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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本书适合关心文学理论、政治哲学、批判理论及跨学科思想研究的读者。它不仅是一次对经典思想的梳理与对话，更是一场在“绝境”中寻找文学之政治潜能的思辨尝试。
本书并未局限于单一学科或地域，而是将竹内好（日本现代思想）、杰姆逊（西方马克思主义）、施米特（政治哲学）、阿甘本（生命政治）、德里达（解构主义）置于同一问题域中，探讨他们对“政治与文学”关系的批判性反思。这种跨越时空与理论谱系的对话，既展现出思想脉络的复杂关联，也为理解文学在当代政治语境中的可能性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参照。
本书各章均以具体思想家及其关键文本为切入点（如竹内好《何谓近代》、施米特《政治的浪漫派》、德里达《赠予死亡》等），在紧扣原文的同时，注入具有现实关怀的再阐释。例如，对竹内好“宪法感觉”的阐发、对杰姆逊“民族寓言”的当代辩护、对施米特主权理论的拓扑学分析，均体现出作者在理论深耕与历史敏感性之间的平衡能力，为读者提供了兼具学术厚度与思想启发性的解读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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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以“政治与文学”为贯穿始终的思考线索，探讨了竹内好、杰姆逊、施米特、阿甘本、德里达这五位处于不同历史语境和不同学科领域的思想家，对政治与文学之关系的反思，试图在“文学”和“决断”之间建立种种若即若离的关联。
在“独特性”和“一般性”之间，或者不如说，正是这样一个稳定的、平衡性的“中间”位置的缺席，铭刻了“文学”和“决断”的绝境性质。
从来都不存在一个单义的、绝对的文本，正如从来都不存在一个单义的、绝对的、独一无二的“决断”。于是，每一次写作、阅读和阐释，都有可能促成一次新的事件，并在私人或公共的意义上带来新的历史，创造新的时间和新的世界。在这个意义上，也许我们可以说“文学”就是“决断”。
文学是一种“被动的决断”，一种将自己开放给“他者”的“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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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王钦
1986年出生于上海，毕业于美国纽约大学比较文学系，获博士学位。现为日本东京大学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科准教授。研究领域包括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理论等。著有《“零度”日本：陷入关系性贫困的年轻一代》、『魯迅を読もう：〈他者〉を求めて』、Configurations of the Individual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等；译有柄谷行人《探究（一）》《探究（二）》、中岛隆博《作为思想的语言》、雅克·德里达《野兽与主权者（第一卷）》《赠予死亡》、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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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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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力感、文学与现代性——论竹内好《何谓近代》
主体、抵抗与革命的潜能——论竹内好的“终末”美学
捍卫一种宪法的未来——竹内好的“宪法感觉”
杰姆逊的“民族寓言”：一个辩护
“寓言”与阐释的伦理——再论杰姆逊《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
从“完成的主体”到“失效的主体”——施米特《政治的浪漫派》再考
政治的概念的限制——论施米特《政治的概念》中的“国家”
“欧洲公法”的精神与形式——施米特《大地的法》中的两条线索
施米特《大地的法》“前言”的修辞
主权的拓扑学，或类比的政治——关于阿甘本《牲人》的一则笔记
责任与文学——论德里达《赠予死亡》
迈向主权的“外部”——德里达《野兽与主权者（第一卷）》讲疏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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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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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愿意打开这本书的读者不难发现，本书标题所提示的问题意识，来自法国思想家德里达。对此，或许需要一点说明。
在为1988 年出版的《有限公司》一书撰写的“后记”中，德里达关于“决断”的问题写道：“一个决断只能产生于这样一个空间：这个空间超越了可计算的程式，而这种可计算的程式会摧毁所有责任，因为它会把责任转变为一系列确定性原因的一个程序化效果。”在这里，德里达讨论的问题是，任何一个具有政治、伦理和法律意义的决断，为了能够被称为真正的、负责任的决断，那么它就必然会被一种标记着偶然性、独
特性、不确定性的“不可决断”的特质所萦绕，否则它就不是一个决断，而是一个机械程式，一个与责任无关的必然结果。这便是“决断”的难题或绝境：每个“决断”都必须是对于具体的、独特的情境的回应，必须是不可重复、不可模仿、独一无二的行动，否则便成了机械计算或推演；但与此同时，每个“决断”又必须能够和所谓的政治事物的一般性（generality）、和具有普遍性的政治话语和伦理话语形成对应，否则便无异于一个无法被理解的疯狂举动。
在这个意义上，“决断”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无疑分享着相似的难题结构，因为“文学”同样是处在独特性（singularity）和一般性之间的一种存在。例如，在一篇关于文学的访谈中，德里达如此谈论文学的“独特性”：“[ 如果文学是]一种绝对的、绝对纯粹的独特性（假如存在这种东西的话），那么它甚至无法显现出来，或至少可以说，无法被人所阅读。为了能够让人阅读，这种独特性不得不自我分裂，不得不参与和从属于[某种一般性]。因此，它在文类、类型、语境、意义、意义的概念总体性等等中被分裂，并占据一席之地。它失去自身以得到自身。” 德里达的意思再简单不过：一个文学作品，无论它在创造性的语言使用或修辞上多么独特、多么别具一格，为了能够产生意义，为了保持哪怕最低限度的可读性，它都不得不从属于某个一般性或总体性的范畴、类型、意义结构，等等。
因此，在“文学·决断”这一标题所暗示的第一层含义上，“文学”和“决断”有着相似的结构，哪怕两者在日常用语中并不经常被放在同一个语境中谈论。在“独特性”和“一般性”之间，或者不如说，正是这样一个稳定的、平衡性的“中间”位置的缺席，铭刻了“文学”和“决断”的绝境性质。于是，一方面，具体历史情境不断提出的政治和伦理要求，迫使人们必须做出及时而负责的回应，做出决断——它可能是一个手势、一个宣言、一份文件（在此我们需要注意：“书写”在某些场合恰恰模糊了“文学”和“决断”的边界，而我们知道，“书写”本身的边界无法被局限在任何一种特定的载体或形式上）。但另一方面，任何一种表达和动作，都不得不经过各种中介（媒介的、制度的、文类的、言语性和非言语性的）才能被人们辨认、理解、传播、翻译、接受或拒绝。
不过，这种绝境并不意味着“文学”与“决断”是不负责任的、任意的、随心所欲的。至少可以说，如果“决断”所要求的具体性、人格性、当下性和及时性不可避免地遭到种种中介的延宕和稀释—仿佛卡夫卡小说中那个试图将皇帝的圣谕传达给远方的某个人、却在层层叠叠的官僚体制中无法前进的小官僚，仿佛施米特（毫无疑问，他是与“决断”一词密切相关的思想家之一）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写下的《关于权力的
对话》中透露的那个被身边各种势力掣肘的“主权者”形象，仿佛任何一个做出决断者的意图或意志都注定无法得到充分的实现——那么可以说，每个“决断”都将多少染上悲剧性的色彩，因而显得比“责任”更加沉重。同时，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文学”和“决断”的第二层关系：事实上，从来都不存在政治和伦理上“纯粹”的决断，哪怕历史上的每一次政治和伦理决断都试图将自己呈现或掩饰为纯粹的、绝对的、独特的、不可置疑的。于是，对于“决断”的语言、动作、姿态、措辞进行意识形态分析和修辞分析、辨析乃至戏仿，无疑构成了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的一个题中应有之义。（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所谓中国“新时期”文学和其后的现代派文学，为此提供了大量再明显不过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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