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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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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白山黑水，到南海之滨，从偏僻的湘西山村，到繁华的京沪都市，中国到处都有农业转移劳动者的身影。农业劳动力转移不仅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重要现象，还是解开中国经济发展之谜的关键所在。这部《农业劳动力转移经济学》聚焦于中国背景，研究了在农业和非农部门间转移的农业劳动力如何实现对经济发展的大力推动，以及这一过程中的运行机制如何。不仅如此，本书还在大历史的视野下，讨论了全球范围内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大历史趋势，及其所决定的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特征。作者既细致入微地考察了微观经济活动，又能立足高远地将分析拓展至宏观领域，所作的研究不仅局限于经济学领域，还涉及社会学、历史学甚至生物学等其他学科领域，值得农业经济学、劳动经济学方向的学者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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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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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的非农化现象既是观察中国和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视角，也是经济学中的重要问题。本书以大历史的视野，描绘中国乃至世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当前状况和未来趋势，并且以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和经济发展历程为研究背景，力图明确界定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研究问题、提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研究概念、整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标准数据、建立相应的理论框架，进一步阐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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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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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景北，江苏省南京市人，初中时被迁移到江苏省句容县务农近九年。恢复高考后，先后求学于南京大学、北京大学和德国科隆大学，获得经济学和社会科学博士学位。先后任上海财经大学和同济大学经济学教授，现已退休。主要学术兴趣是马克思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主要作品有《略论服务业资本——马克思<资本论>体系的一个扩展》《工资增长的发展经济学导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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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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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一章 世界农业劳动力转移
第二章 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
第三章 农业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增长
第四章 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度量指标和标准数据
第五章 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定量特征
第六章 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问题和两部门假设
第七章 农业制度和农业工资
第八章 农业和非农劳动力配置均衡
第九章 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均衡
第十章 农业劳动力转移加速度均衡
第十一章 实体经济中的农业劳动力转移
第十二章 农业劳动力转移失衡和通货膨胀
结语
数据附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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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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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劳动力转移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重要现象。从白山黑水，到南海之滨，从偏僻的湘西山村，到繁华的京沪都市，中国到处都有农业转移劳动者的身影。实际上，今天在城市生活的我们自己、我们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往往就是在最近几十年内从乡村转移来的。正如本书的研究所揭示的那样，仅仅在1980—2020年的40年中，中国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业部门的劳动者就远远超过3亿人，而中国2020年非农劳动者不足6亿人。也就是说，2020年从事手机制造、外卖送货、教学科研和政府管理等非农行业的劳动者，一半以上是最近40年从农业转移出来的。如果放眼世界，我们将发现，波澜壮阔的农业劳动力转移不但发生在中国，而且大规模地发生在世界其他地区。从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到300年前就开始工业化的西欧地区；从人口稠密的其他亚洲国家，到人迹罕至的太平洋岛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几乎出现在世界每一个角落。因此，农业劳动力转移是当今世界的普遍现象。
如果把农业劳动力转移放到人类历史长河中观察，我们又发现，正在我们眼前展开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是一次伟大的历史事件。它在人类史上的伟大程度，只有一万年前发生的劳动力从采集狩猎向农业的转移可以与之相比。在这之后几千年的农业社会中，中国和其他民族都经历过多次人口大变动和大迁徙，但它们都没有改变农业社会的两大基本特征：大部分人务农、大部分人挨饿。然而，发生在当今中国和世界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彻底改变了这些特征。今天，不但大部分人能够吃饱，而且社会只需要少部分人务农。农业劳动力转移反映的，正是这些基本特征的彻底改变，使得人类离开农业社会而跨入新的社会阶段。所以，本书根据人类劳动在各种食物生产方式上的集中程度，把迄今为止的人类发展史划分为采集狩猎社会、农业化转型、农业社会和非农化转型四个时期。在采集狩猎社会，绝大部分劳动力忙于采集可食的植物和捕猎可食的动物。在农业化转型时期，劳动力逐渐从采集狩猎活动向农业集中。在农业社会，绝大部分劳动力从事生产人类必需食物的农业。在非农化转型时期，人类劳动力逐渐从农业向非农业活动集中。当今人类正处在非农化转型时期，离开农业社会而转入人类目前难以清晰预知的“后农业社会”。和当年的农业化一样，非农化大转型将把人类在宇宙大尺度上的生存空间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令人遗憾的是，与现实中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波澜壮阔截然不同的是，经济学中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非常薄弱。经济学家把农业劳动力转移归于发展经济学分支的研究对象。可是，翻开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使用的发展经济学教科书，我们很难找到关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论述，更找不到农业劳动力转移理论。举一个例子说明这一点。哈佛大学教授帕金斯（Perkins）等人合著的《发展经济学》是一本广泛流传并多次再版的教科书。这本书也于2010年获得了“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但这本书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看法却是根本错误的。该书起首便详细讲述一名马来西亚姑娘的故事。这名农村姑娘为了获取更高的收入，离开农村到一家装配电子器件的城市工厂打工。她省吃俭用，不但经常寄钱给留在村庄的家人，而且还有了一笔自己的储蓄。经过若干年努力，她在工厂里晋升到管理层。7年后，当电子行业遭遇衰退时，她辞职返回家乡，结婚成家并“幸福地在她的可达村里持家育儿”。帕金斯认为这名姑娘就是“发展中国家近40亿人的象征”。显然，在帕金斯看来，原先的村庄应当是暂时转移到非农部门的农业劳动者回归的幸福终点。这本厚达近800页的教科书之后就几乎再也没有提及农业劳动力转移。可是，在千千万万转移出农业的年轻女性劳动者中，帕金斯列举的这个马来西亚姑娘只是极少的个案，完全不能代表发展中国家近40亿人口。这是因为，对于绝大多数转移出农业的劳动力（包括女性劳动力）来说，留在非农业部门才既是他们心目中的目标，也是他们事实上的归宿。当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过程清楚地表明，绝大多数转移出来的农业劳动力永久地留在了非农业部门。发展中国家仍然存在的“近四十亿”农业人口或农村人口，绝大部分也将永久地转移出农业和农村。所以，农业劳动力转移，绝对不是坐在书斋里的经济学家所想象的那种“暂时性”转移，农村生活也没有他们所想象的那种“幸福性”。他们的那种想象，不但让他们忽视了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研究，而且让他们漠视了农业劳动力转移对农业劳动者本身，乃至对人类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的重要性。
如果说帕金斯关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观念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因此他不可能重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研究，那么，为什么许多重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家也没有做出突破性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呢？对此，福斯特（Foster）和罗森茨威格（Rosenzweig）指出，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面临两个基本困难，即缺乏数据和缺乏理论框架。就数据而言，农业劳动力转移是在我们眼前发生的经验事实。经验事实需要实证研究，但缺乏数据意味着实证研究不可行，经济学家对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也就只能退避三舍。例如，经济学家300年前就开始讨论失业了。可只是在社会有了失业数据、学者有了失业率概念之后的最近100年里，失业的经济学研究才真正开展起来。70多年前，经济学家刘易斯（Lewis）为研究劳动力转移而提出了“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概念。这个概念乍看上去极具魅力，可它缺少定量内涵，因此只能在经济学研究的边缘游荡。就理论框架而言，核心假设是建立理论的前提。现代宏观经济学是由把失业作为中心问题的凯恩斯（Keynes）开创的。失业来自非农部门也需要用扩大非农就业的方式来缓和或解决。“失业者到农业就业”不是凯恩斯的选项。所以，在研究失业的时候，凯恩斯实际上提出了“单部门假设”：整个经济仅仅由非农部门组成。后来的经济学家几乎不假思索地接受了这个假设。全部现代宏观经济学研究框架也都建立在这个假设之上。但单部门假设完全排除了对农业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研究。这样，当经济学家试图理解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时候，他们便发现没有任何现成的理论框架可用。
作为中国，或许也是世界第一本专门探讨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著作，本书有四个目标。第一，准确描绘中国乃至全球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当前状况和历史趋势，帮助读者了解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真实图景和历史含义；第二，系统解决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数据问题；第三，界定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问题；第四，建立一个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理论框架。本书前三章试图实现第一个目标。第1章展示全球范围内的大规模农业劳动力转移，指出最近30年的转移速度和广度都是自1700年前后人类开始非农业化转型以来前所未有的。第2章利用中国数据说明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状况，并指出中国在过去30年的全球农业劳动力转移“竞赛”中处于领先地位，可以作为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背景国家。第3章则揭示农业劳动力转移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关键作用。
接下来的第4章和第5章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数据问题。第4章首先提出并严格定义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度量指标，然后说明如何根据各国官方统计数据，为这些指标推导出唯一且无歧义的标准数据。第5章将依据这些指标和标准数据，揭示十四个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特征事实。
第6章界定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问题。众所周知，在农业社会，80%以上的劳动力集中在农业；在“后农业社会”，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应当很少，甚至低于1%。本书把农业劳动力占社会总劳动力的比重称为农劳比。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历史过程可以视为农劳比降低的过程，从例如80%降低到1%的过程。因此，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问题可以严格定义为农劳比下降速度均衡的问题。此外，本章在回顾凯恩斯“仅仅非农业”的单部门假设以后，为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而提出两部门假设，即整个经济由农业和非农业两个部门组成，其中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于非农业生产率。
本书的其余六章试图建立一个基于两部门假设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或农劳比降低的研究框架。讨论农业劳动力转移就得讨论农业部门。讨论农业部门的第一个困难是农业的制度安排。第7章提出“广义自耕农制度”并把它作为非农化大转型中的标准农业制度。该章同时说明在这种制度下，农业劳动力在转移到新古典制度的非农部门时，他们要求非农部门工资应当不低于农业劳动力的平均产出。由于工资受农产品和非农产品价格变动的影响，转移劳动力市场实现均衡的前提是商品市场均衡。但只要劳动力还在两部门之间流动，部门产出就会变化，商品市场就不可能均衡。因此，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必须同时实现均衡，产生均衡的农劳比。第8章研究了这样的均衡。但农劳比均衡仅仅决定总劳动力在两部门之间的配置，而与农劳比降速无关。比较一下农劳比和失业率，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这一点。在经济学中，失业率可以长期保持在一个足以维持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均衡水平上。因此，失业的理论研究找到了失业均衡便可宣告完成，可农劳比即使实现了均衡也必然会下降。在非农化大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农劳比不会在任何水平上长期稳定。所以，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所探讨的问题，不是农劳比均衡，而是农劳比下降的均衡，也就是农劳比下降速度的均衡。第9章用农产品相对价格的跨期稳定定义农劳比下降速度均衡，即农产品价格在两时点之间稳定时，两时点之间的农劳比之差为均衡农劳比下降速度。这一章表明，若仅仅考虑资本增长，则新增资本在两部门之间的适当配置，可以实现农劳比下降速度均衡。第10章进一步认为新增资本决定农劳比下降的加速度。可新增资本又取决于资本市场。本章用资本市场利率跨期稳定定义农劳比下降加速度的均衡。第11章进一步论证农劳比均衡和农劳比下降速度均衡的存在性。在实际经济过程中，农业劳动力转移或者说农劳比下降速度常常波动，罕见均衡。根据本书第10章的说明，农业劳动力转移失衡会导致农产品相对价格波动。后者将体现为农产品和非农产品货币价格的波动。由此，第12章将货币市场引入农业劳动力转移率研究。这一章还提出“通货膨胀放大系数”概念，指出农产品相对价格波动将放大为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中的食品相对价格波动，并可能导致以CPI衡量的通货膨胀。此外，在简短的“结语”之后，本书将列出关于世界、中国和美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数据附录。
本书把中国作为讨论的背景。在最近几十年的世界农业劳动力转移大潮中，中国是当之无愧的领先国家，因此特别值得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研究者关注。同时，中国是我的祖国，我的青春是在中国农村度过的：从15岁到24岁，我就是农业劳动力，每天都在农田劳作，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我永远记得和农民在一起劳作的日子：在泥泞而又狭窄的田埂上挑着沉重的稻秧，每移一步，都得用五个脚趾死死地抓住地面；在滚筒脱粒机前脱麦脱稻，扬出的灰尘把吐出的痰变得乌黑，可还是得干。那时候，我们农民用全部体力和生命生产粮食，可我们依然吃不饱。那时候，我真诚地认为多一些粮食、少一些饥饿的唯一方法，是强化国家指令、增加农业劳动力并促使他们更辛苦地劳作。直到我离开农村多年之后，我才知道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的普通人早已能够吃饱且那些国家农民的数量很少，也才意识到自己青年时想法的荒谬。其实，早在300年前，人类就开始了非农化转型，依靠常识和勇气，艰难却又坚定地离开了农业社会。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包括我自己在内的普通中国人今天才能够吃饱，能够大规模转出农业。因此，我对那些最早跨出非农化步伐的人们，对每一位勇敢地走出农业而跨入未知的非农部门的劳动者，都充满了敬意。事实上，如果把百分之一的农劳比作为非农化转型的终点，则到21世纪第三个十年之初，人类已经走完转型过程的一大半路程。只要尊重普通人的常识和勇气，人类在完成后续的转型任务时，就应当不再面临任何重大困难。根据我的农村经历，我相信，本书和其他探讨农业劳动力转移条件和机制的研究，即使可能对人类理解甚至顺利完成非农化转型有所裨益，这样的裨益也必须在社会尊重常识的前提下才能实现。
本书是我在1997年出版的《工资增长的发展经济学导论》的延续。在那之后20多年的思考和写作过程中，我得到许许多多朋友的指点、支持和帮助。限于时间和篇幅，我无法一一提及他们，只能在这里向他们每一个人表示衷心的感谢。以下提及的仅仅是他们中和我最近接触较多的少数人。在不从事教学科研的朋友中，我特别感谢陆桔利、梅鸿、宋开生和张常伟（按汉语拼音排序）。他们来自中国四个不同地区的农家。农业劳动力转移是他们人生的一段特殊经历。我们常常讨论这个话题，我从中得到许多启示。陈建波（东南大学）阅读了本书全稿，我的研究生同窗姜斯栋阅读了本书部分初稿，他们都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我的中学校友关磊和我一起度过了漫长的农村岁月、另一位中学校友黄述林多次对本书中的一些观点提出尖锐批评，我深深地感谢他们。在其他从事教学科研的朋友中，陈体标（华东师范大学）、陈远焕（南京大学）、傅十和（厦门大学）、伏玉林（华东理工大学）、蒋迪青（上海市现代管理研究中心）、李晋（美国加尔文大学）、李实（浙江大学）、黎德福（同济大学）、刘小川（上海财经大学）、刘小玄（中国社会科学院）、卢云鹤（山东财经大学）、孙经纬（上海财经大学）、汪伟（上海财经大学）、许永国（上海交通大学）、姚洋（北京大学）、叶林祥（南京财经大学）、袁志刚（云南财经大学）、张德远（上海财经大学）、张曙光（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张涛（复旦大学）、张肖虎（云南财经大学）、张艺（广东工业大学）、章铮（北京大学）、赵曙东（南京大学）、郑彩祥（同济大学）、郑江淮（南京大学）、朱保华（上海交通大学）、朱秋霞（南京财经大学）特别值得我深深的感谢。其中，我尤其感谢朱保华教授。他和我共事多年，我们一起在上海财经大学引入现代经济学教育，一起讨论经济学问题。他长期关注我的研究并不断给我从内容到文字的各种指点，还热心帮助我联系出版本书的相关事宜。在我应当感谢的外国朋友中，方炳松、张人则和Nicholas Hope特别值得一提。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研究院曾为本书的研究提供过部分资助，在此表示特别的感谢。本书的部分内容曾经在北京大学、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上海货殖365经济研究社等处作过多次报告，因此也感谢各个报告会的组织者、评论人和参与者。我同时非常感谢格致出版社的程倩编辑，她为本书的出版做了大量工作。此外，本书部分内容曾经发表在若干期刊或工作文稿（working papers）上。本书在引用相关内容时将一一标注。我在这里诚挚地感谢相关期刊和工作文稿单位。当然，本书依然存在的错误和缺点，都是我一个人的责任。
我把本书敬献给我的父母亲胡业崙和颜淑英大人。我从15岁被政府迁移到农村后便辗转各地，极少陪侍父母，遑论尽孝。如今，他们虽然已在天国，我依旧把本书视为我对他们的一点孝心。
胡景北2025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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