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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多维透视文明融合的哲学史诗，解锁“两个结合”思想和实践伟力的佳作！
以宏大历史视野与深邃哲学思辨，系统揭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从“相互碰撞”走向“生命性贯通”——从“知行合一”与实践观的共鸣，到“天人合一”对主客二元的共同超越；从孤往精神与拯救情结的契合，到历史意识与真理之证的相互激发。
以跨文明对话的学术功力，将碎片化的思想片段锻造成有机的叙事链：既见理论融通的逻辑张力，更见文明新生的血脉奔涌！
深挖“契合性”基因密码：直面“中西古今之争”的百年困局，还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土壤，揭示“第二个结合”何以成为文明再造的核动力；
重构“互相成就”的逻辑脉络：通过实践观、辩证思维、现象学旨趣等维度，诠释马克思主义如何激活传统智慧的现代灵魂，而传统文化又如何为真理注入东方气韵；
锚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基：以历史感呼应时代命题，论证“大道之行”与“人类解放”的融合如何孕育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路径。一部打破学科壁垒的思想力作，助力理解“中国道路文明基因”！
在思想的瀚海中锚定文化主体性的脉搏，让传统的智慧与真理的锋芒交相辉映——读懂这场“文明传承”与“时代创新”的双向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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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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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与真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贯通》立足“两个结合”的理论创新，系统阐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相互契合到互相成就的深层逻辑，揭示二者在哲学根基、价值追求及方法论上的高度契合与贯通，论证其结合是“生命性的有机结合”——既赋予马克思主义鲜明的中国底色，又推动中华文明在现代转型中焕发新生，共同构筑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基，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筑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明基因提供理论支撑，彰显中华文明“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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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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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中华，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理事、《泰山学刊》主编。主要研究领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发展理论，涉及哲学基础理论、马克思哲学观诠释及现代性批判等方向。在《哲学研究》《哲学动态》等刊物发表论文300余篇，出版《哲学：走向本体澄明之境》《社会发展与现代性批判》《重读马克思》《人的存在之思：马克思哲学再诠释》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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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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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与正文】
第一章 “马克思”何以来到中国
第二章 “两个结合”及其关系问题
第三章 中国传统文化之主要特点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及其真谛
第五章 对实践和践履的推崇
第六章 “天人合一”的共同诉求
第七章 对“主客二分”的超克
第八章 相似的“现象学”旨趣
第九章 孤往精神和拯救情结
第十章 历史感与历史意识
第十一章 大道之行与真理之证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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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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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也许难以理解，马克思与孔夫子这两个人物怎么能够联系起来，甚至相提并论呢？按照惯常的看法，“马克思”与“孔夫子”无论时间还是空间上，彼此相隔都太过遥远，不仅风马牛不相及，两相比较更是大相径庭、南辕北辙。但是，我们不应忘记，中国古老文化及其悠久的传统已经演化得相当成熟和繁复。就像人的生命有机体，一种文化生长得越成熟、越完备，面对作为“他者”的文化，其产生的排异反应也就越强烈，要将之移植于自身也就越加困难。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来说，如果离开了高度相近或相似的关系作为内在基础，这种兼容或结合就是难以想象的，也是不可能成功的。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早已在事实上变成中国文化的一个内在的有机组成部分，不仅融入了本土，而且已经深刻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进程和前进方向。这正是马克思当年所追求的“理论的彻底性”所在。马克思认为，一种理论只有达到了“实践能力的明证”，才具有其“彻底性”。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其实早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研究不过是在作一种“回溯性”的追认而已。按照马克思所主张的“从后思索”的方法，对于实践所建构的历史后果作一种反思性的把握，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这不仅是为了解释过去，更是为了面向未来。黑格尔意义上的哲学不过是“反思”，正因此黑格尔把哲学喻为“密纳发的猫头鹰”，他说“密纳发的猫头鹰要等到黄昏到来，才会起飞”；但马克思的“从后思索”不仅具有反思的性质，而且具有向未来敞开的特点，因此马克思主义学说还同时扮演着“高卢雄鸡”的角色。马克思说：“一切内在条件一旦成熟，德国的复活日就会由高卢雄鸡的高鸣来宣布。”马克思借助这个比喻所期待的，正是无产阶级通过革命得以实现的人的历史解放。
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就有非常显著的包容性特点。《论语》 记载，“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君子群而不党”，“君子周而不比”。《礼记·中庸》 亦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儒家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由此可窥一斑。儒家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从历史上看，外来思想多经历本土化过程，例如佛教在东汉传入中国之后，就开始逐步融入，经过漫长的中国化过程，变成中国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当然，在历史上，并不是所有的外来思想和文化都能够融入中国，也有难以融入的情况，如基督教。这里的关键在于外来文化能否同中国本土文化在深层意义上具有某种契合性。例如，基督教自唐初传入中国，当时称作“景教”。但一直到 20世纪，也未能在中国产生真正的影响，更谈不上同中国传统文化形成水乳交融的关系。这一现象，是颇耐人寻味的。诚如曹聚仁所言：“中国人不能接受人是犯了罪到世上来受难的观点，所以基督教在中国生不了根。”而中国文化在其历史的漫长嬗变中，表征为儒、道、释之间的博弈，其中就存在着分分合合的关系，它们共同塑造了一个作为有机整体的文化传统。宋明理学号称“新儒学”，那么究竟“新”在何处呢？倘若离开援道入儒、援佛入儒，是“新”不起来的。拿曹聚仁的话来说，就是“用《易》 学作武器，运用了道教的法宝来和佛家的‘法’作生死战，这便是宋明理学家的‘新’”。但是，“儒家从禅宗的阶梯走上道学 （理学） 的新阶段，这是新儒家的一面”。显然，其最终仍逃不脱佛家的影响。即使是“生死战”、是“斗”出来的，也是吸收异教的营养而成就了自身。一个有趣的事实是，南宋大儒朱熹曾经以“邹忻”为笔名注释 《周易参同契》，而这本书乃道教的经典，据传为东汉末年魏伯阳所撰。
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看，历史上的儒、道、释三家有博弈、冲突、融汇、契合之关系的展开，“三教合一”是其总的趋势，这也证成了中国文化兼容并蓄的基本特质。儒、道、释三家究竟在什么意义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呢？其实，归根到底是在追求“自然而然”这一最高境界上，它们可以彼此会通。诚如饶宗颐所言：“中国学术思想之演进，以儒道释三教为其基石，而三者间之接触，冲突，调和，以至于混融，实为中国文化上之特色。”“三教同源”说，是从逻辑或学理层面上讲的，不是从历史维度或发生学意义上讲的。有学者指出：“‘三教同源’之说，其来有自，至宋、明而大倡。”唐柳宗元曰：“余观老子，亦孔氏之异流也，不得已相抗。”他还说：“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 《易》、《论语》 合……不与孔子异道……吾之所取者与 《易》、《论语》 合，虽圣人复生不可得而斥也。”宋僧智圆曰：“释、道、儒宗，其旨本融，守株则塞，忘筌乃通。”（《三笑图赞》，载 《闲居编》 卷一六） 明僧真可曰：“我得仲尼之心而窥六经，得伯阳之心而达二篇，得佛心而始了自心；虽然，佛不得我心不能说法，伯阳不得我心二篇奚作，仲尼不得我心则不能集大成也。”他认为，儒、道、释三者，“门墙虽异本相同”（《题三教图》，载 《紫柏别集》 卷一）。明僧德清曰：“愚意孔、老即佛之化身也！……是知三教圣人，所同者心，所异者迹也。”（《道德经解发题·发明归趣》，载 《憨山梦游集》卷四五） 程朱理学学者也有许多赞扬佛教的话。同近代的“西学中源”说类似，早在唐代就有“佛师老子”说，据南宋程大昌 《续演繁露》 援引《通典·天竺门》 云：“ 《浮图》 所载与中国 《老子经》 相出入。盖昔老子西出关，过西域之天竺，教胡为浮图。徒属弟子号各有二十九，诸家纪天竺事，多录僧法明、道安之徒传记，疑皆恢诡不经，不复纂也。” 《通典》 系唐代史学家杜佑的作品。不论这个说法是否符合历史事实，它都表达了一种试图把佛教同道家相贯通的诉求。
魏晋玄学就是融汇儒家和道家而形成的哲学思潮。玄学所谓“三玄”，即 《周易》《老子》《庄子》。在魏晋时期，学者对儒家和道家及其主张的关系也多有反省和辨析。例如，《晋书·阮瞻传》 载，阮瞻见王戎，“戎问曰：‘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其旨同异？’瞻曰：‘将无同。’戎咨嗟良久，即命辟之。时人谓之‘三语掾’”。有学者认为，“将无同”一词表达的就是“恐怕相同”的揣度语气。魏晋玄学有“有无之辨”“言意之辨”“自然与名教之辨”等争论。这些辨析的主题，在一定意义上都反映着儒道关系。据宋儒程大昌 《演繁露续集》“将毋同”条：“王戎问老庄、孔子异，阮瞻曰：‘将毋同？’不直云‘同’，而云‘将毋同’者，晋人语度自尔也。庾亮辟孟嘉为从事，亮高选儒官，正旦大会，褚裒问嘉何在，亮曰：‘但自觅之。’裒历观，指嘉曰：‘将毋是乎？’将毋者，犹言殆是此人也，意以为是而未敢自主也。其指孔、老为同，亦此义也。”按照如此解释，阮瞻是肯定儒道之“同”的。当然，此所谓“将毋 （无） 同”究竟何意，已成千古公案。此一问题之纠结本身，即折射出儒道同异比较的重要性。在玄学家那里，对此问题也是存在不同答案的。但不管怎样，“三玄”之混同已然昭示着儒道的合流和会通，这一事实本身即已表明两者的内在一致性。
我们在谈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时，必须首先正视两者存在的差别。宋儒二程在谈论“天人合一”时有言：“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其实，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讲：天人若无分，又何以言合？所以，承认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的差别，乃是考察两者会通的前提。尽管从表面看来，两者的距离颇大；但从实质上着眼，中国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之间又存在着许多默契之处。这并不是穿凿附会，而是有其内在理据的。毋庸讳言，对于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看“异”容易，见“同”难。不超越和克服皮相之见，是难以发现它们彼此之间会通的可能性的。若把目光仅仅局限于事情的表面，说两者的相通、相融、相契、相成，甚至会被误认为是荒谬之见。不少人对此难以理解，要么囿于成见，要么囿于直观，要么囿于拘泥，拒绝承认两者的契合和会通。其实，只要深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背后的深层含义，就不难体味出两者融会贯通的可能性。在我们具体地去了解这种关联和会通之前，需要先行做一种预备性的铺垫工作，以便为达成这种理解提供必要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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