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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日本三大古典和歌集之一
对《古今和歌集》的继承与创新
成书逾八百年后个中文译本
镰仓幕府时代王朝贵族的精神宝塔与审美王国
凸显“幽玄”的审美位相
标志着和歌史上的鼎盛时代
词学古人、心须求新、姿求高远
深受情理相融、深沉持重的宋代文化影响
日本三大古典和歌集之一，和歌鼎盛时代的标志。
《新古今和歌集》成书以来从未有过的中文全译本。
中国宋代文化东渡日本影响深刻的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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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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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古今和歌集》和《万叶集》《古今和歌集》并称日本三大和歌集，在日本历史上颇具盛名。《新古今》由后鸟羽天皇主持，全书精选纪贯之、和泉式部、紫式部、菅原道真、大江匡房、在原业平、慈圆、西行、藤原良经、藤原俊成、藤原定家等人的和歌，标志着和歌艺术达到高度成熟。全书呈现“幽玄”之美，追求华美、优雅、纤细、象征、余情、闲寂、悠远的艺术风格，代表了日本中世纪的和歌新风，故曰《新古今和歌集》。 本书共 收录和歌1978首，分为十二类：春歌、夏歌、秋歌、冬歌、贺歌、哀伤歌、离别歌、羁旅歌、恋歌、杂歌、神祇歌、释教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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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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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原定家，生活于平安时代末期到镰仓时代初期，日本著名歌人。是《新古今和歌集》的主要编撰者，同时也是《小仓百人一首》的编者，在《小仓百人一首》中称为权中纳言定家。藤原定家在御子左家歌道里的支配地位得到确立，作为日本代表性的歌道宗师，被万世敬仰，载入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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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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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译者序 ………………………………………………………………（003-017）
真名序 …………………………………………………………………………（001）
假名序 …………………………………………………………………………（003）
卷 春歌?上（第1-98首） ……………………………………………（005）
第二卷 春歌?下（第99-174首） …………………………………………（044）
第三卷 夏歌（第175-284首）………………………………………………（073）
第四卷 秋歌?上（第285-436首）…………………………………………（114）
第五卷 秋歌?下（第437-550首）…………………………………………（168）
第六卷 冬歌（第551-706首）………………………………………………（209）
第七卷 贺歌（第707-756首）………………………………………………（264）
第八卷 哀伤歌（第757-856首）……………………………………………（283）
第九卷 离别歌（第857-895首）……………………………………………（321）
第十卷 羁旅歌（第896-989首）……………………………………………（336）
第十一卷 恋歌?一（第990-1080首） ……………………………………（370）
第十二卷 恋歌?二（第1081-1148首）……………………………………（403）
第十三卷 恋歌?三（第1149-1233首）……………………………………（428）
第十四卷 恋歌?四（第1234-1335首）……………………………………（458）
第十五卷 恋歌?五（第1336-1435首）……………………………………（493）
第十六卷 杂歌?上（第1436-1587首）……………………………………（526）
第十七卷 杂歌?中（第1588-1689首）……………………………………（581）
第十八卷 杂歌?下（第1690-1851首）……………………………………（618）
第十九卷 神祇歌（第1852-1915首）………………………………………（674）
第二十卷 释教歌（第1916-1978首）………………………………………（697）
译者后记 ………………………………………………………………………（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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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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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本序
三大和歌集歌风嬗变与《新古今和歌集》“幽玄”新风
王向远
日本文化的特性，在于它本质上属于感性的审美文化。要了解日本人与日本文化，必先了解作为日本审美文化之载体的日本文学；要了解日本文学，必先重点了解日本民族文学的重要样式“物语”与“和歌”（包括俳句）；要了解和歌，必先首先了解日本文学史上所称的“三大古典和歌集”——《万叶集》《古今和歌集》与《新古今和歌集》。对我国读者而言，这就需要借助和歌的汉译。和歌汉译的宗旨与目的，就是使用恰当的译案，把和歌所承载的日本之美创造性地转换出来 。还要把不同时代的和歌创作的审美特质阐发出来。
在《万叶集》已经有了多种中文译本、《古今和歌集》新译本已出版发行、《新古今和歌集》成书八百多年后的个中文译本也即将付梓之际，有必要从“三大古典和歌集”歌风嬗变的脉络入手，见出《新古今和歌集》对《万叶集》和《古今和歌集》的继承与超越，并对我国读者较为陌生的《新古今和歌集》的“新风”之美及美学特质做出概括，聊供读者参考。
一、从《万叶集》《古今和歌集》到《新古今和歌集》
“和歌”（简称“歌”）即日本（大和）民族的诗歌，与诗（汉诗）相对而言。和歌起源于古代日本民间歌谣，歌谣保留在日本ZUI早的历史传说集《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后人将这些歌谣合称为“记纪歌谣”。那时日本尚没有文字，记纪歌谣都是用汉字来标记的，格式韵律也不定型，大概是受汉诗的五七格律的影响，基本上采用五言和七句言调，为后来和歌的“五七调”奠定了基础。
由于和歌初无定型，且主要是民间歌谣，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公卿贵族阶层多以吟咏汉诗写作汉文为风雅之事，大都瞧不起和歌，认为那只是女流之辈、乡野村夫之玩。但是，随着日本民族文化的成长与自觉，特别是一批有教养的宫廷女性，使用日语写出了许多细腻优美的日记散文来，使日语作为书写语言趋于成熟，这才使得公卿士大夫们刮目相看，并且也试着用日语写作了。使用日语吟咏唱和、抒情写意，获得了特有的满足与美感，于是“和歌”概念逐渐萌生。一些人创作数量多了，还模仿中国诗集编起了自己的“歌集”，如《柿本人麻吕歌集》《高桥虫麻吕歌集》，等等。
公元8世纪初，即日本的奈良朝时代（公元710-794年），一些朝臣文人将古代歌谣与当世和歌加以收集整理，编成《万叶集》二十卷。关于“万叶”是什么意思，后世众说纷纭。有人认为“万叶”表示历史千秋万代，言其长；有的说“万叶”表示收罗作品丰富，言其多。无论如何，《万叶集》涉及的历史时期确实较长，长达四五百年；作者范围也确实很广，上至天皇贵族，下至农夫乞丐，有名无名者人数上千，收录的作品也确实很多，从数量ZUI多的“短歌”，到篇幅较长的“长歌”以及各种体式的和歌，计4500余首，《万叶集》遂成为日本文学史上部和歌总集，标志着日本之“歌”的确立，开创了一种朴素自然、刚劲粗犷的歌风，后世称为“万叶风”，流风所及，影响深远，标志着日本民族文学的初步形成。说“初步形成”，是说和歌书写还得借用汉字，汉文化汉文学影响的痕迹，在《万叶集》中处处可见、俯拾皆是。那时日本的“假名”文字仍未创制，《万叶集》只能使用汉字标记。这些汉字，有的只是用作符号来标记日语的发音，有的则是引进的汉语词汇，用来表意。乍看上去都是汉字，但中国人看不懂，后世日本人（除专门家外）也大多会莫名其妙。严格地说，《万叶集》所用文字，既不是汉语也不是日语，而是两者的混合体，故称“万叶假名”。直到日语假名发明使用后，学者们不断对《万叶集》加以训释，逐渐把那些表音的汉字替换为假名，另一些本来就是汉字词汇，则加以保留。这样一来，后世读者大体就可以看懂《万叶集》了。
《万叶集》问世后，日本开始了“诗”（汉诗）与“歌”（和歌）并行的局面，汉诗与和歌功能不同、美感各异，两者在当时日本人的文学生活中相辅相成，也相互竞争。在公元8至9世纪中国文化强势影响的大背景下，至少到第二部和歌总集《古今集》问世之前，在诗与歌的竞争中，“歌”还是不如“诗”受重视。日本文化独立意识较强的一些人（如菅原道真、纪贯之等）对此感到担忧和焦虑。进入平安王朝时代（公元794-1192年）中期以后，日本文化的独立意识更为自觉。而此时的中国却正值唐末混乱时期，公元894年，乃停派遣唐使。意在关起门来，对已经引进的中国文化慢慢消化。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民族诗歌的和歌自然受到重视，表现之一就是一些公卿贵族陆续搞出了私人和歌集，其中有菅原道真的《新撰万叶集》（公元893年）、大江千里的《句题和歌》（公元894年）等。同时，名为“歌合”（うたあわせ）的和歌比赛活动也在宫廷贵族之间流行起来。“歌合”既是品评优劣的艺术竞技方式，也是人际交流的平台，成为宫廷贵族的一种高雅的艺术活动。一些人靠咏歌出了名，成为“歌人”，正如许多诗人靠吟诗而为人敬重一样。“歌人”多了，作品多了，佳作也就多起来了；佳作多了，就需要去粗取精加以编选，于是醍醐天皇下达敕令，命纪贯之、纪友则、凡河内躬恒、壬生忠岑等精于和歌的朝臣，编一部和歌集，该和歌集遂于公元905年编成，名曰《古今和歌集》，又简称《古今集》。
《古今和歌集》题名中所谓“古今”者，并非指时间上跨越古今，实际上所收和歌的创作时间，从公元9世纪初到当下，只有一百来年，只因为纪贯之在为该书所撰写的《假名序》结尾处有“思古抚今，不亦乐乎”之句，而取“古今”二字命名，自然也含有“歌道长久”之意。他使用假名与汉字混合的古典日语来书写，标志着此时的日语已经成熟，也使和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和”歌（日本之歌）。大凡不成熟的语言可供传情达意，主要是实用价值，成熟的语言可以成为语言艺术，有审美的价值。对语言的玩味、驱使，可以成为一种审美的活动。语言要美，首先要有审美之“心”，要有所谓“歌心”，然后还要懂得如何用“词”，即修辞技巧，于是纪贯之在《假名序》中就提出了“心”与“词”这对概念，提倡两者相得益彰、和谐统一。实际上，在“词”方面，《古今集》的歌人们较多使用“序词”（置于首句用以引出下文的修辞性语句）、“挂词”（双关语）等修辞技巧。这些技巧作为和歌特有的艺术与技术，为后人所继承。
相比《万叶集》，《古今和歌集》在编纂方法与策略上有明显的不同。《万叶集》有“全民之歌”的性质，给人的感觉是不论优劣，见歌即收。而入集《古今集》的署名歌人只有127人，精选和歌1100多首。从作者的身份属性上看，大都“贵族之歌”的属性。风格由质朴粗犷转为精雕细刻、华丽优美。在编纂原则与方法上，《万叶集》虽然分为二十卷，但没有卷名，似乎主要是为了装订成册的方便，题材分类意识比较薄弱，内容显得芜杂。《古今和歌集》也分为二十卷，却按四季流转、男女之恋、哀乐之情、羁旅观物等分类命名，不好归类的就列为“杂歌”。但重心还是以四季推移为线索的“恋歌”，其他的“离别歌”“哀伤歌”“羁旅歌”实际上也多写男女之恋。这样一来，和歌的题材实际上就集中在“天之四季、人之恋爱”上，表现的是“自然爱”与“男女之爱”的主题。在和歌的体式上，也加以凝练与精简，淘汰了《万叶集》中的除长歌之外的其他体式，只收录了极个别的长歌，确立了“短歌”（“五七五七七”五句三十一音）为和歌的典型样式。就主题与题材的丰富性而言，《古今和歌集》显然不及《万叶集》，但恰恰如此，才在主题题材上确立了“歌道”之“道”与“歌心”之“心”。也就是说，和歌所要吟咏、所能吟咏的，由此得以确定。其他诸如载道言志、治国安邦、修身齐家、忧国忧民、夫妇人伦、风俗教化、功名利禄之类，汉诗是可以写的，但和歌不写；如果写了，就会有损和歌之美，以致看上去不像和歌。和歌就是依靠题材上的这种彻底的单纯性，而具备了其唯美性格。
《古今集》作为部“敕撰和歌集”，影响巨大而深远，此后历代天皇，大都敕令编纂。紧接着《古今和歌集》的第二部敕撰和集，是村上天皇敕命清原元辅等人编纂的《后撰和歌集》（公元951年），第三部是花山天皇敕命藤原公任编纂的《拾遗和歌集》（公元1005-1007年），都继承了《古今和歌集》的编纂方法与传统，是《古今集》的补充与扩展，与《古今集》并称“三代集”，是平安王朝和歌的精华与ZUI宝贵的遗产，被后世视为和歌及和歌集的典范。
《古今集》等“三代集”是平安王朝歌舞升平的产物。接下来，时代变了。经历了武士暴动、王朝政治体制崩溃之后，时代进入了公元12世纪末。1192年，日本武士集团首领源赖朝在镰仓建立了幕府政权，天皇朝廷的“权威”与武士幕府的“权力”达成妥协与平衡，日本历史由王朝贵族时代转入镰仓幕府时代。乱世中，和歌的发展不但未被打断，反而呈现“歌道隆盛”之气象。《古今和歌集》奠定的对时代社会与政治的超越姿态，反倒确保了“歌道不绝”，使和歌在乱世、末世得以发展与繁荣。其实越是乱世，越需要歌舞升平，越需要心理慰藉，也就越需要和歌，和歌也就更超越、更唯美；另一方面，皇室在政治方面失去的权力，也要以精神文化、审美文化上的复权作为补偿。通过对和歌的创作、遴选、评判，宫廷贵族及其歌人们成为日本民族审美风尚的引领者。所以“三代集”之后，敕撰和歌集络绎不绝，又陆续出了《后拾遗集》《金叶集》《词花集》《千载集》和《新古今和歌集》这五个集子，与“三代集”一起合称“八代集”。
“八代集”的ZUI后一部《新古今和歌集》（简称《新古今集》），是由后鸟羽天皇敕命源通具、藤原有家、藤原定家、藤原家隆、藤原雅经等人编辑，然后亲自审定、作序，于元久二年（公元1205年）成书推出，具有集其大成、继往开来的意味。此时，距离公元905年成书的《古今和歌集》，整整过去了三百年！
从文学史的角度看，上述“三大古典歌集”是三个不同历史时代的产物。《万叶集》是奈良时代日本民族诗歌的结晶，《古今集》是平安王朝时代贵族和歌的荟萃，《新古今和歌集》则是镰仓幕府时代王朝贵族的精神宝塔与审美王国。三大和歌集分别形成了所谓三种不同风格，文学史家分别称为“万叶风”（或“万叶调”）、“古今风”（或“古今调”）和“新古今风”（或“新古今调”）。日本和歌的发展嬗变过程同中国诗歌一样，也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三种“风”（调）代表了各自时代的审美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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