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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政府究竟如何组织与创新有关的工作？
它们如何实现灵活稳定？
是什么让政府在这方面成功或失败？以及正确的创新政策如何成为现实？
国家科层制度长期与停滞、惰性、复杂化和抵制变革等负面因素联系在一起，但事实上，科层制度也可以被创造性地塑造，并成为活力、创新和创造力的关键。本书打破了人们对科层制度的陈旧观念，以全新的视角诠释国家在社会进步中的关键作用。
本书荣获2023年美国管理学会乔治·特里图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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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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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核心观点是，创新需要政府组织。本书从马克斯?韦伯的经典观念出发，论述了创新政府组织中的两种理想类型的组织形式——魅力网络和专家组织，并指出真正的创新型国家需要有能力实现“敏捷性稳定”。本书从宏观角度解读了创新政府组织的历史和争论焦点，并按照地理分区呈现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创新政府组织的历史演变。通过丰富的案例分析和清晰的理论总结，本书指出，为了解决当前世界面临的各类难题，我们需要能够兼顾稳定性和敏捷性的现代公共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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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雷纳?卡特尔：伦敦大学学院创新与公共治理教授，曾在多个公共政策委员会任职，2013年获爱沙尼亚国家科学奖。
沃尔夫冈?德雷克斯勒：塔林理工大学治理学教授，曾担任爱沙尼亚总统顾问。
埃尔基?卡罗：英国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stitute for New Economic Thinking）公共管理与政策研究员。
于文轩，美国罗格斯大学公共管理学博士，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院长、教授、博导。研究领域为智慧治理、政府绩效管理、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与比较公共行政。美国行政管理学会中国分会前主席，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理事，中国人才学会理事，福建省领导科学研究会副会长。政策评论文章发表于新华网、界面新闻、澎湃新闻、《联合早报》、《明报》等国内外新闻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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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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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序
中文版序
序
致谢
第一章 敏捷性稳定
公共部门创新者的困境
本书的结构
第二章 辩论现状
背景：政府日益扩大的创新职责
官僚制：创新研究与实践的盲点
寻找“灵丹妙药”
敏捷性稳定的历史
用于研究创新官僚机构的分析工具
创新具有政治性
第三章 创新官僚组织的起源和类型
创新官僚组织的起源
创新官僚组织的类型
对实践者的警告：为什么新公共管理不等于敏捷性稳定
宁以稳定为重
展望前路
第四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敏捷性稳定
当大科学遇上大问题
美国优势和敏捷性稳定
重建欧洲
重建东亚
任务导向型科学和创新的政治领导
第五章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创新官僚机构的混合化
创新政策和官僚机构新范式
美国的混合化和公私网络
亚洲的混合化和公私网络
欧洲的混合化与公私网络
混合型创新官僚机构的演化优势与劣势
第六章 新自由主义、创新官僚机构与使命重塑
全球化、竞争力和创新的“技术官僚化”
全球竞争、创新政治化与动态能力授权
错失恐惧症引发使命回归
创新政策重回政府核心
第七章 总结：新韦伯式创新机构将领导未来几十年？
从新冠疫情中学到的:国家的回归？
任务导向型新韦伯式公共机构的兴起？
新韦伯式创新官僚机构的使命与模式
我们将何去何从？
参考文献
缩略语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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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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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给读者的这本书，是2023年美国管理学会乔治?特里图书奖的得奖之作。该书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耶鲁大学出版社称此书为“石破惊天”(groundbreaking)之作。这本书是三代学人的学术结晶。三位作者的合作始于21世纪初，最初聚焦于发展型国家理论与创新政策，随着时间推移，他们逐渐将研究重点转向“创新官僚制”这一新兴议题。三人既合作也各有分工。沃尔夫冈提供宏观的政治哲学与公共治理框架，卡特尔强调比较政治经济学与制度创新的分析，卡罗侧重于经验研究与案例比较，尤其是数字治理与技术政策。这本书不仅体现了他们二十余年的学术积累，更代表了欧洲公共行政与创新研究的最新高度。这本英文著作已经被翻译为芬兰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德语和印尼语。
我同三人中最资深的“师爷”沃尔夫冈?德克斯勒教授是多年的老友。我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任教时就跟他有很多交流。每次跟他的交流，都会给我很多启发。沃尔夫冈是爱沙尼亚塔林理工大学治理学教授、伦敦大学学院创新与公共目的研究所荣誉教授、印度尼西亚大学行政科学学院兼职教授。他也是欧洲公共行政认证协会前主席、爱沙尼亚总统顾问、美国国会高级立法分析师。他虽然是在美国获得的博士学位，但是他的研究兴趣却是非西方公共行政。他对主流西方公共管理理论的批评，以及对亚洲文化价值观和现代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的融合，让我这个亚洲人都赞叹不已。他的学术思想冷静、客观、独立，我们的很多讨论让我意识到，我对世界的认知是狭隘和先入为主的。
2020年，我和我的研究生贾晓菏翻译了沃尔夫冈在马克斯?韦伯逝世100周年之际撰写的文章《重识官僚制：马克斯?韦伯与今天的公共行政》，文章发表在当年的《中国行政管理》杂志上，一推出就受到学界的关注。文章虽然篇幅不长，但已被学界誉为研究马克斯?韦伯官僚制理论的必读之作，其基本观点也是这本书的基石。
当下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主要表现在科技与创新领域的竞争。创新能力的高低是一个国家未来政治、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决定因素。然而在公共管理学科，对创新的研究远远少于工商管理领域。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西方的社会科学研究传统中，创新常常被置于自由主义的思想框架之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理论。他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指出，企业家精神和市场竞争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创新被理解为一种源于企业家个体创造力和冒险精神的经济活动。与此相伴随的是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中强调的“自发秩序”理念:市场之所以能够孕育创新，是因为它能够在没有中央权威的情况下，通过分散知识的汇聚与自由竞争来发现新的可能性。这一传统延续到20 世纪后期的新自由主义浪潮中，创新逐渐被视为市场自我调节机制的自然产物。克里斯坦森在《创新者的窘境》中进一步强化了这种逻辑，认为颠覆性创新往往来自小型企业对既有市场秩序的挑战，而政府的角色则被刻意淡化。这种观念在硅谷的创业文化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自由、冒险和突破，似乎才是创新的全部。然而，这种自由主义创新观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首先，它过于强调个体与市场的力量，而忽视了创新背后复杂的制度与组织支撑。其次，它倾向于将政府视为“守夜人”，忽略了公共部门在承担风险、设定方向和推动长期基础研究中的核心作用。正如马祖卡托在《创新型政府：构建公共与私人部门共生共赢关系》中所指出的，许多划时代的创新——从互联网到智能手机——都离不开国家长期投入与官僚机构的组织保障。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打造创新型国家》对“自由主义创新观”的补充与修正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它通过“创新官僚制”这一概念，提醒我们:创新并非市场的偶然涌现，而是制度设计与公共治理长期作用的结果;真正的创新型国家必须在“自由探索”与“制度支撑”之间找到平衡。
在书中，作者特别指出，当前对创新政策的研究基本上假设政策的实施是外生的，关注的是政策和政策组合是否有效，很少讨论它们是如何被设计和执行的。政府机构作为具有能动性的行为者起到的作用鲜少受到关注。
公共管理学研究的基石和重点是官僚制。“官僚”一词在大众印象中往往是僵化、迟缓和效率低下的代名词。但这本书却提出了一个看似悖论的命题：创新需要官僚制。作为一名长期关注数字治理和比较公共行政的研究者，我深知“敏捷”与“稳定”这两个看似对立的概念，恰恰构成了现代治理的张力与核心。2022年，清华大学薛澜教授及其团队把“敏捷思维”这一起源于计算机软件工程的概念引入中国城市治理。2022年初，我在《学海》杂志发表了《奔跑的大象：超特大城市的敏捷治理》一文，引入十大社会科学理论，构建了“敏捷治理”的中层理论框架并将之用于中国城市治理的案例研究。
非常巧合的是(其实也不是巧合，这是全球公共行政研究者共同思考的热门议题)，本书的作者们提出了一个极富启发性的概念--敏捷性稳定(agile stability )。他们指出，真正的创新型国家必须同时具备探索与试验的灵活性，以及执行与制度的稳定性。这本书提供了一个系统的理论框架，将这种敏捷性的动态能力，与制度化的稳定性结合起来，并称之为“创新官僚制”。
读者们或许会疑惑:既然创新强调突破与颠覆，为何还需要官僚这种传统而沉重的机制？事实上，纵观现代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史，无论是德国物理技术帝国研究所推动量子力学和电气工业的崛起，还是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引领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革命，都离不开制度化的组织支持、长期的公共投资和复杂的官僚网络。换言之，真正的创新从来不是个人天才的孤立成果，而是制度设计、组织保障与社会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本书的一大亮点在于其跨越历史与现实的案例分析。从19世纪德国到冷战时期的美国，从欧盟“地平线2020”到日本“社会5.0”，再到新冠疫情背景下各国应对的差异，作者们通过宏大的历史叙事与具体的制度考察，揭示了创新官僚机构如何在不同国家、不同阶段发挥作用。这种纵横比较不仅丰富了我们对创新型国家的理解，也让人看到制度与文化、政治与经济之间微妙的互动。
对中国的读者而言，这种跨国比较尤为重要。中国正处在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关键阶段，我们同样面临着在“敏捷”与“稳定”之间寻求平衡的挑战。无论是数字政府建设、绿色低碳转型，还是应对公共卫生风险、推动社会公平，都需要一整套具备韧性、兼顾稳定性与灵活性的制度安排。
作为译者，我尤其欣赏本书的一点是，它不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是在不断回应现实问题。书中提出的“使命神秘感”和“官僚黑客”概念，生动解释了公共组织如何维持内在的使命驱动力和变革动力。这些概念既有学术价值，也为政策制定者和实践者提供了新的视角。
我相信，这本书对于中国的学术界、政策界和公众，都会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学者而言，它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议题--把官僚制重新放回创新叙事的核心；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它揭示了如何构建和维持创新官僚机构，以应对气候变化、人口老龄化、数字治理等“棘手问题”;对于普通读者而言，它则讲述了一段段鲜活的制度故事，让人认识到国家与社会创新之间的复杂互动。特别重要的是这本书对西方主流创新理论和思想的挑战，对当下中国公共管理学界致力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非常有启发和参考价值。
这本书的信息量极大，跨越多个学科和时空，翻译的难度极大。翻译外文著作最害怕的是“lost in translation”，也就是在翻译中丢掉重要的信息或扭曲作者的原意。所以我一直试图在准确和符合中文阅读习惯之间寻找平衡。翻译中的“信、达、雅”是个非常高的标准，能达到“信”和“达”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很多时候，中文和英文之间不能进行准确的转换。比方说，这本书中频繁出现两个词——“capacity”和“capability”。在很多语境中，这两个词都可以翻译成“能力”，但是在英文中这两个词相互关联但又不尽相同。为了翻译这两个词，我咨询了中美两国的专家，最后决定统一将“capacity”翻译成“实力”，“capability”翻译成“能力”。
这本书是我承担的2024年国家社科重大课题“智能化时代算法应用的社会影响及其治理研究”（24&ZD189）的阶段性成果之一。非常感谢我的两名硕士研究生杨家西和邱涵同学，他们对这本书进行了初步和基础性的翻译。在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中，他们对公共行政学研究的旨趣有了进一步了解，也对中英互译的难度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他们二人现在在国内名校攻读公共管理学博士学位。
还要特别感谢这本书的校对者——黄宇欣女士。她对这本书进行了非常精细的校对。很多内容与其说是校对，不如说进行了重译。因为校对这本书，宇欣对公共管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我的推荐下，她目前在美国公共管理学教学和科研的重镇锡拉丘斯大学攻读公共管理学硕士学位。
特别感谢本书的作者之一沃尔夫冈?德克斯勒教授，在他的协助下我们顺利拿到了这本书中译本的版权。最后特别感谢格致出版社刘茹编辑和她的同事们。她们的敬业、专业和高效率让这本书的顺利出版成为可能。
翻译过程中，难免会有各种纰漏，请读者们不吝赐教。
于文轩
于厦门大学成智楼
2025年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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