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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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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国学编年史》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近代国学文献汇编与编年史编纂”的标志性成果全书共12卷，380多万字。本书与《近代国学文献汇编》相辅相成， 从纵横两方面完整呈现近代国学发生发展演化的进程及其错综复杂的存在状态。在全面耙梳搜集书刊报档等各类资料的基础上， 综合考量自称、他指与后认的不同情况， 融合长编考异与比较研究方法， 以1902至1952年为度， 依照时间顺序梳理编排所有以国学为名或与国学相关的机构、学人、学会组织、出版物的文本史事， 并尽可能地考异订正， 在近代中国学术发展变化的整体脉络之中全时段、各层面地展现近代国学发生演化的历史进程及其各个面相， 从国学的内外联系恰当把握其内涵外延， 以此形成国学研究领域的标志性新成果以及国家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 为建构高水准、广覆盖的国学研究平台奠定坚实的基础， 同时也可供对近代国学有兴趣的读者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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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主编简介
桑兵，河北威县人，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首位历史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长期从事近代中国知识与制度转型、清代以来的学人与学术、近代中日关系史、大学与近代中国、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国学与近代中国等方面的研究。主持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出版《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等十几部专著，是引领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前沿趋势与理论方法的学者之一。
关晓红，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文史馆馆员。从事晚清民国时期的社会政治与文化研究。主要代表作有《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从幕府到职官——清季外官制的转型与困扰》等。
作者简介
杨思机，广东丰顺人。中山大学历史学博士，复旦大学博士后，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长期致力于晚清民国知识与制度转型研究，近来侧重民族观念与边疆治理体系重塑、现代教育与中华民族国家构建，曾在《民族研究》《近代史研究》《学术研究》《民国档案》等发表论文多篇，合编《国学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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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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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目
第 一 卷 1902 — 1908年
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 壬寅) 1
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 癸卯) 40
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 甲辰) 88
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 乙巳) 133
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 丙午) 217
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 丁未) 287
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 戊申) 352
第二卷 1909 — 1919年
1909年(清宣统元年 己酉) 1
1910年(清宣统二年 庚戌) 49
1911年(清宣统三年 辛亥) 87
1912年(民国元年 壬子) 113
1913年(民国二年 癸丑) 177
2/ 近代中国国学编年史
1914年(民国三年 甲寅) 209
1915年(民国四年 乙卯) 240
1916年(民国五年 丙辰) 266
1917年(民国六年 丁巳) 296
1918年(民国七年 戊午) 323
1919年(民国八年 己未) 339
第三卷 1920 — 1922年
1920年(民国九年 庚申) 1
1921年(民国十年 辛酉) 124
1922年(民国十一年 壬戌) 188
第四卷 1923 — 1924年
1923年(民国十二年 癸亥) 1
1924年(民国十三年 甲子) 287
第五卷 1925 — 1926年
1925年(民国十四年 乙丑) 1
1926年(民国十五年 丙寅) 296
第六卷 1927 — 1928年
1927年(民国十六年 丁卯) 1
1928年(民国十七年 戊辰) 236
第七卷 1929 — 1930年
1929年(民国十八年 己巳) 1
1930年(民国十九年 庚午) 184
第八卷 1931 — 1933年
1931年(民国二十年 辛未) 1
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 壬申) 132
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 癸酉) 233
第九卷 1934 — 1935年
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 甲戌) 1
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 乙亥) 175
第十卷 1936 — 1938年
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 丙子) 1
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 丁丑) 206
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 戊寅) 353
第十 一 卷 1939 — 1943年
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 己卯) 1
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 庚辰) 102
1941年(民国三十年 辛巳) 225
1942年(民国三十一年 壬午) 344
1943年(民国三十二年 癸未) 417
第十二卷 1944 — 1952年
1944年(民国三十三年 甲申) 1
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 乙酉) 69
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 丙戌) 134
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 丁亥) 222
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 戊子) 287
1949年(己 丑 ) 330
1950年(庚 寅 ) 379
1951年(辛 卯 ) 403
1952年(壬 辰 ) 413
参考文献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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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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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 1
总 序
但凡作为研究对象，内涵外延应该清晰可辨，否则势必东扯西 拉，不知所云，不然就是各说各话，毫无交集。汉语言文字一是象 形，二是以字为单位的独立(双音节词晚出，而且习惯于先单解字 再合解词)，三是语文具有非逻辑性，使得思维好譬喻。前两点容 易导致望文生义，后一点加剧了格义附会。以国学为例， 一般人看 到这两个字，想当然地认为所指一定就是中国的学问，至于什么是 中国的学问，是中国固有即古典的学问，抑或以中国为界的学问， 那么是到了深一步讲究时才会出现的问题。如果指中国固有的学 问，那么是否包括佛学或非汉人群的学问，就会聚讼纷纭；如果是 以中国为界的学问，那么因缘西学东学演化而成的新学应该如何摆 放(如理学、中国哲学，便是看似中国其实外来变异的学问，中国 文学程度有别，实质无异)，也不免言人人殊。况且，如果学可以 国为界，则中国有国学，他国亦有国学，此国学非彼国学，学之前 必须加上具体的国号，才能区分，若是泛称国学，就有混淆之嫌。 因此，同样在说国学的话题，各自心中的国学其实是迥然不同的。
2/近代中国国学编年史
一 何谓国学
涉及各种关于人文社会物事的专有名词，研究者往往以为应 该先弄清定义，然后再根据明确的定义去把握事实。殊不知历史 上发生衍化出来的名词，开始所指能指大概都是因时因地因人而 异，既不固定，也非专属，从定义出发把握概念，可以说是揪着 脖领想使自己升上天空的努力，只能徒劳无功。中国古代的所谓 国学，主要是指学校，与晚清以来主要指学术的国学大相径庭。 就目前所见，准确地说，清季的“国学”发端于1902年，到1952 年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被合并，热闹了半个世纪的“国学”寿终正 寝。之所以加上“近代”的时限，主要出于两方面考虑。其一， 20世纪50年代以后，在港台地区，“国学”依然没有完全中绝。其 二，近年来，“国学”死灰复燃，虽然倡导者开始只是望文生义， 并不了解历史上的国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可是经过一番鼓动， 各校陆续恢复或新设了不少国学院所，各式各样的国学班对象不 同，教法迥异，但是都冠以“国学”的名目。世上本来没有路， 走的人多了，自然就成了路，于是对当代“国学”的存在不能视 而不见。尽管这样的情非得已作为学问多少有些荒唐。
自从20世纪50年代初院系调整将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合并之后， 已经渐趋消沉的“国学”及其相应的实体机构(包括院系、刊物、 团体等)，即长时间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而港台地区虽然还有所 延续，也只是近代国学的余续末流。
近年来，国学大热，建立机构，创办刊物，开设讲坛，热闹
非凡。但仔细观察，各方对于“国学”及其历史的认识存在不少错 解，误以为国学就是所有中国固有学问的代名词，凡与中国思想学 术文艺相关者，都可以放进国学的大口袋；或是将国学局限于古典 学问。近代中国一些并不愿以治国学为名的学人，被强行拉进国学 家的行列，只是专家甚至只有古典启蒙程度的学人，则被披上国学 大师的华服，似乎近代中国学术界呈现出国学无处不在、国学大师 遍地走的景象。内涵外延无不模糊，反而令人对国学无从把握。
现在一些被坊间学界称为“国学”的东西，在中国早已存在，只 是并非以“国学”的名目存在。而古已有之的“国学”，如清代的国 子监等，与今人所谈论的国学，几乎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今人 所讲国学，其实是晚清受日本影响才出现的新事物，在清季民国时 经过几轮讨论争议，以及主题各异的发展变化，积极鼓吹者有之， 不以为然者有之，公开反对者有之，即使发明者和跟风者，也是言 人人殊。待到人人都会讲而且都在讲之际，在高明者看来，反而成 为不必讲的唾余。当然，也不乏风头过去，才开始认真讲的实例。 所以，国粹主义，不止一家，整理国故，也并非独领风骚。各人眼 中的国学，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是千差万别，甚至差若天渊。
清季民国的所谓国学，曾经引起很大的争议，主要问题是，以 国为界，在世界学术史上并不常见。这样的论断，显然是以分科治 学为学术的普遍常态作为依据参照。学问分科，在那一时期被直接 认作科学，不但势所必然，而且理所应当。若是以国为界，则各国 之下仍有各科，那么不同国度的同一科，究竟是因学不同还是因国 不同?自然科学不必论，不可能有因国而分的物理化学等等，社会 科学甚至人文科学，也只是存在的范围有别，而非研治的学术有异。
4/近代中国国学编年史
这一层意思，傅斯年所讲最为直截了当，他说：
我们反对“国故” 一个观念。如果我们所去研究的材料 多半是在中国的，这并不是由于我们专要研究“国”的东 西，乃是因为在中国的材料到我们的手中方便些，因为我们 前前后后对于这些材料或已经有了些研究，以后堆积上研究 去方便些，好比在中国的地质或地理研究所所致力的，总多 是些中国地质地理问题；在中国的生物研究所所致力的，总 多是些中国生物问题；在中国的气象研究所所致力的，总是 些中国各地气象观察。世界中无论哪一种历史学或哪一种语 言学，要想做科学的研究，只得用同一的方法，所以这学问 断不以国别成逻辑的分别，不过是因地域的方便成分工。国 故本来即是国粹，不过说来客气一点儿，而所谓国学院也恐 怕是一个改良的存古学堂。原来“国学”“中国学”等等名 词，说来都甚不详，西洋人造了支那①学“新诺逻辑”一个名
①“支那”，源于印度指称中国，并影响印欧语系各国对中国的称呼。汉译佛经 时传入中国。该词日文写作しな，通过佛典传入日本，从江户时代中期开始逐渐流 行。明治时期，为了与西文对应以及与清国相区别，同时避免称中国，“支那”成为 日本广泛使用的名称。“支那”一词本无蔑视中国之意，清季的政治流亡者和革命党 人因为反清，反而自称“支那”，以致在进入民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中国人对 “支那”一词并不排斥。但是甲午战争后，日本人不称中国而称“支那”，后来日本 国会更几度决议不能称中国必须称“支那”，使得这一指称成为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进 程中表示民族歧视的蔑称，引起中国民众和政府的强烈反感及坚决抵制。日本战败后， 应中国政府的要求和盟军司令部的指令，日本政府明确通知禁止使用该词。本书涉及范 围在此复杂变化的时期之内，所征引的汉学著作、杂志等大量使用“支那”一词。由于 书名、文章名以及引文已经成为历史事实，不可更改，故予以沿用。如果改为“中国”， 则无法找到对应的书名、文章名所涉及的引文，也会影响对于具体语境的理解判断。至 于研究所得的行文部分，除语境要求不得不使用的情况外，一律不用“支那”一词。
总 序/5
词，本是和埃及脱逻辑亚西里亚逻辑同等看的，难道我们自 己也要如此看吗?果然中国还有将来，为什么算学、天文、 物理、化学等等不都成了国学，为什么国学之下都仅仅是些 言语、历史、民俗等等题目?且这名词还不通达，取所谓国 学的大题目在语言学或历史学的范围中的而论，因为求这些 题目之解决与推进，如我们上文所叙的，扩充材料，扩充工 具，势必至于弄到不国了，或不故了，或且不国不故了。这 层并不是名词的争执，实在是精神的差异之表显。①
既然内涵外延都不清晰，则作为学术的“国学”，其实是无从 说起之事，也就没有必要专门划分出来，加以研究和讲授。清季章 太炎等人讲国学，大体还是按照中国固有学问的路数，待到民国时 期，各种国学院、所、系，各个国学社团，大都已经是在国学的名 号之下，讲分门别类的专科之学。以国为表，以学为里，颇有挂羊 头卖狗肉之嫌。傅斯年开玩笑地说假如中国学是汉学，为此学者是 汉学家，则西洋人治匈奴以来的问题岂不是虏学，治这学者岂不是 虏学家吗?实则站在中国正统的立场上，欧洲的东方学就是虏学。 而陈寅恪在清华国学院讲授“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其实就是 虏学的正宗。
只要不以心中之是为是，不以部分甚至个别的论述作为一般性 论定，以偏概全，就不难发现历史上所谓“国学”的多样性。各自的 “国学”相去甚远，要一言以蔽之地说清楚什么是“国学”，其实是极
①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集刊》第一本第一分，1928年10月。
6/近代中国国学编年史
为困难的事。尤其是人们习惯于先定义后认识，更是陷入言人人殊而 无所适从。近年的国学热中，曾经旗帜鲜明地反对国学的傅斯年也被 票选为国学大师，逝者若起于九泉，不知会怎样的愤懑与悲哀。
把“国学”当成一门独立的学问，固然争议颇多，可是否认清 季民国的国学是一个可以当作研究对象的历史问题，同样不妥。正 如钱穆讲清代学术史不赞成汉宋门户壁垒森严，的确有助于破除后 来历史叙述中汉宋之分的倒建架构，回到清三百年学术的本相，但 如果根本否认清代汉宋分争的历史事实，反而不能认识汉宋之分发 生演化的历史进程，同样有碍于认识清代学术史。应该承认，学术 意涵的国学，确为清季民国时期的实际存在，有其发生衍化的历史 轨迹，无论怎样言人人殊，都是真实历史的组成部分。既然有具 体的时空界限，当然就可以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
钱穆虽然反对用汉宋门户之分叙述清三百年学术，但是言及 民国时期的学术流变，却承认史料史观的纷争为清代汉宋之争的变 相，等于承认清代汉宋分争的实事。将清季民国时期的国学按照时 间和逻辑的顺序梳理出言人人殊的情形，而不是依照今日各自心中 之是编排同样言人人殊的谱系，国学的历史自然能够清晰呈现，也 就能够大体把握国学的复杂意涵，对于认识近代中国学术发展的来 龙去脉以及今后中国学术的取径走向，至关重要。尤其是时下国学 虽然热闹一时，却不少外行话，更应当首先了解认识近代国学的 发生衍化，以免重蹈前人覆辙。借用周予同关于经学与经学史的论 断，国学不可讲，历史上的国学以及国学的历史却应该深入研究。 用历史的方法研究近代历史上的国学发生衍化的历史，实在是近代 学术思想史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总 序 / 7
清季的国学与西学、东学相对，是以国为学的含混集合体。如 果把国学作为一个特定的学科，其实是贬低中国的固有学术思想文 化。中国历来以我为主吸收外来学术思想文化，这样的取珠还椟以 免数典忘祖的态势持续到明清之际，晚清以后，中西学关系乾坤颠 倒，清王朝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仍然试图用中学兼容西学，纳西学于 科举。然而大势今非昔比，西学不是孤立而来，而是作为伴随殖民 扩张的世界一体化进程的重要载体，欧洲中心的笼罩，便是显著表 征。当中学无法完全吸收西学时，只能转而纳科举于学堂。而学堂是 西式分科教学，迟到的中学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被强行拆解 重组，纳入西式分科之中。实在不相凿柄的经学只能逐步退出学制 体系，其他被强制纳入的也大都是削足适履，不复本来面目。这使 得不少朝野人士担忧中学失其所据，晚清存古学堂之设，其实就是 在新式学制以外另搞一套，希望按照中学的本相保留中学，不受西 学的干扰。可是大势所趋，难以为继。所谓新学，看似中西融通的产 物，实则是用西式架构条理中国材料的异体，西体中用，非驴非马。
清季中西学还能对等，所以朝野上下的“国学”，虽然旨趣相 异相反，大体还要坚持在西学之外的独立性。民国时期，国学院、 所、系进入大学系统之中，却退为一科，等于承认西学为体，中学 为其中分支。如此一来，中学实际上失去独立地位，成为西学的附 庸。这样的国学主要不在维持原有的独立，而是走向分科的过渡， 化一科为多门，以进一步适应太阿倒持的西体新学。近年来争取国 学单独列为一级学科的努力，同样坐此弊病，看似提升地位，实则 变相矮化，只不过对从业者或有实际利益而已。
视国学为一科不当，除了不能与西学对等之外，潜意识则是国
学原为一体，不宜分科，尤其不能按照西式分科进行教学和研究。 中国学问主张综合，与西学好分析异趣，虽然也有分别的讲究或个 人的偏好，总体而言不是分门别类的专家之学。或指中国只有图书 分类，没有学问分科，若是引申为学问没有分别则过甚其词。照宋 育仁的说法，书不是学但书中有学。也就是说，读书治学，以通为 上，但是术有专攻，研究具体问题，还是有专门的讲究。不分科其 要在不以科际划分珍域自囿，可以通贯本义本相，有分别则是各自 兴致不一，各有所长。
以国学为整体，更有益于把握中国学问的形态及特征，问题 是，分科教育之下，能够不分科治学者尚有几人。这恰恰是以国学 为一科的最大现实问题。如果以国学为一科，其下仍然是分科治学 之人，则不过是将西式分科后的中学聚集一起，仍然不等于国学， 而是经过西学变异的新学。最为典型的莫过于分属哲学、文献学和 思想史的经学研究，严格说来只是以经或经学为研究对象，而非研 究经学，其中部分充其量可以算作经学史。民国时期教国学的大致 还能一体，学国学的就只能专门，如今则教的人也是专家教专门 之学，学的人更是学分门别类的专科之学，这样的国学，与一般学 校西式分科之下的中学并无二致。指望这样的分科教学教出国学通 人，恐怕是南辕北辙。
不过，在清季尤其是民国的知识人看来，国学研究的最终 目的，恰恰是要将国学整理成分门别类的科学。清季刘师培附会 西学，拟作周末学术史，比照西学的分科，分别拟撰心理学、伦 理学、论理学、社会学、宗教学、政法学、计学、兵学、教育 学、理科学、哲理学、术数学、文字学、工艺学、法律学、文章
学16种专史。虽然声称官学衰而私学兴，官学主合，即西人归纳 学，私学贵分，即西人演绎派，观念架构都是因缘知之甚少的西 学。①后来胡适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更是明确主张我们理想中 的国学研究，至少有 一个“中国文化史”的总系统，具体包括民族史、 语言文字史、经济史、政治史、国际交通史、思想学术史、宗教史、 文艺史、风俗史、制度史，②显而易见是国学名义下的专史集合。
时趋之下，越来越少有例外，郭绍虞为刘修业的《国学论文 索引四编》作序，就认为：“所谓国学，本含有二重意义，对于西 学而言则为‘中学’，对于新学而言，则为古学’。国学，本不必 死看作国界的表示。”就此而论，“所谓国学云者，中国某某学某某 学之共名而已”。“国学”既然为新旧过渡时期的将就兼容，便体现 出两面性，《国学论文索引》里面，才不得不“既有文学科学之类， 复具群经诸子之名”。凡此种种的不得已，“也许将来渐渐走上科学 的路，于是所谓群经诸子之学，便只同文选学一样，于是所谓‘国 学’，便只是中国某某学某某学之共名，于是刘女士所编的论文索 引，其分类标准也比较地可以单纯了”③。
这样的大势所趋，在当时的知识人看来就是天经地义。叶秉诚 ( 1 8 7 6 — 1 9 3 7 ， 号 茂 林 ) 复 函 宋 育 仁 论 国 学 学 校 ， 关 于 分 科 问 题 ， 毫不讳言道：
①刘光汉：《周末学术史叙》，《国粹学报》第1号，学篇，1905年2月23日。
②《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胡适文集》3，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第15—16页。
③郭绍虞：《序》，《国学论文索引四编》，中华图书馆协会，1936年，第1—
10/近代中国国学编年史
窃以近三百年来，知识上之学问已趋于科学世界，无论东 西各国之学术，必须经科学方法之估定，始有真正之价值。吾国 国学当亦不能外此公例，居今日而谈国学，若不受科学之洗礼 者，窃未见其可以发扬而光大之也。夫吾国学术丰富，数千年来 演成之独立文化，持与欧洲文明史比较，洵无愧色，只以近数百 年中吾国学术停滞，少所启明，而欧洲学界锐进， 一 日千里，不 独吾国国学望之瞠乎其后，即希腊罗马之文明，亦如横污行潦之 比长江大河也。此非近百年之人智突过东西数千年之圣哲，实受 科学发明之赐，而学术界乃有革新之成绩耳。此后中国国学苟无 保存之价值则已，如其文明尚伴吾黄种以长存者，林敢断言之 曰：必非从前抱残守缺之国学，而为新科学化之国学也。①
出国前接受了这一套观念的傅斯年，也批评中国传统学术不分 科而分派，直到受过欧洲学问的熏陶，又不像一般留学生那样专攻 一门，并常常与一些志同道合者高谈阔论，才认识到当时中国人所 谓“这是某科学”“我学某种科学”之类的说法，都是些半通不通 不完全的话，他深刻反省道：
一种科学的名称，只是一些多多少少相关连的，或当说多 多少少不相关连的问题，暂时合起来之方便名词； 一种科学的名 称，多不是一个逻辑的名词，“我学某科学”，实在应该说“我去 研究某套或某某几套问题”。但现在的中国人每每忽略这件事实，
①叶秉诚遗著:《复宋芸子论国学学校书》，《重光》第2期，1938年1月15日， 第48—49页。
总 序 / 1 1
误以为一种科学也好比一个哲学的系统，周体上近于一个逻辑的 完成，其中的部分是相连环扣结的。在很长进的科学实在给我们 这么一种印象，为理论物理学等；但我们不要忘记这样的情形是 经多年进化的结果，初几步的情形全不这样，即为电磁一面的 事，和光一面的事，早年并不通气，通了气是19世纪下半的事。 现在的物理学像单体，当年的物理学是不相关的支节；虽说现在 以沟通成体的结果，所得极多，所去的不允处最有力，然在一种 科学的早年，没有这样的福运，只好安于一种实际主义的逻辑， 去认清楚一个一个的问题，且不去问摆布的系统。这和有机体一 样，先有细胞，后成机体，不是先创机体，后造细胞。但不幸哲 学家的余毒在不少科学中是潜伏得很利害的。如在近来心理学社 会学各科里，很露些固执系统不守问题的毛病。我们把社会学当 做包含单个社会问题，就此分来研究，岂不很好?若去跟着都尔 罕等去辩论某种是社会事实，综合的意思谓什么……等等，是白 费气力，不得问题解决之益处的。这些“玄谈的”社会学家，和 瓦得臣干干净净行为学派的心理学，都是牺牲了问题，迁就系 统，改换字号的德国哲学家。但以我所见，此时在国外的人，囫 囵去接一种科学的多，分来去弄单个问题的少。①
傅斯年终于明白，即使科学的系统，也是相当晚出，不应该固 执系统，忽略了与之有关的问题的相关联与不相关联，尤其是不能 将科学视为哲学的系统，所有问题都是逻辑的连环相扣。顾颉刚批
①傅斯年：《刘复(四声实验录〉序》，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一卷，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19页。
评中国的分类“罗列不相容的东西在一处地方”①，其实这与欧洲将 相关联不相关联的问题暂时合起来以图方便的科学，大同小异。强 调系统而忽略问题，不仅本末倒置，而且似是而非，都是牺牲问题 以迁就系统。况且，科学化亦即分科之后的国学，是否仍是中国原 有的学问，这一在当时的人们看来似乎不成问题的问题，却是令当 代人最为困扰的问题。非但如此，如果并不因此感到困扰，恐怕问 题更加严重而不是已经迎刃而解。
二 国学的研究
国学的出现，可以说是近代国人对于西学乃至东学逐渐深入堂 奥，渐有太阿倒持之势所感到的紧张的反映，这一语境下的国学，即 所谓相对于新学指古学，相对于西学指中学。面对西学取中学而代之 的汹汹来势，国人始而排拒，继之附会，接着反省。不仅思想学术等 事，国语、国文、国剧、国画、国医、国术、国服，等等，在东西两 洋的压迫下，都曾提出“国”的对应，既表现出对固有观念事物的价 值意义的坚持和彷徨，也不乏用外来观念重新估价甚至以后者为准的 的意味，因而导致国粹与国渣的两极化论断。探寻近代国学的渊源脉 络，深究在那一时期标明为国学的人与事，以求理解各方所谓国学的 本意及其衍化，才能更好地把握国学的内涵外延。这也就是前贤所谓 求其古以探流变，以免求其是多师心自用的意思。
① 顾颉刚：《中国近来学术思想界的变迁观》，《中国哲学》第11辑，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4年。顾颉刚自称当时记载于日记之中，实则日记的相关文字，与 此差别较大。
近代历史上实际存在过的“国学”，当然可以而且应该作为研 究的对象。而经历过近代国学聚讼纷纭的学人，对于国学是否可以 研究内心多少有些忐忑，甚至将讲所谓国学和研究近代国学的历史 混为一谈。那种因为国学的内涵外延略嫌模糊而根本否认历史上的 国学可以研究的意见，显然偏于一端。
关于近代国学的研究，严格说来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此前 在研究章太炎、王国维、梁启超、胡适、郭沫若、钱穆等著名学人 时，都会涉及国学问题，不过较少注意探究近代国学的概念、实事 及其渊源流变，基本属于国学的参与者而非研究者。郑师渠关于晚 清国粹派的研究，较早注意从国内外思想来源梳理近代国学的内涵 外延，相继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并分别在海峡两岸出版其博士学位 论文(《国粹 · 国学 · 国魂》，文津出版社，1992年；北京师范大学 出版社改名为《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1997年出版)。桑兵 的《晚清至民国时期的国学研究与西学》(《历史研究》1996年第 5期)，以及后来出版的专书《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 版社，2001年)，主题覆盖完整，各章内容各有侧重。陈以爱在台 北政治大学攻读硕士、博士期间，先后选取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 和整理国故的兴起、发展与流衍作为学位论文题目，所形成的专书 《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 的探讨(1922—1927)》(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系，1999年；江西教 育出版社，2002年)和发表的相关论文，较前显著深入。此后，徐 燕平的《胡适与整理国故考论——以中国文学史研究为中心》(安 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卢毅的《整理国故运动与中国现代学术 转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年)相继出版，从不同侧面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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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深化相关主题。
此外，研究其他专门国学机构的有孙敦恒的《清华国学研究院 史话》(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郑家建的《清华国学研究院 述论》(海峡文艺出版社，2010年)，洪峻峰的《厦门大学国学研 究院与国学系》(《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6期)，杨国桢的《20 世纪20年代的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2006年第1期)，许小青的《从“国学研究会”到“国学 院”——东南大学与20年代早期南北学术的地缘与派分》(《江苏社 会科学》2006年第2期)，以及郭书愚对晚清四川存古学堂的系列论 文。唐屹轩的《无锡国专与传统书院的转型》(台湾政治大学历史 学系，2008年)和吴湉南的《无锡国专与现代国学教育》(安徽教 育出版社，2010年)，对近代在国学教育方面比较重要且持续时间 较长的无锡国专做了专门研究。陶飞亚、吴梓明的《基督教大学与 国学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则对若干所基督教教会大 学的国学研究的机构、人事和学术有所论述。
关于国学社团，有王东杰的《国学保存会和清季国粹运动》 (《四川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田彤的《复返先秦：章氏国学讲 习会》(《广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夏骏的《苏州章氏国学讲 习会与近现代国学高等教育》(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年)。刘小云 的《学术风气与现代转型：中山大学人文学科述论(1926—1949)》 (生活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则揭示出中山大学国文学 系改制提倡读经与国学的内在联系，以及改制涉及什么是中国文学 的观念差异。
罗志田的《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
(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是其相关国家社科基金项 目的最终成果，围绕清季民初思想学术界在各个时段方面关于国学 的论争展开论述，虽然着重于思想的脉络，对于认识近代国学的内 涵外延以及相关各方就此展开的纷争历史，大进一步。而魏义霞的 《中国近代国学研究》(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虽 然书名标以“近代国学”，其实是研究康有为、谭嗣同、严复、梁 启超和章炳麟五人的学术思想，将其视为中国近代最具代表性的国 学大师，并试图涵盖中国近代国学的演变历程、特定内容和核心话 题，未免有混淆国学与中国学术文化之嫌。相比较而言，谢桃坊的 《四川国学小史》(巴蜀书社，2009年)开始较为严谨，也注意到 “国学”概念及实事引起的困惑，可惜抗战爆发后的部分仍然不免 混 淆 。
此外，还有不少单篇论文涉及近代国学的问题，或已经被这些 论著所吸收覆盖，或只是部分涉及，或不过发表意见而未经验证所 引论据，且无视前人已有认识，对于近代国学的主题推进有限。至 于为数众多的看似与现在所谓国学有关，其实严格说来并非探究国 学的论著，不在论列。
从以上概述清晰可见，关于近代国学的研究在近30年来取得了 比较明显的进展，尤其是在晚清国粹派和民国时期整理国故运动两 个主要方面，成果更加显著。但其显而易见的局限也同样由于研究 的方面过于集中，使得许多问题无法展开，或是虽然有所涉及，却 视野受限，大体以所论主体之是非为是非。
历史研究中，但凡定义，大都是后来约定俗成，难以覆盖全 过程和各方面，使用特定概念，应当回到无的境界，寻绎有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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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衍化。国学的内涵外延模糊不清，因缘讲国学者言人人殊，令外 人和来者无所适从。但这其实是历史上名实问题的通常情况，并非 国学为一特例。只不过国学中断多时，旧话重提之际，又没有深究 当年的老生常谈，许多后来自以为推陈出新的一是，实际上不过 翻烧饼似的拾人牙慧。研究历史，因为有实事和顺序，只要掌握 历史方法，求其渊源流变并非难事。应当严格区分自称、他指与后 认，一般而言，当以自称和他指为依据，至于后认，则要看后到何 时，所认何事。要在严格分别自称、他指、后认的前提下，收集整 理自晚清近代意义的“国学”出现以来，各种各样主张或批评乃至 反对国学的文献，以及相关学人、团体、教学研究出版机构的活动 信息，按照时间顺序分类排列，以便来者寻绎其发生、发展、演化 的进程，从各种视角层面观察国学是什么，进而理解和把握什么是 国学。也就是说，由阅读了解多种文本的整体意趣，体验贯通近人 的远近高低各不同，以便揣摩领悟历史上“国学”的庐山真面。尽 管这样的理解和把握仍然不免见仁见智，至少有所依据凭借，可以 逐渐近真，而不至于强古人以就我。了解了国学的历史，也就认 识了历史上的国学。这是能够走近国学的根本途径和理解国学的 有效办法。知道历史上的国学究竟是什么，再来谈论什么是国学， 才能不落俗套，不逞私臆。
研究名词概念的历史，常常只探渊源，不究流变，以为来龙 清楚，即可知去脉。而许多看似弄清了缘起的观念物事，后来却 不断发生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变化。从这些万千变化中，可以深 入一层理解领悟发源的多样性及其影响。用探源所得概念归束后 来变化万千的演化，同样是倒装历史，编织谱系。关键是不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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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来勾连历史，而要研究历史以把握概念。凡是历史上与此概 念相关的人事言行，都是历史的组成部分。研究国学的历史，应 该尽可能完整地覆盖全时段各层面的所有直接间接相关联的材料 与事实。这也就是认识国学的历史与了解历史上的国学相辅相成 的关键所在。
具体而言，先行研究的局限亦即可以进一步扩展的空间，主要 有以下几方面：
其一，时段覆盖不足。民国元年至整理国故运动之前的十余年 间以及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国学的情形，已有的研究涉及不多。尽管 进入20世纪30年代，国学已经不如整理国故运动兴盛时那样引人 注目，仍有不少国学院系、研究机构和团体继续活动，国学杂志和 论著的出版也未稍减。
其二，方面涵盖不够。除了国粹派和整理国故运动，北京大学 研究所国学门、清华国学院、无锡国专等研究机构以及章太炎、刘 师培、王国维、胡适、钱穆等学人外，还有众多的国学研究组织及 社团、长期从事国学教育和著述的学人未经认真研究，即使前人研 究较多的人与机构，从国学的角度看也还有未竟之意。尤其是相对 忽视主张各异的其他机构、团体和学人与所论主要人物、机构、团 体的关系。以国学的理念而论，不仅要将其置于整个学术发展演变 的脉络之中，也不能脱离政治社会的变动。单纯用学术思想史的眼 光很难将国学问题讨论清楚。
其三，学术上的深入程度有待加强。现在研究近代国学者多 为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史哲的专门学人，受分科治学的影响制约，对 于国学家和国学机构、国学团体方面广泛的学术领域未必熟悉，因
此不容易深入准确地把握判断其学术理念与问题。加之当时的国学 一般而言尚不重分科，除了各种专门学问之外，有些重大问题涉及 分科之上的学术整体，需要有超越专攻的眼界和功力，才能论述得 当。例如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国学势盛的影响下， 一些大学的国 文学系改名国学系，并相应地对课程体系做出重大改变，读经与反 读经的斗争即由此而起。此事涉及中国固有文学观念与近代西式分 科下的文学观念的尖锐冲突，后遗症至今仍然严重，不能以中西新 旧之分一概而论。关于经学的退出新式教育体系与变相存在，以及 说儒、中古思想一大要事因缘等学术论争，更加难以捉摸。
其四，概念不清，以至于边际不明。有的论著所讨论的内容泛 及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教学和研究，以此为20世纪以后人们习称 的国学，未免混淆了二者的关系，反而使明确标名的国学研究有可 能湮没于其他一般中国文化研究之中。当时研究中国文史的中外研 究者当中，是否使用国学的名义，存在着严重分歧，并且会影响各 自的学术观念和取向。如教会大学的国学研究在西文的语境下往往 与中国文化研究相牵混，造成中西文不同语境下理念的差异，这不 仅导致这些机构的主办方与主事者容易产生纠纷，也使得参与其中 的学术背景各异的中国学人难以合作。
造成上述局限的原因，主要有两点， 一是相关文献的掌握有所 欠缺，且未经系统梳理，除了个别机构的探究能够基本网罗各类史 料外，大都以手眼所及为据，而做一般性论断。 一些议论或结论， 或多或少带有盲人摸象的偏蔽。二是研究取向过于受中西新旧观念 的制约。在资料不足的情况下，套用后出外来的概念解读史事本相 和前人本意，必然导致越有条理有系统去事实越远的尴尬。编辑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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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国学文献汇编和编纂近代国学编年史，就是为了有针对性地从纵 横两方面解决这两大问题，使近代国学研究更上层楼。
三 本书编撰旨趣
《近代中国国学编年史》，体例为编年体的长编。既有的长编多 属两类，一是资料长编，二是仅为谱主的言行录或特定的大事记， 这两种类型都存在将长编仅仅作为年谱之类简单放大的局限，为人 所诟病。因此，有必要探究一下做好长编的取径与办法。
近年来，中国近现代研究领域越来越多以长编体裁作为独立 著述的形式，显现出资料繁多与叙述简要的两难，可是处理若不 得法，非但未能显示增加篇幅的意义，反而授人以不知本意别有 所图的口实。充分发掘长编的功能，使之不仅起到一般编年体的 作用，而且能够脱离初稿的局限，进一步发挥潜在价值，实属必 要。因缘陈寅恪等人提倡的以长编考异与域外比较研究相参合之 法，以及傅斯年的史学即史料学之说，取材详备，汇聚异同，事 类相从，参考校异，长编即能够兼具整理史料与著史的无二功能， 进而摆脱年谱附庸的地位，破茧而出，蜕变成为一种适应材料极 大丰富的研究领域，而且能够独立存在的编年体之变相新体。
概言之，长编既要“喜聚异同”，又不能“坐长烦芜”。
长编的价值应该最大限度地体现为详，所谓详，首先是资料 的详尽详备，搜集资料要尽可能“竭泽而渔”，不避繁芜，不溢美， 不掩饰，不附会，不趋时，不拘泥于所谓直接间接、 一手二手等外 型判断，所有类型的史料一律平等，关键看是否相关，相关到何种
程度，相关在什么层面。取材不足，则不仅判断难以准确适当，更 重要的是史事的许多方面、许多环节若隐若现，无法呈现全貌。甚 至由于史料不够，只好阙疑，猜来猜去，不得要领。搜集史料不能 带有成见偏见，不能但凭自己的主观认识先验地挑拣，应该有闻必 录，至少在搜集材料的阶段必须如此。
近代号称史料大发现的时代，而近代的史料更是层出不穷， 或者误解以新材料发现新问题，又受不读书而动手动脚找东西的 误导，人所常见的书都不看， 一心只找人所未见书。编撰长编， 应该以发现新材料与贯通新旧材料相辅相成，必须熟悉旧材料， 才能发现和应用新材料。要尽可能掌握前人已知，努力发现未知， 这是研治近代的一大难题，也是奠定研究坚实基础的必由之路。 只有在充分掌握各类资料并且相互贯通的前提下，才能全面如实 地呈现复杂的历史本相和前人本意，避免穿凿附会，各执一偏。
要做到资料详备，必须明确取材的范围，范围不明确，就无法 把握材料的边际。按照一般长编的办法，主要局限于谱主的言行， 或是主题事件的基本情况，取材范围自然不广。可是，值得做长编 的大事要人，往往处于时代的中心位置，具有枢纽性作用，与同时 期的其他大事要人有着广泛而深刻的联系，以其为纽带，不仅能够 串联这一历史时期的大事要人，而且能够通过其与各方关系，深入 认识整个社会变动的各时段各层面。加之中国为伦理社会，最重人 伦关系，所谓礼制纲纪，即以伦常为根本。相应的处世治学，也极 为讲究人脉。生活在关系网之中的中国人的言行，要从各种复杂关 系的视角脉络才能考察清楚。
确定取材的范围边际，又有形似而实不同的两种做法， 一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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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研究的人事为主线放射扩展，二是将特定人事放在整体脉络的关 联之中。前者不过是单向度放大，后者则不仅从中心辐射周围，还 要求从四面反观中心，也就是说，要从围绕其周边的人与事的视角 来考察中心人事，尽可能多角度呈现历史的复杂面相，而不仅仅以 主题为轴串联历史。从关联事件的角度考察主题事件的影响作用， 才有可能全面观照，让材料得其所哉，并恰如其分地解读相关文本 和 行 事 。
此法的要诀在于拿捏以特定大事要人为枢纽，贯穿近代中国的 尺度。既不能局限于主题的言行记录，以免望文生义地解读，或是 仅仅从中心物事的角度看待与其有关的一切人事，以偏概全，也不 能漫无边际，脱离中枢，变成近代中国的浮泛缩写。应提纲挈领， 充分体现中心物事的枢纽性地位作用与前后左右四面看山地观察把 握近代中国的大事要人相得益彰，展示长编考异法与比较研究法相 辅相成之于近代中国研究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其次是要尽可能依据各类材料详细地还原事实。史料繁多，应 该有所取舍，记载芜杂，必须有所鉴别。取舍不能以自己的见识好 恶为准，看懂的部分拿来用，看不懂的则视而不见，形同阉割历 史。用材料要尽可能符合其本意，不能任意取舍，更不能断章取 义。史学的一大强项即恰当处理材料。 一般而言，材料是死的，可 是留下材料的人往往会设陷阱布迷局，来者稍有不慎，就会落入彀 中。档案里不乏官样文章，日记中不少道听途说，书信间也有虚情 假意，尽信任何一种材料都难免偏蔽。只有对材料、史事和前人研 究三者深入认识，才能拿捏得当，还原妥帖。
长编依时叙事，自有时间的天然顺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编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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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编只要机械地按照时序排列材料就万事大吉。陈寅恪所论合本子 注及长编考异法，其要在于汇聚异同，事类相从，参考校异，极数 通变，则万流同归，百虑一致，庶可以辟大通于未寤，阖同异于均 致。①这与强调整理史料的方法就是比较不同史料的傅斯年所说旨 意相近，傅斯年的总结是：“历史的事件虽然一件事只有一次，但 一个事件既不尽止有一个记载，所以这个事件在或种情形下，可以 比较而得其近真；好几件的事情又每每有相关联的地方，更可以比 较而得其头绪。”②近真与得其头绪，可以说是整理材料编撰长编的 不二法则。
史学的本旨在于求真，而求真的基础是还原与重现史事，奇怪的 是，不少历史研究者觉得讲清楚事实轻而易举，反而显得立意不高， 所以总想超越事实再讲些道理。其实事实极其复杂，讲清楚事实是一 个极难达到的境界，远非一般人以为的那样简单。摆事实讲道理，事 实梳理清晰，道理已在不言中，而要弄清事实，也须依据一定的道理， 并体现于讲清事实的过程中，并非套用一些大道理，或离开事实再讲 道理。所以善于治史的事实与道理，应该浑然一体，绝不会皮肉分离。 历史为曾经发生过的事实，如何发生，情形怎样，均为实有，不会因 为任何后来因素而改变。但发生过的史事须由当事者的相关记述来探 求，或者分别称之为第一历史和第二历史。照此推衍，依据相关记载 追求史事本相所得著述，实为第三历史。未来如何不敢擅断，至少目
①《支愍度学说考》，陈美延编：《陈寅恪集 ·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生 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181—185页。
② 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二卷，第
前还无法物理性地还原历史的本相，况且即使能够还原，作为观者的 身份立场不同，所见也会有时空差异。如此，后人的求真，由于条件 的限制，永远不会完全与事实重合，只能通过适当的努力逐渐接近。
所谓真至少有两个层次，即史事本身的真与记述史事的真。史 事的真与后人必须根据各种相关记述来还原史事存在矛盾，亲历者 关于史事的记述各不相同，甚至相互抵牾，无论怎样详尽忠实地记 述，也不可能完整地覆盖全部史事的全过程和各层面，而且当事 者利害各异，立场有别，所记的罗生门现象相当普遍。由此衍生出 层累叠加的史书，实事往往无直接证据，可以征实的部分又相对简 单，其余只能前后左右地近真。而近真使得一事多解的情形常常发 生。历史上所有当事人关于本事的记录，由于角度、关系、层面等 客观条件不同，以及利害有别等主观因素，往往异同互见，可是他 们如此这般或那般记载本事，除有心作伪之外，同样是真。只不过 这样的真在他们有的是眼见为实，有的则是真实心境的映照。
正因为同一事件的参与者身份各异，立场不同，参与的时间、 地点、程度、环节千差万别，即使如实记录，也只能反映其亲历或 听闻的部分，况且还有影响如实记载的多种因素，有此一说不等于 均如此说，有此一事不等于事即如此，所以必须将事情的全过程各 层面的所有相关记录汇聚比较，参考校异。有鉴于此，长编必须与 考异相辅相成，大体有下列原则和作用：1.前说有误，排比史料可 以纠正至当。2.未有成说，汇聚史料可以立说无碍。3.诸说并立， 取比较近真之说，其余存异。4.诸说真伪正误间杂，须相互参证， 酌情条贯。5.实事往往无实证，须以实证虚，而不涉附会。各种情 形，或分别，或兼具，当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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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资料不能先入为主，包括依据资料类型进行判断取舍，也 只能作为参考，不可过度依赖轻信。尽信书不如无书的故训，放在 类型化资料上同样有效。尤其是不能将他指后认当成预设，看似还 原史事，实则编造故事，把呈现历史变成创造历史。应该将所有资 料依时序事类相从，不偏不倚，探究事物的发生演化和人物言行的 变化。否则以近代史料的繁复，错误的判断可能会导致形成似是而 非的历史叙事，而且看似圆满。诸如此类的情形在近代领域所在多 有，通行叙述与史事本相相去甚远。所谓治史如老吏断狱，要想完 全还原案情，诚非易事。乾嘉考据号称实事求是，信而有征，而实 事未必都有实证，有实证的却未必都是实事。只要找到直接证据就 可以坐实的考证，多为具体的简单事情。充分汇聚材料，排比梳理 比较的结果，剔除各种可能，剩下的最不可能反而能够通贯所有材 料和事实。若是先有成见，挑选论据，就很容易误入歧途。
再现史事，要将大量碎片化的材料拼合连缀。史料再充分， 相较于事实的复杂多面而言，也不可能完整。因为记录本身就不 可能巨细无遗地面面俱到，留存过程又不可避免地有所散佚，所 以治史在努力穷尽史料的前提下，仍然一方面要阙疑，不做过犹 不及的假设求证，另一方面还需必要的判断推论，不能太过拘泥， 以求不中不远的大体成形。若是必须完璧才能下结论，势将一事 无成。两者之间如何拿捏得当，需要高明的艺术和高度的自觉。
取材详备之后，考证异同格外重要。 一件事情往往有多个记 载，有的大同小异，有的同中有异，有的异同参半，有的迥然不 同。长编必须用材料说话，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但材料不会自 动说，必须整理者比较考辨，才能在适当的地方说出得体的话。
如果说年谱只要呈现整理材料的结论性意见，长编则应该进而将 整理材料不断近真的过程呈现出来，但又并非层层剥笋似的考订。 一般而言，任何史料之于本事都有部分的契合，编撰长编若将异 同不一的材料简单排列， 一则过于累赘，二则难以鉴别，适当的 做法，应该是通过梳理比较，将各种材料与事实相吻合的部分析 出，然后连缀成文，重现事实全过程和各层面的本相。也就是说， 不能快刀斩乱麻地简单处理材料的复杂性真伪，仅仅依据相关因 素即断言某种材料或某人记述为可靠，立为确证凭据，而是前后 左右对比所有情节字句，通过梳理整合，剔除不符合整体及联系 的成分，让与整体相吻合的具体片段彼此连缀。梳理材料不仅要 判断真伪，斟酌取舍，合并完全相同的部分，而且要仔细比较细 节的异同，从各种材料中选取各个环节记载最为详细准确的文字， 黏合一体，使得事实的全过程和各层面渐次重现。这同时也是将 全部材料去伪存真以及依据材料呈现可还原史事的研治过程，这 是长编成功与否最为细微同时也是最为关键的决定性环节。
史事本相毕竟有迹可循，前人本意则往往没有直接证据，或 是虽然有所依据，解读起来却因人而异，如果断章取义，势必会 曲解本意。各家关于国学的理念以及讲国学的意趣，便最容易让 来者各取所需，构建自己的观念逻辑，虽有系统，却流于附会。长 编虽然体量较大，容纳资料较多，但也不能全都照录，必须有所取 舍，而能否取舍得当，不能全凭主观，反而要尽量约束主观任意， 尽可能全面完整地转达前人的意见。如果但凭己意，选取自以为 重要或是自己看得懂的部分进行拼接展现，而将自认为无关紧要 或看不懂的部分弃而不论，等于是阉割历史。唯有沟通古今中外，
因缘观念和事物从无到有发生演化的历史进程，才能理解变幻莫
测的前人心意。
比较前后几件相关联的事情，目的是显示彼此联系，以便事 类相从。这些联系应该是事实的联系，而不能用后来的观念将前后 无关之事强行连成一线。不过，有的事实联系隐而不显，需要在比 较中用心揣摩，前后左右移形换位，才能逐渐显现。有的事实联系 并非前后因果关系，而是相关关系。有的联系虽有事实，但是相距 时间较长，全部聚合一处，不合长编体例，完全按照时序分述，又 显得散乱，难以显现彼此关联。应根据情况，斟酌处理，前后相连 的，可以适当合并叙述，间隔较长必须分述的，可以前后略加提 示，以示关联。至于涉及多方的相关关系，应予概括的简要说明， 避免孤立地抽取出来作为立论的证据。
或者有所疑虑，如此做法，势必篇幅大增，如何能够控制得 当，避免冗长累赘。其实，长编当然不能太短太简，否则毫无意 义。同时，只要把握长编考异之法的要诀，也不至于失控。首先， 长编不是资料长编，取材必须剪裁概括，万不能将长编当作特定人 事的资料汇聚，取代全集、资料集，这样反而失去长编应有的功 能作用。现有的长编，有的常见资料也全文照录，有的虽然资料珍 贵，可是已经另行结集出版，亦无照录的必要。真正考验编者的， 反而是剪裁取舍详略得当。其次，长编有特定主题，无论如何伸 展，不能脱离主轴，所谓万变不离其宗。至于具体如何伸展，伸展 到何种程度，仍然取决于和特定主题人事的关联多少大小。如何拿 捏得当，既是科学，也是艺术，须反复揣摩，心领神会，很难设定 统一有效的标准。
长编若能做到上述程度，即兼具整理史料与著史的无二功能， 可以成为独立存在的编年体之变相新体。具体而言，功能之一，可 以训练近现代研究者，增强其整体观照和全盘驾驭的能力，推动近 现代研究由刀耕火种的粗放开荒走向深耕细作的精细化，使得史料 大幅度增加的困扰，变为承接固有良法与域外比较研究相融合的基 础，进而成为将前贤治学办法进一步发扬光大的动力和机缘。
功能之二，大幅度夯实近现代研究的基础，提升研究的平台， 减少观念先导举例为证的随心所欲，以及打破原有时空联系的自洽 式解读和论述，使得材料回归原有的时空位置，又能够相互连接， 由碎立通，从而有效增强近现代研究的学术性。
功能之三，形成检验各种观点主张的尺度准绳。近现代史料繁 多，又貌似容易看懂，未经严格训练者不知其难度相应增加，反而 随心所欲，断章取义。殊不知其说看似有据，其实根本无法纳入系 统梳理过的材料与事实链条之中。长编的大量编撰，虽然不能阻止 无知无畏者一往直前，至少能够有效地防止穿凿附会，让信口开河 无所遁形，减少以妄言为高论的凿空逞臆，从而改变因史料多史事 繁及方法不当所产生的各说各话的乱象，消弭由各执一偏的见仁见 智引发的聚讼纷纭。
以上旨趣，参与编撰本书的同人心向往之，至于能否达成，则 要看各自的悟性与努力，并有待于识者和时间的检验。
桑 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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