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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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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生动阐述中国三大地域文化之一的徽州文化的体系形成和发展过程，旨在提炼徽州文化的独特标识和鲜明特质，介绍其丰富内涵和深厚底蕴，涵盖徽州的文化地理标识、文化形态表示、历史名人标识、自然与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尤为重要的是，本书始终将徽州文化置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大格局中进行审视，揭示其如何汲取中原文化精髓，又在江南文化的滋养下创新发展，最终以其独特面貌反哺中华文化母体，有助于理解中华文化多样性、统一性与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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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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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山，安徽省黄山市屯溪人，安徽省政府参事、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安徽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导师，安徽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省政府津贴享受者。先后在《学术月刊》《光明日报》《文史哲》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150余篇；出版《徽州文书》七辑70卷、《徽州谱牒》二辑20卷、《新安文书与谱牒》15卷、《徽州社会文化存续基础研究》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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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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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前 言 001
一、徽州的山水自然 003
二、徽州六邑的析出 007
三、徽州文化的空间层次 009
第一章 徽州文化源于中原文化 013
一、山越文化 015
二、中原移民 017
三、反客为主 024
四、中原文化移植 028
五、汉文化建构 036
第二章 徽州的文化地理标识 047
一、程朱阙里 049
二、东南邹鲁 054
三、礼义之邦 060
四、人才辈出 066
五、文献之邦 072
六、徽商故里 075
第三章 徽州的文化形态标识 085
一、哲学之新安理学 087
二、经学和考据学之徽派朴学 089
三、绘画艺术之新安画派 091
四、篆刻艺术之徽派篆刻 093
五、刻书印刷之徽派刻书 094
六、版画艺术之徽派版画 096
七、戏曲艺术之徽剧 098
八、建筑工艺之徽派建筑 101
九、传统医学之新安医学 103
十、饮食文化之徽菜 105
十一、围棋棋艺之新安派 107
十二、盆景艺术之徽派盆景 109
十三、文房四宝工艺之徽墨与歙砚 111
十四、雕刻工艺之徽州三雕 113
十五、漆器工艺之徽漆116
第四章 徽州的历史名人标识 119
一、南宋大思想家朱熹 121
二、南宋《新安志》作者罗愿 123
三、元代著名理学家郑玉 124
四、“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战略提出者朱升 125
五、明代著名文学家程敏政 127
六、新安医学的重要奠基者汪机 129
七、明代抗倭英雄胡宗宪 130
八、我国最早的医学团体发起者徐春甫 131
九、明代文坛后五子之一汪道昆 132
十、明代珠算宗师程大位 133
十一、饾版与拱花印刷技术的发明者胡正言 135
十二、明末清初著名制剪工匠张小泉 137
十三、清代皖派经学开创者江永 138
十四、中国第一部官修医学全书著作者吴谦 140
十五、清代著名思想家戴震 141
十六、清代胡开文墨业开创者胡天注 142
十七、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的唯一的中国人王茂荫 143
十八、清代著名徽商胡雪岩 145
十九、晚清维新派先驱邵作舟 146
二十、中国铁路事业创始人詹天佑 148
二十一、近现代著名山水画家和绘画理论家黄宾虹 149
二十二、“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 150
二十三、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之一胡适 152
二十四、中国革命大众音乐的开创者之一张曙 154
第五章 密集分布的徽州自然与物质文化遗产 157
一、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 159
二、国家地质公园 161
三、世界文化遗产 162
四、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165
五、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 167
六、中国传统村落 168
七、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73
八、徽州自然与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 177
第六章 活态传承的徽州工程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187
一、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 189
二、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194
三、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197
四、非物质文化遗产200
五、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203
六、徽州工程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与产业开发 205
第七章 巨量传世的徽州历史文献 211
一、典籍文献 213
二、徽州谱牒 216
三、徽州文书 219
四、徽州碑刻 222
五、徽州历史文献的研究价值与意义 226
第八章 徽州文化的支撑基础和结构特征 233
一、多重支撑基础 235
二、多元一体的结构特征 242
第九章 徽州文化的历史地位与徽学 249
一、徽州文化的性质与地位 251
二、走向世界的徽学 253
结 语 257
后 记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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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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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读段落
中原移民正因为在徽州实现了反客为主，所以他们可以直接将中原文化移 植到徽州，主导徽州社会与经济的发展。这种移植集中体现在徽州宗族社会的形成和山区经济的开发上。
其一，中原移民将中原的宗法制度直接移植到徽州，聚族而居，形成血缘 性和地缘性相结合的徽州宗族社会。
中国传统社会长期是宗族社会，以认同、尊崇共同祖先为前提，形成了以父系血缘为纽带的社会组织形式。它直接脱胎于原始社会的父系社会，至西周，已经形成严格的宗法制度，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父系家长为内核，区分大宗与小宗，强调“嫡庶有别，长幼有序”，基本内容是施行嫡长子继承制和余子分封制。这种制度到了东汉以后逐渐演变为世家大族制，一些士族豪强 将同宗子弟的许多小家庭聚合起来，形成大户，在政治上影响、把持中央和地方政权，在经济上兼并土地、经营庄园，许多士族都拥有附属于自己的佃户、奴仆和部曲。这种情况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最甚。血缘性与地缘性的结合，使得 这些名门大族都有自己的“地望”“郡望”，如琅琊王氏、太原王氏、陈郡谢氏、弘农杨氏、河内司马氏、陇西李氏、汝南袁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兰陵萧氏、颍川陈氏、安定胡氏、太原孙氏、济阳江氏、江夏黄氏等。这种世家大族式的宗族组织在隋唐之后开始遭到政权打压，同时，科举制的施行、农民起义的发生、社会生产力和经济的发展致使农民对地主的依附关系减弱，这些都影响了宗族的发展。到了宋代，世家大族普遍趋于瓦解。南宋以后，中国的宗法制度发展为祠堂族长式制度，重在敬宗收族，追求宗族和睦发展，一直延续到近代。
迁徙到徽州的移民，大都来自中原世家大族。他们因避难而来，随着境遇改变，昔日辉煌不再，但宗族记忆仍存，在徽州反客为主后，首先做的就是将 中原宗法制度带到徽州，经营和建设好自己的宗族，以实现“大吾宗”。他们 恪守宗法制度的核心传统，注重血统，强调宗族的血缘关系。为此，这些宗族都会聚族而居，加强宗族管理，制定族规家法，认祖宗、重祭祀、修谱系、序尊卑、别昭穆、严主仆等，正如清初休宁学者赵吉士在《寄园寄所寄》中描述的：“新安各姓，聚族而居，绝无一杂姓搀入者……千年之冢，不动一抔；千丁之族，未常散处；千载谱系，丝毫不紊。主仆之严，数十世不改，而宵小不敢肆焉。”
这些移民到徽州的中原士族，俨然按照过去的传统重建自己的宗族，虽然无法再成为昔日的世家大族，却也在徽州发展成为名族。聚族而居实现了新的血缘性与地缘性的结合，一村一姓，一姓一村，正如清代乾隆年间歙县人方西 畴在《新安竹枝词》里所描绘的：“相逢哪用通名姓，但问高居何处村。” 各大名族不仅继续保留和延续原来的“郡望”，还在徽州形成了自己的“县望”“村望”，如歙县的篁墩程、潭渡黄、草市孙、蓝田叶、大阜潘、江村江、棠樾鲍、西溪南吴、溪口项、许村许、呈坎罗等，休宁的首村朱、隆阜戴、闵口毕、高桥吴、陈村陈等，婺源的官源洪、三田李、甲路张、考川胡、江湾萧江、长田俞、庆源詹、沱川余等。这种“村望”，活脱是“郡望”的缩小改进版。这些被冠为“村望”的村，多为这些宗族的“大本营”，之后不断发展，随着宗族的繁衍带来宗族的分化，包括一次分化、二次分化等，形成众多的分支，最后构筑了宗族的网络体系。而那些分化出的支系，还会聚族而居形成新的宗族村落，但“村望”不会被忘记，分支与本支之间一直保持着内在联系，维系着宗族的血缘关系。徽州的宗族就是如此扩张而来的，徽州的乡村社会就是如此形成的。南宋以后，祠堂族长式宗族社会在徽州获得快速发展， 并很快趋于成熟，各个宗族都热衷建祠堂、修族谱、置族田、定族规等，以朱子《家礼》来管理自己的宗族，打造出了具有汉唐遗风的徽州宗族社会。
徽州宗族社会是中国近代宗族社会发展的典型，也是构成徽州传统社会的组织基础。
其二，中原移民将北方发达的农业生产技术和手工业技术移植到徽州，结合徽州的实际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促进了徽州山区农林经济的开发。
中国是农业大国，农业生产一直受到高度重视。中国人创造、发明了一系列农业生产技术，包括选育良种、深耕细作、灌溉技术、施肥技术等，其中灌溉技术和铁犁牛耕的运用举世瞩目。最晚在汉代，中国的农业生产开始领先世界。
徽州位于皖南山区，山多地少土瘠。先秦时期徽州的农业文明比较发达，至少在江南地区并不落后，但相较于中国北方地区来说，农业开发的进程总体 还是偏慢。特别是进入到秦汉时期的山越时代，由于山越人一味地遁迹于山林，自我封闭，缺乏与外界正常、良性的交往和联系，这一时期徽州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不仅没有进步反而有所倒退，人们在生活习性上表现为“椎髻鸟 语”“志勇好斗”，在生产方式上是持钺而作、不修水利、刀耕火种、勤于山伐、取给于山林，烙有半原始社会丛林经济与文化的痕迹。中原移民迁入徽州后反客为主，为了生存，需要对徽州山区农业资源进行开发，于是他们引进了北方中原一带发达的农业生产技术和手工业技艺，结合徽州山区的实 际，加以适宜性改进和积极运用，开辟了徽州本土经济发展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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