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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雷海宗作为民国时期西南联大的历史教授，其历史学的造诣完全无愧于大师的身份，属于不为大众熟悉的隐藏的大师。
★中国处于复兴的大潮流中，军事实力也在不断的发展，在此过程中，前人对于中国兵制的思考与探索无疑是有益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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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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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是雷海宗先生的多篇学术论文的合刊，是雷海宗先生的代表作。在《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这本书中，雷海宗先生全面论述了他对于中国兵制和中国文化的研究成果，是一部全面了解中国兵制和兵的文化也就是武德的历史的读本。传统的研究兵制的著作有很多，但雷海宗先生将西方社会科学的分析方法引入到研究之中，全面分析了中国文化的兵的精神，也即武德的历史及其丧失的根源，并由此出发，探讨了整个中国文化许多值得注意的特点，敏锐的预见了中国军队的复兴，令人耳目一新。此外，《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这本书还收录了《君子与伪君子一个史的观察》《雅乐与新声》《海军与海权》等文章，全面体现了雷海宗先生作为一代史学大家通中外，贯古今，兼宏微，融史哲的特点，对我们全面了解中外历史特点也具有丰富的教育和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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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雷海宗（1902～1962），字伯伦。河北省永清县人。192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公费留学美国，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历史和哲学。1924年入该校研究院历史学研究所，1927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同年返国。曾任南京中央大学史学系教授，系主任，金陵女子大学历史系教授和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1931年任武汉大学史学系和哲学教育系合聘教授。1932年后任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教授，曾任历史系主任和文学院代理院长。1952年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直至逝世。
雷海宗毕生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工作。在三十多年执教过程中，讲授中国通史、中国上古史、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化史、西洋通史、世界上古史、世界中古史、世界近代史、外国史学史、外国文化史、基督教史等多种课程。编著有《中国通史》、《中国通史选读》、《西洋通史》、《西洋通史选读》（30年代前期）、《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商务印书馆1940年出版）、《世界上古史交流讲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审定）等。另有《历史的形态与例证》、《中外的春秋时代》、《上古中晚期亚欧大草原的游牧世界与土著世界》等史学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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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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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历史过去的释义 1
中国的兵 1
一、春秋 3
二、战国 9
三、秦代 17
四、楚汉之际 22
五、西汉初期 26
六、汉武帝 31
七、武帝以后光武中兴 45
八、东汉 50
九、后言汉末至最近 64
无兵的文化 67
一、政治制度之凝结 71
二、中央与地方 77
三、文官与武官 80
四、士大夫与流氓 83
五、朝代交替 89
六、人口与治乱 92
七、中国与外族 99
中国的家族制度 105
一、春秋以上 107
二、战国 109
三、秦汉以下 121
四、结论 129
中国的元首 133
一、列国称王 135
二、合纵连横与东帝西帝 139
三、帝秦议 143
四、秦始皇帝 145
五、汉之统一与皇帝之神化 148
六、废庙议与皇帝制度之完全成立 157
七、后言 161
中国文化的两周 163
一、正名 167
二、中国史的分期 179
三、中国史与世界史的比较 20
中外的春秋时代 209
一、春秋形成 211
二、特征 214
三、结论 219
历史的形态与例证 221
一、埃及文化 232
二、希腊、罗马文化 234
三、欧西文化 237
四、独具二周的中国文化 241
附 录
建国在望的第三周文化 251
世袭以外的大位承继法（节选）263
殷周年代考 277
序论 279
西周年代问题 282
殷商年代问题 288
殷周年代问题旁论 292
结论 293
君子与伪君子一个史的观察 295
古今华北的气候与农事 305
一、古书中所见的古代气候与农事 307
二、古书资料的解释 309
三、较为温湿的古代华北 319
四、今日的情况与前景 327
五、重建沟洫问题 331
雅乐与新声 335
海军与海权 347
一、海洋与海权的意义 350
二、海权的因素 353
三、海权小史 361
四、空军与海权 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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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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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过去释义
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普遍称为过去。
对于过去，无论我们详知或略晓，普通的感觉总以为过去本身是简单的，只是从前曾经发生的种种事物而已。但实际问题并不像一般人，甚至许多历史学家，所想象的那样简单。我们若细加推敲，追问从前发生的一切究竟如何，问题立刻就来了。并且是愈钻研，发现问题愈多。太复杂的问题不必讲。专就根本的名词言，我们用过去或历史一词时，实际就有两种不同的意义，而用时又往往把两义混用而不自觉。这种不自觉的混淆，是许多误会的来源。
过去有二，一为绝对的，二为相对的。把过去的事实看为某时某地曾经发生的独特事，而不问它与再远的过去或再后的未来的关系，把它看为超然而独立的既成事实，那个过去是固定的，是已定的，是一成不变的，是万古如此的，是绝对不可挽回的。例如长平之战，秦败赵，白起坑杀赵国降卒四十万；汉武帝征服南越，设置郡县；唐太宗威震四方，称天可汗凡此种种都已过去，就已经过去的方面言是永不会再改变分毫的，已经如何，就是如何，任凭后人的如何赞成或如何反对，也不能再把这些事实取消，修改或增删。但这种绝对的过去观，是完全抽象的纯理智的看法。当为一种哲学的见解则可，作为一种文学的慨叹对象也可，然而这却并不是普通历史学的历史知识。史学的过去是相对的，是瞻前顾后的。一件事实对于已往的关系，对于未来的影响，在当时的地位，对今日所仍有的意义，都必须研究清楚，那件事实才是真正的历史知识，才成为历史学的事实，才有意义，才是活的，但一谈到活的意义，与此时此地此人此景有生动关系的意义，问题就复杂了。没有任何一种事实能有百世不变的意义。此代认为第一等重要的事，彼代认为无足轻重。此地认为可赞的事，彼地认为可憾。此人认为平淡的事，彼人认为意味深长。我们生于现在，创造未来，这是人所共晓的，一般所不注意的，是我们也创造过去，每一个时代所认识的过去，都是那一时代的需要、希望、信仰、成见、环境、情绪等所烘托而出的。以上种种，没有两个时代完全相同，所以同一的过去，也没有两个时代对它的看法完全相同。
有人或者因此而要对历史学发生疑问：是否历史学根本为主观的，为不可靠的，为这派事实的。由一方面看，也未尝不可如此说。但由另一方面看以上的相对过去观，也不过是说历史学是活的，是人生的一部，我们对于过去的了解，也是我们今日生活不可分的一部。其实何止民族的历史如此，个人的历史又何尝不如此。我们写个人以往的经验，经验本身一成不变，一去永不复反，不只在客观上任何的经验不能重演一遍。时过境迁，过去的情绪，感触，思想，好恶等都已消灭或变质，今日又有不同的情绪及其他种种。用今日的不同人格，去追忆过去的另一种情景，其意味远非过去的意味，其中不知有多少增减，修改，与有意无意的新解释。
这正与我们对于身外大历史的时刻改观，如出一辙。例如一人在中小学读书，在当时不过是从父兄之命，按照社会的习惯，当然入学。入学之后，求学一方面为求知，一方面为好胜的表现，希望在成绩上出人头地。中学毕业后进入大学，对中学时代就要看成为大学的预备时期，对于当初的亲命与竞胜现象渐渐不免忘记，最少渐不注意。大学毕业，入社会服务，对中学的看法又将一变：在中学曾交了三两个挚友，中学时期同学间的喜怒哀乐与悲欢离合，中学教师的循循善诱或无理督导，中学校舍的一花一木，上课时的庄严，放假时的轻松凡此种种，将为中年人所时常忆起。总之，中学时期只是一个富于可以追忆的温暖经验的时期，其求知求学或准备升学的方面，已成为勉强尚未忘记的淡薄感觉。再进一步，一人到了晚年，退休之后，想起了中学时代，大概只是充满了可笑的追忆而大体模糊不清的一片印象，只是人生过程的一个必需阶段，谈不到特别浓厚的意味。这三种不同的中学时代观，何种是合乎事实的？若绝对的讲，恐怕都不合乎事实，最少不合乎全部的事实。但就三个不同时期的需要与情绪讲，各在当时是都合乎事实的。民族的历史也正是如此，绝对的真实永难求得，即或求得也无意义。有意义的过去，真正的历史知识，是因时而异，因地而异的对于过去的活动认识。这个认识当然是主观的，它的价值也就主观。生而为人，不能脱离主观。如果历史有客观的意义，那个意义不是人类所能了解的。宗教家的上帝，哲学家的天理，文学家的造物，可以刹那间而纵观过去，俯视现在，而明察未来，一眼而见全体，能明了历史的整个意义与绝对意义。由这个超然的观点来看，过去与未来浑然一体，根本没有先后久暂之分：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天地初开与天地毁灭为一时一事。但这只是人类理智推到尽头，认为当有之理，而不是人类心灵所能具体把握的实在。此种绝对的实在，是上帝所独知的秘密。只要仍为人，他对于未来只能摸索，对于现在只能猜测，对于过去只能就他对于现在的看法与对于未来的希望而给它一个主观的意义。
（原载《中央日报》昆明版1946 年1 月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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