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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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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作者从近代重庆北碚的十年地方社会建设入手，探讨城乡治理问题，以小见大，将北碚的乡村治理与中西历史发展大势，与科学文化进步历程，与中国当时的实际状况结合，充分利用当地文献资料，探讨“创造新世界”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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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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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具体探讨了北碚开拓乡村治理、产业发展、文化进步新模式的历史经验与局限。在乡村治理方面，重点研究团练局的现代转型；在产业发展方面，重点研究现代的航运、铁路、勘探、开采、电话、纺织技术等如何与乡村中的传统产业和市场相结合，培育出新的乡村经济业态；在文化进步方面，重点研究科学知识的普及如何为乡村发展培养人才、营造氛围。聚焦模范村北碚乡村现代化的建设过程，为近代中国乡村现代化道路的开辟提供一种历史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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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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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果，四川内江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加州大学尔湾分校联合培养历史学博士，芝加哥大学访问学者。主要研究18世纪以来中国国家、社会、经济、文化的相互影响，侧重在古今中外的多重联系中探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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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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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北碚、乡村建设与近代中国 彭慕兰
导言
创造性破坏
大分流中的乡村现代化
北碚的旧世界
创造新世界
第一章 诞生：峡防局（1923—1927）
第一节 “政府不能顾及小民”
第二节 “民治初基”
第三节 协商共和
第二章 转型：新世界的“引擎”（1927—1931）
第一节 分水岭
第二节 从农兵到工兵
第三节 从爱乡到爱国
第三章 模范：城乡新秩序（1927—1933）
第一节 秩序转换
第二节 交通革命
第三节 乡村科学革命
第四章 合流：社会国家化
第一节 国家建设
第二节 实验区
结论
本质与方法
历史的变量
创造的主体
再造本体
新世界再启航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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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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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北碚、乡村建设与近代中国 （节选）
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
中国相对短暂的民国时期，见证了大量模范区的成立，它们由 “成千上万涌向乡村的改良派”所建。这些乡村区域，大小不一， 小则数村，大可数县，探索创建社会组织的新模式，让农民无须迁 往城市，便可享有安全与繁荣，重塑其身体（施以公共卫生、体育 教育和改善营养等策，强健其体魄），培养其意识，使之成为现代国家的良好公民。北碚实验区，位于川东北，紧邻重庆，不是乡建中最负盛名者，但王果这本出色的著作认为，它应该是。通过他的视角观察北碚，我们可以得到许多关于近代中国与世界历史若干面相的重要启示。
北碚，实际只位于“峡防局”推行改革四县之一的巴县，但它却是整个实验的行政与经济中枢，成了整体的代名词。除非特别注明，我将交替使用“北碚”和“峡防局”来指代整体。北碚横跨四县，使之成为各地乡建中规模较大者之一，如下所论，规模确实重要——尤其当遇到政治实现形式，以及自上而下的管理与参与性或者至少是协商性的政治理想之间的冲突的时候。
北碚在众多乡村建设实验中的独特性，还体现在它强调将农民转变成产业工人，并仍将他们留在乡村。许多同时期的其他改革派，假定现代化需要大规模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如很多“五四”人物就持此论；有些人很大程度上回避现代性目标，如梁漱溟的邹平实验；还有为数不少者，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暗示，应当推迟大规模工业化的想法，直到农民获得基本安全保障，并通过扫盲运动、提升营养水平（基于农业技术的改良）和改善乡村公共卫生设施，先让村民达到今天所谓的最低“人力资本”或者“基本素质”。除了极少例外，提升非农生产的尝试，大都集中于小规模和低技术含量的项目之上。
然而，在北碚，工业化是一个核心且直接的目标。或许这并非巧合，因为它也是当时几个由实业家本人领导的乡村建设项目之一，这位实业家便是卢作孚（南通同样重视工业化，它由官员转型为企业家的张謇所创，但其所涉及的工业种类远不及北碚广泛，且始终易受棉纺织业的周期性波动影响）。卢作孚在北碚成功创造了工业增长，这是王果认为北碚—而非更为人熟知的邹平或定县—预示了一个新的、完全现代的世界的重要原因。鉴于农村工业化在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奇迹”前十五年的关键地位，人们不禁要问，北碚的遗产是否确实影响了后来的时代？当时乡镇企业（TVEs）的繁荣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创造了超过1.3亿个乡村工业就业岗位，的确实现了农民的“离土不离乡”，这一方式显然有别于大多数其他工业化经验（也包括1995年后的中国工业化阶段，该阶段见证了历史上速度最快、规模最大的农业人口向城市的转移）。后文将进一步探讨这些可能性。
首先，我们应该注意到北碚相较于其他乡建项目的三个独特之处。第一个看似平常但显然重要的差异，是它位于中国西南的地理位置。这意味着，与绝大多数乡村建设不同，北碚在抗战期间从未被日军占领，因此得以维持至1949年。
北碚与大多数乡村建设的第二个重要区别在于，北碚和西南大部分地区一样位于山区之中。北碚山区蕴藏着丰富的煤矿资源，但因地势崎岖险峻，进入市场流通极为困难。书中认为，整个山地地区总体上具有一些基本特征，这对于理解北碚的地方史及其更广泛的意义至关重要。
正如斯科特所言，山区数百年来一直是国家力量难以深入的地方。这些地区成为人们逃避权力的避难所，包括土匪、走私者、宗教异见者，以及那些逃避牢狱、债务、奴役或家庭压迫的人。山区与国家权力的疏离，往往因其经济上的边缘性而进一步拉大：山区不太适合谷物生长，而这些作物是密集人口和国家政权最便利的支撑。山区或许蕴藏其他具有经济价值的资源——矿产、木材、毛皮动物等——但它们未必容易开采或进入市场流通，而这些行业的从业者，或因其工作地理位置偏僻，或因高度的流动性，也难以被控制和剥削。
关键是，山区政治和经济上的边缘性在近代都开始发生变化，尽管并不同步。在经济方面，从农业/有机经济向工业/矿产经济的转变——这一转变首先是以从化石燃料中获取能源的重要性的飙升，以及能源密集型的金属制品生产的急剧扩大为特征——将一些山区从经济上被遗忘的地区转变为备受关注的焦点，因为此地富藏煤、铁和其他突然变得重要的资源。这一转变在欧洲可以追溯到19世纪早期，而在包括中国部分地区在内的许多其他地方，则要到19世纪晚期。然而，被斯科特称为“距离压缩”的技术——过去正是它们让国家最终能够结束偏远高地的自治状态——在四川直到20世纪初才开始出现：电话和汽车因其昂贵很少在大城市之外出现，而推土机、直升机、无线电和链锯等工具，要到20世纪50年代才发挥重要影响。因此，这里有好几十年的空档期，其间正在现代化的国家愈发渴望掌控高地山区的资源与劳动力，然而却无计可施。这导致国家与这些地区的居民（臣民）处于一种紧张的关系之中，毕竟这些山地民众自己正在开发这些资源，聚集财富。这些在经济上被赋能的山地人的确有进行实验的空间，但也可能更加有力地宣示其独立性；或者可能选择接受甚至主动寻求与以低地为中心的政权进行更全面的合作，不过要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北碚的故事就属于这一时期，并为这种种动态关系所左右。
……
……
在中国漫长的文明进程中，20世纪不过是长河一瞬，然而这瞬息之间，却孕育出了万变之姿，开出中华文明变中再造的新天新地。世纪之初，绵延千年的旧世界轰然崩塌；半个世纪后，新中国勃然而兴；再半个世纪，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百年之间，变化的速度之快、范围之广、成效之巨，世所罕见，不仅改变了中国命运，也改写了世界格局。中国从旧世界走向新世界，经历了先破坏后建设，急停急起，大破大立的过程，其中一以贯之的，是既逸出传统故辙，又突破中西藩篱，既破坏又建设的创造性。如何认识、思考、理解这种融汇古今、跨越东西、突破常规的创造性，正是本书探讨的主题。
“创造”不等于“发明”，更多体现在“引介、采用、掌握新材料、新产品、新机制、新观念”；“新世界”也不是乌托邦，强调运用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改造旧世界；“创造新世界”对于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文明，往往有着不同的含义。从技术进步的角度看，在历经手工革命、机械革命、材料革命和管理信息革命四个发明时代之后，19、20世纪进入到创新大加速的时期。从社会演进的历史看，过去几个世纪西方兴起了科学革命、工业革命、民主革命、社会革命等20世纪初的中国人已经感受到这些世界洪流，创造新世界的法 门，其实就是如何有效地“连接”这些洪流。一方面，各种并峙的新观念、新技术、新制度扑面而来，这些新的思想资源和概念工具，提供了传统之外求变的思路和路径，启发国人突破传统，畅想未来。另一方面，各种创造性相互结合，汇聚成滔天的西潮席卷而至，让中国避无可避，造成了极强的压迫感，以及随之而来的立即变革的紧迫感。卢作孚在北碚创办杂志《新世界》时，就清楚地表达出这两层意思。“我们盼望中国人”，“认清楚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不是向来的世界，是变化得非常之厉害的世界”。当今的世界“发明了一种方法， 一种科学方法”，“任何事物，一经接触了它，横的方面，便被它理出 一个系统，纵的方面，便被它找出一个因果必然的变化”。“这新的世界已经在地球上有各种花样的实现，已经在我们周围有各种的方式压迫，我们已抵御不得，逃避不得”，“只有下大决心，挟大勇气，从我们手上去创造它”。“只要我们希望这新的世界到来，新的世界便会到来；只要从我们手上创造这新世界，便会完成这新的世界。”他清楚地看到，世界之所以不同于往日，是因为有了“科学方法”，尽管这些方法不由我们“发明”，但却可以借来“创造”，“创造这新世界”。卢作孚感受到的新世界，实际上是经数百年创新创造淬炼而成的 文明新秩序，它在制度、文化、经济等方面给中国带来了百、千、万年不同层级的文明挑战。这些挑战与应变，既是触发近代中国的创造性之机，又是创造性的内容和实质，三重挑战之间和内部的君臣佐使逻辑关系、轻重缓急的实施步骤、创造性突破的方法路径，是创造新世界不可回避的核心问题。
……
……
本书借用“创造性破坏”来概括“创造新世界”中的创造性，其 核心是通过打破边界、建立连接，再造乡村的经验世界和精神世界， 进而实现乡村现代化的转型。全书以1918年峡防营的成立为起点，标 志地方社会的觉醒，到1936年被纳入国民政府行政体系，终止了由地方名流主导的独立的创造性探索，主要关注民国时期卢作孚领导下的四川北碚乡村现代化运动，以“见之于行事”的方式梳理其创造性 如何从不同方面、不同领域中迸发，汇聚成改造地方物质条件和社会面貌的改良运动，直至改变地方整体面貌、成为全国现代化模范的历史，希望为近代中国乡村现代化道路的开辟提供一种历史学的解释。书中重点关注，不同层次的政治、经济和思想的创造性互动，以及产生出连锁变化的创化过程。从民初到30年代中叶，北碚现代化的成就举世瞩目，从“匪盗猖獗，人民生命财产无保障、工农业生产落后的地区，改造成后来的生产发展、文教事业发达、环境优美的重庆市郊的重要城镇”，成为当时全国乡村现代化建设的模范，被誉为“将来如何建设新中国的缩影”。四十年代，李约瑟实地考察以后称赞它是中国“无疑的，最大的科学中心”。
北碚创造新世界的目标是“乡村现代化” ，尽管它只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侧影，但却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丰富面相。实际上，它是政治上的共和革命、经济上的工业革命、文化上的科学革 命的创造性组合。如卢作孚所说，现在中国的“内忧外患是两个问题，却只须一个方法去解决它。这一个方法就是将整个中国现代化。换句话说：就是促使中国完成现代的物质建设和现代的社会组织”。
“分析起来，第一是产业运动，第二是交通运动，第三是文化运动，第四是国防运动，皆各有其物质建设方面和社会组织方面。凡感觉到中国根本问题的人们，都应负起责任做这四个运动。”
北碚的“乡村现代化”建设有一个中心和两条主线。中心是以改造后的团练机构峡防局，招募四乡青年，顺应时代发展，重塑地方精英，改寓兵于农的“农兵”为寓兵于工的“工兵”，再将之投放到各项地方事业之中，推动事业发展，因应了共和政治和地方治理的挑战。两条主线是“现代的物质建设”和“现代的社会组织建设”，顺应了技术进步和社会演进的两股洪流。北碚的新世界创造代表着中国乡村进行早期现代化探索的宝贵经验，本质上它是一条“以人为本”的发展道路 ，通过改造人来改变社会，通过“人的现代化”推动“乡村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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