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毕生都以哈佛大学为根据地，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别人常说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几乎是单枪匹马地创造了现代中国研究这一领域”。
一九三二年他在北京和我结婚时，我已经和他有了共同的爱好。当时我们都是二十多岁的研究生，他来自南达科他州，我则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我们相遇相恋的地方。我当时感兴趣的是中国艺术，他则喜欢从各个层面研究中国历史。
我们在北城一座漂亮的四合院住下，找了中文老师，开始学习语言。一有空，我们就去紫禁城和香山寺庙探奇，这些都是著名胜地，不过，更吸引我们的是当时环绕着北京的高耸的城墙和门楼。城墙内，那永不落幕的生活戏剧就在大街上演着。尽管我们的探奇过程充满了愉悦，但我们充其量不过是看得眼花缭乱的旁观者罢了。
约莫在我们婚礼后的两个月，我们遇见了梁思成和林徽因。当时，我们都不曾想过这段友谊日后会持续那么多年。他们很年轻，彼此深爱着对方，同时又很乐意我们常找他们做伴。徽(Whei)--她外国密友取的昵名--人美得没话说，个性又活泼。思成则比较内敛，彬彬有礼，十分聪敏，偶尔还展现出古怪的机智。他俩都会说两国语言，通晓东西文化。徽以她的健谈和开朗的笑声来平衡丈夫的拘谨。谈话间，各自提到美国大学生活趣事，她很快就知道我们夫妇俩都在哈佛念过书；而正清是在牛津读研究所时来到北京的，这又勾起她回忆自己在伦敦那一年中学生活里的点点滴滴。
我们离去时，她向我们要了地址。这时我才惊讶地发现，原来我们两家的房子离得很近，他们就在大街尽头的东城墙下。他们和我们一样年轻，又住得那么近，真让我们喜出望外。
从那时开始，两家的友谊与日俱增。我们知道思成曾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西方建筑学，目前已开始了身为中国位建筑史学家的研究工作，后来在国际上也得到了肯定。徽是他在建筑学方面的助手，但她至今仍令人怀念的原因，在于她毕生所写的许多诗篇。
思成和徽皆系出名门，有名声显赫的父亲。因为他们以及他们那些朋友的关系，许多领域都为我们敞开了大门。我们已不再是旁观者。隔年，费正清开始在清华大学授课，我们觉得自己已经是这里的一分子了。
随着本书的展开，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我们四人多年来维持的亲密友谊。我们比他们多活了些年，其实不足为奇，因为在追求理想目标的过程中，数十年来，他们历经军阀混战、日本侵略、解放战争，后被病魔给压垮了。我写这本书，不仅仅是为了追述他们及那一代人的命运，也为了纪念他们的成就、创造力、仁慈以及支撑他们勇气的幽默感。
代 序
笑靥如花，任她娇枝凋零
倘若我们从远处俯视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便不难发现，这是一个惊人虚掷的世纪：虚掷了机会，虚掷了资源，也虚掷了生命。外敌侵占的苦痛，再加上国内政治的恶化，怎么可能产生有序的国家建设？个人的创造力、知识的探索，又怎么可能广泛流行？
梁思成与林徽因的故事，从一开始似乎就印证了上述悲观省思。一次又一次地，这个世界就是不留给他们任何呼吸的空间。然而，在费慰梅的笔下那些动人而亲切的生活片段里，我们更加感受到，他俩情笃而慌乱的婚姻生活中迸发的生命之光。我们仿佛听见，他们高朋满座的客厅里，杯底喝尽，连珠的笑语中浮沉着杯盘碰撞的响声。我们仿佛看见，他们细心研究恢复古建筑典籍的本来面目，灵巧的手指驾驭掌中那支笔穿梭于技术细节之间，无论中英文，遣词一样典雅。我们还看到，已经消失的中国古建筑终于在民族意识中重新获得了其应有的地位。我们也感受到，他们在漫长的疾病苦痛中从未放弃的幽默和刚毅。
梁思成与林徽因两人都降生在二十世纪初期传统与现代冲突、地位摇摆不定的中国。林徽因的父亲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政治梦想家和探索者。因原配无出，他讨了两房姨太太。林徽因就是大姨太太的独生女，受过非正规但良好的教育。一九二〇年，她父亲任中国国际联盟同志会驻英代表，他带着十六岁的徽因就任，让女儿给他做伴。但是当诗人徐志摩热烈地爱上她后，父亲就把她带回了中国，让她再度与梁思成聚首。梁思成是梁启超的儿子，徽因早已许配给他。
梁思成一九〇一年出生在东京，当时他父亲正受没落清廷的追捕，被迫流亡日本。一九一二年清朝垮台后，梁启超一家回到中国。在民国初期的动荡年代，梁启超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知识才华和政治热情。思成进入清华学堂，同时在国学方面又受到父亲的严格教诲，梁启超还要求他把威尔斯(H.G.Wells)的《世界史纲》(Outline of History)译成中文。一九二三年，发生了一件意外--思成驾驶那辆崭新的哈雷戴维逊(Harley Davidson)摩托车时不幸出了车祸，由于治疗不当，他的腿从此有点跛，必须穿上钢架才能走动。徐志摩这时已经回国，且成为一位颇有影响力的诗人，而徽因也正式和思成订了婚，但仍与徐志摩保持着过去的友谊。他们一起安排了克莱斯勒(Fritz Kreisler)到北京举办小提琴演奏会，为印度诗哲泰戈尔在中国的巡回演讲担任翻译。
在梁启超的敦促下，徽因和思成双双来到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他俩虽已订婚，但在学位到手之前不准结婚。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费城“布杂艺术”(Beaux-Arts)学派的氛围里，思成念建筑，徽因学美术。套句梁启超说的话，他俩“修行”了一段时期，在情感上和身心上都历经磨炼。虽谈不上修炼到完美的地步，但确实加深了两人的感情。一九二八年，他俩终于在加拿大完婚，并于修完硕士学位后回到中国，成为沈阳新成立的东北大学建筑系早上任的两位教授。
一九三二年，徽因和思成因日军侵略沈阳而被迫离开东北，返回北京。新婚不久的慰梅和正清在一个聚会中认识了他们。当时，徽因已有了两个孩子，一儿一女，并知道自己患了结核病。徐志摩是他们家的常客，后来不幸在一次坠机事件中丧生。梁启超也因肾脏手术失败而过世。思成借助紫禁城老工匠的指引，开始投入中国古代建筑典籍的研究。在这个纷乱、忙碌而又沸腾的时期，梁思成夫妇，偶或在费正清夫妇的陪伴下，对中国现存早期的建筑进行了一连串的实地考察。他们的成就是确认、测量、绘制并拍摄了山西五台山里一座建于公元八五七年的木结构寺庙--佛光寺。但这仅是《图像中国建筑史》(A Pictorial History of Chinese Architecture)里众多惊人发现之一。这本书的写作过程历经了许多年，其中又停顿过无数次，终于经费慰梅亲手将已散佚的图文编成了完整的一本书。
三十年代后期，尽管费梁两家在命运的摆布下天各一方，但思成和徽因、慰梅和正清这两对夫妇的友谊仍凭借书信维系不断。费慰梅记忆中难忘的是徽因的声音。我们也在书中谛听到了徽因的呻吟、操劳、新的痛苦，以及一九三七年日本全面入侵中国导致的颠沛流离，梁氏夫妇先到长沙，辗转又奔西南的昆明、重庆。对徽因而言，这不但是一个世界的崩溃与惊骇，更是那种“空寂的小庙，娇枝嫩叶在凋零，靠着浪漫的自尊依稀去跨越那朦胧的桥身”，在肺病的剧烈咳嗽和寒夜陋室里的颤悸中，徽因依然能够写下“太阳从那奇诡的方位带来静穆而优美的快感”的句子。
战争的后一年，这两对夫妇曾经在重庆短暂相逢，但从此就再也没有团聚过。国内战争、美朝战争、冷战一连串发生，接着便是死亡(一九五五年徽因、一九七二年思成、一九九一年正清)为他们的今生之缘画上了句号。梁思成与林徽因不曾间断地为他们所追求、所热爱的建筑尽一切的努力一一保存北京的绿化，防止北京遭受工业化的侵害，将城墙和城门改造为公园，让子子孙孙得以享用这一奇迹。然而，他们失败了。他们被批斗、被折磨、被羞辱，而在死后，当一切都已为时太晚时，他们才得到赞扬和认可。
我们记得的当然是我们想记住的，而不是事情只要发生了就会记得住。如果愿意的话，我们可以把那些过去全搁在心里头。梁思成在“文化大革命”中遭遇过噩梦般的情景--脖子上挂着“反动学术权威”的黑牌，木然地面对周遭的讥笑，脸庞笼罩着一层“无尽的屈辱”。但我要感谢费慰梅，对我来说，那些情景都被另一幅画面所取代：我看到小思成在日本海边偷潜下水，伸出小手想去揪自以为是的思想家康有为的胡须。我想到了思成那些严谨、优美的图画和书法。我所看到的，不是在一九五五年寒冷的北京，徽因死于肺结核，来不及目睹后一面庞大的古城墙轰然倒塌，而是在一九三二年北京家中，孩子和友朋的笑闹声在客厅里回响，徽因粲笑如花，书桌上放着未完的诗稿，脑海里跳动着在未来几个月前往未知的古老庙宇考察的计划。我还看到，思成和徽因一块儿乘火车、坐卡车，甚至搭驴车碾过人迹罕至的泥泞小径，直到爬上了中国历史的梁架之间，手指沿精巧的木工细纹抚摸过去，赞叹那已经永远失落了的艺术内涵与精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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