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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本书在介绍鲍文家庭系统理论核心思想与精髓的基础上，引入了理解情感发展的新视角，对经典鲍文理论进行了整合与更新。
2.由浅入深地展示了如何运用鲍文家庭系统理论有序地为不同的家庭展开咨询
3.北京大学临床心理中心常务副主任唐登华团队领衔翻译
4.科学院院士陆林、同济大学医学院赵旭东、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教授蔺秀云诚挚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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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这是对上个世纪最重要的家庭治疗理论之一的更新。
默里·鲍文(Murray Bowen， 1913-1990)，第1个在住家环境中研究家庭的人，并描述了家庭作为系统如何运作的具体细节。他的理论主导了家庭治疗数十年。这本书由他的一个亲密合作者写成，用最新的方法来理解情感发展，并更新了他仍然激进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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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美] 迈克尔 · E. 科尔（Michael E. Kerr）
医学博士，乔治敦大学医学中心的临床副教授。自1977年以来，他接替默里·鲍文（Murray Bowen）担任乔治敦大学家庭中心主任。科尔在数十年间为近3500个家庭进行了近4000个小时的诊疗，是引导我们深人了解这一极具影响力的临床工作方法的向导。他与鲍文合著《家庭评估》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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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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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推荐序
前言
第一部分 鲍文理论的核心概念
第1章 系统思维 / 3
第2章 进化与情绪系统 / 8
第3章 情绪系统的分子 / 15
第4章 情绪功能模式 / 24
支配-适应（顺从） / 31
情绪冲突 / 34
三角关系 / 39
情绪疏离 / 46
第5章 自我分化 / 50
第6章 情绪退行 / 71
第7章 情绪退行与个体化-联结化平衡 / 86
第8章 情绪客观性 / 96
第9章 情绪程序 / 103
第10章 慢性焦虑 / 117
第11章 多代家庭有机体 / 128
第12章 排行位置 / 142
第13章 情绪阻断 / 153
第14章 社会情绪过程 / 159
第二部分 分化的过程
第15章 分化过程的关键因素 / 176
因素一：观察并思考情绪过程 / 180
因素二：区分思考和感觉 / 182
因素三：认识到焦虑对功能的影响 / 183
因素四：面对情绪上困难的情境 / 187
因素五：在他人面前保持更多的“自我” / 188
因素六：理论思考与科学探究 / 190
第16章 有关分化过程的个人片段 / 192
研究自己的原生家庭 / 192
一名教练在分化过程中的价值 / 199
看到我与母亲未解决的依恋在我的婚姻中重现 / 200
我二哥自杀的后果 / 201
看到一个重要的三角关系 / 206
在父亲去世多年后观察到涉及他的连锁三角关系 / 208
有关母亲和我的核心家庭的连锁三角关系 / 209
在婚姻关系中获得更多的情绪分离 / 212
第17章 分化过程的临床案例 / 215
第18章 分化的过程理论、方法和技术 / 228
第三部分 鲍文理论在广为人知的家庭中的应用
第19章 炸弹杀手和他的家庭 / 243
第20章 加里·吉尔摩和他的家庭 / 258
第21章 亚当·兰扎和他的家庭 / 280
第22章 约翰·纳什精神分裂症的临床病程与家庭、社会环境
的关系 / 294
第四部分 特殊应用
第23章 源病：鲍文理论中的新概念 / 320
与源病概念背后的观点一致的研究 / 322
源病概念的发展 / 327
第24章 关于超自然现象的系统概念 / 346
后记 将鲍文理论应用到我自己的家庭中 / 355
原生家庭示意图 / 357
总结与结论 / 376
致谢 / 379
参考文献 / 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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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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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书的书名深受我自己阅读彼得·渥雷本（Peter Wohlleben，2015）的《树的秘密生命》（The Hidden Life of Trees）这本书的影响。后者的护封上这样写道：“树就像人类的家庭—父母与孩子生活
在一起，和他们沟通交流，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提供支持，在他们生病或陷入挣扎时给予养分，他们之间甚至会互相提醒，以提防即将到来的危险。”森林学家彼得·渥雷本将树描述为社会性生物，将森林描绘成一个社会网络。一棵树的生命与其他树的生命以一种鲜为人知的方式错综复杂地联系在一起。若不考察一棵树与社会网络的联系，就无法充分理解它是如何成功地适应生命中的挑战的。对人类家庭的成员而言也是如此：如果一个家庭成员脱离了与其他家庭成员的关系，人们便难以充分理解他是如何适应生活中的挑战的。
尽管鲍文理论基于一些70多年前的研究，但其中将人类视为深受情绪驱动的生物、将人类家庭视为情绪单元等观点，仍未被大众熟知。将森林视为社会网络的观点同样没有广为人知。这两种见解都是“隐秘”的，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是隐藏于表象之下的。当然这不是因为这些信息被人故意封锁了，而是家庭作为情绪单元这一观点需要人们在思维上进行彻底转变，因此比较困难。大多数人承认家庭对于个体的健康和福祉至关重要，但很少有人了解那些在所有家庭中都存在的情绪力量和互动模式，正是它们决定了家庭对其成员来说是一种资源还是一种压力源。
我想预先警告读者，我在这篇前言中纳入了许多复杂的观点—我希望在一开始就让那些不熟悉鲍文理论的人感受到这些观点的广
度和深度。本书的第一部分阐述了鲍文理论的核心概念。第二部分描述了自我分化的过程，这是鲍文理论最为重要的应用。人们有时认为理论是象牙塔的产物，有趣但不一定实用，但“自我分化”绝不是象牙塔，它的应用在现实世界中经受住了重重考验。第三部分包含四个公众视野内的家庭案例。每个案例都阐明了鲍文理论是如何解释家庭（其中三个家庭看起来相当正常，另一个家庭并非如此）怎样在不知不觉中制造出一个长期表现出某种严重异常行为的孩子的。第四部分提出了一个被纳入鲍文理论的新概念，并讨论了鲍文提出的一个在当时引起了广泛关注但从未正式被纳入理论的概念。后记部分描述了我是如何运用鲍文理论来理解我的原生家庭的，以及我如何试着在其中更好地发挥 “自我”的功能。我的父母养育了四个儿子，其中三个能够较好地适应生活，而另一个儿子在35岁的时候自杀了。对我家庭的研究表明，那些与家庭关系系统随时间产生的变化相关的压力源，比传统观点更能预测精神分裂症（结合我哥哥得到的诊断）的临床病程。在传统观点中，精神分裂症是一个有自然史的病理驱动
过程。
我要强调一下为什么我认为鲍文理论及其应用非常重要。1976年，在乔治敦大学医学院的精神病学研讨会上，精神病学教授亨利·莱德尔（Henry Lederer）说：“纵观历史，人类已经产生了四百个创见，默里·鲍文就贡献了其中的一个。”莱德尔指的是鲍文提出的家庭系统理论。鲍文后来把自己的名字加到了这个理论中，以区别于其他人提出的家庭系统理论。
其他学者，如提出一般系统理论的路德维希·冯·贝塔朗菲（Ludwig von Bertalanffy，1951）和提出控制论的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1948）曾试图将系统理论扩展到人类行为，但鲍文是第一个在住家环境中研究家庭，并对家庭作为系统如何发挥功能描述出具体细节的人。一般系统理论、控制论和鲍文理论都具有系统视角，但它们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鲍文理论包含了一些独特的部分，这些部分源于对家庭的直接研究。鲍文的研究是得出以下结论的基础：人类家庭是一个自然发生的系统，家庭成员之间互动的总和大于各部分的简单相加。家庭本身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实体。
在40多年的时间里，鲍文以他在门宁格诊所（Menninger Clinic，1946—1954）、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NIMH，1954—1959）和乔治敦大学精神医学部（1959—1990）的研究为基础，发展并壮大了他的理论。自1990年鲍文去世以来，与他密切合作的同事和其他一些来自各地的同行一直都在发展鲍文理论，并将其应用到临床中。
在NIMH的家庭研究项目中，鲍文意识到了将系统思维应用于人类行为研究的必要性。关于家庭研究项目的细节，最好的书是鲍文的论文集（Bowen，1978）和《家庭心理治疗的起源：NIMH家庭研究项目》（The Origins of Family Psychotherapy： The NIMH Family Study Project，Bowen，2013）。这是一个长期研究，研究对象是拥有一位年轻的成年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家庭。鲍文及其研究团队能够直接观察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这意味着他们不仅仅通过“听”家庭成员描述他们之间的互动来获取关于家庭功能的数据。
当时，其他家庭研究先驱也认识到，需要将家庭本身看作一个实体，他们通常将其称为“家庭有机体”。但大多数研究人员在概念化他们的观察时，要么试图将弗洛伊德的理论扩展到家庭，要么从一般系统理论直接借来一些想法，或是将现有的个体理论与一些系统思想相结合。相比之下，鲍文看到了从家庭研究中发展出一种全新的关于人类行为理论的可能性。许多其他做家庭研究的先驱更专注于发展一种新的能够解决人类问题的治疗方法，即家庭治疗，而非发展一种新理论。
鲍文在他的早期研究中便意识到，家庭关系过程是无法用根植于传统理论（如精神分析）的因果思维进行充分解释的。将因果思维应用到人类行为中，是指假设一个人的行为异常或生病的主要原因在于其自身，并将该原因称为个体的精神病理、大脑中的生物缺陷或二者的结合。约翰·鲍尔比（John Bowlby， 1950）的研究促进了依恋理论的发展，这一研究与鲍文的工作几乎发生在同一时期。鲍尔比对母亲和正在成长的孩子之间的互动关系兴趣颇深，并使用控制论思想对这一过程进行了解释。然而，他最终构建的理论描述的是依恋障碍的发展，从而将问题归于患者本身，并将母爱剥夺视为其主要原因（Bowlby，1969）。与鲍文的理论相反，鲍尔比的思维始终停留在精神分析领域，始终无法脱离传统的因果关系思维和母爱剥夺思想。“两个患有依恋障碍的人的互动”这种描述，应该算是相关联的精神病理学思维，而非系统思维。鲍文和鲍尔比采用的两种方法之间的区别对读者来说可能不是很明显，但读者在看完本书第1章后应该会较清楚地看到其中的区别。
与病理学的模型相反，家庭研究发现，如果不考虑人们生活的情绪背景，就无法充分地解释人们的想法、感觉、行为和问题。系统思维是描述家庭成员间的互动以及这些互动对个体成员内部心理过程与行为影响的必要方法。个体和家庭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作用的过程，它们彼此影响。此外，如果不能认识到其他人对两人关系的影响，就无法充分理解两人关系，反之亦然。人们常常能感觉到关系的影响，但如果没有系统思维的帮助，就很难理解其发展。放弃因果思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将问题视为“由另一问题所致”一直是人类的默认
模式。
本书对组成鲍文家庭系统理论的八个相互关联的概念进行了不同于以往的解释。其中最重要的概念是自我分化（differentiation of self）。鲍文借用生物学中的“分化”一词，将其应用于人类情绪功能和行为是鲍文的首创。细胞分化和整合是复杂生物适应能力的关键，人类的分化则是复杂家庭单元适应功能的关键。分化与整合之间的平衡对于人类家庭的功能就像它对于自然界中复杂系统的功能一样，是至关重要的。
哲学家、神学家、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神经科学家等都对自我的定义有所贡献。然而，鲍文理论关于“自我”的概念不同于以往的所有研究，自我意识、一个人区别于他人的本质存在等概念是鲍文理论中“自我”的一部分，但远非全部。请注意，在前一句话和本书全书中，“自我”指的是分化概念中的自我，区别于自我的其他定义。首次发表在50多年前的鲍文理论（Bowen，1966）拓宽了“自我”的概念，并由此引领了一种崭新的治疗方法的发展，这种治疗方法旨在帮助人们改善自身的情绪功能。
鲍文理论中“自我”概念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包含了个体如何在关系系统中（特别是在最具情绪意义的关系系统中）发挥功能。维持“自我”的能力是个体的一种属性，但它的稳定性只有在其人际关系环境中才能被准确评估。我们可以通过观察人们互动的本质来客观地研究它。从在关系系统中能很好地维持“自我”，到很容易失去“自我”，这两端之间存在着一个连续谱。人们通常在某些关系系统（如工作系统）中比在其他关系系统（如家庭系统）中能够更多地维持“自我”。
这种对“自我”的新观点及其相关治疗方法是NIMH家庭研究项目的成果，其发展完全基于“家庭作为情绪单元”这一发现。家庭成员在情绪功能上比先前人们意识到的要相互依赖得多。情绪相互依赖的核心是，一个成员情绪功能的变化与其他成员情绪功能的相应变化会以一种可预测的方式互相关联。这是一个由情绪驱动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由理性驱动的过程。可以观察到，人们表达出在家庭系统中流动的情绪，并被这些情绪所调节。过于热心的人会对较为冷漠的人产生情绪上的反应，反之亦然。
相互依赖地发挥功能不一定是坏事。如果妻子摔伤了脚踝，丈夫就会修改日程，接替正常情况下她应该做的工作；当妻子骨折痊愈后，丈夫就会停止功能过度，妻子则停止功能不足，并恢复原本角色。这种类型的互动既包括情绪部分（同情和关怀），也包括理性部分（这是正确的做法）。
如果慢性焦虑加剧了情绪反应（过度同情、过度关心、过度控制），并驱动着关系中的互动，那么功能过度和功能不足的模式就会成为一个问题。这类焦虑驱动的互动不再是基于人们的现实能力，而是基于焦虑和扭曲的认知。扭曲的认知包括对于自我和他人的认知。例如，一个人在拥有掌控感、关爱他认为更弱小的伴侣时感到更舒服；他的伴侣则在让对方承担不合比例的决策责任、将对方视为更强大的一方时感到更舒服。这些“姿态”有其生物学根源，但在很大程度上也会受到发展经历的影响。鲍文理论将这些焦虑驱动的互动称为不成熟的互动，因为如果不能照顾他人或被他人照顾，这些人就会觉得自己不完整。那些为自己承担责任的人、苦恼时不疏远他人的人，以及不焦虑地侵扰和试图控制他人的人，则是完整或成熟
的人。
观察家庭和其他关系系统中的这些关系模式（包括焦虑如何将合作的互动转变为有问题的互动）时，我们不禁会问，驱动或引起这些互动的力量的本质是什么？这些过程是文化驱动的、心理驱动的、感觉驱动的还是情绪驱动的？鲍文理论的答案是：以上皆是。人类的情绪系统经过了几十亿年的演化，人类最为古老的本源驱动力就发源于情绪系统并于其中存续至今。情绪系统影响着感觉状态、心理状态和文化，并反过来受到它们的影响。
情绪系统的一个基本特征是，人们强迫他人以与自己一样的方式思考和行动，尤其当焦虑在家庭或其他关系系统中升级时。思维和行为上的相似会带来一种联结感，以不同的方式思考和行动则会威胁到这种联结感。舒适的联结感能够促成一种平静和幸福的感觉。通过评估家庭研究项目家庭中这种统一性和一致性的压力—这种压力被称为“紧密粘连性”（stuck-togetherness），后被称为联结力（togetherness force）—可以评估出这个家庭中的人在面对焦虑驱动的联结性压力时独立思考和行动（维持“自我”）的能力。
一些沟通和行为在群体中起到塑造和维持“自我”或独特性的作用，另外一些交流和行为则是为了维持团体的统一性。识别关系系统中的这两类行为，使得人们有可能对做“自我”的能力进行客观的研究。客观性的基础，是人们能够准确地观察个体是如何在关系中发挥功能的（即功能性事实）。例如，一个僵化的、无法放弃控制者地位的人和一个无法放弃求助者地位的人，都在迫使对方按照某种方式发挥功能，这便是联结力在发挥作用。自我分化是一种反作用力，激励人们为自己承担更多的责任、更尊重情绪边界，例如，不干涉他人、不越俎代庖。这些都是行为上可以观察到的差异。
与联结化相平衡的力量是个体化，个体化也是情绪系统中所固有的。个体化的广义定义是：一种迈向自我分化的生命成长力量。这个广义定义很重要，因为它表明这种生命力既有基于情绪系统（皮质下）的部分，也有随着大脑皮质进化而进化的部分。皮质部分构成了鲍文理论所谓的理智系统，它使人类能够思考、推理、做出反应，并使用这些能力对情绪系统的某些方面发挥控制作用。较晚进化出的大脑皮质回路能够进行更多的自我调节，这是人们维持“自我”的关键因素，尤其在焦虑的社会环境中。与根据当下的感觉与焦虑以及短浅的眼光行事相比，深思熟虑得出的准则和长远的眼光可以更好地指导决策。感觉是通过皮质活动而主观体验到的，但它反映的是情绪系统底层古老的皮质下回路的活动。分化的皮质部分指导行为，皮质下部分激发行为。
个体间理智系统发展的差异对于解释人类在关系系统中维持“自我”能力的差异是至关重要的。理智系统的发展始于个体化-自我分化的本能，但一个孩子多年的成长以及他与家庭和其他社会环境的互动，则决定了理智系统和相关维持“自我”的能力到底能发展到什么程度。
鲍文理论包含了人与人之间“自我”的差异如何在关系系统中发挥功能的具体细节。与现代认知神经科学不同，鲍文理论通过观察人们在关系中如何发挥功能，使得研究“自我”成为可能。神经科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 （Antonio Damasio，2010）解释了自我是如何通过意识的进化进入大脑的，鲍文理论则描述了这种进化发展是如何在人际关系中得到体现的。
NIMH家庭研究项目的一个相关创新，是开创了一种针对家庭单元的治疗方法。在对参与项目的家庭的治疗过程中，研究观察员发现，对于家庭中与家庭关系过程有关的规律性知识，可以激励家庭成员学习运用，从而提高他们在系统中维持“自我”的能力。当人们清晰地看到自己在一个关系中失去“自我”的过程（以前未被观察到或隐藏起来了）时，他们也就获得了一份指南，这份指南可以告诉他们如何在系统中更多地做“自我”。结果就是，他们既可以与家人保持亲密的关系，也不会被家庭的焦虑性互动冲刷掉自己对家庭情况最深思熟虑、最客观的评估。
心理动力学疗法有助于人们更清楚地了解自己的感受和主观态度，但人们在用该疗法理解“患者”与其生活中的重要他人的关系时，会被“患者”的主观视角局限。用系统的视角来看待重要的关系，并将其运用到现实世界的互动中，为思考“关系”提供了一个前所未知的选择。例如，相比于把一个人看作是挑剔的，我们可以认为，他是根据真实或想象的对他人的感知做出了焦虑反应。个体心理动力学疗法的一个主要局限是，治疗师并不是来访者的母亲或配偶。理论使我们有可能观察到关系中之前隐藏的细节，既包括我们的部分，也包括他人的部分。本书将介绍许多这样的例子。
这看起来可能违背直觉，但是，同时具备独立的能力和与他人保持亲密的能力，可以增强关系系统的稳定性和适应力。相比之下，当系统中的人们失去这种能力，例如通过过度取悦对方来避免不和或拒绝，或被动地对抗时，系统就会变得更容易累积焦虑，凝聚力与合作性就会被削弱。累积的焦虑和关系的不稳定会推动家庭成员的身体、情绪或社会症状的发展。
要想更多地做“自我”，先要从系统思维的角度观察家庭关系系统中存在的基本的情绪驱动模式，以及人们在维持这种模式中起到的作用。例如，从因果模式的观点“我对你帮助过度了，是因为你表现得很无助”转变为系统观点的“这是一个相互的过程—你的举止越无助，我提供的帮助越多；而我提供的帮助越多，你就表现得越无助”。责备他人和责备自己都是系统思维的敌人。鲍文理论的学生有时会思考以下问题：我们是需要先看清模式，从而减少被动反应并增加思考，还是需要先减少被动反应，才能增加思考并看清模式？这个问题并没有确定的答案，但我认为这两个过程是相互交织并持续地相互影响的。
接下来的工作是将这种新的思维方式转化为一种新的生存方式。要迈向一种新的生存方式是需要信念和勇气的，比如少做些“有帮助的”行为，减少因焦虑引起的功能过度，或对功能不足的行为承担更多的责任。信念和勇气是一种积极的情绪状态，产生于对新的系统观的信任。信念有助于战胜恐惧—担心他人会如何面对变化的恐惧。我花了十年时间来解决我与母亲之间的主要问题，终于认识到我一直把她看成一个脆弱的人，而这种主观观念正是解决我对她的依恋问题的主要障碍。真正看清这一点时，我也同时意识到，如果我以惯常回避矛盾的方式回应她的批评，我们之间情绪之舞的下一步也将会是老样子。
在学习鲍文理论的早期，我就意识到了自己和母亲互动中的一些点滴，这有助于我在她表现出不安时减少些被动反应，但当她无理地攻击我的决定时，我仍无力招架。我仍然不得不担心，如果我过度地挑战她，她会崩溃，而我将不得不收拾残局。我逐渐意识到，在情绪的舞台上，她是个不可小觑的对手；也开始意识到，认为她脆弱是一种情绪驱动的偏见，而非事实。对我来说，要忘记她在对我的抚养过程中不断强化的一些东西，可能要花费数年，这不足为奇。我并不是说她是有意这样做的，看到我们互动中的相互性后，我便不再责备她或责备自己。成功明确了“自我”的一个标志是，一段关系不会被破坏，相反会得到巩固。这种变化会促进更多的相互尊重。当我终于能够接纳母亲并要求她退让时，第二天她这样回答我：“你终于把你的想法告诉我了。”这是千真万确的！那次经历之后，我们的关系有了巨大的改善，但我花了十年才做到这些。在家庭或其他关系系统中明确“自我”，就是将自我分化的概念付诸行动。
对于人类来说，分化的基础水平具有天然的差异。我们一直都是社会性动物，所以似乎在我们最早的祖先身上差异便已经出现了。这些差异构成了人类情绪功能的一个范围或连续谱。自我分化的基础水平关系到人们对于紧张生活环境的适应能力，而适应能力越差的人，就越有可能出现各种临床问题，度过徒劳的一生。人们在这个连续谱中的位置，反映了其凭借自身理智系统来区分感觉和理智过程的能力。这可能是人类独有的能力，使人能够在二者之间做出选择：是根据思考和长远观点采取行动，还是根据感觉采取行动以缓解当下焦虑？着眼长远有利于减少慢性焦虑，使生活更具一贯的方向性。成为一个分化水平更高的人并非要压抑感觉，而是要运用理智过程，使得情绪更客观、感知到的威胁更少。由于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有了更现实的评估，并在过程中认清了自我和他人的角色，我们会获得更多的情绪中立。这种中立的本质是更少的责备，以及更少的与责备相关的负面情绪，如内疚和愤怒。用系统思维以一种更现实的方式来看待关系系统，会给人们带来更强的自我控制感、更低的威胁感知度，以及更多的平静感。
萨拉·博伊森（Sarah Boysen）及其同事对黑猩猩的研究提供了一种使用理论概念处理情绪反应并使其消退的可能方法（Boysen， Berntson， Hannan，& Cacioppo，1996）。黑猩猩面前有两个盘子，都装着美味的食物，其中一个盘子内的食物比另一个盘子更多。如果一只黑猩猩指向食物更多的盘子，研究人员就会立即把那个盘子给相邻笼子里的另一只黑猩猩，而把食物少的盘子给这个指盘子的黑猩猩。经过成百上千次的试验，黑猩猩们从来没有学会不去指食物更多的盘子，即使这样总是导致同样的不利后果。
这些黑猩猩之前就被教授了简单数字的符号概念。研究计划的下一步，是在每个盘子上放数字而非食物。这一次，黑猩猩很快就知道，通过指向数字更小的盘子，它们会得到更多的食物作为奖励。
我对这项研究的解释是，当黑猩猩能直接看到真实食物时，无法抑制自己指向更多食物的冲动。相反，当呈现给它们一个情绪中立的符号时，它们能够克制自己。也许这种中性符号让黑猩猩能够以一种更情绪中立的方式处理信息。这似乎与使用关系相互性等理论架构来处理引发负面情绪的刺激，进而消除对于威胁的情绪程序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再说一次，这不是压抑情绪，准确地说，它是通过处理中性信息来减少情绪被动反应，自动降低对威胁的感知度。
我仍然面对着母亲的语言和非语言线索，但在将我们的互动看作一个相互的过程后，我迅速平息了责备和自责的倾向。我认为我不可能在与精神分析学家的移情关系中有这样的体验。在我克服盲点之前，我都觉察不到与母亲互动过程中的充分的细节。我看到了我过去生活中不曾看到的东西。我之所以在这一点上多说几句，是因为我着迷于大脑的一种潜能：一旦与一个现象有关的新信息在意识中浮现，大脑就会例行地进行自我调节了。也许人类进化的下一个重要路径就是挖掘这种潜力，而系统思维显然可以推动这一进程。系统思维可以帮助我们人类看到更多真实的世界，而不是仅仅看到我们主观感受和觉知到的世界。
随着一个家庭成员对家庭系统的功能以及他在系统问题中的角色有了更好的理解，更多的“自我”便会浮现，系统焦虑会随之降低。个体在焦虑的系统中保持“自我”的能力可以阻断焦虑在系统中的传染性传播。如果人们明白他们是系统问题的一部分，而非问题的起因，他们就会更加确信，在紧张的时刻好好管理自己将有助于阻止系统中的慢性焦虑不断升级。试图改变别人是没有必要的，而且会适得其反。有了这种新的信心，我们在观望事态发展时就不会那么不安了。自助书籍长期以来一直都呼吁人们改变自己，而非试图改变他人；但若没有系统理论，就会缺乏一个说服人们改变自己并不等于投降或放弃问题的指导框架。没有什么比在重要亲密关系中改变自我更为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了。
管理自我与试图表现得冷静和没有反应是非常不同的。当关系变得紧张时，通常一方会试图表现冷静，尽力不被卷入一场争吵，但其回应和参与的匮乏会令对方陷入疯狂。许多婚姻两极分化的表现就是一方“理性而稳定”，而另一方“情绪化而反复无常”。在这种情况
下，夫妻双方都一样情绪化，只是他们处理情绪的方式截然相反。通过理解双方的互动以及自己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而产生的自信和坚定，与表面的冷静和教条的理性相比，是一种巨大的进步。随之产生的情绪中立会通过语言和非语言的线索表现出来，使对方平静。在向母亲解释的时候，我更加投入、不再退缩，她也尊重这种做法。
几个世纪以来，人类一直在区分理性和情绪，但鲍文理论强调，人们以为的理性往往会受到情绪的影响，且这种影响比人们意识到的更为深远。鲍文理论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将所有人类的情绪功能水平置于一个单一的连续谱上。连续谱一端的人，通常可以很好地识别出那些强烈地受到情绪影响的想法和观点，而另一端的人则很难做出这种识别，或者即使意识到了一些，仍然只能屈服于情绪。在这两个极端之间，人们的能力差异非常大。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的书《正义之心》（The Righteous Mind，2012）完美地描述了情绪对思维强大而普遍的、很大程度上难以被意识到的影响。与鲍文理论不同，海特没有将这种功能水平描述成一个连续谱。
人们在情绪功能连续谱上的位置代表了其分化的基础水平，这个基础水平与在关系系统中明确“自我”的能力相对应，不依赖于环境背景。连续谱上一端的人拥有更多实体自我，另一端则缺少实体自我（“实体自我”的概念在第5章中会有更详细的解释）。在我们成长的岁月里，家庭的情绪环境以及我们在该环境中的位置，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分化的基础水平。婴儿生来就有一种内在的朝向个体化和自我分化的成长力量，但在儿童的发展过程中，人际关系互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自我”的发展程度。兄弟姐妹们在家庭中通常有着不同的互动，这导致他们发展出不同程度的分化水平。这一基础水平的差异是来源于一个关系传递过程而非遗传过程。
一个孩子与父母和其他家庭成员之间互动的平均情绪强度，可能与他的兄弟姐妹的非常不同（强得多或弱得多）。在家庭其他成员与孩子的互动中，焦虑和不成熟的平均水平越高，孩子就越难从情绪中区分出想法。此外，一些家庭的分化水平更高，功能也更强，这与多代历史相关。它限制着所有后代分化的基础水平，因为父母的基本水平营造了家庭的情绪氛围，这对所有孩子的发展都有重大影响，尽管对某些孩子的影响会比对其他孩子的更大。
我对父母的多代家庭的研究，对我理解自己成长于其中的家庭非常有帮助。在我原生家庭之前的多代大家庭里，我可以看到有些小家庭比我的原生家庭更稳定、严重的问题更少，而有些小家庭则不那么稳定。我意识到，我的家庭经历并非由哪个家庭成员造成，它是一幅多代人的情绪画作的一部分。这个视角能够给人带来平静。
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一个多代家庭中都会出现分化水平更高的成员，他们非常成功地适应了生活；也会出现分化水平较低的成员，他们对于生活的适应能力较差，这种适应不良会通过种种方式表现出来。研究足够多的世代就会发现，每一个多代家庭都会有不同的成员出现在两个极端之间的各个层次上。鲍文理论描述了使几代人的“自我”基础水平产生变化的情绪力量和关系模式。这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有规则、有规律可循的。有些人认为，多代情绪过程这一观点有些宿命论意味。这很讽刺，因为当人们对自己的家庭进行充分的研究，并认识到多代过程的影响时，这将有助于他们不再责备或理想化自己的父母，并看到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
自我分化包括独立思考，不对他人的话言听计从。通过观察理论概念在现实中（尤其是在自己的生活中）是如何发挥功能的，人们可以提高自己的理解水平。人们一旦鼓起勇气在私人和职业的人际关系中践行系统观，并得到预期结果（或能够解释相当罕见的例外），他们对于鲍文理论的信念便会增强。责备别人总是比客观地审视自己在其中的角色更为容易。目前，由于关系系统中所涉及的变量非常复杂，用数字来衡量分化进展比较困难。但进行事实观察，根据这些观察采取行动，并得到预料中的结果，当然也属于科学研究。
当我的私人生活或职业生涯中发生意外时，我时常感到惊讶，并警醒于尽管我自认已经是一个相当成熟、相当“分化”的个体，却仍被困在焦虑的联结过程中。在困难时，我所坚信的理论并不能使我安然度过家庭的动荡。然后我会意识到，我一直在疏远别人，过度专注于试图改变他们，或缺乏冒险的勇气。这种经历总是使人惭愧，尤其是你发现自身行为在不知不觉中给他人带来重大问题的时候。默里·鲍文有时会说：“为什么非得从洞里掉下去才知道这不是个好主意呢？”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些洞的确是太厉害了！
当你开始阅读本书时，请注意：鲍文理论可能会给你的心理和情绪平衡带来危险。鲍文理论将系统思维应用于人类行为，并将理论深植于进化中，这使得学习者们会开始慎重反思自己关于人类本性的现有假设，这时，隐藏的秘密力量与模式便会映入眼帘。若想对鲍文理论融会贯通，需要从以个体为基础的因果思维完全转为系统思维；从关注人类的独特性，转变为在近40亿年的进化背景下理解人类。这样的挑战会带来精神压力，使学生们更可能试图将鲍文理论融入其现有的思维模式，而非彻底摒弃之前的思维模式。这种扭曲理论概念的现象虽然很常见，但会淡化理论的独特性与价值。我们在情绪上都相当沉迷于自身观点的正确性，于是当意识到存在着一种看待事物的崭新方式（即，我们是可以将情绪与思考分离开来的）时，我们会感到非常惊奇。我希望读者也能体会并享受到类似的惊奇。
我还想提醒大家，本书包含七十多张图片。我在教学和临床实践中都发现，将情绪过程符像化，而不仅仅是口头描述，可以帮助许多人更快地掌握概念。然而，在我执业过程中遇到过一个人，当我在黑板上画图时，他非常仔细地边看边听。当我画完时，他说：“科尔博士，请设身处地为我想想。想象一下，当你看到你的生活被简化成黑板上一系列的正方形、圆形和箭头时，你会是什么感觉。”不只是他，将系统思维应用于人类行为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一件易事。图表可能是有用的，只是对某些人来说用处更大。我在执业中遇到过另一个人，他说：“科尔博士，当我和妻子在家里吵架的时候，我就能想到黑板上的正方形和圆形，以及它们之间的锯齿线，这有助于我后退一步。”理想情况下，人们要走到黑板前画出自己的图表。鲍文理论流派的治疗师不会试图“修理”病人。通过展现系统思维，治疗师可以帮助家庭成员自我教育，以一种新方式来定义生活问题。无法客观地定义问题是解决问题的主要障碍。
最后，也许是不言而喻的，我想强调，我正在描述的理论是默里·鲍文创立的。在过去的21年里，我努力试图准确地理解鲍文理论。我反复阅读鲍文的所有著作，听过成百上千次他的演讲，和鲍文本人有过无数次一对一的交谈。我为大约3500个家庭做了超过
35 000个小时的治疗，并开展了广泛的临床研究项目。我一直在努力工作，并在原生家庭和核心家庭中明确更多的“自我”方面卓有成效。这本书是我对鲍文家庭系统理论的诠释。我知道鲍文可能会写一些与此不同的东西，但就我所知，鲍文的想法和我的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我认为我对鲍文理论进行了一些扩展，但在这一点上时间和科学最终说了算。我是按照亨利·莱德尔传达的精神来写作这本书的：鲍文有一个创见。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证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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