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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湖北省文联主席刘醒龙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在场感受，以理性客观的视角和大量具体细节抒写那段惊心动魄、可歌可泣的武汉抗疫过程
作家用带温的笔触，一点点一段段，绘制出了一幅巨型画卷。画卷中人物细腻动人，他们不是扁平化的超级英雄，他们有恐惧、有无奈，但也有坚持，更有选择，他们是有情感厚度的真实的人，因为在大疫面前做出的正确决定，使他们成为值得敬重的平凡世界的勇者。
——《人民文学》主编 施战军
“一个人要何等坚忍，才能使自己面对玉石俱焚的现实而幸免于身心俱碎？” 读这句话时，好艰难，也好感动，还有一种刻骨铭心的疼！
—— 武汉协和医院眼科护士长 谭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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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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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著名作家、湖北省文联主席刘醒龙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处于一线的在场感受，抒写了武汉封城那段惊心动魄、可歌可泣的抗疫过程。作者以理性客观的视角，详细描述自己和家人、朋友们与疫情作斗争的具体细节，用大量事实和现实行动表现了武汉人民在抗击疫情中的“拼命”精神。书中既有个人日常平凡小事的描绘，也围绕着疫情进行了深入思考和深度反思，具有思想性。作品以文学形式真实细致地讲述了一位位普通的武汉人非常时期的生活与感想，反映了党和政府果断及时采取的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生动形象地展现了中国人民的伟大抗疫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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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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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醒龙，湖北省文联主席、华中师范大学客座教授，湖北省博物馆荣誉馆员、《芳草》杂志主编。著有长篇小说《圣天门口》（三卷）、《蟠虺》《一棵树的爱情史》等十余部，出版有长篇散文《一滴水有多深》、散文集《寂寞如重金属》、小说集《刘醒龙文集》等数十种。散文《抱着父亲回故乡》获第四届老舍散文奖，中篇小说《挑担茶叶上北京》获届鲁迅文学奖，长篇小说《天行者》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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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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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今年水仙花不开 001
第二章
你在南海游过泳 047
第三章
问世间情为何物 069
第四章
九七年的老白干 097
第五章
情人节的菜薹花 135
第六章
洪荒之力满江城 189
第七章
冥冥中自有天理 237
代后记
武汉，我们的生死之交
——答《文艺报》《中国新闻周刊》
《楚天都市报》《南方周末》记者问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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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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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后记
武汉，我们的生死之交
——答《文艺报》《中国新闻周刊》《楚天都市报》《南方周末》记者问
问：你在武汉“封城”第三天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武汉是一个遍地英雄的城市，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城市！从疫情一开始，你是否一直充满着信心？从你在各个渠道的表达来看，似乎没有低落过。事实上是这样的吗？你是否也有犹疑、情绪的低落？
答：说实话，接受采访那天，自己从空无一人的街道上穿过，心里非常不安！在约定地点见到两位记者时，更有一种魔幻之感，有一瞬间迟疑要不要上前相认。可是，怕有什么用？就像小时候，被什么弄疼了，在那里放声大哭，大人们就在一旁说，哭有什么用，难道哭的声音大就不疼了吗？那种说自己情绪没有低落过的人是在硬充好汉，肯定不是心里话。只要身在武汉，遭遇情绪上的大起大落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我一向睡眠很好，“封城”期间却经常失眠。平常总想着减体重但总也减不下来，“封城”期间，没办法挑肥拣瘦，管他是不是高脂肪与高热量，能吃也有吃的就不错了，到头来体重反而掉了三公斤。“封城”之前，自己就患眼疾，“封城”后没法医治变得日益严重，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人都是血肉做的，别人有的情绪我也有。比较起来我或许只略多一些自律和自重。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在家里我是爷爷，是父亲，是儿子，是丈夫，是男人，这是生就了的，更是一个人从小到大所能领会的教养。中国的男孩是崇拜关羽、杨家将长大的，是敬礼狼牙山五壮士、八女投江、黄继光、邱少云和江姐长大的，是读着岳飞的《满江红》和王翰的《凉州词》长大的，也是在心里怀着一曲《松花江上》长大的。所以，每每大难临头，都说中国不会亡，正是因为中国人有着这种千金难买的宝贵传承。
至于信心，也不是什么充满与充不满，人生本当如此。前些时，央视一个摄制组到我年轻时曾经待了十年的工厂采访，得知我在车间当车工时年年都是先进生产者，感到很惊讶。当年工厂里的先进工作者是评给坐办公室的人，只有在一线超额完成生产定额、出全勤、不出丁点产品事故和安全事故的工人才有资格获评先进生产者。他们先前采访过一些当过工人的文化人，多半是勉从虎穴暂栖身，称得上是好工人、合格工人的极少。我理解的信心，无非是真诚面对眼前的生活，尊重努力劳作的自己与他人，不浮肿，不虚脱，为自己能够完成当天必须完成的工作而开心。我生性好孤单，武汉“封城”后，仍有那么多人主动问候支援。有时候，深受感动也是一种信心。
问：我看到你当时的朋友圈里说，你的家人也有在抗“疫”前线的，能说说他（她）的故事吗？
答：武汉历史上历经多次劫难都挺了过来。但从出人、出力、出物来讲，从来没有像这样，无论你是什么角色，处在何种位置，每一个人都在全力以赴地同从未见过的病毒、从未有过的疫情抗争。在肆意攻击的病毒面前，每一个人都是黄继光，每一个人都在用自己的胸膛去堵住病毒的枪眼。面对新冠肺炎，不需要敢死队式的冲锋，但人人都是上甘岭一样的死守。
一千多万武汉人，留守家中，用生命的每一个细胞进行拼搏！有些事做了也就做了，没必要多唠叨。千家万户全都在一线抗“疫”，大家情况都差不多，不过有两件事还是值得一说。一是孩子在新闻单位上班，轮休时就在小区当志愿者。有一次孩子生气了，因为有人在自媒体上说，志愿者都是假的，孩子便回了一句，今天我们几个女的卸了整整一车白菜，就因为没有送到你家门口，你就当没看见吗？另一件事，刚好相反，夫人当志愿者，送青菜和鱼去一户残疾人家，男主人伤残很严重，平时都不起床，这一次却非要让家人搀扶着，走到他们面前，深深地鞠一躬。有一阵，当说志愿者都是假的时，朋友圈里的激愤像是火山爆发。当说残疾人如何体恤志愿者时，同样的圈子里却安静得如同万米海沟。我一看人都变成这样了，就不想再玩这种东西了。我家有六口人，是本社区人数多的家庭之一，从头到尾没有收到任何抗“疫”物资。但我们还是非常感激全国人民对武汉的支援。十月十日去青岛中国海洋大学，与一众学界人士正式见面时，我只开口说一句，感谢山东人民对我家乡黄冈的支援，就泪流满面说不下去。疫情期间，自己因为眼疾当不了志愿者，但也做了些事情。武汉降为低风险地区后，有新冠肺炎患者家人给我送来锦旗和感谢信，我借故没有见面，就放在省文联办公室里，至今也不好意思打开看。有人建议送给抗“疫”博物馆，我也不想那样做，那会更加不好意思。人做一些分外之事，多半是为了求得心安。那时候，晓得有这么一个家庭，五口人中，一人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另有三人已经确诊，剩下一个小孩也还在发烧，就试着帮一帮，没想到帮成了。做这种事，也是一种对自己的激励。
问：武汉“封城”期间，你家人是都和你住在一起吗？你疫情期间的家庭生活是怎样的？如何处理好在家工作的作息、心态问题？
答：“家大口阔”这个词，近三十年来已没有人使用了。武汉“封城”期间，我们家差不多就是家大口阔。一家三代，共六口人，次在同一屋檐下共同生活这么久。特别是头三个星期，方方面面都没做好准备，日常起居的不适应，生活物资相较缺少，心理状态的不到位，这么多人在一起，有时候几个小时没有一点动静，甚至该吃饭了，连喊几声也没人答应。那样的沉默让人深感不安。“封城”前几天，因为眼疾，几乎天天都在跑医院。“封城”之后，因为蔬菜紧缺，将冰箱里的烂菜叶清理一番，剩下来的炒熟吃了，弄成食物中毒。一开始不明原因，那种状态极像是中了新冠病毒的招，有十几个小时，人几乎要崩溃了。好在身边有一个八岁的小宝贝，总有机会将家里弄得像是开心乐园。加上家里人人都有活要干，有主持网站工作的，有替国外一所大学翻译急需资料的，有冒着疫情天天到单位上班的，还有上大学网课和小学网课的。正月十五以后，大家各忙各的，才真正缓过劲来。生活上，基本上与大家相同，沾准备过年的光，主食与肉食都不缺，缺的是新鲜蔬菜，还缺消毒用的酒精。“封城令”下达当天，好不容易在一家小超市抢到两小瓶一百毫升装的医用酒精，赶上一个女孩也想要，就分了一瓶给她。这一百毫升酒精成了“封城”初期我们家抵御新冠病毒的武器。正月初九那天，在新闻单位工作的孩子出门上班时，我们让孩子将用剩下的酒精带上，孩子坚决不肯，说家里这么多人，就这么点酒精，自己上班后可能有办法。孩子空着手拉开一道门缝离家而去，让我们揪心不已，直到孩子来电话，说办公室里有消毒酒精，才放下心来。
问：你的勤奋历来都是文学界的榜样，近年来，从《蟠虺》《上上长江》，到《黄冈秘卷》《刘醒龙文学回忆录》，你几乎每年都有新作问世，武汉“封城”期间，你有文学创作活动吗？在疫情之后，你想做的事情是什么？近有写作计划吗？
答：武汉“封城”后，开始时零散写了点文字，有访谈，有随笔。也写过一首歌词《如果来日方长》，被谱成曲后，反响还不错，自己索性将一些断断续续的文字，重新构思写成一部十八万字的长篇散文，篇名也叫《如果来日方长》。从老母亲在疫情高峰时患重病起，到二叔因为疫情次生灾害病故，尽可能从细微处入手，表现“封城”之下一个武汉家庭，男女老少，力所能及，所思所想的生活情愫，以细流通江海的襟怀。疫情过后，我想做的事当然是先治好眼疾，目前为止，做了两次手术，扎了几十回针灸，服了一百多服中药，虽然眼科专家表示，只有百分之二十的治愈概率，自己还是挺乐观的。我也不允许自己不乐观，因为一直想动手的“青铜三部曲”之二正等着我去写。
问：我知道，你作为一个写作者，在疫情期间也没有停止写作，更没有停止思考，写了些什么？ 你也曾在采访中感叹过在像疫情这样的重大灾难中文学的“苍白无力”，这种感觉现在还强烈吗？你思考多的有哪些？
答：我承认自己是有过这样的情绪。“封城”的第三天，是大年初一，女儿一整天不说话，只顾拿着手机看各种各样的消息，不时地背着我们躲到一旁流眼泪，痛苦的时候，还在妈妈怀里埋头痛哭，问起原因，她只说了两个字：武汉！我次发现自己毕生为之珍惜的文学，是那么苍白无力，甚至还不如女儿那滚烫的眼泪！
现在，我还是觉得，“封城”之初，那些铺天盖地的文字，只是各种各样不同的文学元素，并不是文学本身。疫情暴发之初，病毒是什么性质的，病毒在流变过程中如何置人死地，病毒的破坏性该如何战而胜之，如此万众关切的问题，与我们所熟悉的文学毫不相干。那些不得不动手写下的相关文字，只有一次次对支援武汉的人们表示感激的句子，过后读来似乎还留得住。
一九九○年代我就曾说过，文学不是直接站在潮头上弄潮，而是从潮头上退后半个身位，不与即时报道的新闻争宠，用更加厚重的观察，更有体系的体验，重建这股大潮的艺术形象。前两年，在一个国际文学交流活动上，莫言谈了一个观点，什么都可以快，唯独文学应当慢下来。那个活动是由我来做会议结论，我强调了莫言的这话，却被媒体说成是我说的。不管怎样，之前与之后，我们的理解是一致的。
“封城”之下的文学，找不到先贤留下来的现成经验，更不知能给后人提供哪些风范。在长篇散文《如果来日方长》中，我虽然写了几位在火线上“自我提拔”以卑微的身份担起巨大职责的医护朋友，但我依然觉得，这不过是身陷火线的我们，用相对一手的文学元素，给未来的某个文学天才做些预备。所以，我尽可能完整地写出一个人或者一件事。比如，我熟悉的一位护士长，五十五天没有与幼小的孩子见上一面，每天在电话里互诉相思。好不容易从隔离病区出来，走到家门口，孩子却躲在门后，用发自内心的声音，奶声奶气地不要妈妈进屋，说妈妈身上有病毒。母亲也不让她进家门，隔着老远递上几样她爱的美食，她就在门外的楼梯间里蹲着吃完后，转身重回医院。这样的人性该怎么审美，这样的亲情该如何抒发？不要说一部《鼠疫》，就是再用十部《鼠疫》也说不透武汉“封城”的平常与特殊。
有一句话说，没有人能熄灭满天星光。文学做不到朗月，也做不到骄阳时，能做到星光满天也好。宁可眼下像星光般苍白无力，也不要乱放邪火。不要用蛮力，用力过猛，太粗鲁了，过犹不及就不是文学。
章
今年水仙花不开
今年的水仙花不开，
今年的江城谁不悲？
母亲的梦惊窗扉，
父亲的酒才半杯。
你们如此爱着我，
我是如此爱你们，
如果你、如果我来日方长，
人人是奇迹个个天使飞。
没有花生来就开花，
没有人生来就生辉。
雪白的冬女儿美，
雪白的春男儿泪。
我们如此爱着你，
你是如此爱我们，
如果你、如果我来日方长，
日月转江水弯平安来回。
困守孤城，今年水仙花不开，是这段日子里早动手写的句子。
这些句子的出现，也让自己有了依靠天赋能量，做困兽之斗，拼一场命的底气，不用再为着那些五金店做的唇膏，铁匠铺做的胭脂，锅炉房做的眼影，海鲜城做的香水憋气。
武汉“封城”第三十三天，大姐在家人微信圈里留言。
“各位弟妹，大家好！大姐今天要给你们讲老娘的情况。近段时间老娘的精神不太好，有时清醒，有时糊涂，饭量也减了，特别是大小便不能控制。基本情况就是这些，只是想让弟妹知道。”
大姐向来话语短，她将事情说到如此地步，足见大事不好，赶紧回问详情，同时自己也在武汉这边找医生咨询。瞎忙了一上午，到头来什么也做不了。一大家人，分成五小家，三家困在武汉，两家困在黄冈，都是新冠肺炎疫情地图上深红色地区，纵然可以申请通行证，送老母亲去医院，像这时节的新冠肺炎疑似者那样送进CT机中做检查，别说老母亲自己向来不肯做这个，我们这些做儿女的也断断不会让老人家去做这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事。这时候，唯有不与外界接触，不犯任何毛病，才是安全可行的上佳方案。家中三叔身体是那样的壮实，父亲与二叔在世时，都说他俩的身子骨加在一起才与三叔有得一拼。三叔八十多岁了，看上去只有六十来岁，疫情期间，只是稍有感冒，后来发展成燎天大祸，面对医院和医院的CT机，其步步惊心，是深入虎穴，更是与虎谋皮。这一点，“封城”之前，自己就曾在武汉这边的CT机上，稀里糊涂地冒了两回险。事后得知，从头到脚直淌虚汗。同时也暗自庆幸，这些年自己还算是做了一些好事，修了一些功德。特别是开始“封城”的那几天，专心请求“封城”之外的作家朋友点对点支持几位白衣天使，还帮助一个素不相识的四口之家脱离险境。乌云紧锁背后，朗朗乾坤自有安排，正所谓：人在做，天在看。
二○一九年春节，一大家人都来武汉，家里的水仙花开得格外香洁。很多年了，夫人在厦门的朋友，总会在过年之前寄来蒜头一样的水仙花球。临近二○二○年春节，母亲临时换了主意，家里人才没有再来武汉。过完春节，本来要上班的那一天，八岁的孙女发现一点异样。小家伙还记得，去年家里的水仙花开得极好，花朵既多又规整，更兼香气袭人。同样出处，同样位置养着的水仙花，今年情况大不相同，不仅花没开，连叶子都不青翠，长得太不像样子了。一开始还以为是水浇得不够，看了一会儿，就得出结论，水仙花长成这种样子，像是大活人被吓破了胆。在《圣天门口》中，曾不惜笔墨先后写了两个人被活生生吓死的情节。人吓破了胆，全身发绿的样子，是长一辈的讲述者亲眼所见。若不是亲历者亲口讲述，仅凭想象力加上民间传说，不可能完成这些文字。在城市生活，水仙花吓得不开花，若非亲眼所见，也是轻易不敢乱说乱写的。
有些话，有些事，不在现场无法真正理解。比如，明明在真心安慰一个人，却惹得对方勃然大怒；明明是由衷为一件事欣喜，却让当事者自此视为半个仇人。那些漫不经心的指点，常常会在短时间内证明是那近乎天机不可泄露的警示。一切的未卜先知，未卜先知的一切，是否就是高深莫测的量子纠缠理论，在日常生活中有意露出端倪，供人启动新的思维系统呢？
去来无痕的人生，还是有些蛛丝马迹。
二○二○年元旦前两天，自己咳嗽得厉害。所幸这咳嗽是头一天参加完《当代》杂志创刊四十周年纪念活动，从北京带回武汉的。假如是在武汉开始咳嗽那就惨了，更进一步不仅是在武汉，还是在汉口火车站上高铁后开始咳嗽就更惨了。因为正是这几天，位于汉口火车站附近的湖北省中西药结合医院，发现七例随后被确诊为新冠肺炎的病人，而这七个病例全部来自紧挨着汉口火车站的华南海鲜市场。十二月二十九日，自己一路狂咳嗽，去往罗田县城时，哪会知道接到相关报告的省市卫健委，正在组织市、区两级疾控部门，对后来被称为新冠肺炎的病例，进行传染病流行病学调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闻风三十里的微信朋友圈中，也只偶有关于美国流感大流行的只言片语。
作为家中长子，去罗田县城看望被接到大姐家过冬的老母亲，是要听听老母亲的决定，今年在哪里过年，这也是咳嗽得再厉害也不得不做，也是必须尽快做的家庭大事。见面之后，没说三句话，老母亲就主动表态，就在大姐家过年！这很平常的话，在我们听来不胜惊讶。父亲在的时候，过年的事不需要我们操心，下一年的团圆年在哪里过，头一年吃团圆饭时就会定下来。父亲不在了，这事就由母亲来决定。而母亲的习惯与父亲完全相反，年事越高越像个任性的女孩，问十遍有十种说法，问一百遍就有一百种说法，放在以往，不过小年是确定不下来的。
多数人家的父母，活到八十八岁时，真是比七八岁的小孩还难照料。七八岁的淘气包，不按常理弄些小捣蛋，可以行之有效地高声斥责。在高寿老人面前，不可以如此。谁想大吼老人一句，谁的头顶上就有可能雷声滚滚。二○一九年春节，母亲来武汉，对我们的新居很满意。本来嘛，为了老人家的生活方便，才特意选择方便接地气的一楼。以往的房子，不是楼层太高没有电梯，就是离市区太远，生活起来不方便。见母亲对新居的满意度符合预期，我们也很高兴。全家二十几口人在一起热热闹闹地过了两天，第三天是大年初一，早上起来，就见到母亲在专门为她布置的那间屋子里忙碌，稍后才出来，冲着我嘴唇动了好几下后才说：我今天回去！母亲像是明白我会生气，说话时怯怯的，像做错事的孩子。就这么一句话，差点让我泪流满面。我努力控制着情绪和母亲说了半天，她才不再作声。过完初一，初二上午，大姐他们要回各自家里时，母亲还是对我们的情绪不管不顾，头也不回地跟着走了。这事过去大半年，中秋节后，母亲时常会在不经意间，与她的孩子们唠叨，还是想来武汉过二○二○年的年。她的孩子们一边笑话，要她别再像去年，大年初一就不想在武汉待了，一边也在早早准备，一大家人再来武汉过春节。
如果元旦那天，母亲吩咐她的孩子，像去年一样继续来武汉过春节。全家人也真的如去年一样，来到武汉团聚，挤住在家中。接下来因“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肆虐而“封城”，一大家人的日子，二十几张嘴，早中晚三餐的食物，就不知该如何煎熬。这还不算，那么多人来过春节，得提前做各种准备。那么多人来了，不可能成天闷在屋子里，一定会去那些大型商圈走走看看买买。在外面的时间一多，不明不白的接触中，潜藏危险的概率越大。只要有一个人不幸中招，接下来的麻烦就会比天还大。常言细思恐极，大约就是这般模样。在人生的重要节点上，出现一丝小确幸，真是恨不能对母亲说一声，到底是至爱至亲，至高无上的老祖宗啊！老母亲不来武汉过春节，我们就得准备去给她老人家拜年。忙前忙后，备了一大堆年货，说好初一去大姐家，再顺路去弟弟妹妹家。还有预备元宵节前，去赣南为岳父庆祝八十大寿的一应物什。实在想不到，元月二十三日凌晨，斩钉截铁的“封城令”，刹那间就将九省通衢的江城变成巨大的铁桶阵。原本要送出去，以食物为主的各种年货、各类礼品，让大家庭之下我们这六口人的小家，在“封城”的个十四天，可以很好执行“守住家，守住门”的重大使命，基本上不用为日常生活发愁。母亲耳背，视力尚可。对电视新闻内容知道一些，对她的子女一直没来拜年，还想得通。更何况有手机视频，她想看谁马上就能见到。即便如此，母亲还会在某个时刻自言自语一番。
“封城”的第十五天，二月六日，农历正月十三，还差两天就是元宵节，在老家黄冈，看完元宵灯会，再拖泥带水的春节也会结束。灯如海、花如海的元宵灯会，也从不负家乡父老，年年都在这个时候，将人们的喜悦尽可能映照得更加精彩，以图随后开始新一年的劳作时，继续保有一份好心情。
那一天，大姐又发了一条微信。
“老妈说，今年过年一点也不痛快！”
母亲在一九四九年以前，没有上过一天学堂。母亲所识的字，都是一九四九年以后，在毕生没有改变的乡镇供销社售货员的位置上，一点点地积攒起来的。母亲在对二○二○年春节发表个人意见时，一句“今年过年一点也不痛快”，让全家人无不叹为观止。在我们的理解与体味中，这是见多识广的长辈，为得体的说法！换了任何晚辈，能用来表达春节期间感受的词汇，大约会是压抑、沉重、郁闷、茫然、崩溃几种，远比不上母亲所言的“不痛快”。用那些暗含绝望的话语来形容春节，是对中国人团圆之心的大不敬，是对中国文化中吉时吉地的无知，是对纪念和表彰自己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辛勤劳作的抹黑。在天大的疫情面前，一位本该享受子孙当面恭祝长命百岁的老人，有权而不滥权，通情达理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不痛快！
一位老人，一位母亲，对灾难的审视，对灾难中公众生活的审美，不丧失灾难中个人自尊，不消解灾难中太多不幸，不无视灾难中人性品质与生命能量，对比那些动辄就将形容词和名词运用得眼花缭乱的文本，真让我们这些吃文字饭的晚辈无地自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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