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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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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物理的隔绝加剧精神的渴求，友谊这一古老命题正在发出新的光芒。人类学家麦克·杰克逊以跨越哲学、文学、电影与亲身经历的细腻编织，引领我们追问：在充满不确定的世界里，什么是我们依然可以确定的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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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这是一个分离的时代，一个失去的时代，也是一个重新孕育联结的时代。
现代技术文明的发展给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却也让我们陷入了高度原子化的尴尬境地。孤独渐成常态，人与人之间惯于维持一种疏离的安全距离。然而，在新冠疫情造成个体社会化隔绝的几年间，越来越多人体会到与他人交流和重建社会纽带的重要性。于是，友谊这个古老又历久弥新的话题，在当下社会环境中又焕发出新的吸引力。
在本书中，著名人类学家麦克?杰克逊借助哲学、传记、文学、电影与人类学中关于友谊的素材，开启一趟对抗原子化、重建信任的人生哲学巡礼：从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蒙田散文中论友谊的著名篇章，再到被称为“友谊的天才”的汉娜?阿伦特的哲学和交友生平、阿巴斯关于友谊的电影等，多维度地呈现了这一主题的丰富肌理。作者同时结合自己作为人类学家的亲身经历，反思了人类学田野工作中友谊的复杂性，也展示了友谊的选择性亲和力是如何超越文化、性别和年龄达成美好奇迹，以此唤醒我们对现代社会人际纽带价值的重新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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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麦克?杰克逊（Michael Jackson）
出生于新西兰的人类学家、作家，任教于哈佛大学神学院世界宗教学系。已经出版三十多本作品，包括诗歌、小说、人类学著作以及回忆录，因其在人类学写作方面的创新、在学科中率先使用现象学和实用主义方法以及对存在主义人类学和宗教研究的贡献而闻名国际。
译者
李昊
译者，撰稿人。长于四川藏区，现居成都，自由译者及撰稿人。
已出版译作超百万字，包括《杀手来电》、《杀手的影子》、《街角》（入围单向街书店文学奖、凤凰网读书2023年度推荐图书、探照灯好书等多个榜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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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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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一部分 友谊的政治
第一章 友谊的绿洲
第二章 友谊社会
第三章 没人是一座孤岛
第四章 田野调查中的友谊
第五章 人类最好的朋友
第二部分 私人友谊
第六章 选择性亲和
第七章 何处是我朋友的家
第八章 童年友谊
第九章 幻想的朋友
第十章 萨罗尼克湾
第十一章 一个士兵的故事
第十二章 己身的他者
第十三章 一根辫绳，从源头到餐桌
第十四章 朋友和家人
第十五章 后视镜中的物体（比它们看起来更近）
第十六章 岩柱山脉
第十七章 爱和友谊
第十八章 虚构的友谊
第十九章 重逢
尾声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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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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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是一个分离的时代，这是一个失去的时代。当我得知一名英国老友去世时，我大感震惊，无法相信，因为在他最近的邮件里，基斯没有表露出自己生了病或是压力巨大。好几天里，一切都恍如眩光，在试图让朋友活过来的徒劳尝试中，我开始记录二十年前我们在新西兰共度的时光。这个行为对缓解我的悲伤毫无助益，并且我现在意识到了，这也无法改变基斯英年早逝的事实，以及我对那个我俩友谊生根发芽的国家的疏离。
虽然我们经常认为友谊是心灵或者思想的相遇，但每一段友谊都和具体的物品、事件、时间和地点有关，所以每当我想起基斯的生活情趣和愉悦陪伴，我眼前立刻就会浮现出他站在敞开的大门前，指间夹着一支手裹的香烟，左手端着一个意式浓缩咖啡的杯子，或者他站在炉子前，搅着一锅煮在番茄酱汁里的青口贝，或者我俩听着帕特?梅思尼和莱尔?梅斯合作的专辑《威奇托陷落，威奇托福尔斯陷落》，畅饮冰凉的白葡萄酒。鼓牌烟草的味道，或者青口贝在炉子上煨炖的咕嘟声响，就像梅斯的爵士钢琴或者伊塔洛?卡尔维诺的书，在我的脑海里召唤出了他，我想起了2020年2 月10日，当梅斯在洛杉矶去世时，帕特?梅思尼的话：“他是我认识的最伟大的音乐家之一。从我俩一起演奏的第一个音符起，我们立刻就产生了联结。”
等到别春入夏，我收到了另一个朋友写来的邮件，2020年初时，这个朋友从波士顿搬去了马萨诸塞州的西边。尽管面临着在疫情期间搬进新家的挑战，霍华德和妻子茱莉亚还是找到了时间来重启自己的学术项目。霍华德在撰写瓦尔特?本雅明和特奥多尔?阿多诺之间的“哲人之谊”，对这段关系中的彼此拉扯深深着迷，其中既有团结一致又有独立呼喊，在崇敬和批判之间也不乏张力，还有本雅明的直接性哲学（philosophy of immediacy）与阿多诺的无限辩证法（infinite dialectics）的不相容。
霍华德的邮件锐化了我对友谊复杂程度的感知。尽管频繁地被理想化，但友谊和亲属关系都有阴暗的一面，而且友谊是臭名昭著的多变和不确定。正如同它会随着时间起起伏伏，友谊也会因为分离而终结，抑或幸存，并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复活。尽管霍华德和我是因为对瓦尔特?本雅明的共同兴趣（如果不是认同的话）而结识的，但我们都没有把这个在智识上吸引了我们的哲学家浪漫化。
随着我们讨论本雅明、阿多诺以及汉娜?阿伦特的邮件贯穿了那个夏天，这本书开始在我的脑海里成形了，我感觉自己是在基斯和霍华德的陪伴下写作本书的，同时还有其他业已离世的朋友相伴。当我回顾阿多诺在《最低限度的道德》（Minima Moralia）中对马克斯?霍克海默尔的致敬时，我震惊于阿多诺书中的一个事实，“写这本书的当下”正是霍克海默尔五十岁的生日当天，1945年2月14日，而阿多诺认为自己的作品是对因战争和流亡而中断的合作的致敬。正因如此，它是一次内心的对话，尽管隔山隔水，但友谊得以保全，它也是一份证言，证明了分离和失去亦不能将友谊摧毁。
对于雅克?德里达来说，每一段友谊都伴随着不可避免的终结，并被一个朋友会比另一个朋友活得久的感觉所困扰着。德里达的话不可思议地呼应了雷蒙德?卡佛最后的作品之一，名字就叫《友谊》。这篇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是关于卡佛同托拜厄斯?沃尔夫和理查德?福特的亲密友谊的。小说始于三位作家的一张合影，摄于伦敦，当时他们正在一起举行读书活动，三个朋友很是开心。而当生活圆满，你又和自己爱的人在一起时，很容易让自己误以为这幸福美好的日子永远也不会结束。但，正如卡佛所说，写下以下句子的他也许正面临着死亡：“一切渐入尾声。一切确会终结。人们不再活着。到时候，大概率这张照片上的两个人会凝视着一具遗骨——第三个朋友的遗骨。这个想法让人悲伤，也让人恐惧。但替代埋葬朋友的唯一方式是他们埋葬你。”
如果死亡的阴影笼罩在我们最亲密的友谊之上，那么超越了死亡的生命力也照耀着我们的友谊，因为在我们对一生挚友的回忆中，我们庆祝着代表了希望和幸福之源的微小瞬间和赠予。当我们谈论友谊时，我们谈论的是一个这样的谜题：当有朋友相伴时，我们才是最圆满的自己。
虽然每一段友谊的体验都是独一无二的，但它们有着所有亲密人类关系所共有的特征——相信有人深切地关心着我们，而我们也基于对方同样深切的关心，认识到我们希望生活中能有这样一个人，或者我们希望归属于有这个人的世界，并害怕可能会失去这样的信任和认识。
在不同文化或种族，性别和年龄的人之间，友谊的可能性是否存在限制呢？对友谊来说，共同的世界观是必须的吗？远距离的友谊和面对面的友谊之间是否有着根本的不同？友谊同亲属关系及婚姻关系有何区别？无法选择亲属关系，那我们能选择朋友吗？亚里士多德认为个人友谊和政治友谊之间的区别是，尽管两者都出于善意，但是后者把对个体的善意延伸到了所有人。
虽然本书触及了这些问题，但它是通过解构这些问题来实现的，也就是说，通过探索产生这些问题的可能环境来实现的。这一策略涉及了在对个人友谊的讲述中插入对友谊“作为一种可以生发文化和道德规范的生活方式”的思考。这种特定视角和普遍视角的对立统一，使双方都能揭示出彼此的复杂性，正如朋友们可以激发出彼此隐藏的潜力一样。
【在线试读】
友谊的绿洲
用一个朋友的话说，汉娜?阿伦特有“建立友谊的天赋”。她的生活是以朋友们为中心的，她把自己的著作献给他们，记得他们的生日，提供着情绪和物质支持，不断地给他们写信。[原注1]也许她赋予友谊的价值反映了她在家庭方面的损失，这些影响深远的损失是席卷了上世纪中叶欧洲的悲剧事件造成的。也许没有子女是她专注朋友的原因。可以确定的是，友谊不仅对她这个人至关重要，也是她政治哲学的核心——她证明了没有信任和公开对话，人类就无法保持希望去创造一个大同世界。
无法否认她有着成功、良好的个人友谊，但她关于政治友谊的思想是否能实现则是另外一回事。其中的问题是宪法的约束力——更别说共同的价值和共同的利益——是否能把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凝聚一体。甚至连一个非洲的村庄，一个只有不到一百户人家的村庄，都可能出现高度的社会分裂，以至于它会在物理上隔绝开来。库兰科人的俗语中有这样的话，“邻里关系可不是甜的（siginyorgonu ma kin）”或者“人们会和自己的邻居吵架（morgunu be i siginyorgoye le kela）”，这仿佛已认清了事实，知道哪怕亲密的亲属关系和朋友关系都经常被纷争和不信任劈开，正如所有人都知道一个人最亲近的朋友们彼此之间也很少是好友一样。
除了玛丽?麦卡锡 这个例外，汉娜?阿伦特面对自己的美国朋友时，从来没有对幼时朋友以及德国流亡同伴那么深的喜爱。“老朋友比新朋友好。”她打趣道。“她紧紧抓着自己的欧洲背景，尤其是德语，”她的传记作者写道，“从来没有真正从母语换到英语。”[原注2]由于这些原因，如果不理解她称自己是“自觉的贱民”时的含义的话，是不可能理解阿伦特的智识感受力和她那种“建立友谊的天赋”的。
1941年，作为一名来自纳粹占领欧洲的德国犹太难民，阿伦特在抵达美国后发表的第一批文章中有两篇都透露出她不仅因流离欧洲而悲忧，也感受到美国人对自己的排斥，因为她不会，也没有期待自己会变得像他们，并为这个可能表现出感激。[原注3]有时候她会害怕自己遭遇朋友瓦尔特?本雅明假设他自己移民美国后的命运。1940年时他俩都住在巴黎时他透露过，他无法想象没有自己的图书收藏或者巨量的摘录内容的生活，而美国提供的前景不过是把他装在车厢里全国巡游，当作“最后的欧洲人”来展示。[原注4]本雅明在法国和西班牙边境的波尔特沃自杀后三个月，阿伦特经过了这个小镇。她找不到自己朋友被埋葬于此的任何痕迹。随后她去了里斯本，接着到了纽约，开始了流亡。
在描述犹太人作为为永远的局外人，“被从社会排除，在这世界上从未有过家” [原注5]时，阿伦特认同贝尔纳?拉扎尔 “自觉的贱民”的概念，他们在彻底意识到自己所遭遇的不公平处境的过程中成了这种处境的反对者，拒绝接受任何正统观念，无论是政治的，还是哲学的，抑或是文化的（包括自己的种族或社会传统）。这不仅是拒绝成为环境的受害者，也是从个体的边缘性及不被接纳的地位中得出一种理性美德（intellectual virtue）的决定。[原注6]
身为一名难民或者移民，可能有时会感觉到本国居民们认为他们自己的世界观是天然且无可辩驳的意识的冲击，甚至连“难民”这个加诸其身的侮辱性标签也是不可置疑的。相反，新来者没有任何理所当然可得的东西，哪怕完成了归化，也可能感觉自己只是名义上的公民，也许会犹豫是否要说出自己的看法，并怀着乡愁回忆祖国，无论离开她的时候是自愿还是被迫，因为那曾是他感觉自信并且拥有所有权利的地方。
这种局外人的感觉会影响你的交友，好像你会被同样感觉格格不入的人吸引，而不是寻找那种说话行事都仿佛他们的归属感是一项神圣权利的人。因此，想想阿道夫?艾希曼，他对正常的“痴迷”成了谋杀那些不符“常规”的人的理由，这成了阿伦特关于平庸之恶的争议性著作的主题。然而她所观察到的是，没人能免于经由自己历史的滤镜去审视他人，甚至犹太人历经多个世纪的侮辱和伤害而获得的人性也没能在“哪怕只提前一分钟的解放时刻”幸存。[原注7]
她的观点让她损失了几段友谊，特别是和汉斯?布鲁门伯格 的友谊。但她在法西斯主义下的遭受苦难经历促使了她对所有形式的集体教条的回避，无论是学术议题、政治效忠、社会事业，或者是需要集体行动的大型运动。正如特奥多尔?阿多诺在1968年被左翼要他发声支持学生运动的要求所困扰时写下的话：“人不应向集体投降。既不放弃自我意识也不因恐吓而采取行动的、具有不妥协批判性的思考者才是真正的不屈之人。思考不是对现存事物的智力再现。”[原注8]
在君特?高斯1964年对她的采访中，阿伦特坦诚尽管自己研究过哲学，但没有坚持下去。相反，她对它说了“再见”，不认为自己是一个职业哲学家。[原注9]可以认为这意味着阿伦特对开放思维的坚持让她担心这样的对话，其中的参考标准被狭隘地预先定义或者被过度夸大了——正如在极权社会中那样。在她那个引人注目的说法“没有栏杆的思考”中，她呼应了弗里德里希?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关于如今一切都在变化中的说法，“所有栏杆和桥梁都已塌落在水中”。 [原注10]
她对盲目站队哲学立场或者政治党派的拒绝和她关于友谊的价值观并不矛盾。二者都反映了她对具体事物的救赎力量的信念，“生活中的小事……藏着真实的秘密”。[原注11]在这段话里，阿伦特呼应了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 对生活中家常的、短暂的以及微小的体验的赞颂，认为它们“再次唤醒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旧日喜爱”。[原注12]在她为瓦尔特?本雅明的《启迪》（Illuminations）一书所写的前言中，阿伦特赞颂朋友对“小，甚至微小事物的激情”，还有他在最微不足道的瞬间反映历史的渴望，“它的微痕，原模原样”。本雅明尤其着迷克鲁尼博物馆犹太展区中的两粒谷物，“其上是他的一位知音雕刻出的完整示玛 ”，他也寻求在纸页上达成类似的成就。阿伦特指出，从一开始，他对具体的现象的兴趣就远大于理论和思想。他关注的核心是“可直接、准确展示的具体事实，以及‘重要性明确’的单一事件和情况”[原注13]——这些是很多学者会驳斥为依情况而定、短暂且无启发意义的现象。
阿伦特关于思考的概念和她关于友谊的理解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存在于微小的动作和日常的分享中。她把这样的行为和来访相比。思考是她口中的“来访的想象力”，其中个体把自己放在其他人的位置上，从一个位移了的位置上看待世界。[原注14]
但人性是不可能做到对所有人平等开放的，阿伦特显然倾向选择自己感觉有联结、与自己过去有延续的人为伴。也许她在选择朋友上的小心反映了一种认识，意识到了同志情谊（kameradschaft）是如何被纳粹利用来创造他们版本的“大同世界”——一个服从和同质性的噩梦，让尼采颂扬起了对孤独的友谊的“嫉妒”，其中的自由精神恐惧着大众媒体的诱惑，并对集体的呼喊充耳不闻。[原注15]
阿伦特和她在海德堡的老师卡尔?雅斯贝斯的关系从1926年延续到了1969年，尽管她视他为智识上的导师和父亲，但在十五年后他变成了一个密友，被她称为“亲爱的朋友”（Liebe Freundin）或者“尊敬的阁下”（Leibe Verehrtester）。作为纳粹年代的“内部流亡者”，雅斯贝斯可能也被视作了一个自觉的贱民，分享着阿伦特的观点：“当今体面的为人只能存在于社会的边缘，其中的个体面临着饿死或者被乱石打死的风险。”[原注16]
阿伦特和与之成婚的男性的关系也触碰着边缘。她的丈夫海因里希?布吕歇尔生于世纪之交的一个贫困工人阶级家庭中，只接受过最基本的正式教育。布吕歇尔是自学成才的人，是不喜欢象牙塔的共产主义者。他从来没有出版过著作，但在巴德学院和新学院 里都是成功的老师，阿伦特向雅斯贝斯透露，正是布吕歇尔教会了她“从政治角度思考，从历史角度观察”。 [原注17]
布吕歇尔和埃里克?霍弗之间有着不可思议的相似性，后者是阿伦特在1955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短期执教时候认识的一个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及码头工人。当年2月，在教师俱乐部安顿好后，阿伦特给雅斯贝斯写了一封长信，描述自己到加州的火车之旅，表示她是多么盼望下一次的欧洲之旅，并见到他。在回复她信中提到的孤独感时，雅斯贝斯建议她也许可以去见见列奥纳多?奥斯基，一个在伯克利教书的德国犹太人后裔，文学研究者，还有曼弗雷德?布科夫策尔，研究古早音乐的历史学家，1939年时从德国移民到了美国。阿伦特立刻向奥斯基自荐，并在给雅斯贝斯寄的一张明信片中将这次会面类比为“在沙漠中找到了绿洲”。 [原注18]但是三周以后，她为自己的不诚实表示了道歉，解释说奥斯基“再也无法充当我的绿洲了。我回不去纯粹文化的世界了，而后者甚至也不是太纯粹”。不仅他们的思想没有扎根在生活的真实之中，他们还培育了一种可以逃避其中的、舒适但疏离的幻影世界。她继续写道：“关于绿洲的话题：我找到的第一个真正绿洲是以旧金山一个读过我的书的码头工人的形象出现的。”埃里克?霍弗也在阅读雅斯贝斯的书，迫切想让阿伦特告诉他所有她知道的、关于她的这位老教师的一切。尽管她学术上的同事们可能带她参观了校园，霍弗却带她参观了这座城市。“我们马上就成了朋友，”她写给雅斯贝斯，[原注19]而且她也读了霍弗的作品《激情心态与其他格言》（The Passionate State of Mind and Other Aphorisms），就好像一个朋友会读另一个朋友的心一样。
布吕歇尔和霍弗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尽管关于霍弗早期生活的很多细节难以验证，但他的根是工人阶级以及德国。他几乎没有受过正式教育，父亲在他年幼时去世。在父亲的葬礼后，他得到了约三百美金的保险金，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游荡在全国各地，打零工，混迹在贫民窟里，贪婪地阅读。
米歇尔?德?蒙田的文章也许激励了霍弗以思想家和作家作为职业，尽管他在六十岁出头的时候离开了码头，成了伯克利的兼职教授，他的世界依然是普通人的世界。他没有野心被当作学者或者公共知识分子，当他在1970年结束教学生涯退休时，他宣布：“我会爬回我来时的洞子里。我不想当个公众人物或者谁的代言人……任何人都可以登上一辆火车。只有聪明人知道怎么下车。”[原注20]
阿伦特受他吸引，不仅因为他有着类似的精神，不屑于众人熟知的学术轨道，也因为她采用了他“一辆火车”的观点——人应该知道何时登上以及跳下一辆火车。“身边朋友相伴，但她像是自己思维火车上的唯一乘客。”玛丽?麦卡锡在1970年时如此描述自己的朋友，因为阿伦特的思想永远在往前，永远处于领先地位。[原注21]
阿伦特的杰作《人的境况》（The Human Condition，1958）出版几年后，奥克兰大学的一名大二学生赢得了学校的人类学奖。他决定要用他得到的微薄奖金买一本书，并把获奖证书贴在这本书的内封上。尽管这名学生有一小笔奖学金，覆盖了学费，但每周有几天他都得在港口当一名“海鸥”（临时工）来应付生活开支。那天他走进了达尔比街上的进步书店，穿着他的工装——钉靴、脏牛仔裤、格子衬衫。他选这家书店的原因是它专营左翼出版物。这不是人们会期望寻获一本《人的境况》的典型地方，但也许因为关于劳动、工作和积极生活（vita activa）的内容让这本书有资格出现在莫斯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间。这名学生一开始是被书名吸引住了，他花了点时间翻阅开篇章节，然后决定了这正是那本他想要买的书。但要等到快四十年过去之后，他才意识到自己在新西兰惠灵顿对索马里和伊拉克难民们如何讲述故事所做的研究，正是被阿伦特在其书中就此类题材进行的创作所引领的，同时引领他的还有她对身为难民的思考。他偶然间撞见了一部激发了自己智识共鸣的著作，也认识了一位他认同其是局外人的作家，类似阿尔贝?加缪和弗兰茨?卡夫卡。“我的写作从我的生活中而来。”霍弗写道。这个学生也有同样感觉，当他读到阿伦特笔下对霍弗的描述（“我第一个真正的绿洲”）时，他感觉以某些不可思议的方式成为了这位特立独行的哲学家的化身，并且在沙漠中找到了自己的绿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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