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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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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报告文学形式，真实、生动、完整地讲述了——中国共产党是怎样创立的？中共一大是怎样召开的？红船精神是怎样提出和弘扬的？南湖革命纪念馆是怎样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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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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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弘扬“红船精神”，传承初心使命，谱写时代篇章，本书围绕嘉兴南湖红船，通过生动情节和典型细节描写，结合宏观与微观的叙事，由点及面，从历史讲到今天，立体地展现党的先进性之源——“红船精神”。全书40万字，分上、下两卷。上卷《红船劈波行》，写历史，讲述了五四运动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以及中共一大在上海望志路和嘉兴南湖召开的经过，完整再现了中国共产党创建的艰难历程。下卷《精神照人心》，写现实，次完整、系统、立体地讲述了南湖革命纪念馆三代馆舍的建立、南湖革命纪念船“红船”的仿制，以及浙江人民弘扬“红船精神”的感人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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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丁晓平1971年出生。安徽怀宁人。现任解放军出版社副总编辑。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出版人物奖获得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青年创作委员会主任。著有《人民的胜利：新中国是这样诞生的》《光荣梦想：人生七日谈》《家风》《中共中央支笔（胡乔木传）》《王明中毒事件》《硬骨头：陈独秀五次被捕纪事》《1945·大国博弈》《世界是这样知道长征的》等，编注《自传》《印象》《周恩来印象》《邓小平印象》《陈独秀自述》《陈独秀印象》等，计30 余部、900 余万字，荣获中国文艺评论奖、徐迟报告文学奖等。策划编辑作品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
奖、国家图书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提名奖、解放军图书奖、解放军文艺奖一等奖、全军文艺创作优秀作品奖特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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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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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卷 红船劈波行
章 狂飙天落 风云激荡
节 “小王老师”从嘉兴来到上海
第二节 “五四运动总司令”从北京回到上海
第三节 “黑暗里突然的透出一线儿红”
第二章 理想似铁 信仰如钢
节 “ 问题”与“主义”之争
第二节 “人生之理想，在求达于真理”
第三节 信仰的力量大，真理的味道甜
第三章 开天辟地 旗帜飘扬
节 我们的名字就叫共产党
第二节 “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来了”
第三节 与青年同行，与劳工为伍
第四章 日出东方 嘉兴未央
节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开幕
第二节 长的一天：一个大党诞生在一条小船上
第三节 “打倒列强，除军阀”，革命纲领破天荒
下卷 精神聚人心
第五章 南湖一日 长于百年
节 南湖是个好地方。路过嘉兴突然停车
第二节 红船到底是条什么船？他们从嘉兴找到北京
第三节 南湖革命纪念船下水，向新中国十周年献礼
第六章 添彩增辉 换了人间
节 董必武重访南湖红船：“此间曾著星星火”
第二节 破例！邓小平亲笔题写“南湖革命纪念馆”
第三节 中学生的5元捐款引爆“我为南湖增光辉”
第七章 红船精神 美在嘉兴
节 红船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党的先进性之源
第二节 习近平带领中央政治局常委到嘉兴瞻仰南湖红船
第三节 筑弘扬红船精神示范地，做均衡富庶发展先行者
第八章 初心如初 使命弥坚
节 “红船一家人”都有一颗红亮的心
第二节 “红船使者”历尽千帆造就金名片
第三节 红船精神哺育成长起来的人大代表
尾声 烟雨红船鉴古今，大浪淘沙见初心
后记 穿越百年 美是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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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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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2月19日，农历大年三十。
爆竹声中辞旧岁。本是家家户户过新年的日子，获得保释出狱的陈独秀却在这一天抛妻别子秘密从北京抵达上海。
北京大学学生、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的许德珩，正在上海等待赴法勤工俭学的机会，因事先接到北京大学教授、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的电报，告知他们的精神领袖陈独秀先生将来上海，他就和正在上海参加筹备全国各界联合会的北京大学同学、北京学生联合会代表张国焘一起，悄悄地赶到车站接站，安排陈独秀下榻惠中旅社。
谁知，一到上海，陈独秀就生病了，五六天起不了床。身体稍微好转后，老朋友、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把他接过去，吃住都在五马路（今广东路）棋盘街西首的亚东图书馆。
上海，对于陈独秀来说，可谓是他革命的根据地。
——1903年5月，他在安庆藏书楼组织拒俄运动，发表爱国演说，发出“安徽革命的声”，遭安庆知府桂英通缉，逃亡上海。
——1913年7月，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安徽乃至全国的革命形势急转直下。陈独秀在芜湖逃过一劫，再次逃亡上海。随后，应好友章士钊之约前往日本编辑《甲寅》杂志，“度他那穷得只有一件汗衫，其中无数虱子的生活”，对国家和革命有了新的觉悟。
——1914年11月10日，陈独秀在《甲寅》杂志卷第四号上，发表了惊世骇俗的政论文《爱国心与自觉心》，向沉睡的中国发出了嘶哑的呐喊：“今之中国，人心散乱，感情智识，两无可言。惟其无情，故视公共之安危，不关己身之喜戚，是谓之无爱国心。惟其无智，既不知彼，复不知此，是谓之无自觉心。国人无爱国心者，其国恒亡；国人无自觉心者，其国亦殆。二者俱无，国必不国。”他甚至高呼：“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务，其国也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陈独秀石破天惊般的政论，立即招来口诛笔伐。章士钊回忆说：“读者大病，愚获诘问叱责之书，累计十余通，以为不知爱国，宁复为人，何物狂徒，敢为是论。”
——1915年6月19日，因为写作《爱国心与自觉心》受到众多诘难，拒不接受批评的陈独秀从日本回国，抵达上海，开始了自己的文化救国之路。他说：“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全部改观。”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经老友汪孟邹牵线搭桥，与群益书社的陈子沛、陈子寿兄弟合作，创办了《青年杂志》（第二年改名《新青年》）。《新青年》就这样在上海诞生了！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标志，影响中国历史的新文化运动从此开始。
——1917年1月11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致函北洋政府教育部请派陈独秀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1月13日，教育总长范源濂签发“教育部令（第3号）”。15日，陈独秀进京就职。那时，北京大学是中国的学府，分为文科、理科、法科、工科。文科包括中文、哲学、英文、法文、历史等系。
陈独秀到了北京，《新青年》也跟随他去了北京，由他独自主编而改为同人刊物，分别由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刘半农、钱玄同、陶孟和等人轮流编辑，后来又有高一涵、沈尹默加盟。陈独秀以《新青年》为阵地，先是从白话文开始，高举文学革命的大旗，“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腐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暸的通俗的社会文学”；接着，陈独秀又请来“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来打“孔家店”。
陈独秀斩钉截铁地说：“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他通过《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宣告：“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黑暗。”就这样，新旧思潮在北京大学这个思想的实验场里加工、制造，成为瓦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催化剂。中华民族的有识之士，站在爱国主义这个起点上，结成统一战线，并在这个大熔炉里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开始了自我解放、自我更新、自我革命的新进程。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1919年1月18日，一场打着和平名义的国际会议在巴黎召开。在这场长达180天的改变世界的国际会议上，中国人以为理所应当地获得作为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同等的自主权，收回德国在山东的主权，结束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历史。但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毫无收获，不仅没有废除秘密外交，而且操纵者规定德国应将在中国山东获得的一切特权转交给日本，外交彻底失败。但北洋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压力，竟准备在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上签字。消息传出，全国一片哗然。
从来就没有什么神仙和皇帝，拯救我们靠自己。中国人开始觉醒。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青年学子走上街头，为国家的独立、自由、民主而战。也就是在这一天，陈独秀在《每周评论》第二十号上发表了政论短评《两个和会都无用》，一针见血地揭开了上海和会与巴黎和会的虚伪面纱，公开指出这是“两个分赃会议”——
上海的和会，两方都重在党派的权利，什么裁兵废督，不过说说好听，做做面子，实际上他们哪里办得了。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那法、意、日三个军国主义的国家，因为不称他们侵略土地的野心，动辄还要大发脾气，退出和会。我看这两个分赃会议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若是靠着分赃会议里那几个政治家、外交家在那里关门弄鬼，定然没有好结果。
五四运动爆发后，陈独秀经常亲自到事件发生的现场，看望被捕学生，以掌握手材料，一个月内在《每周评论》共发表7篇文章和33篇随感录。
从5月4日至6月8日，陈独秀、李大钊主编的《每周评论》用全部版面报道五四爱国运动发展的情况，并连续出版了第二十一号（5月11日）、二十二号（18日）、二十三号（26日）三期“山东问题”特号，详细报道5月4日学生游行时悲愤激昂的情绪，全文刊登《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北洋政府的卖国罪行，将青岛问题的来龙去脉、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经过、日本代表在巴黎和会飞扬跋扈的嚣张气焰、北京学生被捕情况和各界对学生的支援，在时间向全国人民报道，从而掀起拒签和约的斗争。《每周评论》第二十二号还增刊四版，刊出《特别附录——对于北京学生运动的舆论》，指出公众的示威运动是国民“应有的权利”，“是合乎正义的”，不受“反乎人道正义”的法律制裁。难道“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彼卖国之贼、残民之官及奸淫焚掠暴戾恣睢之武人，皆享有自由违法之权”，为何独对学生执法如山？！
吹爱国之风，点革命之火。《每周评论》成为新青年们“欢喜无量”的“明灯”，仅在北京一地就发行5万多份，其“议论之精辟，叙事之简洁为全国新闻之冠”。因此，北洋政府对它恨之入骨。1919年8月30日，《每周评论》出版第三十七号时，被政府当局查封。
当学生被捕、蔡元培被迫辞职秘密离京之后，上海的好友觉得陈独秀处境危险，就函电促其南下。陈独秀气愤地回答说：“我脑筋惨痛已极，极盼政府早日捉我下监处死，不欲生存于此恶浊之社会也。”
6月3日，北洋政府出动军警对学生实行大逮捕，陈独秀义愤填膺。他在6月8日的《每周评论》第二十五号发表著名随感录《研究室与监狱》——
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陈独秀高昂的战斗激情和乐观主义精神感染了五四时代的青年。“研究室和监狱”一时间成为新青年们的爱国诺言和报国实践。
“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在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被罢免后，耀武扬威的皖系军阀仍然掌握着中央政权，五四运动的根本要求依然没有解决。敢说敢做的陈独秀再也坐不住了，作为新青年的导师、中国思想界的先驱和“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他推动了历史又被历史推动，他改变了历史又被历史改变。在这关键时刻，他以其特有的无畏和牺牲精神，开始自己的直接行动——“直接行动就是人民对于社会国家的黑暗，由人民直接行动，加以制裁，不诉诸法律，不利用特殊势力，不依赖代表。因为法律是强权的护符，特殊势力是民权的仇敌，代议员是欺骗者，决不能代表公众的意见。”
于是，这位“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希望进一步对北洋政府予以“根本之改造”，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全文如下——
中华民族乃酷爱和平之民族。今虽备受内外不可忍受之压迫，仍本斯旨，对于政府提出后之要求如左：
（1）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上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
（2）免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并驱逐出京。
（3）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
（4）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
（5）市民须有集会言论自由权。
我市民仍希望和平方法达此目的。倘政府不顾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特此宣告，敬求内外士女谅解斯旨。
（各处接到此宣言，希即复印传布）
《北京市民宣言》上半部为汉文，下半部为英文，是陈独秀1919年6月9日起草的，英文是他请胡适翻译的。当天夜里，陈独秀和高一涵（北京大学编译委员）到嵩祝寺旁边一个为北京大学印讲义的小印刷所去印刷。印刷费由陈独秀个人掏腰包解决。印完时，已深夜一点多钟。两位印刷工人警惕性很高，印好后把底稿和废纸一概烧得干干净净。这个宣言指明了五四爱国运动的方向，“希望和平方法达此目的”，但是，如果政府“不顾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就“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可谓是陈独秀“平民征服政府”的纲领。
《北京市民宣言》印好后，陈独秀就和他的朋友们一起去散发。6月11日下午，陈独秀约同乡高一涵、王星拱（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程演生（北京大学预科教授）、邓初（北京大学内务部佥事）四人，一起到香厂附近一个川菜馆子浣花春去吃晚饭。餐后，陈独秀、高一涵和邓初三人前往新世界游艺园去散发传单，王星拱和程演生到城南游艺园去散发传单。头戴白帽、身着西服的陈独秀，一来到新世界游艺园，因其“上下楼甚频，且其衣服兜中膨满”，就引起了暗探的注意和跟踪。当晚10时，陈独秀散发传单时，被拘捕。夜12时，军警百余人荷枪实弹包围陈的住宅，破门而入，妻子高君曼也从梦中惊起，当即被搜检去信札多件。
陈独秀被捕后，胡适、高一涵、王星拱、程演生、邓初非常着急，因他们都参与了行动无法出面，于是就和李大钊等人商量，后决定首先通过媒体，将陈独秀被捕的消息透露出去，造成强大社会舆论，使北洋政府有所顾忌，不敢胡作非为。6月13日，《北京日报》和《晨报》首先披露了陈独秀被捕消息。陈独秀被捕的消息在时间就经北京和上海的报刊宣传出去，给北京当局形成了一定的舆论压力，尤其对警察厅总监吴炳湘来说，压力更大。北洋政府逮捕陈独秀，再一次在中国文化界、教育界和政界以及青年学生中引起轩然大波，舆论一片震惊，各省各界函电交驰，纷纷为他辩白、鸣不平，孙中山、章士钊等社会名流也吁请政府当局立予开释。全中国各界各业各派人士齐声营救陈独秀，以“笔杆子”对“枪杆子”，不可谓不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的一道奇观。
7月14日，身在长沙的在他主编的《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长篇评论《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在这篇文章中，不仅简单叙说了陈独秀的被捕经过，还全文抄录了中美通讯社发布的《北京市民宣言》、北京学联呈送京师警察厅的公函、章士钊致南北和会北方代表王克敏的信函，对陈独秀的被捕给予了高度关注，极度崇拜并称赞陈是“思想界的明星”。他说：
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陈君所说的话，头脑稍微清楚的听得，莫不人人各如其意中所欲出。现在的中国，可谓危险极了。不是兵力不强财用不足的危险，也不是内乱相寻四分五裂的危险。危险在全国人民思想界空虚腐败到十二分。中国的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万九千万是迷信家。迷信神鬼，迷信物象，迷信运命，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这是科学思想不发达的结果。中国名为共和，实则专制，愈弄愈糟，甲仆乙代，这是群众心里没有民主的影子，不晓得民主究竟是甚么的结果。陈君平日所标揭的，就是这两样。他曾说，我们所以得罪于社会，无非是为着“赛因斯”（科学）和“克莫克拉西”（民主）。陈君为这两件东西得罪了社会，社会居然就把逮捕和禁锢报给他。也可算是罪罚相敌了！凡思想史没有畛域的……陈君之逮捕，绝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政府决没有胆子将陈君处死。就是死了，也不能损及陈君至坚至高精神的毫末。陈君原自说过，出研究室，即入监狱。出监狱，即入研究室。又说，死是不怕的。陈君可以实验其言了。
可见，对于来说，陈独秀不仅是他的革命引路人，还是他的精神导师。所以在延安时就曾多次说过，五四运动时期的陈独秀“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并称赞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7月30日，李大钊在《每周评论》第三十号发表《是谁夺走了我们的光明》，引用一位读者来信说：“我们对于世界的新生活，都是瞎子。亏了贵报的‘只眼’，常常给我们点光明。我们实在感谢。现在好久不见‘只眼’了，是谁夺走了我们的光明。”“只眼”是陈独秀的笔名。同期发表的署名为“赤”的随感录《入狱——革新》称：“陈独秀在中国现在的革新事业里，要算是一个干净的健将。他也被囚了，不知今后中国的革新事业更当如何？”
9月16日，京师警察厅司法处再次提讯陈独秀。经过短暂的问讯之后，陈具结：“前因为人散发传单，破坏社会道德，实属不知检束。自被查拘，颇为觉悟，以后安心问学，并在北京就正当职业，以谋生计，不再作越出法律范围举动。”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之下，北洋政府当局不得不作出妥协，“照豫戒法办理”，于9月16日下午4时准予以安徽同乡保释的名义释放了陈独秀。这天晚上，高一涵、王星拱、邓初、程演生、胡适等安徽同乡，就在陈独秀被捕那天和他们一起聚餐的浣花春饭馆，预备了两桌酒席，请陈独秀、高君曼夫妇两个一块儿去，开了一个大宴会。
11月1日，《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热情洋溢地发表了刘半农、胡适、李大钊和沈尹默的白话诗，庆祝陈独秀出狱，李大钊在诗中写道：“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他们的强权和威力，/终竟战不胜真理。/什么监狱什么死 ，/都不能屈服了你，/因为你拥护真理，/所以真理拥护你。……”
1919年这一次在北京被捕入狱，是陈独秀生平次坐牢。96天的牢狱生活，是陈独秀人生的又一个重大分水岭，陈独秀的理想、信仰和随后的人生道路再次发生革命性的改变。这位中国近现代史上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真正开始从启蒙转向救亡——如果国家不独立富强，就根本谈不上个人的民主与自由。
出狱后的陈独秀，一方面继续主编他的《新青年》，坚守思想启蒙与革命的阵地；一方面继续拿起笔与旧思想旧文化战斗。在此期间，他还先后与蔡元培、李大钊等参加了工读互助团的活动。这个时候，陈独秀的革命思想正处于一个过渡阶段——从资产阶级民主观转向无产阶级民主观，从无政府空想社会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这在他11月12日发表的《实行民治的基础》和12月1日发表的《告北京劳动界》两篇文章中可以找到佐证。
在《实行民治的基础》一文中，陈独秀专门讨论了民治（即民主）问题，强调指出民治不只是政治方面的，应包含“政治和社会经济两方面”，“而且社会经济的问题不解决，政治上的大问题没有一件能解决，社会经济简直是政治的基础”。陈独秀的这个认识应该比较清楚地说明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
在《告北京劳动界》一文中，陈独秀清楚地把“劳动界”界定为“没有财产全靠劳力吃饭的人”，他们“合成一个无产的劳动阶级”，成为中国早提出“无产阶级”这个概念的人之一。他指出：18世纪以来的民主，是资产阶级向封建阶级作斗争的旗帜；20世纪的民主，乃是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作斗争的旗帜。陈独秀过去主张效仿欧美，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时他抛弃了这种主张，认为“共和政治为少数资本家阶级所把持”，“要用他来造成很多人幸福，简直是妄想”。
就在这个时候，广东军政府拟从广东关税中拨出100万元，筹办西南大学。筹办负责人汪精卫、章士钊力邀陈独秀加盟。处于保释监视居住的陈独秀已做好准备，前往上海共商筹办西南大学事宜。
临行前夕，经胡适力荐，陈独秀接到湖北省教育厅的邀请，希望他参加武昌文华大学的毕业典礼，发表演讲。
2月2日，陈独秀抵达武汉。在武昌、汉口、汉阳三镇，陈独秀的演讲活动火爆，既讲教育问题，也讲政治思想；既讲文字改革，也大谈改造社会，其中以《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演说为轰动。陈独秀认为，改造社会的方法，一是打破阶级的制度，实行平民主义；二是打破继承的制度，实行共同劳动；三是打破遗产的制度，不使田地归私人传留享有，应归为社会的共产，不种田地的人，不应该享有田地的权利。
陈独秀的演讲活动深受武汉青年学子的欢迎，被誉为“卓识谠论”。但“湖北官吏对于陈氏之主张之主义，大为惊骇，令其休止演讲，速去武汉”。陈独秀“愤恨湖北当局压迫言论之自由”，遂于2月7日在汉口大智门车站乘京汉铁路火车返京。
北洋政府看到武汉方面的新闻，才知道保释出狱的陈独秀私自离京，警察厅立即在其北河沿箭杆胡同的寓所门前设立了全日岗哨，派一名警察站岗，企图等陈独秀回家时加以逮捕。
2月10日，陈独秀回到北京，京师警察厅的巡警王维藩等四人就找上门来。胡适回忆说：
独秀返京之后，正预备写几封请柬，约我和其他几位朋友晤面一叙。谁知，正当他写请帖的时候，忽然外面有人敲门，原来是位警察。
“陈独秀先生在家吗？”警察问他。
“在家，在家，我就是陈独秀。”
独秀的回答倒使那位警察大吃一惊。他说现在一些反动的报纸曾报道陈独秀昨天还在武汉宣传“无政府主义”，所以警察局派他来看看陈独秀先生是否在家中。
独秀说：“我是在家呀！”
那位警察说：“陈先生，你是刚被保释出狱的。根据法律规定，你如离开北京，至少要向警察关照一声才是！”
“我知道！我知道！”独秀说。
“你能不能给我一张名片呢？”
独秀当然惟命是从。那位警察拿着名片走了。独秀知道大事不好。……便偷偷地跑到我的家里来。警察局当然知道陈君和我的关系，所以他在我的家里是躲不住的。因而他又跑到李大钊家里去。
警察不知他逃往何处，只好一连两三天在他门口巡逻，等他回来。
警察当然不可能等到陈独秀回来了。但对于陈独秀这次躲避北京警方蹲点式的监视和可能发生的抓捕，其他当事人与胡适有着不同的记忆。
事实上，陈独秀在武汉的演讲活动经媒体报道后，很快引起警方的注意，加紧了对其进行监视。为了避免陈独秀“二进宫”，安徽同乡王星拱、高一涵、刘文典（字叔雅）、程演生、胡适及北京大学同事李大钊、马叙伦、沈士远等均参与了这次秘密的保护行动。
陈独秀回到北京，当即就被朋友们从火车站接到了安徽怀宁同乡王星拱的家中暂避，随后又转移到刘叔雅家里暂住。在箭杆胡同陈宅附近蹲守的警察白等了半天，后扑了个空。但警探并不罢休，四处打听，终于探明陈独秀转移到了刘叔雅家中。所幸的是，此事迅速被马叙伦获悉，“乃借电话机语沈士远，士远时寓什坊院，距叔雅家较近，然无以措词，仓促语以告前文科学长速离叔雅所，盖不得露其姓名也。……故士远往告独秀，即时逸避。翌晨由李守常乔装乡佬，独秀为病者，乘骡车出德胜门离平”。
对“南陈北李”离京之事，高一涵的记述则更加生动：“时当阴历年底，正是北京一带生意人往各地收账的时候。于是他两个人雇了一辆骡车，从朝阳门出走南下。陈独秀也装扮起来，头戴毡帽，穿王星拱家里厨师的一件背心，油渍满衣，光着发亮。陈独秀坐在骡车里面，李大钊跨在车把上，携带几本账簿，印成店家红纸片子。沿途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钊出面办理，不要陈独秀张口，恐怕漏出南方人的口音。因此，一路顺利地到了天津，即购买外国船票，让陈独秀前往上海。”
2月14日，北京下起了大雪。陈独秀在转移到李大钊家躲了一天后，化装成商人模样，由李大钊亲自驾着一辆破旧的骡车，走小路秘密赶往天津。党史学界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说，即源于此。
秘密离开北京前，陈独秀礼貌地亲笔致信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镜潭总监台鉴：夏间备承优遇，至为感佩，日前接此间有人电促前来面商西南大学事宜，匆匆启行，未及报厅，颇觉歉疚，特此专函补陈，弗为原宥，事了即行回京，当为面谢。”字里行间，半是揶揄，半是客气。无论是按照法律规定，还是尽乡党之谊，陈独秀想得还是比较周全，这符合他的为人和性格，也等于给吴炳湘一个台阶或者说对北京当局有了一个交代，合情合理合法。
2月19日，陈独秀抵达上海。从此，这位“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和他的同志们一道，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开始了开天辟地的雄伟大业——创建中国共产党。
从1917年1月离开上海去北京，到1920年2月从北京回到上海，陈独秀在北京度过了三年时光。这三年，是陈独秀一生中为风光、为灿烂、为辉煌的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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