁人志士，成了中国诗歌史上的“ 诗圣” ，为中华优秀民族文化做出了有力贡献。
第二部分，从中原文化的角度，着重阐释了杜甫的根文化是中原文化。中原文化之核心是河洛文化，杜甫生在河洛，长在河洛，以河洛文化为中心的中原文化是中华文明之发祥地。 杜甫从小在唐代东都洛阳生活成长，除了在吴、越、齐、赵、晋漫游的八九年，直到 35 岁才西至长安求仕，是中原文化所培育出的杰出代表。 务本致用、求是求实的中原文化精神，是杜甫思想和诗歌的主调。 此编还具体论述了杜甫对中原“ 文选学” 的学习接受情况，并探讨了杜甫与中原诗人和艺术家之间的相互学习激励的密切关系。杜甫对中原文化心有独钟，思想却并不保守，他还将中原文化与异地文化的优点结合融会在一起，使其相辅相成。 他在异地的漂泊中，始终不忘怀乡忧国之情。
第三部分，研究杜甫与异地文化的接收与影响的关系。 东鲁地区原始儒家孔子的“仁爱为本”仁学思想和孟子的“民重君轻”民本思想，对杜甫影响巨大。 而长安文化中的兼容并包的气度，虽然也属于中原文化系统的传承，但首都长安的社会矛盾却是更加激烈。 如统治集团穷征暴敛，好大喜功，生活的奢侈腐化、贫富的高度分化，“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的现象，揭示了大唐社会处于严重的社会对立、阶级对立及与外族的对立之中。 杜甫由于在长安生活贫困，身份下移，其思想和社会意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此时发出了不平之声，其诗歌创作也从理想主义转变到现实主义立场，对统治者和社会的黑暗面进行揭露和批判。 他在安史之乱后，为肃宗所迫害，离开了朝廷，写出了“ 三吏” “ 三别” 等伟大诗篇，成了唐代以写实为特征的现实主义伟大诗人。 并且他弃官西走秦州，与广大民众接触，在陇右写出了大量反映山水民情、忧时忧国和怀亲思友的诗篇。 其五言律诗和七言歌行体诗，也有了长足的进步。 此编中还探讨了杜甫诗歌思想中的“ 主调”和“兼调”的关系，认为中原文化是杜甫思想的主调，而其他地域文化是其“兼调” ，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第四部分，是对杜甫格律诗艺术的探讨。 杜甫对唐代诗歌艺术有“ 集大成”之说。 尤其是对律诗，情有独钟，占其诗总数量的 60%以上。 他的五律和七律，是唐诗成熟的表现，因为近体诗是在唐代才出现的，到了杜甫的手中，才得以成熟和高度发展，在七律的定型和发展方面，有独特的成就。本编是集中谈论其律诗的。 到了夔州时期，他将七律做了改造，创造出“ 吴体”这样貌似七律而全不符合律诗声律的新型古体诗。 他的五言排律也有超过了一百韵的长诗，创造了唐代排律最长的纪录。 在绝句方面，有全部入律的五言绝句，也有入律的正体七言绝句，还有相当多民歌体的拗体七绝。 这是杜甫在诗歌上创造性的表现。 在杜甫的晚年，他一方面是“ 晚节渐于诗律细” ( 《 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 ) ，写了标准的正体律诗，为后人树立了学习的榜样;另一方面却又“老去诗篇浑漫与” ( 《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 ) ，出现了不少随心所欲而在诗律上不大讲究的拗律甚至全不合律的“吴体”诗。 这两种对律诗和绝句迥不相同的创作倾向，既相互矛盾，又相辅相成。 这是值得人们认真思考的。
第五部分，是对杜甫与李白相互关系的比较研究。 其中有对李白和杜甫诗风转变的认真思考，李、杜诗风和文化思想倾向，是相反的却又是相成的。 其中有个性的因素、诗歌潮流转变的因素，最终应归结为初盛唐文化向中晚唐文化转型的时代变迁因素。 关于李、杜优劣论的话题，作者认为要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问题。 由于历代思想观点、审美观点和读者的观点的不同，审美思潮是一个不断流动变化的过程，历代关于李、杜优劣的观点也是有所不同的，也正是在李、杜优劣争论的过程中，对李、杜思想文化和诗歌内涵的认识，才会更加深入和深刻。 关于李、杜献赋问题，都与他们争取入仕的目的有关，尽管他们的赋的文风和面貌不同，但是在唐代赋史中，都是占有相当高的地位的。本书对杜甫的文化精神的丰富内涵、杜甫与中原文化的密切关系、杜甫的本域文化———中原文化精神与异地的地域文化之间的冲突和融合、主调杜甫文化精神与诗歌艺术研究和兼调的相互关系、杜甫诗歌艺术的特点和成就、李杜文化思想及诗歌艺术差异和成就的对比研究等问题，做了一系列的论述，这是我多年来研究杜甫的一个汇总的成果。 无论其观点正确与否，都是论之有据、言之成章的，也是我的一家之言，可为专家和读者提供参考， 并请大家多批评指正。
(一)杜甫的家世
杜甫的家族是一个世代“奉儒守官”(《进雕赋表》)的文化世家。 他的十三世祖、晋代的镇南大将军当阳县侯杜预，是一位有很高文化修养的儒将，对儒家的史学经典《左传》十分爱好，史称有《左传》癖，曾注有《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三十卷。 他的曾祖父杜依艺是巩县县令，祖父杜审言是初唐著名的诗人，父亲杜闲曾任兖州司马、奉天县县令。 杜甫受其先祖杜预和祖父杜审言的影响很大，从小就受到儒学的熏陶和作诗的训练，立志继承先祖和祖父的“素业”，做一个儒学思想的继承者和诗人的传人。
(二)杜甫的生平经历
大唐景云三年(712)正月元日，杜甫生于唐代的河南府巩县城(今河南巩义市站街镇，原为巩县老县城)城东区，因其母早亡，少年时代生长于唐代的东都洛阳城内仁风里姑母家。开元时代至天宝五载(746)，是他人生的第一个阶段。 此时，他也与盛唐时的诗人一样，胸怀“稷契之志”，怀着浪漫的理想，立志于建功报国，一展宏图。曾写下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的诗句，抒发他的凌云壮志。 天宝三载(744)，他与李白在洛阳相会，并与高适一起游梁宋，登吹台，慷慨怀古。后来又与李白客游齐鲁。 那时的杜甫，是一个胸怀远大理想、能骑马射箭的青
年壮士，完全不是后来一副文弱书生的样子。 但此时的大唐帝国已不再是开元盛世的鼎盛时代了，唐玄宗也不再是开元前期的有为帝王，而成了一个沉湎于声色犬马、黩武开边的腐朽的封建统治者。 此时开元时期的贤相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等，都相继被排挤出了朝廷，而代之以李林甫、杨国忠等奸佞之徒。
长安十年(746—755)，是杜甫人生的第二个阶段。 此时，他对大唐由充满希望到逐渐失望，对大唐社会和统治者内部的腐朽与黑暗，逐渐有了深刻的认识。 他也由对盛世的理想主义的向往，逐渐转向了对现实主义的观照。 他在天宝末年，就写出了暴露统治者生活荒淫和穷兵黩武的诗歌如《丽人行》 《兵车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写出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诗句，揭示出了盛唐社会在表面上繁荣却深藏社会危机的深刻矛盾，显示了他卓越的眼光，并表达出他对国家和民族前途和百姓命运的深切关注和殷忧。
安史之乱初期(756—759)，是杜甫人生的第三个阶段。 这是他思想的一个转折点，在国家和民族危亡的时刻，杜甫的思想迅速地成熟了，他的思想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从此国家命运和人民的苦难成了他关注的中心，忧国忧民从此是他思想的主调。 他的诗歌也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局面，一大批反映社会现实的闪耀着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光辉的优秀诗歌，在他的笔下诞生了。 如他在长安陷贼期间，所作的《悲陈陶》《悲青坂》《哀江头》《春望》等诗，从洛阳返回华州路上所作的“三吏”“三别”等诗，是“他的现实主义的一个光辉的顶点，是他那种‘穷年忧黎元’ 的进步思想和‘毫发无遗憾’ 的艺术要求的高度结合的典范”。
在华州司功任上弃官西走，由秦州入蜀(759—766)，则是他人生的第四个阶段。 此时他已由一个朝廷的命官，成了一个战乱时期逃难的难民，跌入了社会的底层。 他路上心感身受，亲身体验到了下层人民在战乱中所遭受的饥寒交迫、生死流离之苦。 如果说在写“三吏”“三别”时，他还是以站在人民群众之外的官员身份来观察和同情百姓的苦难，那么在此时他却是人民群众中的一分子，以一个普通百姓的心态来对苦难的现实生活进行亲身体验。 他以儒家的由己及人思想，由个人命运推及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他的忧国忧民的思想不再是一种理性的抽象概念，而是一种生命的切身体验和实践。 因此，他那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所发出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呜呼! 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呼吁，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诗人发自内心的真诚呼喊，一直感动着历代无数读者。 在成都时期，他暂时有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生活环境，因而也从审美的角度写了一些描写当地民风民俗和蜀地风光的优美诗篇，扩展了诗歌审美的意境和天地。 但好景不长，由于他的好友严武已死，他在蜀中的生活失去了依恃，于是便东下三峡。在夔州两年(766—767)，是杜甫人生的第五个阶段。 这个时期是他对历史和人生回顾总结的阶段。 他对大唐的历史和经验教训，对自己一生诗歌创作的心得和经验，作了全面而系统的回顾和反思。 尤其是对律诗的创作，作了细密深入的探索，写了《秋兴八首》这样的七律联章杰作和一大批七律名作。 此段时期，他的诗歌创作十分勤奋，在不到两年时间里，作诗 437 首，约占其诗歌创作总量的三分之一。 同时，由于他与当地的百姓生活更加贴近，因此他对民生疾苦，尤其是对封建社会的弱势群体———下层劳动妇女，十分关心。 他对夔州的负盐女和无夫无儿的寡妇寄予极大的同情，并对她们做了力所能及的帮助，表现出一个仁者博大的爱心。
荆湘漂泊是他人生的第六个阶段(768—770)，也是杜甫最后的人生阶段。此时他已是一个“右臂偏枯半耳聋” (《清明二首》其一)的垂暮老人，但他仍时时挂心国事，关注人民。 他虽然衣食不继，过着“疏布缠枯骨，奔走苦不暖”(《逃难》)的贫困潦倒、朝不保夕的流浪生活，却对“天寒网罟冻”无以为生的渔民、“杼轴茅茨空”“处处鬻男女” (《岁晏行》)的走投无路的农民十分关心，对“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 (《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的时局和国运十分忧虑。 他是怀着“焉得铸甲作农器，一寸荒田牛得耕”和“男谷女丝行复歌”(《蚕谷行》)尽早地结束战乱，复现大唐太平盛世的美好愿望，死在了一条由长沙至岳阳的船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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