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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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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是一个旧渐去而新未立的过渡时代。罗志田教授以“士变”为轴，考察了近代多个关键性的社会思想转折，既有世事更迭，也有思想激荡，以此连缀起时代的变迁。作为一本考察中国近世思想巨变的通论性著作，本书视野宏阔，洞察敏锐，剖析细腻，读来一气呵成，展现了一幅连绵变幻的历史长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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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梁启超曾言，近代中国处于“互起互伏，波波相续”的过渡时代。因士人身处“四民之首”，中国从世事到人心各个层面的演变遂常带有“士变”的意味，亦为时代巨变之关键。
西潮大规模到来之前，中国学术自身已生出“务为前人所不为”的道咸新学，然而西潮的全面冲击引起士人的思想震荡，导致近代中国学术和社会都渐失重心。读书人先是面对中西“道出于二”的巨变，旋即又要适应因西方的分裂而呈现“道出于三”的局面，不得不在国家与文化的紧张之中，努力探索中国的主体性。
这本带有通论性质的新著，旨在以“士治”到“士变”的转折为中心，贯通地考察近代中国的世事更迭与人心流转的互动。既希望能在史事中呈现思想的作用，也力图在世变中揭示思想的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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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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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田，四川大学历史系毕业，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历任四川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现任四川大学文科杰出教授，著有《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权势转移 ：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革命的形成 ：清季十年的转折》和《乱世潜流 ：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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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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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说明与致谢
第一章 士治：从“郡县空虚”到礼下庶人
一、引言：从地方看历史
二、君位与皇权：郡县空虚的形成
三、道不远人：宋以后礼下庶人的努力
四、以家达乡：“家”与“乡”的在地关联
五、道与国家：乡绅兴起及其与各地方势力的互动
六、余论：立足于“地方”的近代反思
第二章 道咸新学：19世纪中期的自我变革
一、引言：王国维论道咸新学
二、从经学到“一切诸学”
三、道咸新学与西来新学
四、道咸新学的转折和延续
五、余论：道咸新学与“冲击/反应”模式
第三章 天下与世界：19世纪末的认知转型
一、 天下、中国与世界
二、 厘清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
三、 余论
第四章 天变：近代中国“道”的转化
一、“道一而已”乎？
二、转向“道出于二”
三、往“道通为一”的再转向
四、近代道的时段化
五、中西文化的竞存与融通
第五章 由器变道：补论近代中国的“天变”
一、道与闻道以及载道
二、道因器而显——侧重章学诚的言说
三、由器变道：道器关系的颠倒
四、余论
第六章 千年大举动：20世纪初科举制改革的社会影响
一、 何以为学：改科考的社会影响
二、 士与大夫分离：废科举的直接后果
三、 异军突起：四民均失其业的结构失序
第七章 失去重心：清末民初思想与社会的权势转移
一、 思想权势转移：从西学不能为用到中学不能为体
二、 社会权势转移：从士到知识人
三、 社会权势再转移：知识人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青年的兴起
第八章 走向“士变”：中国读书人的持续革命
一、 引言
二、 革命的时代
三、 面向未来的广义大革命
四、 革命者互相革命
五、 仍要“继续革命”
六、 余论
第九章 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民国初年的理想与现实
一、 理想与现实：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
二、 想要跳进世界流的中国与仍然外在的“世界”
三、 余论
第十章 回向天下：1922年的“好人政府”
一、“好人政府”的语境
二、无政府与有政府：民初关于政府作为的思考
三、针对无政府的好政府
四、从国家与社会的关联探究政府定位
五、以好社会造好政府的新政治
六、转向自下而上
第十一章 道出于三：1926年后西方在中国的再次分裂
一、 引言：国难时仍须虑及根本
二、 西方的新旧：俄化对欧化的冲击
三、 苏俄等西方建国新模式的挑战
四、 从中西对立到一中二西鼎立
五、 道出于三之后的思想混成
六、 余论：大国怎样自立
第十二章 探索主体：20世纪30年代的文化与国家
一、 引言：世界眼光与民族论述的紧张
二、 相生相克的国家与文化
三、 主体与实体：国家与文化之间的中国“本位”
四、 以文化说国家的困窘
五、 余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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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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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近代的“士变”，都是在因应中国所遭遇的问题。由于问题是前所未有的复杂和棘手，因应的手段也往往溢出常轨。复因西潮冲击是一个进行时态，冲击是持续的，故因应也是持续的。其间隐伏的张力在于，乱象虽与外患脱不了干系，却表现在本地；而那原本外向的救亡图存意识，也造成内部的激变。对很多读书人来说，不论世事的安与危，“新旧中西”这一时空缠绕始终盘踞心头。即使在实际的外患基本消除后，“救亡图存”的心态仍长期持续，挥之难去，衍生出广泛的革命情怀。充满破坏性的“革命”，逐渐被视为改变现状的建设性手段。读书人持续向往革命并推动各方面的革命，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在外国历史上恐怕也少见。这有力凸显出革命的正当性，也深刻形塑了20世纪的中国。
不过，尽管革命已被理解为主动寻求美好未来的正面努力，实际仍偏于破坏，尚未进入由乱转定的建设阶段。在重建一个众皆认可且相对稳定的内部秩序之前，中国实难以改善外在的世界地位。在某种程度上或可以说，激烈破坏、不断革命和调适传统、重建主体性，仿佛一个硬币的两面，都是对时代问题的因应，始终伴随着典范转移的近代中国。
与既存思想史研究的表述方式不同，本书多疏离于“空言”，而让思想转折“见之于行事”。盖人心之变不仅反映世事之变，本身也是一种世事之变。全书多将思想与近代政治、社会的变迁合论，甚或直接探讨一些基本的“事变”本身，既希望能在具体史事中呈现思想的作用，也力图在事变中揭示思想的转折。本书虽承认思想、社会、政治等“门类”的存在，却不以分门别类的方式展开论述，而是侧重于士变这个连接思想与行事的“问题”。通过对“士变”的探讨，形成一个重新认识近代中国的诠释取向。
（摘自《自序》）
要说近代中国大也显著的权势转移，当然是共和取代帝制的巨变。不过任何权势转移都是动态的，充满能动的活力。如郭嵩焘所说：“上而朝廷士大夫之习尚，下而草野之风气，其所由来渐矣。”辛亥革命多少有些事出突然，却能迅速而轻松地取得“成功”，正因方方面面的权势先已在转移，聚沙成塔，遂可一蹴而就。然而革命虽速成，变革并未停步。在很多方面，权势仍在继续转移。本书所论，既侧重辛亥鼎革之“所由来”，也考察革命后思想、社会权势的进一步转移。
吕思勉曾提出，现代史学异于过去的一个主旨，是“求状况非求事实”。状况当然要“靠事实然后明白”，而事实的意义有不同——现代史学所求的，是“足以使某时代某地方一般状况可借以明白的事实”。修订版更突出通论，也是想在厘清事实的基础上展现近代中国的“一般状况”，以见权势转移的趋势。并希望在“论世”的基础上，进而可以有些一时一地的“论道”性认识。郭嵩焘说过，习尚皆有其时代性，“知其习尚之异同出入，而后可与论世；不为习尚所眩而一揆之以义，而后可与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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