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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一部系统研究宋代文豪苏轼社会关系网络的综合性著作；
·通过四十四章的篇幅，以严谨的史学态度和生动的文学笔法，深入剖析了苏轼与一千三百多位交游对象的交往脉络；
·兼具学术严谨性与阅读趣味性，既为宋史研究提供新视角，也为当代读者理解传统文化中的人际往来提供重要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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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带你走近一个更真实、更有温度的苏轼！
他，是文学史上的璀璨星辰，也是宦海浮沉中的坦荡君子。
他一生交游一千三百多人，从提携他的官场前辈到不离不弃的患难之交，从诗酒唱和的文坛挚友到淳朴热忱的民间百姓，他自称“吾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
他是苏轼，用一生写就“泛爱天下”的文人。
他与欧阳修、王安石、黄庭坚、佛印、巢谷等人物的交往，构成了这部跨越千年的友情史诗，更是映照了宋代的社会与人情百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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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张国瑞，上海人，籍贯江苏启东。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中学语文特级教师。先后在江苏省启东中学、上海市七宝中学任教。曾在《高校招生》《修辞学习》《语文天地》等刊物上发表六十多篇论文。多篇论文被评为全国一等奖或省市等级奖。著（合著）有《苏轼传》《苏轼雅趣》《苏轼交游》《诗词趣闻录》《联海拾趣》《高考作文成功妙招》《高考语文成功妙招》《高考作文成功技法》等十多本书。
张犁，女，上海人。著有《走进高中现代文阅读》《走进高中文言文阅读》《走进高中古诗词阅读》，与张国瑞合著《诗词趣闻录》，与张国瑞、邓旻玥合著《苏轼雅趣》。
邓旻玥，女，上海人。与张国瑞合著《联海拾趣》《苏轼传》，与张国瑞、张犁合著《苏轼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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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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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且作阮公离是非——苏轼与张方平1
二、十年不见老仙翁——苏轼与欧阳修8
三、专门名家有不逮——苏轼与文彦博22
四、安得如公百无忌——苏轼与范镇29
五、萧然有远古风味——苏轼与鲜于侁35
六、词理高绝出伦辈——苏轼与司马光41
七、影落苏子砚与屏——苏轼与范祖禹51
八、我思君处君思我——苏轼与李常57
九、一钩新月破黄昏——苏轼与孙觉68
十、醉后狂吟许野人——苏轼与滕元发77
十一、水之江汉星之斗——苏轼与曾巩83
十二、折冲于千里之外——苏轼与陈希亮90
十三、只有芙蓉独自芳——苏轼与陈襄94
十四、云破月来花弄影——苏轼与张先106
十五、最是橙黄橘绿时——苏轼与刘季孙113
十六、先生卜筑临清济——苏轼与傅尧俞119
十七、人间何处有此境——苏轼与王诜126
十八、此心安处是吾乡——苏轼与王巩133
十九、眷此邦之多君子——苏轼与钱世雄142
二十、夜传新火寄真情——苏轼与徐大受150
二一、白衣送酒舞渊明——苏轼与章楶160
二二、吾生如寄无归期——苏轼与王古167
二三、玉堂端要直学士——苏轼与黄庭坚173
二四、唯愿一识苏徐州——苏轼与秦观188
二五、世之超逸绝尘者——苏轼与张耒196
二六、江南载酒平生事——苏轼与晁补之204
二七、始是东坡不二门——苏轼与陈师道214
二八、笔势翩翩疑可识——苏轼与李廌221
二九、慰我长思十载间——苏轼与李之仪229
三十、万境一心同莹澈——苏轼与李昭玘236
三一、十年山林廖居士——苏轼与廖正一240
三二、白袍端合破天荒——苏轼与姜唐佐244
三三、渭川千亩在胸中——苏轼与文同249
三四、一枕清风值万钱——苏轼与米芾259
三五、幅巾野褐李伯时——苏轼与李公麟266
三六、从公已觉十年迟——苏轼与王安石278
三七、等闲变却故人心——苏轼与章惇290
三八、霜皮溜雨四十围——苏轼与沈括299
三九、两翁留滞各皤然——苏轼与林希304
四十、富贵功名贱如泥——苏轼与佛印313
四一、谢公雅志莫相违——苏轼与参寥318
四二、不用吾言行其志——苏轼与巢谷325
四三、先生笑说江南事——苏轼与吴复古333
四四、山中友鸡豚社酒——苏轼与陈慥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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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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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苏轼一生宦海沉浮，历领大郡，知守八州，行程万里，经历丰富，交游甚广。他胸怀宽广，大肚容人。宋人高文虎《蓼花洲闲录》引《漫浪野录》云：“苏子瞻泛爱天下士，无贤不肖，欢如也。尝自言：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苏轼一生交游广泛，所交之人中既有达官贵人，又有艺坛精英、高僧名士，还有村夫野老、凡夫俗子、三教九流，可谓无所不有。苏轼在与人交游的过程中，演绎出了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的动人篇章。苏轼交游的人主要有以下几类。
第一，赏识提携他的官场前辈。
苏轼一生中遇到很多对他有知遇之恩的前辈贵人，他们赏识他、提携他、爱护他，如张方平、欧阳修、梅尧臣、韩琦、范镇、鲜于侁、杨畋、司马光、文彦博等。最值得一说的当是欧阳修。欧阳修是苏轼、苏辙兄弟的伯乐，苏轼、苏辙兄弟崭露头角、名扬天下和成就如日中天的文名，得益于欧阳修的提携。嘉祐二年（1057），苏轼、苏辙兄弟参加省试，欧阳修出任知贡举（主考官）。策论一场，欧阳修出题《刑赏忠厚之至论》，梅尧臣批阅试卷时，发现其中一份试卷特别精彩，颇具“孟轲之风”，随即呈给欧阳修审阅。欧阳修阅后，眼睛一亮，觉得这份试卷无论观点还是文采，都可以毫无争议地列为第一。欧阳修猜想这篇文章是曾巩所作，担心把自己的弟子列为第一会遭人闲话，便与梅尧臣商量将其列为第二。复试时，欧阳修又见到一篇《春秋对义》，非常赞赏，便毫不犹豫地将其列为第一。发榜时，欧阳修才知道，初试、复试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两篇文章都出自苏轼之手。欧阳修赞扬苏轼“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他在给梅尧臣的信中盛赞苏轼的文才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与梅圣俞》）欧阳修宽广的胸襟和提携后进的热忱使苏轼一举成名。后来，欧阳修又上表推荐苏轼应制科试。考试结果是苏轼的对策考列入三等，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苏洵去世时，欧阳修应苏轼兄弟请，为苏洵作墓志铭并序。
第二，情同兄弟的同僚好友。
苏轼经历丰富，曾经在京城为官，也曾在地方任职，结识了很多情投意合的朋友。如陈襄、杨绘、李常、孙觉、滕元发、刘季孙、曾巩、钱勰、王钦臣、赵令畤、陈师道、李之仪等。以杭州为例，杭州是苏轼生命历程中最重要的驿站。苏轼曾两度出任杭州地方官，在杭州度过了长达五年的时光。熙宁五年（1072）至熙宁八年（1075），苏轼任杭州通判整整三年，先后与三位太守——沈立（立之）、陈襄（述古）、杨绘（元素）共事。苏轼到达杭州时，沈立即将调走，两人相处时间短暂，但关系良好，苏轼与之有诗词唱酬。沈立调走后陈襄来接任，苏轼与陈襄在政治上配合默契，有不少唱酬诗借物言志、托物以讽，表达对新法的不满，以致后来成为“乌台诗案”的罪证。苏轼与陈襄私交非常密切，两人之间有大量的交流活动。陈襄离任时，苏轼表达了依依不舍之情。后来苏轼知密州，还与陈襄保持着联系。苏轼与杨绘关系很好，也有很多诗词唱和。并在以后的岁月中长期与杨绘保持着书信往来。苏轼倅杭期间，不但与几任太守相处融洽，而且与其他同僚也相处得很好。元祐四年（1089）至元祐六年（1091），苏轼以知州身份再次莅杭。他与通判袁公济、梅子明、子侔、杨公济等关系密切，相处融洽，都有诗词唱和。苏轼以其经邦济世的政治抱负，干练独特的行政风格，宽厚待人的人格魅力，团结同僚，为地方建设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第三，同进退共患难的政治盟友。
苏轼仕途坎坷，屡遭打击，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他结交了一些亲如手足、荣辱与共的朋友，如王诜、王巩、张方平、欧阳修、司马光、吕公著、范镇、钱藻、鲜于侁、滕元发、李常、孙觉、陈襄、曾巩、傅尧俞、吕大防、范纯仁、黄庭坚等。
绛州团练使、驸马都尉王诜（娶英宗女魏国大长公主，拜左卫将军、驸马都尉，曾印过苏轼的诗集）素与苏轼交厚。“乌台诗案”发生时，王诜听到朝廷要逮捕苏轼的消息后，非常震惊，急忙秘密派人去给时在南都任职的苏辙报信，后因此受“乌台诗案”牵连被贬官。
扬州知州鲜于侁（字子骏，阆州人）早先曾举荐过苏轼。苏轼因写诗讽刺新法在湖州被捕，被押送进京的途中经过扬州。鲜于侁要见苏轼，御史台的官吏断然拒绝。在当时那种恐怖的情势下，多少亲朋好友避之犹恐不及，鲜于侁身为朝廷命官却无所畏惧。有人劝鲜于侁烧掉与苏轼往来的文字书信，否则会受连累。鲜于侁回答说：“欺君负友，吾不忍为。以忠义分遣，则所愿也。”（《通鉴辑览》卷七十八）
曾任参知政事的张方平此时已经隐退南京，听到苏轼卷入“乌台诗案”，愤然草拟奏章，上书救之。吴充、范镇等人也相继上书救之。
“乌台诗案”结案后，苏轼谪贬为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苏轼的一些朋友也牵连受罚。绛州团练使、驸马都尉王诜因泄露机密给苏轼，而且时常与他交往，在调查时不及时交出苏轼的诗文，追两官，勒停。著作佐郎、签书应天府判官苏辙曾奏请朝廷赦免兄长，愿意纳还自己的一切官位为兄长赎罪，他并没有写过什么严重的毁谤诗，但由于家庭连带关系，仍遭受降职处分，监筠州盐酒税务。正字王巩被御史附带处置，监宾州盐酒务，令开封府差人押出门，急速赴任。张方平、李清臣罚铜三十斤。司马光、范镇、钱藻、陈襄、刘攽、李常、孙觉、曾巩、黄庭坚、钱世雄等二十人各罚铜二十斤。
苏轼贬谪黄州后，那些共患难的朋友依然不离不弃。范缜、张方平、司马光、李常等，尽管都因与苏轼来往密切而受到罚铜处分，却依然关心着苏轼，时常书信通问。李常更是利用调任之便，在四年之中，两次绕道前往黄州看望苏轼。
第四，贬谪属地的地方长官。
苏轼曾谪居黄州、惠州、儋州，那些属地长官如陈轼、徐大受、杨寀、詹范、方子容、张逢、张中等都能友善地对待他，给苏轼以力所能及的帮助。苏轼谪居黄州时，州守徐大受相待如骨肉，千方百计周济他。王明清《挥麈后录》卷七云：“徐得之君猷，阳翟人，韩康公婿也。知黄州日，东坡先生迁谪于郡，君猷周旋之不遗余力。其后君猷死于黄，东坡作祭文、挽词甚哀，又与其弟书云：‘轼始谪黄州，举眼无亲，君猷一见，相待如骨肉，此意岂可忘哉！’”这种不与世态炎凉同步，不随穷达贵贱变迁的可贵精神，令人赞叹敬佩。
第五，政见相左的政敌。
苏轼一生结交了不少志趣相投的君子，但也遭遇了不少政见相左的政敌，如王安石、吕惠卿、王珪、沈括、谢景温、章惇、林希、舒亶、何正臣、张璪、李定、李宜之、朱光庭、傅尧俞、王岩叟、杨康国、程颐、贾易、赵君锡、安鼎、董敦逸、黄庆基、韩川、赵挺之、王觌、蔡京、虞策、来之邵、张商英、刘拯等。这些人打击迫害苏轼，有的是争权夺利的党同伐异，有的是因为政见不同的排斥异己，有的出于政治报复，有的则是因为嫉妒，有的是想踩着苏轼的身上向上爬。他们打击迫害苏轼的程度也有不同，有的只想把苏轼逐出朝廷，有的则欲置苏轼于死地，必欲除之而后快。王安石与苏轼在变法上政见不同，但他们在文学上互相推重。王安石当政时，把苏轼排挤出京，但后来发生“乌台诗案”，苏轼因诗获罪时，已经罢相赋闲并退居金陵的王安石摒弃个人恩怨，出手相援，直言相救。何正臣、舒亶、李宜之、李定、张璪等新进小人则绞尽脑汁，搜集资料，罗织罪名，构陷坐成“乌台诗案”，必欲置苏轼于死地，进而把旧党骨干一网打尽，摧毁保守派重登政坛的机会。王珪逼害苏轼，除了打击政敌这一缘由，还有嫉妒的因素。王珪一向盘踞在翰林院里，受知于英宗，掌内外制者十五年，他自以为独步天下，而今冒出个苏轼，文名掩盖了他的光辉，他非常嫉妒，所以想方设法打击苏轼，不让苏轼出头。苏轼和程颐之间是学识气质不同导致的摩擦。苏轼和程颐都信奉儒家思想，且同为皇帝的讲师。程颐动辄诵说三代古礼，言必称尧舜孔孟。苏轼以精神自由为重，心里非常鄙薄程颐的矫揉造作，视之为伪君子；程颐看苏轼，则是一个浮薄文人。彼此都很瞧不起对方。司马光死时，苏轼笑谑了程颐，伤害了程颐的面子，开罪了一班洛学弟子，从此成为洛派政客的打击目标。苏轼与章惇起初是朋友，发生“乌台诗案”时，章惇在关键时候挺身而出，给苏轼以力所能及的帮助。元祐年间，太皇太后高氏听政，章惇顶撞高太后。刘挚、苏辙等人上章弹劾章惇，章惇受到贬谪。哲宗亲政，起用章惇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章惇肆其私欲，对元祐年间旧党诸臣进行疯狂报复，生者流放，死者追贬夺谥。他严酷打击苏轼，把苏轼先后贬往岭南惠州、海南儋州，欲置苏轼于死地。朱光庭、王严叟、贾易、韩川、赵挺之等交相攻击苏轼，是因为“蜀洛朔党争”而互相倾轧，“盖缘臣赋性刚拙，议论不随，而宠禄过分，地势侵迫”（苏轼，《乞罢学士除闲慢差遣札子》）。御史虞策、殿中侍御史来之邵弹劾苏轼，是新得势的官僚打着“绍述”新法的幌子倾轧异己。
第六，志同道合的文坛、艺坛朋友。
苏轼在文学、书法、绘画、音乐等诸多领域，既以作品名世，也因立论成家，见远识卓，独领风骚，也因此结交了大量的文坛、艺坛朋友。
苏轼的艺坛朋友有书画家文与可、米芾、李公麟等。元丰初年，王诜曾邀请苏轼、苏辙、黄鲁直、秦观、李公麟、米芾、蔡肇、李之仪、郑靖老、张耒、王钦臣、刘泾、晁补之以及僧圆通、道士陈碧虚等十六人汇集西园。李公麟作《西园雅集图》，米芾为之作《西园雅集图记》。这些雅集的人大多是苏轼的艺坛朋友。苏轼在书法、绘画、音乐等诸多艺术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既与他个人的天赋、勤奋有关，也与他和艺坛朋友广泛、长期的交流切磋、互相取长补短有关。
苏轼的文坛朋友有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曾巩、王巩、参寥、钱穆父、王仲至、蒋颖叔、章质夫、张先、周邦彦、贺铸等。他们互相唱和，留下了很多精妙的诗文。
……
二、十年不见老仙翁——苏轼与欧阳修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北宋官员，卓越的文学家、史学家。
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进士及第。景祐元年（1034）任馆阁校勘，两年后因替被贬的范仲淹申辩而被外贬夷陵。后朝复职，又升知谏院、知制诰等职，赞助推行庆历新政。新政失败后，上疏反对罢免范仲淹等事，被外放知滁、扬、颍及应天等州府。数年后再度被召回朝，拜官翰林学士。嘉祐五年（1060）升任枢密副使，次年拜参知政事。宋英宗即位后，被卷入濮议之争中，颇受非议。宋神宗即位后力求辞位，出知亳、青、蔡三州，又反对熙宁变法的部分措施。熙宁四年（1071）得以太子少师致仕，翌年逝世，享年六十六岁。安葬于开封府新郑县旌贤乡。累赠太师、楚国公，谥“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
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为文以韩愈为宗，大力反对浮靡的时文，以文章负一代盛名，名列“唐宋八大家”和“千古文章四大家”之列。他一生著述繁多，创作实绩可观，诗、词、散文均为一时之冠。此外在经学、史学、金石学等方面都有卓著的成就。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诗词文集《欧阳文忠公集》《六一词》等传世。
欧阳修不仅自己成就非凡，而且以积极培养、奖掖后进著称于世。他对具备真才实学的后生有异乎寻常的热情，极口赞美，竭力推荐，使一大批当时还默默无闻的后生才俊脱颖而出，名垂后世。“唐宋八大家”中宋代五人曾巩、王安石、苏洵父子，都是以布衣之身被他相中、提携、栽培而名扬天下。包拯、韩琦、文彦博、司马光这些后来显赫一时的著名人物都曾得到过他的赞赏与推荐。《宋史·欧阳修传》说他“奖引后进，如恐不及，赏识之下，率为闻人”，高度概括了他的求才之渴、爱才之切、识才之准、举才之力，堪称千古伯乐。宋仁宗曾感叹道：“如欧阳修者，何处得来？”
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崭露头角，名扬天下，成就如日中天的文名，得益于欧阳修的提携荐举。苏洵在27岁开始发奋为学，多次参加科举考试，皆不中。苏洵经过深思熟虑，烧掉了为应付科举考试而写的数百篇文章，然后闭门谢客，找来《论语》《孟子》等诸子百家的著作及韩愈、柳宗元等先贤的文章，埋头苦读。经过多年研读，苏洵通晓了六经、百家之说，弄懂了古今治乱成败，圣贤穷达的道理，“得其精粹，涵蓄充溢，抑而不发久之”，最后到了“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的程度，于是文章大进，下笔顷刻数千言。据叶梦得《避暑录话》记载，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48岁的苏洵携苏轼、苏辙兄弟，以文章为“敲门砖”，拜访了益州知州张方平，希望得到这位文坛宿将的举荐。张方平举荐苏氏父子给欧阳修。欧阳修读了苏氏父子的文章后，极为欣赏，特别是苏轼的《谢欧阳内翰书》，更让他赞赏不已，连叹“……不觉汗出，快哉！快哉！……可喜！可喜！”
苏轼是欧阳修主持嘉祐二年科考的一个缩影。当年共录取进士388人，不但包括苏轼、苏辙、曾巩等文坛巨匠，还包括张载、程颢、吕大钧等旷世大儒，真可谓群星灿烂。之所以一次考试就能选中录取这么多名动当时、影响后世的人才，欧阳修的学识、眼光和胸怀起了很大作用。
嘉祐五年（1060），欧阳修因赏识苏轼才干，乃上《举苏轼应制科状》：“右，臣伏以国家开设科目，以待俊贤；又诏两省之臣举其所知，各以闻达，所以广得人之路，副仄席之求。臣虽庸暗，其敢不勉。臣伏见新授河南府福昌县主簿苏轼，学问通博，资识明敏，文采烂然，议论蜂出。其行业修饬，名声甚远。臣今保举，堪应材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欲望圣慈召付有司，试其所对。如有缪举，臣甘伏朝典。谨具状奏闻，伏候敕旨。”（《苏轼资料汇编》上编一，第3页）杨畋也推举苏辙应材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因当年只开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所以苏轼兄弟同应“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制策殿试。考试结果是苏轼的对策考被列入三等，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苏辙的对策考有争议，后被列入四等，被任命为商州军事推官。
嘉祐六年（1061），欧阳修在《试笔·苏氏四六》一文中盛赞苏轼文章，喜其出己之上：“往时作四六者，多用古人语，及广引故事，以衒博学，而不思述事不畅。近时文章变体，如苏氏父子以四六叙述，委曲精尽，不减古人。自学者变格为文，迄今三十年，始得斯人，不惟迟久而后获，实恐此后未有能继者尔。自古异人间出，前后参差不相待，余老矣，乃及见之，岂不为幸哉！”（《苏轼资料汇编》上编一，第4页）这里所说的四六，实兼指散体；所说的苏氏父子，其重心则是指苏轼。《风月堂诗话》卷上云：“东坡诗文，落笔辄为人所传诵，每一篇到欧公处，公为终日喜，前后类如此。一日，与棐（欧阳修的儿子欧阳棐）论文及坡，公叹曰：‘汝记吾言，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着我也。’”
治平三年（1066），苏洵去世。苏洵患病时，欧阳修写了三封信致问候。苏洵去世后，欧阳修应苏轼兄弟之请为苏洵作《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并序》。
熙宁二年（1069），神宗皇帝任用王安石主持变法。经过一年多对新法实践的冷静观察，欧阳修深感自己的政见与王安石相去太远，“道不同，不相为谋”，加上自己身体衰弱，患有多种疾病，于是欧阳修多次上表，力请辞官退休。熙宁四年（1071）六月十一日，欧阳修终于得到朝廷的“敕告”，除太子少师，以观文殿学士致仕。他选择颍州作为养老之地。苏轼献上《贺欧阳少师致仕启》，恭祝恩师功成名就，并直言“轼受知最深，闻道有自”，再次表达了感戴之情。与此同时，苏轼因一再上书反对新法，被御史弹劾。苏轼主动放弃了权开封府推官、磨勘迁太常博士的显要官职，坚乞外补而终得除杭州倅。同年七月，苏轼离京赴杭，途经陈州（治所在今河南淮阳），先去探访在那里任府学教授的苏辙，兄弟相聚七十余日。然后在苏辙陪同下，专程拜谒了致仕归颍的欧阳修。
久别重逢，大家都很高兴。几年不见，刚刚六十五岁的欧阳修已是须发皆白，老眼昏花，双耳重听，步履艰难。苏轼兄弟不禁感慨唏嘘。这位万世师表的老人，这一生是多么不容易！历尽了政海的波澜，遭受了无数次政敌的攻击和诬蔑。可欣慰的是，他终于可以投入大自然的怀抱，自由自在地欢度晚年了。兄弟俩陪同这位孤寂的恩师度过了一段值得回味的美好时光。
早在皇祐元年（1049）三月至次年七月，欧阳修就曾自请出知颍州，此后又有短期居颍与长久思颍及退休后归颍的经历，为此写下了大量知颍、思颍的诗词。无独有偶，苏轼在元祐六年（1091）八月至次年三月，也曾自请出知颍州，同样留下了不少知颍及日后思颍的篇章。半个世纪内，欧苏两代宗师虽不同时，却被同一个颍州所吸引，并都用上百篇诗词歌唱颍州，神往颍州，此非巧合，实在是因为颍州有其独特的魅力。颍州（今安徽阜阳）当时处在宋都汴京（今河南开封）通往江南的要冲，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使它成为文人骚客的向往之地。
欧阳修非常喜欢颍州西湖，早在皇祐初年知颍时，他就写过《初至颍州西湖种瑞莲黄杨》《西湖泛舟》《西湖戏作》等诗寄友人或示同游者。又有《西湖念语》及《采桑子》连章组词十余首赞美西湖风采。致仕归颍后又写了《初夏西湖》等诗词。此番苏轼兄弟来访，欧阳修非常高兴。他们兴致勃勃地游览西湖，饮酒赋诗，畅谈终日。酒力使欧阳修容光焕发、神采奕奕、双目炯炯。苏轼当即写下了《陪欧阳公燕西湖》（《苏轼全集校注》第一册，第563页）诗：
谓公方壮须似雪，谓公已老光浮颊。
朅来湖上饮美酒，醉后剧谈犹激烈。
湖边草木新著霜，芙蓉晚菊争煌煌。
插花起舞为公寿，公言百岁如风狂。
赤松共游也不恶，谁能忍饥啖仙药。
已将寿夭付天公，彼徒辛苦吾差乐。
城上乌栖暮霭生，银缸画烛照湖明。
不辞歌诗劝公饮，坐无桓伊能抚筝。
欧阳修精神抖擞，面对草木染霜、荷菊争艳的美景，难以掩饰满怀的豪情。当双方谈及新法初施的时局时，未免言辞激烈，而当换到寿夭神俗的话题时，又平添了乐往哀来的感慨。苏轼晚年回忆这次所见到的欧公形象是“我怀汝阴六一老，眉宇秀发如春峦。羽衣鹤氅古仙伯，岌岌两柱扶霜纨。至今画像作此服，凛如退之加渥丹”。此可印证上述苏诗内容。
《六一诗话》云：“苏子瞻学士，蜀人也。尝于淯（淯河，水名。在今河南——笔者注）井监得西南夷人所卖蛮布弓衣，其文织成梅圣俞《春雪》诗。此诗在圣俞集中未为绝唱，盖其名重天下，一篇一咏，传落夷狄，而异域之人，贵重之如此耳。子瞻以余尤知圣俞者，得之，因以见遗。余家有旧蓄琴一张，乃宝历三年雷会所斫，距今二百五十年矣。其声清越，如击金石。遂以此布更为琴囊。二物真余家之宝玩也。”（《苏轼资料汇编》上编一，第3—4页）苏轼得蛮布弓衣，其文织成梅圣俞《春雪》诗，因为欧阳修与梅圣俞是知交，所以苏轼就把它送给欧阳修。欧阳修把此布改作琴囊，以收藏家中雷会所斫的已有二百五十年历史的古琴。于是，古琴和琴囊成为欧阳修家的两件宝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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