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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本书新见：
一是从保守主义自身传统出发，梳理了英美传统保守主义发展路径；
二是指出了国内重视埃德蒙·伯克而相对忽视其他代表人物的现状，新增了迪斯累利等人物研究；
三是讨论了一些当代保守主义经常缺席的议题，比如环保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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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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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试图从英美传统保守主义自身脉络出发，揭示两百多年来其范式演化过程。从伯克开始，英美传统保守主义始终相信传统对现实的指导意义，意图在不断变动的历史中寻找到平衡传统和现在的方式。当代英美传统保守主义的复兴是对过去数十年新自由主义全球秩序反抗的结果，但这种复兴能否在人工智能时代保持生命力将是它在下个时代的关键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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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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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毅超，复旦大学哲学硕士、哲学博士，先后师从汪堂家教授和孙向晨教授，研究方向为西方近代政治哲学和英美保守主义。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在保守主义相关研究上，于2019年获得上海市哲社青年课题一项，主题为《特朗普现象背后的当代英美传统保守主义》（已结项）；另有相关中文核心期刊论文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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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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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英美传统保守主义的含义
第二节 法国大革命与保守主义的诞生
第三节 迪斯累利与民族特性
第四节 拉塞尔·柯克与二战后世界
第五节 斯克鲁顿与世俗时代
第二章 伯克与传统保守主义的诞生
第一节 伯克早期的困惑
第二节 伯克对英国历史的建构
第三节 伯克与改革
第四节 伯克与革命
第三章 迪斯累利与政治的平民化
第一节 19世纪初期托利党的三个危机
第二节 迪斯累利的崛起
第三节 什么是托利党
第四节 反对功利主义
第五节 家长制进步主义
第六节 迪斯累利的遗产
第四章 拉塞尔·柯克与基督教传统
第一节 平民化时代的保守党困境
第二节 拉塞尔·柯克对基督教的重新提炼
第三节 反对世俗时代
第四节 集体主义与个人自由
第五节 最后的宗教骑士
第五章 斯克鲁顿与世俗时代
第一节 新保守主义的冲击
第二节 斯克鲁顿与大写的我
第三节 反对多元文化主义
第四节 恢复地区共同体
第五节 有待验证的斯克鲁顿范式
第六章 传统保守主义的现在与未来
第一节 传统保守主义的失声
第二节 红色托利主义的复兴
第三节 英国脱欧与特朗普现象
第四节 传统保守主义与互联网时代
第五节 传统保守主义与人工智能
结论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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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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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
家庭是今日传统保守主义更大的危机。一战后的性浪潮和女性工作参与程度的提高是危机最初的表现。传统的家庭分工方式不再被认为理所当然；配偶之间的忠诚和责任被让位于自由恋爱的随意性。在充分尊重个体意志的潮流下，男人和女人逐渐转化为抽象意义上的平等个体。传统保守主义者因而对家庭观念做出修正；家庭分工从传统家庭观念的核心中隐去，取而代之的是对婚姻神圣性的强调。这突出表现为对爱和性欲的区分。家庭被否认是纯粹契约化的产物，而是具备神圣性的永恒契约。
20世纪60年代，家庭观念再次遭受到严重挑战。这一次无关乎经济分工，它直接指向对家庭概念本身的意识形态挑战。“‘传统’的家庭和性道德在20世纪60年代下半叶开始改变，与此同时谨慎的婚姻体系最终崩溃。”性解放运动的关键在于解构了传统保守主义者在性欲和家庭之爱中所构建的区别。一切都被还原为原始的性冲动。或者用更时髦的说法，基督教文明压制了人类原本正常的性冲动。性解放运动是为了回归人类的正常状态。
在极端个人主义的思考模式下，人不仅能够支配自己的思想，也能够支配自己的身体。换言之，原子化的个体可以容易使用自己的身体。他完全可以选择将自己的身体交给感官享受。身体理论进一步为此提供支撑。传统保守主义“陈旧”的哲学观念导致它忽视身体的重要性。“对于萨特来说，所有与他人的关系都被身体——禁锢我们自由的内在时空——所毒害。所有的爱，最终所有的人际关系，都建立在矛盾的基础上，因为我们既努力成为现在的自己，也努力不成为现在的自己。萨特并不是根据他自己的经验进行论证。他认为这是先验的，欲望必须是，在自我意识主体的经验中。”
女权主义和平权主义运动为瓦解传统保守主义的家庭观念提供了强大的政治动能。单纯的思想理论不足以导致家庭概念的迅速瓦解，政治上的推动力则将思想变为现实。对蠢蠢欲动的边缘群体而言，他们终于有机会为自己反主流和反传统的做法找到正当性解释。他们的“异常”行为不再是异常，反常的是人类社会的现有结构。在天赋自由概念的推动下，他们寻求对自己行为在表面上的绝对控制权。大学则为离经叛道的学生提供了虚假的共同感。“因此，在人文学科的新课程的核心，你会发现生而自由的谬论，永远新鲜，永远有创造力，鼓励破坏任何等级制度、纪律和秩序的做法，不断承诺‘解放’内心的‘真实自我’。”这最终演变为对西方一切制度的普遍破坏和背离。传统家庭的责任所带来的负罪感即便没有烟消云散，也变得无足轻重。
避孕技术和医疗水平的提高最终降低了性解放的负外部性。性解放代价的不断减小，最终为思想上的普遍放纵打开大门。反传统群体不再用担心各种性病的困扰，也不用担心意外怀孕的问题。“节育方面的巨大改进的结果是，男女之间的性接触不再必然带有怀孕所带来的无法控制和无法估量的风险及重大经济后果。”生育率也呈现出滑坡下降的趋势。科学技术已经为人类对身体的自由支配打开方便之门。这开启了家庭概念在冷战后崩溃的狂潮。现在的科学技术可以帮助节育；那么随着技术的发展，越发成熟的试管婴儿技术将进一步将家庭与个人割裂开来。甚至随着人造子宫的出现，家庭本身是否在实然意义上存在都将成为问题。
传统保守主义完全意识到了问题，也反复强调要制止多元文化主义在大学中的泛滥。传统的调门也越发高涨，甚至已经盖过了过去数十年对自由市场的争论。可以毫不客气地说，社会文化冲突已经成为传统保守主义新的战场焦点。问题是，虽然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在过去几十年，传统保守主义非但没有成功阻止，反而让多元文化主义进一步泛滥到社会之中，成为一股越发强大的政治力量。“它没有设法让时钟倒退一分钟： 尽管文化保守主义者们明显在咆哮，但他们也没有做到。”
更为关键的是，曾经被传统保守主义者抱有强烈期待的地区自治方案似乎并不能解决问题。无论是斯克鲁顿还是布隆德，他们的政治实践都难以用成功加以形容。传统保守主义的弱势局面依旧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善。
现阶段传统保守主义的复兴是以吸收新自由主义的受害者扩大自己的基础。其中最主要的群体就是传统产业工人。通过将这一在过去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纳入左翼的群体转入自己的麾下，传统保守主义得以在选票结构上维持自己的相对人数。传统产业工人的数量总体呈现萎缩的趋势。强制性的产业迁回即便能够扭转这一人口颓势，也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达成这一点。在这种扭转过程中，传统产业工人也不可能一直保持对传统保守主义的支持。
跨种族的家长阶层为新的文化战争提供推动力。但这种联盟不是出于对传统保守主义的忠诚，而是出于对多元文化主义过分激进的反感。传统保守主义如果不能找到将机会性的联盟转化为忠诚支持者的方式，家长运动的潮流很有可能会随着风向的转变再次发生变化。
从根本上看，今日传统保守主义与迪斯累利的主张具有强烈的相似性。问题是，迪斯累利时代相对单一化的民族和较少的城市人口现状也很难在当代西方国家完全复制。传统保守主义者也更难依靠统一的宗教信仰和家庭观念。这严重削弱了地区共同体自我平衡的能力。换言之，今日的传统保守主义者可能需要更强力的手段恢复地区共同体的规范性。“即使保守派在重振公民社会等共同目标上达成一致，但在如何实现这些目标的问题上仍会出现冲突。一些保守派越来越愿意利用政府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进一步扩大了现有的差距。”他们不得不在对中央集权下的官僚主义恐惧和日益衰败的地区共同体中做出选择。
比起理论家的担忧，政治实践中的传统保守主义者正在以更为迅速的方式接近强力的国家概念。布坎南指出：“胜利所需要的不仅是一种保守主义精神，以捍卫美国和西方的正确之处，而且是一种反革命精神，以收复失地，维护他们的权利，以及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的权利，开国元勋们不得不成为叛徒。”传统保守主义必须以像敌人一样的方式来反抗敌人。以民粹方式登上舞台的特朗普，也无意扭转行政权不断扩张的态势。经常性的行政命令已经代替了两院的立法。
传统保守主义者在政治实践中的转化可被视为一条未来的可能出路，即放弃对于国民的统一想象，承认自己只能代表特定的利益团体。这种方式的好处在于传统保守主义可以将具体的政策目标具体化、清晰化。它也不必为了保持所谓的整体利益进行谦让。作为代价，传统保守主义可能需要根本性背离迪斯累利“国民政党”的理念，承认今日的西方世界已经不具有共同的理念。换言之，传统保守主义者需要意识到在一个没有共识的国家继续生存下去的方式就是压倒其他竞争者。更加封闭、排外和反智是可能需要容忍的缺点。
另一条道路更加具有理论上的吸引力，即将保守主义转化为一种元政治形态。二战后的传统保守主义者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进行这种转化。他们强调无论持有何种政治主张，即便是自由主义的主张，也必须在传统保守主义所提供的社会基础上进行运行。“左派需要接受一种社群主义的保守主义，这种保守主义建立在美好生活的概念上，而美好生活是由善良的人所争夺的。”左派同样趋向于这一目的，只不过在具体的策略和核心概念的选择存在不同的偏好。斯克鲁顿更露骨地指出：“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的关系不是绝对对立的关系，而是共生的关系。自由主义只有在保守主义所捍卫的社会背景下才有意义。”
上述做法的优势在于维持传统保守主义作为概念存在下去，也有助于为传统的不断变迁提供形而上学的支撑。建制教会的萎缩则暗示这种理论上的新结构不一定能够真正解决实践问题。霍布斯在理性化上帝的同时，将上帝的属性搁置；进而导致我们只能以理性的方式普遍言说上帝。上帝在结构中的至高地位反而导致上帝自身的虚化。作为元政治形态的传统保守主义完全可能面临同样的问题。我们最终会询问，这样一种传统保守主义的具体内涵究竟是什么？随之而来的问题则是，究竟什么样的变化能够被视为传统变化的标准。
还有一条道路是寻找新的核心支撑点。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家庭很有可能会像建制教会一样逐渐从政治活动中收缩。这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整体观念转化的结果。虽然可以通过改变家庭的内容延续政治生命力，但传统保守主义者更多能做的是避免家庭影响力的完全消退。在一个乡土性越发被压制的时代，传统保守主义需要提出新的核心支撑点。在民族、国家、教会、家庭等一系列概念都陷入困境的情况下，它似乎难以想象出什么样的新核心可以作为传统的载体。“在美国保守主义较为激进的分子中，有些人似乎愿意质疑他们自己政权的合法性，这种立场——尽管是边缘的——表明了保守派对当前道德状况的深度不安。”
以文化论而非血统论主动的民族主义或者伯克意义上自然贵族背后的等级秩序都可能成为潜在的候选人。失去家庭身份不代表失去民族或者国家身份。传统保守主义可以再次返回到曾经被放弃的地方构建符合新时代特征的核心范式。但这些潜在的替代范式也都存在严重的缺陷。比如，在平等风尚如此流行的情况下，等级秩序显然是难以受到欢迎的概念，并且这也可能加剧传统保守主义是维护既得利益的偏见。但如果将等级秩序描述为权力越大责任越大，则可以很大程度地削弱多元文化主义所造成的话语偏见。
或许斯克鲁顿对左翼“新话”的阐释才是传统保守主义的突破口。左翼的“新话”天然没有传统保守主义的位置。“左翼新话是一种强大的工具，不仅因为它抹掉了我们社会世界的面孔，还因为它描述了一种假想的现实，这种假想是亲切的外表下的基础，也解释了外表是一种欺骗。”
传统保守主义必须学会重新使用自己的语言描述世界，否则它最终被自己的敌人写下自己的墓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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