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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继豆瓣9.2分的《最后的耍猴人》后，马宏杰历时八年沉潜之作。
马宏杰是《中国国家地理》资深图片编辑、摄影师，近三十年持续记录社会底层人物的真实生存状况。其前作《最后的耍猴人》豆瓣评分高达9.2分（2023版），评价人数近9000人。新作《最后的江湖戏班》延续其“为小人物留存生存样本”的创作脉络，通过马宏杰的实地采访与观察，记录了武汉的一个民间楚剧团——吴正彬剧团的兴衰历程。
★用时光换来的真实，将镜头对准一个被城市抹去的角落。
《最后的江湖戏班》一书中，马宏杰从2018年起深入武汉老汉口临拆迁的巷陌，跟随这群平均年龄65岁的戏班成员，穿行于戏班、家与养老院之间，记录了在拆迁推进、疫情冲击、观众老龄化、娱乐方式迭代的多重围剿下，底层戏班艺人的挣扎与坚守。
只有足够长的时间，才能沉淀出足够深的真实——这是快餐时代稀缺的纪实力量。
★武汉最后的楚戏江湖，已经消失的文化现场。
戏班藏身于老汉口临拆迁的巷陌深处——百余平的仓库，六平米的舞台，两张麻将桌，每周一场戏。这是武汉最后的一处楚戏江湖。
演员与观众大都是老人，他们循着楚戏聚拢，在麻将声与锣鼓声交织的市井烟火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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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最后的江湖戏班》是马宏杰继《最后的耍猴人》后深耕八年的非虚构纪实佳作。作品通过作者的实地采访与观察，记录了武汉的一个民间楚剧团——吴正彬剧团，描绘了这个剧团的兴衰历程。书中不仅展现了戏班成员们的日常生活、排练与演出场景，还深入挖掘了每位演员背后的故事与命运，反映了基层戏曲艺人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存困境与文化传承的艰难。
书中描绘了吴正彬剧团在城市化进程、疫情冲击以及观众老龄化等多重挑战下的挣扎与坚守，是人与时代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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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马宏杰，1963年生于河南省洛阳市，1983年开始摄影，做过工人、记者、独立摄影师。2004—2023年，任职于《中国国家地理》，担任图片编辑、摄影师近二十年。
代表作有《最后的耍猴人》《西部招妻》《中国人的家当》等，作品持续记录社会底层人物的真实生存状况，展现扎根于中国乡土的人物故事、风景民俗。主编《中国纪实典藏》《中国十个女摄影师》等十余本摄影类获奖图书，摄影作品曾获中国文化和旅游部“群星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比赛“优秀奖”，先后被广东美术馆、河南博物院以及法国EGMO 画廊、英国SEASAME 画廊、瑞士 Oriental VisArt画廊收藏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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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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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深巷戏班 / 001
楚剧戏班 / 004
开戏 / 015
旦角杨艳红 / 038
“老戏骨”张学兰 / 046
“半路出家”李富荣 / 060
小心翼翼的文莲娣 / 072
盲人乐手刘兴旺 / 077
“导演”王正则 / 082
丑角李文龙 / 096
科班出身的张敏 / 102
依恋楚戏的刘星云 / 112
第二章 戏剧人生 / 124
养老院 / 125
墓前 / 136
偏瘫的熊德男 / 148
自负的杨礼财 / 159
王正则搬家 / 173
杨艳红失声 / 183
刘兴旺的家 / 188
周海英与张少斌 / 191
轮椅上的王桂萍 / 205
妙语连珠的梁惊鸿 / 217
刘星云的“传承” / 231
戏班发言人孙珍珠 / 236
尾声 落幕 / 251
后记 / 254
中间人吴布华 / 254
和叶秀文的通话 / 270
梨园旧梦，余音犹在 /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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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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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剧戏班
戏班所在地是这片密集巷子的中心，门上挂着一条横幅，上面写着“楚戏文化乐园”，下面还有一排小字，写着：内设棋牌、戏剧、茶座。
进屋就得掏钱，第一次去，我只看了一场戏，其间老板娘迫切地要走了20块钱戏票钱，看戏的心情被打扰，我拍了几张照片就离开了。也正因如此，我感受到这个戏班会有精彩的故事。第二年，我趁“五一”假期，专程去这个戏班做了几天的采访。
戏班在一间像仓库一样的房子里，每周三开戏一次。百十平方米的空间里聚集了二三十号人，屋子中间有一个小舞台，只有十平方米大小，台上演员的动作施展不开，他们拿捏着动作的幅度，尽心尽力表演，看戏的人多为老人，他们似乎不受任何影响，专心致志地品味着只属于他们那个时代的戏剧依恋。
我以为这些老演员、老观众是为了爱好，坚守着最后的楚剧班子，为一个偌大喧嚣的都市注入几声原始的唱腔，虽说不算什么激情高昂的情怀，却也是一种即将消失的生活方式。然而，这次采访，市井文化夹杂着令人意想不到的个人情感、苦难、心计，以及复杂的人性，毫无保留地展示在我面前。
戏班，是一个江湖。
由于是早晨，戏班没有演出，剧团团长垂着头坐在椅子上打盹，没有听到我们进来的脚步声。房子里放着两张麻将桌，椅子、煤气罐、锅碗瓢盆等用品占据了屋子的每个角落，中间有一道布帘，布帘下就是戏台。不演出的时候，这里就是吴团长放床的地方，他每天睡在这里，如同一只动物睡在窝里，体现不出任何作为团长的风采。
武汉是中国的四大火炉城市之一。五月时已经很热了，不透气的屋子里散发着一种混合了身体气味的浊气，让人闻着很是不舒服。吴团长敞着怀，穿着随便，衣服很旧，相比起剧团团长，第一眼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废品收购站的老板。他的头发有一半谢顶，剩下的头发也稀疏可数。
“怎么称呼您？”我开口问道。
“叫我老吴就行，吴团长也可以，我的真名叫吴正彬。”
“你出生在哪一年，是本地人吗？”我接着问他。
“我是1943年2月16日出生，老家在汉阳县（今武汉市蔡甸区）大集区小集乡吴家湾，后来搬到汉口。我们家出了几个有名的楚剧人物，一个是王玉珍，是《洪湖水浪打浪》的演唱者，一个哥哥王智明（音），加上嫂子赵玉平（音），还有一个姓郑的。我是学评书的，之前在文工团工作。”
刚和我接触时，吴正彬很热情，乍看是个老实本分的人，随着他说话，我才开始觉得他并不简单，且深藏不露，是个老江湖。
“你多大开始学戏的？”
“没有人让我学，我十几岁就跟着草台班子跑龙套。戏班子来村里，我就给人家搭手干活，他们唱完了给我几毛钱花。1959年，我考进了武汉市汉剧的戏校，初中毕业后，我父亲不让我再唱戏，要我到长江航运公司做调度工作，从重庆开始，巫山、奉节、巴东、宜昌、沙市、武汉、黄石、无锡、九江、马鞍山、铜陵、涪陵，再到南京、高岗、上海、镇江，这些地方都是我的调度范围。”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脸笑得皱在一起。我想，在那个年代，他是手握一定权力的人。
“那是李富荣的妈妈张学兰。”他指着坐在一边的一个老太太，“她资格老，在戏剧专业上搞了一生，我之前还给她跑过龙套，她最后没有落在一个好位置上，人事落到了京山县（今京山市，湖北省荆门市下辖的一个县级市），要是落在武汉市，她怕是要红透半边天。”
“什么叫没有落在一个好位置？”
“她没有进到省属、市属的剧团，地方话称‘这人没有进一个好庙’，没有‘好庙’，就供不起这尊‘神’，演得再好也发挥不了。我之前汉剧团的同学，现在个个都是红角，每月都有八九千块钱的收入。”
1984年，长江航运公司所属的洪山区文化局找到吴正彬，让他组建文化剧团，应对日益红火的演出市场。于是，吴正彬担任团长，组建了武汉市百花楚剧团，取自“百花齐放”的意思。“文化大革命”时期下放了很多戏剧演员，1976年后，这些演员都返回了城市，正处于无处安置的状态，吴团长就把一些演员收编在他的剧团。说到这，他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线，脸上很是得意。
“当团长当然不错，但是你会唱戏吗？”他看起来并不像会唱戏的样子。
“会呀。”吴正彬梗着脖子，抢白道。
每个演员都有自己最拿手的角色，我追着问他：“您唱什么角色？”
“我什么都唱，内角、外角，杂巴角，都会唱，主要唱丑角。‘一顶乌纱头上戴，两个衙役来听差’，这个就属于丑角戏。‘三六九日把堂坐，四平八稳坐起来，五心不定想搞两个，六亲不认想发财’，这也是丑角戏。再就是桥段，婆婆、媒婆、怨妈，这些角色都是我的。”他摆着手，做着动作，嘴里念着口白，顺便给我介绍。
他的念白词讲得很有趣，在剧团里熏了几十年，只要不是主角，他都能扮上装，上台唱起来，即便词错了也是一场戏。戏曲中，京剧的唱词讲究“准纲准词”，不能唱错，其他的戏词相对灵活些，只要押韵顺口、情节合理，就好往下唱。
“从1978年开始到1995年，我的戏班子很兴旺、很赚钱的，还给国家上缴利税。那时候戏曲占了天时、地利、人和。我的剧院位置在民众乐园，全国来交流的演员都知道武汉民众乐园。民众乐园八年换了五届经理、主任，但是剧团效益好，一直不换我们。一直到1995年的时候，民众乐园被撤销，我就搬到了安徽街。安徽街的剧场，我投资了好几万——建有五百多个座位的剧场，白天基本上是满座，夜晚八成满座。”
吴正彬说，他的戏班演员很多，他就把演员分到四五个戏台子唱戏，每个演员一个月的工资是五百块钱，剧团一年下来能赚几十万元，主管的文化局按总收入的百分之十提成。
吴正彬在民众乐园的演出一直持续了十五年之久。随着房地产的开发，演出已难以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地方政府就将民众乐园卖给开发商，用于开发房地产项目。吴正彬开始带着自己的剧团游走演出，哪里有剧场就去哪里演。
2003年，戏曲剧形势开始走下坡路，安徽街也拆迁，剧团的演出场地不停更换。吴正彬先是在中山大道福庆面馆投资了一个剧院，已经装修完成准备演出时，消防验收没通过，需要在中山大道一侧修建一条紧急消防通道，得再花十六万元，于是吴正彬放弃了，已经投入的十几万元也打了水漂。
接下来的几年，他拉着演员东拼西凑地到处跑着演出，这里演一段，那里演一段，慢慢地演员少了，观众也少了。随着时间推移，游戏、电影、网络这些新的娱乐形式开始挤占戏曲市场，新一代的年轻人中更没人愿意再看戏。
2006年，吴正彬终于找到现在这个地方，带着一支三十多人的演出队伍搬了进来，在这里安家落户，现在每个月的房租是两千八百元。虽说地方不大，但是吴正彬吃住在这里，演出也在这里，再也不用到处漂泊。
刚搬到这里的时候，每周三、四、五，剧团雷打不动演三场戏，后来变成了现在的每周一场。听戏的人越来越少，之前那些唱戏的演员也老了，死了不少；健在的大多不唱了，成了这里的观众，在这里娱乐消遣，打牌看戏。每天来这里玩的人，少的时候只有四五个，多的时候有七八十人。
虽说每周只有一场戏，剧团演出的环节和程序一样不少。最常上台的是几个“老戏骨”，算上打鼓的、敲梆子的、拉二胡的，还有梳头的、化妆的、管衣服的，一场戏下来需要不少人。
“演员一星期只来这里演出一次，唱一场戏，够糊口吗？”我问道。
“演员都是退休的人，他们都有退休金，来这里就是为了乐一乐，是一种乐趣。像我坐在家里，一个月也可以拿几千块钱退休金，靠唱戏赚钱那不得饿死人嘛。”他说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毕竟一周只演出一场，只能坐十几个人的剧场，能有多少收入。
“戏曲是一种不动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我再不搞，也就没有人搞了。我可不是吹这个牛，武汉现在已经没有楚剧团了，现在干这个赚不了钱。”
他是不是武汉唯一的楚剧团我不知道，但是他敢这样说，样子还很自信。如果武汉真的仅存他这个身居闹市的小楚剧团，我倒觉得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你这边的收入给不给演员呢？”
“这边哪有收入呢？”他一脸不解的样子，好像在装糊涂。
“好像观众有给演员打赏吧。”我迟疑地问道。
“我们现在都是自负盈亏。观众有打赏的钱更好，如果没有打赏我就给三十块钱，你懂我的意思不？一个演员只有三十块钱的演出费。”
当家演员有三十块，跑龙套的给二十五块。如果一个演员唱得好，观众打赏得多，吴正彬不但不用给演员钱，还可以拿百分之五十的提成，这些钱则用来分给工作人员，梳头的一次给二十五元，打鼓的、敲锣的、拉二胡的都是三十块钱，用于弥补他们的出场费。这样算下来，没有一个人能拿到五十块钱，一场两个小时的戏，也就赚一顿饭钱。
“有时候观众打赏几百上千的都有，他戏唱得好，就有人来抬他，就连跑龙套的也有人给他打赏六七百的，有人抬在戏院是很风光的事情。”
“就像过去戏院里的演员，要是演得好，观众就会往台上扔钱、扔珠宝一样？”这是我在电视剧《大宅门》中看到的一幕。
“对，过去演戏想出名，必须得有钱有势的人来抬他。像京剧的名角梅兰芳、马连良和豫剧名角马金凤都是这样。这是戏曲行道上的规矩，明白吗？”吴正彬加重语气，既肯定又兴奋地说道。
“抬演员的钱你收多少？”我直接追问，也许这个行业规则在过去不能说，现在总该可以说吧。
“抬钱上了一千块钱，我就跟这个演员三七分，如果不上一千块钱，那就要五五分。因为我要用这些分成的钱给那些化妆的、敲锣的、打鼓的、跑龙套的人支付费用。”
聊完了演员的分成，我还想继续问一些问题。
“今天就到这里算了。”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吴正彬的一句话让我们今天的谈话戛然而止，我不知道是哪个问题触动了他哪根神经，总之，我感觉到他对钱很敏感。我只好终止问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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