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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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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汉学研究乃至西方汉学研究界，白乐日先生具有重要地位。如果全面认识法国汉学研究乃至西方汉学研究，就一定不能忽视法国社会科学领域所取得的诸多成就，而白乐日先生正是其中的先驱。白乐日先生的汉学研究至少在法国汉学界首次引入了社会科学的视野与方法。本书是作者一生中重要汉学研究的精华，系法国汉学从人文科学延伸到社会科学的重要里程碑之作。白乐日这位眼界高远的历史学家，以鲜活的学术研究风格、有目共睹的文字天赋，论述了古代中国这一世界大型社会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白乐日先生于1954年凭借其对“中世纪中国的经济与社会”研究获得儒莲奖，奠定了其在西方汉学界的重要地位。截至目前，国内出版界并没有白乐日先生相关研究的中文译本出版，本书是对该缺憾的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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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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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系法国汉学家白乐日先生去世之后，1968年由戴密微等汉学家将其重要研究成果结集出版的专题性论著。按照作者不同时期的研究重点，本书分为社会与官僚制度、汉朝末年的危机、经济史和现代时间四个部分。这位眼界高远的历史学家以鲜活的学术研究风格、有目共睹的文字天赋，论述了古代中国这一大型社会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至少在西方汉学领域，次有人认真地研究了中国历史的经济结构。白乐日先生的汉学研究在法国汉学界首次引入了社会科学的视野与方法。该著作是法国汉学从人文科学延伸到社会科学的重要里程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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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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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乐日（1905—1963），法国汉学家、社会学家。早年在德国学习汉学，1925至1926年前往法国，并得到了法国汉学家马伯乐的指导。“二战”后进入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CNRS）从事汉学研究，随后又在法国高等研究应用学院（EPHE）教授中国历史，1954年获得法国汉学儒莲奖。白乐日的汉学研究极有特点，主要是在马克思主义和韦伯思想的影响下研究中国古代社会与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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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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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
中国社会的重要特
征 / 003
中国官僚君主专制
/ 015
中国官僚社会的长
期稳定性 / 025
“以史为鉴”的官僚
制度实践（专志、全书与会典）
/ 043
第二部分 汉末危机 / 071
第5章 汉朝末年的社会危机与政治哲学 / 073
第6章 在“虚无主义的反抗”和“神秘主义的逃亡”之间：公元3世纪中国文人思潮 / 114
第三部分 经济史 / 143
第7章 中国土地问题 / 145
第8章 公元4至5世纪中国鞑靼政权与汉族政权下的土地制度转变 / 184
第9章 公元4至14世纪的中国土地制度 / 200
第10章 中国的集市 / 218
第11章 中国城市行政与司法制度史 / 230
第四部分 现代时间 / 245
第12章 传统中国的政治理论和行政实践 / 250
第13章 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诞生 / 327
第14章 历史中国和新中国：延续与断裂 / 354
白乐日著作年表 / 363
译后记 鉴天朝，知天下——天朝的封建官僚机制 /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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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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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总序
近四十年来海外汉学研究成为学界的一个热点，其翻译著作之多，研究展开之迅速，成果之丰硕，在中国当代学术研究领域是任何一个学科都不可以比拟的。据国家图书馆海外中国问题研究资料中心尹汉超副研究馆员的初步统计，四十年来学界翻译、研究、介绍海外汉学研究的著作达3600部之多。尽管如此，在海外汉学经典著作的翻译和整理上我们仍需努力，对于海外汉学名著的翻译一直是一项基础、根本的学术工作。在我们身边很难再有像钱钟书先生那样的天才，精通多国语言，融通中外学术，所以我们只能老老实实地把世界各国汉学的名著一本一本地翻译出来，这样才会对欧美汉学史有一个整体的、全面的认知。二十多年来我就是凭借着这种理念，组织翻译了一批西方汉学早期汉学的经典著作。
尽管《剑桥中国史》《剑桥中国文学史》等大部头的著作已出版，关于儒学与道学的海外汉学著作的出版工作也有了显著的进步，但对世界各国的海外汉学名著的翻译仍有欠缺，尤其是非英语国家的汉学研究名著亟待翻译。特别是对“一带一路”国家的中国研究，我们应给予高度关注。因为仅仅靠英语世界的汉学成果，我们是绘不出一个完整的世界汉学历史全图的。我们应明白中国学术的进步是需要几代人才能完成的，我们应站在中国学术的全局，一代接一代地把世界各国的汉学名著翻译成中文出版。我们应鼓励更多的熟悉法语、德语、意大利语、瑞典语、印地语、波斯语等各种语言的学者投入到海外汉学著作的翻译研究中来，并像已故的冯承钧、耿昇先生那样，献身于基础汉学著作的翻译。我们向所有安于寂寞、献身学术、从事汉学名著翻译的学者致敬。这次我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合作，就是希望在海外汉学著作的翻译上再翻新篇。
四十年来，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的进展与当代中国学术的变迁与发展紧密相连，这充分说明海外汉学这一域外的中国知识和中国当代知识的进展以及当代中国学术的变迁有着内在的联系。这样的传统是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成立开始的，吴宓在《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中明确地指出：“惟兹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而研究之道，尤注重正确精密之方法（即时人所谓“科学方法”），并取材于欧美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此又本校研究院之异于国内之研究国学者也。”学者在解释吴宓这一思想时说：“近代以来，‘国学’概念的使用有不同的用法，吴宓的提法代表了当时多数学者的用法。后来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教研实践也显示出，清华国学研究院对国学和国学研究的理解，始终是把国学作为一种学术、教育的概念，明确国学研究的对象即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以国学研究作为一种学术研究的体系。在研究方法上，则特别注重吸取当时世界上欧美等国研究中国文化的成果和方法。这表明，老清华国学研究院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为本色，但从一开始就不是守旧的，而是追求创新和卓越的，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术追求指向的不是限于传统的学术形态与方法，而是通向新的、近代的、世界性的学术发展。”本土之国学与海外汉学互动是近代中国学术发展的重要特点，这样的传统在近四十年的汉学研究中也充分体现了出来。
汉学的存在标志着中国的学术已经是世界性的学术，汉学研究的成果已经不再仅仅作为一门“外学”，像外国文学、外国哲学、外国历史那样，仅仅作为一种知识产品丰富我们对世界学术的认识。自晚清以来，中国历史的自然发展因西方国家的入侵而打断，同时，中国文化与知识的叙述也不能再在经史子集这样的框架中表达，从四部到七科，中国现代学术体系和表达形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西方汉学，此时作为西学进入我们的知识和文化重建之中。因此，如果搞不清西方汉学的历史，我们就说不清中国近代的历史，并无法开启今天的学术重建。
在这个意义上，海外汉学不仅仅在海外，而且同时内在于我们近代学术史和当代的学术史之中。为此，我将海外汉学研究说成是一种“内外兼修之学”，意在表达它作为一个学术体系和知识系统，对中国学术具有内在参考性。
梁启超在百年之前就提出“在中国研究中国” “在亚洲研究中国” “在世界研究中国”三种方法。四十年来对海外汉学的研究使我们体会到：文化自觉和学术自觉是我们展开域外中国学研究，展开西方汉学史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开放与包容的文化精神是我们对待域外汉学家的基本文化态度；求真与务实的批判精神是我们审视西方汉学的基本学术立场。
张西平
2021年1月16日
法文序
白乐日（1905—1963）是现代西方重要的中国史专家之一。他出生于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然而当时的匈牙利和奥地利皆未开展汉语教学，于是他便前往德国学习，并在德国成长为汉学家。在柏林大学，白乐日完成了既新颖又翔实的博士论文，内容是关于唐朝的经济史 （Beitr?ge zur Wirtschaftsges Chichte der Tang-Zeit，公元618—906年，柏林，1931—1933年，共227页）。之所以选择唐朝是因为它的地位关键，其时处六朝（公元3世纪至6世纪）之后，宋朝（公元10世纪至13世纪）之前。白乐日把前者称为“中世纪”，而把后者视为中国现代时间的开端。这是次，至少是西方汉学史上次真正涉足中国的经济史，并选择了古代中国的鼎盛时期之一。那时，中华帝国是世界文明璀璨的中心。从唐朝史的重要研究开始，白乐日一方面继续研究“中世纪”，另一方面也把目光转向了“现代时间”，后者是其晚年的研究对象。
然而，大约在15年的时间里，白乐日敏锐地感受到了一系列政治事件的影响，这打乱了他关于中国以及中国史的研究。希特勒上台后，白乐日便离开德国，前往法国定居，并在不久后加入法国国籍。“二战”伊始，他受困于法国限制敌对国侨民的法律；在法国被德国占领的时期，作为著名的反纳粹人士，他同时受到了德国当局和法国维希政府的威胁。他躲到凯尔西的一个小村庄里，以养鹅为生。战争结束后，饱受生活折磨后的消极悲观情绪让他谨小慎微，长期远离巴黎。直至1948年，他才发表了关于汉末危机的系列研究。这也是他早用法文发表的论文。之所以研究公元2世纪至3世纪陷入分裂的中国，是因为当时欧洲和世界的状态与之相似，激起了他强烈的共鸣。1949年，他进入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开始编撰关于中世纪中国经济与社会的两卷本著作（莱顿出版社，1954年，共448页），受到学界的关注。不久，他便在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获得教职，在刚刚成立的社会与经济科学分部教授中国史。此后，他著作渐丰，和国内外学界的交往日益频繁，加入了许多学会，也参加了一系列的研讨会，重新致力于激活和复兴汉学研究。白乐日主持了“宋史指南研究计划”，这项国际合作的重要研究一直持续至今。1957年，他前往日本访学，并次因心脏病被送往医院，病因是他为了弥补“二战”中损失的时间而长期劳累。终，年仅58岁的白乐日因心脏病离世，留下大量尚未完成的研究。其中一篇论文在本书中首次面世。另一篇关于汉末至12世纪中国制度史的精彩概述也刚刚收录进遗著《古代中国的历史和制度》（法国大学出版社，1967年，共计322页。其中三分之二的篇幅为白乐日所著）。该书中从上古至汉朝的部分由另一位伟大的中国史专家马伯乐（1883—1945）撰写。马伯乐曾是白乐日的老师，在世时是上古至汉朝时段（公元前10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中国史研究领域重要的汉学家。
然而，这段历史似乎并未得到白乐日的青睐，这也许是因为相关文献情况不足以支撑经济和社会方面的研究。而这两个方面正是白乐日研究中国史的重点。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很感兴趣，尤其受到马克斯·韦伯的影响。尽管后者在白乐日赴德前已经去世，但仍然启发了白乐日的研究方向和内容。白乐日在汉学研究中所探索的，正是通过比较数据，从而在更大基础上坐实他青年时代提出的社会和经济问题。这些问题深深地困扰白乐日的祖国，也占据他的全部学术研究。本书将呈现白乐日比较研究中对主题和对象之间关系的思考，以及主题如何在对象中展现其问题，并提供不同的参考意义。白乐日以自己的方式展现了中国史家的名言，大意为历史是今日之镜。因此，他的所有著述都体现了其个人鲜活的甚至是热情的风格，以及有目共睹的文字天赋。这位眼界高远的历史学家科研思维活跃，创新能力突出，文化底蕴丰富。此外，他还是极为严谨的博学之士，学术研究和批评方法成熟。白乐日认为，文献虽然只是方法，但是绝不可轻视。其研究目的在于找到“一个大型社会的社会结构和经济基础”。而且，他认为该社会“和美洲社会同等重要”，从中得出经验教训，有益于解决棘手的现实问题。1954年，白乐日写道：“在美苏的世纪之后，将会是属于中国的21世纪。”后来发生的事件证明了这一预测。白乐日没有预见到1966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恰恰是反对官僚制度和科举制度的。而白乐日却错误地认为它们是“中国永恒性”的特征，对于新中国政府而言依然有效。
白乐日去世后，耶鲁大学曾以英文精心出版了一本他的论文集。法国公众也许会阅读这些既普遍又具有现实意义的研究成果，但是它们大多数只刊载于学者专用的出版物中。本书所选的文章与美国出版的论文集不同，其中增加了白乐日去世当年在伦敦大学所做的三场讲座的法文稿。伽利玛出版社为本书拟定的书名并不违背作者试图阐明的思想，“当谈论不复存在的士大夫儒家国家之经济和社会问题时，我无意中已经涉及了极权主义和官僚制度之社会的诸多问题，尽管它目前尚不存在，或正形成于世界的某个地方”。
戴密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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