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对于科学是极其重要的，而理论则植根于观念。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愿意对一个尚未得到良好阐释的观点提供研究资助，我希望本书能够证明该基金会的判断是正确的。在通往理论建构的漫漫长路上，我还得到了许多其他机构的帮助。近几年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国际研究所（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以及研究委员会（Committee on Research）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资金支持，在此之前则是哈佛大学的国际事务中心为之慷慨解囊。古根汉姆基金会（Guggenheim Foundation）以及世界政治研究所（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为我提供的研究基金使我得以完成本书手稿，并且将国际政治理论问题与科学哲学领域中更为广泛的问题领域联系在一起。伦敦经济学院哲学系为我实现上述第二个目标提供了一个令人激动而友好的环境。
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以及约翰·鲁杰（John Ruggie）阅读了本书的倒数第二稿，他们认真而富有洞见的观点将使任何对他们的批判才能尚不熟悉的人为之惊叹。罗伯特·阿特（Robert Art）和格兰·斯奈德（Glenn Snyder）也提出了令人信服的批评意见。约翰·卡瓦纳（John Cavanagh）为本书收集了大量的初始数据， 史蒂夫·彼得森（Steve Peterson）绘制了附录中的图表，哈里·汉森（Harry Hanson）编写了书后的参考文献，内丁·泽林斯基（Nadine Zelinski）则对大量的磁带进行了娴熟的处理。通过主要是与我妻子以及我在布兰德斯大学和伯克利的研究生进行的多次讨论，也使书中提出的大量观点得到了发展。
第二章和第三章中的大部分观点，以及章和第六章的某些内容，曾在我于1975年发表的论文中有所体现，以上这些内容是我关于本书的初始计划的一部分。本书中还有多处内容和段落取自我发表的文章和早期出版的著作。这些引用文章和著作的来源可见书末的参考文献。
由于任何一个理论都永远无法达到完美，因此我始终不愿意宣称书稿业已完成。此时此地，我丝毫没有一种“大功告成”的感觉，相反，却怀着如释重负的宽慰，以及对所有曾帮助过我的组织和个人深挚的感激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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