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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群星阵容吸睛：聚焦赵普、范仲淹、苏轼、王安石等 10 位北宋顶流国士，自带国民度与话题度，精准击中历史人物爱好者需求。
2.史文交融质感：著名作家陈启文以扎实史学功底为基，用文学笔触立体呈现人物生平与精神，兼具史料真实性与阅读趣味性。
3.创新叙事结构：单篇为微传记、全篇串北宋史，人物独立又互相关联，既便于碎片化阅读，又能完整感受时代风貌。
一部描摹北宋士人命运的人文佳作！作者以细腻生动之笔，勾勒出赵普、范仲淹、苏轼等国士群像。透过他们的鲜活人生，既再现了北宋文化的开阔襟怀与独特气韵，更兼具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极佳的阅读质感，值得细细品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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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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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是关于北宋有名国士的历史人物研究，撷取了北宋时期赵普、寇准、晏殊、范仲淹、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司马光10位国士，作为解读北宋历史的节点人物与叙述主体。每位人物独立成篇，从生平事迹、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精神世界等全方位、多侧面呈现人物风貌，并广泛切入各自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背景，再现他们所处时代的独特生存环境，以史料为依据，尽可能真实还原历史。每个人物之间又相互关联，互为补充，浑为一体，全稿可视为一部历史随笔，也可看作是一部北宋时期10位国士的微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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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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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启文，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著有长篇小说《河床》《梦城》《江州义门》、散文随笔集《漂泊与岸》《大宋国士》、长篇报告文学《共和国粮食报告》《命脉》《大河上下》《袁隆平全传》《海祭》《中华水塔》《为什么是深圳》《中国饭碗》《血脉》等30余部，曾获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中国新闻奖、中国好书、徐迟报告文学奖、老舍散文奖、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小说选刊双年奖、全国纪录片一等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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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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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言? 重新发现一个王朝
赵 普? 大宋帝国的总设计师 2
寇? 准? 将相兼荣谁敢比 58
晏? 殊? “第一才子”和“太平宰相” 96
范仲淹? 北宋的一只“乌鸦” 132
欧阳修? 一个活得最像人的人 184
苏? 洵? 在传说中活着 252
苏? 轼? 一个人的大悲咒 284
苏? 辙? 被颠覆的寓言 318
王安石? 双刃剑，或双重人格 353
司马光? 乾坤只在掌拿中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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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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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言（节选）
这是一部宋朝士人的命运之书。所谓“士人”，又称“士”，是中国古代才有的一种特殊身份，一般而言，士人被视为中华民族所独有的一个精英群体，也可谓中国古代文人或知识分子的泛称。宋朝士人黄庭坚对国士的解释：“士之才德盖一国，则曰国士。”国士乃一国中才能最优秀出众的、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士人，而这正是宋代士人共同的特征。
从士人到士大夫，则是士人与官吏的合二为一。北宋开国，即定下了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架构，赵宋政府不仅以文人治国，而且以文驭武，连“佐天子执兵政”的最高军事长官枢密使和兵部尚书也基本上由文臣担任。当一个国家把政事、军事、人事等一应国家大事全都压在了士人身上，这使宋朝士人在历代士人中成了最有担当、最有使命感和天下抱负的一代士人。
从政治上看，赵宋之世把皇权和士人的关系调适到了历史上的最佳程度。从北宋到南宋，一直以士人主政，这让有宋一朝在中国历代2 北宋国士王朝中不同于那些诉诸强权武力的王朝，而是一个人文理想主义色彩特别浓厚的王朝，一个相对开明、宽仁、廉洁的王朝，一个充满了危机感和忧患意识又锐意进取、不断变法图强的王朝。从“将相兼荣谁可比”的寇准到“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范仲淹，从“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的王安石到“乾坤只在掌拿中”的司马光，直至一个王朝覆没之际的最后拯救者、“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这些士人出身的政治家层出不穷，或跻身于宰执大臣擘画天下，或投身于郡县造福一方，或如苏洵等虽不为当世所用，却有非凡的政治韬略和天下抱负。这些士大夫中产生了范仲淹、王安石等足以用伟大来形容的政治家或改革家，他们不只是传统意义上那些励精图治的好官。这也是宋朝政治上的一个突出特色，从仁宗朝范仲淹主导的庆历新政、神宗朝王安石推行的熙宁变法，一直到南宋濒临灭亡时，文天祥还提出了一系列包罗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军事上的变革主张，一个王朝自始至终有着如此强烈的变革意识，这在历代王朝中不说是绝无仅有，却也十分罕见。
透过一个个国士的背影，对一个被误解、被低估、被歪曲的王朝也有重新发现和正视的可能。只有在充满文化自信的宽松政治环境下，才能打破和激活自西汉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一直墨守成规的、长时间处于压抑和沉默的、几乎没有思想活力的局面。在政治角逐中，宋朝虽然没有出现现代意义的政党，但事实上一直存在各种“党争”，如北宋时代的新党（改革派）与旧党（保守派）之争，南宋时代的主战派与主和派之争，贯穿了宋朝三百余年的历史。又尽管别的朝代也不乏所谓“党争”，但在宋代却更接近于政党意义的政争，除了少数结党营私者是为一己私利而争，绝大多数士人（如王安石与司马光）围绕变法的激烈交锋，绝非为一己私利而争，而是甘愿牺牲个人利益、以天下为己任的国策或政策之争。关于宋朝的“党争”，后世甚至称之为“民主政治的典范”。对此论我虽不敢苟同，但赵宋之世确是一个政治环境宽松到可以容忍百家争鸣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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