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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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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蛮生长》冯仑商业三部曲第一部，百万级商业畅销书，记录拓荒时代的商业实践，讲述海南创业岁月，梳理中国民营企业成长历程，检视改革变迁中的原罪与阵痛，解剖民营企业的生与死，近距离观察中国第一代企业家，马云、柳传志、张维迎、吴晓波一致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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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野蛮生长》是冯仑首部商业著作，讲述自己的创业历程，梳理中国民营企业从前公司时代发展到公司时代的野蛮生长历程，检视民营企业在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剧烈制度变迁中所承受的挑战与挣扎，以及蜕变之路，给出了民营经济蛮荒时代的群像素描，是了解中国现代商业拓展初期代表性作品。
记录拓荒时代的商业印迹
中国民营企业如何从拓荒时代进化到公司时代
“万通六君子”在海南的青葱岁月
何谓企业“原罪”
牟其中其人其事
万通怎样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论述民营企业的艰与险
为什么对权力“离不开，靠不住”
民营企业有几种死法
小倒爷与企业家有何本质区别
如何平衡欲望与法律界限
探讨管理的逻辑与悖论
政商关系如何拿捏
如何从江湖聚义过渡到董事会制度
为什么满大街都是管理书籍，却到处有破产的企业
是做“特种部队”还是“基地组织”
完整结集“冯仑商业三部曲”
《野蛮生长》《理想丰满》《岁月凶猛》同步推出，精装典藏
《野蛮生长》记录拓荒时代的商业实践
《理想丰满》阐述公司时代的商业理念
《岁月凶猛》探索未来时代的商业本质
一部中国现代商业百科，商业人生必备指南
新作暹罗猫主题插图，生动诠释冯氏金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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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冯仑，企业家中的思想家、商界老水手、万通集团创始人。先后就读于西北大学、中央党校、社科院，法学博士。对民营经济、房地产、公司治理有着重要的研究。
以杰出的经营实践、深邃的洞察、有趣的表达，形成独具魅力的商业IP。其作品冯仑商业三部曲《野蛮生长》《理想丰满》《岁月凶猛》直指商业本质，意味隽永，引领潮流。
名人推荐：
他的理想真的很丰满，我记着这个：把理想当中药吃，效果看坚持！
——马云
冯仑做人通透，见解独到，经商也很大气、纯净。冯言冯语，有情有性，无忌无讳，见仁见智。
——柳传志
能用诙谐、幽默、感性的语言表达深邃思想的人并不多，冯仑可以说是炉火纯青。 “商界思想家”这个头衔，冯仑当之无愧！
——张维迎
冯仑先生是中国企业界的“段子派”掌门，该派坚信所有的商业真相和管理智慧都在“段子”里。读冯仑的文字，总是能从那些生动、古怪或好笑的“段子”里悟出一个两个道理来。
——吴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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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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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原罪
原罪是怎样炼成的 _ 12
征服：男人愉悦的冒险游戏 _ 18
了犹未了与不了了之 _ 24
历史的天空 _ 30
02 合伙人
江湖聚义 _ 36
常务董事会 _ 39
打死不做太平天国 _ 44
江湖方式进入，商人方式退出 _ 50
03 流变
小倒爷与大企业家 _ 56
商贩、工匠与流寇 _ 65
汇流与融合 _ 69
筑梦踏实 _ 79
04 投资
玩时间于股掌之中 _ 87
当人成为投资品的时候 _ 94
站在未来，投资今天 _ 104
05 管理
和尚与庙 _ 113
管理的五大悖论 _ 115
人的管理与管理的人 _ 119
特种部队与基地组织 _ 122
06 金钱
什么是钱？ _ 130
钱的是非 _ 132
人一生的三个钱包 _ 141
人心与钱心 _ 145
钱心跟着人心走 _ 148
老钱与新钱 _ 153
花钱的艺术 _ 157
07 政商关系
离不开，靠不住 _ 169
纽约世贸重建的美国故事 _ 173
虞洽卿与辜振甫 _ 179
混搭为王 _ 183
认养立法委员 _ 187
08 关系
什么是面子？ _ 192
成本与收入 _ 198
熟人的成本 _ 201
忠诚的成本 _ 205
关系网的规模经济 _ 209
09 伟大
志大才必高 _ 216
伟大的状态 _ 220
伟大的基因 _ 224
伟大是管理自己 _ 227
伟大的力量 _ 231
伟大的魅力 _ 233
10 企业公民
责任边界 _ 238
企业公民与公司治理 _ 242
阿拉善的故事 _ 247
11 企业家（上）：王石
不当老板 _ 254
一招鲜，吃遍天 _ 260
大公有私 _ 264
君子三变 _ 268
永远做自己的管理者 _ 271
12 企业家（下）：牟其中
擦肩而过 _ 276
范哈儿与张少杰 _ 284
倒飞机与放卫星 _ 288
钱是无限的 _ 294
一生爱错放你的手 _ 297
你不懂什么是饥饿 _ 302
13 历史
伟大的阴面 _ 308
历史现场 _ 310
镌刻人生 _ 314
历史的基因和密码 _ 317
14 幸福
幸福与欲望 _ 324
幸福与自由 _ 330
幸福与道德 _ 335
幸福与信仰 _ 338
15 女人
内当家与合伙人 _ 344
夜总会机制 _ 349
贪官的泡妞模式 _ 353
16 死亡
公司的四种死法 _ 360
与死亡为友 _ 363
死亡的困境 _ 366
救援机制 _ 372
生命钻石 _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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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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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潘金莲突然就成了网红，一方面是因为最新的电影《我不是潘金莲》，另一方面，大导演冯小刚和万达集团的少东家在网上开撕，也引起了大家对于这部电影和潘金莲的关注。
潘金莲这样一个人物再次回到我们的视线里，的确会让很多人充满好奇，大家都想知道究竟谁是潘金莲，潘金莲到底是什么样子等等这些问题的答案。作为一个好事者，我也不断地在搜寻一些关于潘金莲的故事，突然发现对于潘金莲，我们根本无法拼凑出来一个完整的形象，我们有的只是一个小说中的潘金莲，是施耐庵给我们的一个形象，这也成了大家的共识，对于其他说法，人们并不了解也不重视，哪怕是更为真实的。所以我就好奇，一个历史上的人物或者说是形象，最后究竟是如何被后人界定和认识的？也许人物真实与否已经不再重要，也许被认识只是因为偶然中的一句诗词、一幅图画、一个故事，通过这些就把一个人给界定了。那么历史上的潘金莲究竟是什么样子呢？
话分两头说，关于历史上的潘金莲其实有两个版本，它们都源自江苏人施耐庵，一个版本偏向于现实故事，一个版本偏向于艺术加工。第一个现实故事要从河北清河县说起，历史上这个县城真实的存在过一个武大郎，身长八尺，仪貌堂堂，虽出身贫苦但考取功名，成为一个县令。武大郎的太太出自当地的大户人家，贤良淑德，经人介绍嫁给了武大郎，之后养育了四个子女，一家人过着幸福的生活。在武大郎生活的这条街上有一个无良少年，的确也叫西门庆，也正是个买卖人。但是，当时这三个人之间并没有什么故事。而当时正逢施耐庵落魄之时，他在陈友谅的军中作幕僚，之后军队被打乱，他又混迹于河北附近，认识了清河县的人，就听说了武大郎和西门庆的一些故事。因为当时的武大郎是一个县令，相当于国家中高级的公务员，成为别人的谈资也在情理之中。之后施耐庵写《水浒传》的时候，就把这三个人物形象加了进去。之所以把他们写进书里，是因为施耐庵还听说了一些关于这三个人的传说。
据说，武大郎有一个朋友，在落魄的时候来找大郎借钱，而大郎话语不多，也没有立马答应，当时只是安排这个朋友在家里先住下。这个朋友就很恼火，没住几天就走了，在回家的路上，这个朋友憋着一肚子的火，于是就想着法子诅咒武大郎，说他身短五尺，说他老婆出轨，而且还是和坏人西门庆勾搭在一起，最后又恨不得他一脚被西门庆踹死就这样一边走一边编故事，还一边给别人讲，专门诋毁武大郎。当时的交通和通信也不便利，回家的路一走就是好几天，县领导的故事也传扬得差不多了。当他回到家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房子竟然已经被修葺一新，邻居告诉他这都是武大郎安排人给他修的，他顿时心生惭愧，感到无地自容。但这一切都为时已晚，县领导武大郎的故事，就这样在社会上广为流传。
施耐庵大抵是因为听到了这段故事，就把它写进了《水浒传》。
另外还有一个故事，是说施耐庵的。施耐庵年轻的时候读书很好，但是官运并不好，这样一个郁郁不得志的文艺青年在感情上更是屡遭挫折。他第一个暗恋对象是他的一个邻居，叫金莲莲，但是金莲莲的父母比较贪图钱财，强行把女儿嫁给了一个财主家的公子，这让施耐庵非常恼火和伤心，这就他的第一段暗恋。之后，施耐庵又遇到了一个自己爱慕的女孩，叫潘巧巧，是一个同样美丽的女文艺青年。当施耐庵每天对这个女孩激情涌动，顾目流盼，急切地准备向人家表白的时候，发现这个女孩劈腿了，她已经开始与别人眉目传情了，真是落花有意而流水无情，这段感情让施耐庵更加不堪。自此之后，施耐庵彻底的无奈了，最终他给自己找了一个能踏实过日子的大姐。这个大姐除了踏实之外，还非常的凶悍，经常拧着他的耳朵就又是骂又是捶，让他一直很难堪和憋屈。当他开始写书的时候，就把他心里的两个坏女人和一个凶媳妇儿都作为原型写了进去，一个是潘金莲，一个是扬雄的媳妇儿潘巧云，还有一个就是女强人顾大嫂。这样来看，潘金莲最终的形象，主要还是施耐庵为了泄愤而塑造的他心里最坏的女人的形象，并且还为这个形象安排了最坏的结局。至于西门庆的形象，那就是前两次抢走他暗恋女人的那两个公子的合体，既有钱又纨绔的下贱买卖人的形象。最后，为了故事的完整和通顺，武大郎和武二郎这两个相差一百多年的人物形象也被他揉到了一个故事里。自此之后，恐怕施耐庵本人也没有想到，由于自己的情绪和不爽，潘金莲就和无耻、下流、放荡等这些词永久地绑在了一起，也永久地被绑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现在回过头来看，无论哪个说法都是与施耐庵有关的，而历史上真实的潘金莲应该是不存在的，但没曾想，这个虚构的人物形象比某些真实的历史人物更有力量，更为长久，也更被后人所津津乐道。再回头看中国的民营企业，人们对它的评说，似乎和潘金莲也有几分相似，不管你曾经用什么姿势，最后被后人传诵的故事，往往与曾经的事实是一个约等于的关系，而不是一个绝等于的关系。回溯历史，总会有一些记忆性的误差，加上过去没有影像的记录，我们在回顾和讲述历史的时候，总是受到当下是非观念和个人角色等因素的影响，真正的历史研究方法，人们总会说到一个词：原罪。在野蛮生长时代的民营企业，人们总会把它等同于潘金莲这样一个角色，说它的不好，而这个所谓的不好也是被人们捏造组合出来的。在我看来，民营企业其实等同于河北清河县的那个潘金莲，是一个真实而美好的存在。民营企业在艰辛中开始，无论处于什么样的原因，它们都在努力地通过商业的力量去改变社会，哪怕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也是给予了社会很正面的一种力量，所以我们应该去尊重它们，尊重这样一个历史过程。
到目前为止，民营企业已经有近四十年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主要完成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通过民营企业的早期发展，推动社会制度的变革，这件事证明了民营企业可以更为敏捷地响应市场的需求，也可以更为有效地进行市场资源的配置，进而创造出一种更高效也更有效的经济制度，这说明民营经济是可以成为社会经济中的一种主流形态。之后，到党的十六大的时候，中央就认定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民营企业用了前面将近二十年的时间来证明这样一件事情。
第二个事情，民营企业又用了近十年的时间，证明民营企业不仅可以建立起有效的商业竞争组织，可以在经济上发挥作用的，当它们逐渐发展起来的时候，它们还会履行社会责任并不断地回馈社会，通过基金会等其它形式更好地帮助弱势群体和支持有益的事业。目前中国已经有近八千家公益组织，其中的三分之二是由民营企业建立的，民营企业家已成为了捐款的主体，中国2016年一千亿人民币的公益捐款，三分之二来自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无论是救灾，还是救病，还是济困，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三件事情，就是我们在展望未来的时候理想丰满，其中最重大的理想就是我们的民营企业还将在全球化的进程之中去推动新型商业文明的建立。这种商业文明既包括商业组织、商业模式，也包括价值观的改造和对社会细微组织的改造。同时，在未来新商业文明建立的过程中，民营经济必将会扮演一个更加重要的角色。
如果这三件事情都能做完，而且我们还能有幸看到，那么如果要给民营企业画一个像，这个像将不会是潘金莲的形象，而将成为一个正面的、完整的、端庄秀美且奋发有为的劳动妇女的形象。我相信，随着现代社会记录手段越来越进步，民营企业真实的形象也会越来越完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而不会被人们误解为潘金莲这样一个形象。
《野蛮生长》出版已有十年了，今天再拿出来重新印刷，除了内容上的增减之外，我又回看了书中我对民营企业的描摹，我希望做这样一份工作的我属于当下的一个记录者，而不属于施耐庵这样一个历史小说的写手；同时我希望中国民营企业在全球新商业文明进程中续写自己的光荣与梦想，在历史上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这就是我在新版野蛮生长之前想要和大家说的话。
原罪就是那从一入了世界，又传给众人的罪，也就是那使婴儿也必须受洗的罪虽然为数只是一个，但若把它加以分析，就可以看出许多不同的罪包括在其中。
奥古斯丁
万通集团公司从一创立就把自己的生日（9月13日）确定为反省日，以求自警自省、不断进步。记得1996年在海南开反省会时，我们就检讨自己，为什么从1991年开始辛辛苦苦做事，公司报表却总也拨不正？反思之后发现其实从根上就错了。于是我想到原罪、第一宗罪，最早的病变基因是在眼睛看不到的地方。我们在讨论时援引宗教说法，把民营企业最初逻辑上的发展悖论和体制环境中一些不妥的制度安排称为原罪，后来被多数人理解为最初的错误，比如道德上、财务上的。但是到2002年学者们开始讨论的时候，郎咸平等人把原罪定义为用不正当手段行贿牟取暴利，这就把原罪放大了，把现罪也加在了原罪头上。我不赞同这种说法，这和我经历的民营企业发展最初的煎熬不是一回事。我坚持认为原罪是最初制度安排上的困境和悖论造成的源发性疾病。
原罪是怎样炼成的
大概在1995年到1996年的时候，万通的母公司海南万通遇到了非常大的危机，而正是这个危机，触发了我们在反省日的讨论和自我检查，从而有了自己的原罪认识，并且找到了根治原罪的正确方法，那就是资本社会化、公司专业化、经理职业化、发展本土化。
我们当时的危机，主要集中在财务和内部组织，以及公司与外部环境的矛盾方面。从财务上来说，我们当时扩张得非常快，主要通过杠杆收购和连环控股的方式，投资了武汉国投，有三个信用社（天津一个，南宁一个，兰州一个）；另外还投资了华诚财务公司、天安保险、陕西证券，还有民生银行。一时间，我们成了最招人注意的民营企业。我们接着就通过金融机构互相拆借等方式来扩张，投资在房地产、商业零售以及高科技等许多行业。在扩张过程中，我们的内部组织实际上逐渐被分割开了，深圳那一块在王启富手里，广西那一块在易小迪手里，北京这块归我和潘石屹管，另外，武汉国投、上海万通由我和刘军共管。这样一来，财务资源和公司的经营就出现了很大的错位和冲突，在扩张过程中，财务负担日益加重。当时，用于投资的资金都是以将近20%的年利率短期拆借来的，如果没有60%以上的毛利，投资肯定是亏的；越投，口袋里的钱越紧，越紧就越加摧残手中的金融机构和向更多的人与机构去高息拆借，结果雪上加霜，饮鸩止渴，公司不堪重负，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这一财务危机，实际上迫使我们去思考我们到底有多大能力，我们应当怎样获得健康的投资和扩张的能力，而不是抽风式的变态的能力。这一刹那，我们明白了绝不能用借来的高利贷投资，救治自己的唯一办法就是先卖东西还债，压缩公司成本，甩掉包袱，然后再行增资扩股，引进不需要还的资本金。于是我们就开始大踏步地向后撤，退之再退，直到卖无可卖、退无可退。武汉国投卖了，北京、天津和武汉场内证券回购的席位收回了，三个信用社归入当地城市合作银行，陕西证券卖了，天安保险抵债了，华诚财务公司破产了，东北华联也卖了。总之，这是一个有点类似于后来德隆的财务危机。我们当时把危机原因归结为短债长投。
在财务危机的同时，我们又陷入了组织上的危机，实际上就是几个合伙人（股东）在财务压力下面临的选择和困惑。由于谁也想不出万全之策，且又谁也说服不了谁，于是大家就提出分而治之，广西和深圳被切割出去，潘石屹也自己创办了新公司。所谓组织上的分法，实际上也就是按照谁管哪块就分哪块的做法，同时大概算了一下账，然后基本上按照比较平均的一个数目分给走的人。但是，走的人都拿到了现金，没有拿负债，所有的负债都留在了万通的老根这个地方，由我、王功权和刘军负责处理。所以，合伙人分家在那段时间是最大的组织性危机。
1996年之后，资产负债还在继续压缩和变卖过程中，但组织切割已经完成。这时，我和功权面临着一个现实的选择，就是公司怎么样往下走？这是一个很沉重的压力。在这种压力下，我去了一趟美国，跟功权在美国又反复商量了一下，最后我们决定收缩：把所有的业务集中，压缩费用，压缩人员；国内业务只做房地产，美国万通只做创业投资。做出这一决定以后，就到了9月13日，也就是万通的反省日，我们照例集中，闭门反省、认真思过。这年的反省是在海南做的，我们在反省的时候，很疑惑万通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财务上出现那么大的漏洞，欠那么多的钱（在1996年的时候，我们欠的钱有六七个亿）？合伙人分开之后资产状况更加糟糕，这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几个人不能够继续合作走下去呢？经过认真讨论分析，我们发现，其实有很多问题并不是1995年和1996年才出现的，我们的确背负着与生俱来的悖论和困境；最初的时候一些事情的安排、一些制度、一些做事的方法都存在很大的欠缺和缺陷，有一部分欠缺是自己的局限性，还有一部分缺陷属体制环境所致。
为了讨论方便，我们就把这个问题称做原罪。从那时候起，我们就不断地来检讨自己所谓的原罪问题。
我们发现的第一个悖论是，在中国，人们没有钱才办公司、没有资本才投资。这在西方是完全不可能的，那里是有钱人才投资、才创业，起码开办费可以通过正常途径借贷到。我们的起点要惨得多，两手空空，也只有三种途径可能拿来初始资本：一，自己家里人的积蓄；二，欺骗和抢劫骗可以重复三五次，而抢也就一两次，不可重复，创业过程就会中断；三，借钱，债主给出时间，借债的付利息，以后想办法把资产负债表做正，让创业过程不因为资本的问题而中断。
我们家里都没钱、没能力，甚至也不支持我们自己办皮包公司，唯一靠谱的就是不断借债。所以我们的资本构成中自有资本金从一开始就是负数，是从借的高利贷转成的资本金，一开始回报的压力就是必须暴利的压力。没有暴利，怎么可能还了本、付了利息（我们当时借钱的利息都在25%以上），还得能给自己剩下点再继续折腾？比如，我借100块，从第一天起就亏损，负债率是100%以上；那时一般是20%以上的利息，本金加利息要还120块；一年必须赚到280块，还掉120块，吃饭花20块，营运费用花掉40块，还能剩下100块做资本。100块本金赚280块，这不是暴利吗？必须完成第一个暴利过程，才能维持初始的规模。一般情况下，很少有人会老老实实把钱还了，还按上一年规模去发展；多数都恨不能把暴利所得的280块都再投进去扩大规模。这样就造成赚280块以后只偿还了借款中的一部分，之后继续一边扩大规模、一边借更多的钱、一边追逐更大更多的暴利。但这个人不可能每次投100块都能赚到280块，时间长了肯定会赔一次。就这样，赚了以后脑子开始膨胀，再借钱再扩大，但第二轮可能出问题了，100块钱亏掉一半还剩50块，一般会再借100块，按50块本钱加100块的高利贷（总资产负债率为150%）去做，这次必须用高杠杆负债赚到毛利290块以上，即580%的回报率，才能把遗留问题全解决掉，同时还维持上一年的规模。显然这是一场巨大的赌博，需要找一个能赌的地方和能赌的项目。
自有资本金来源于高利贷，会造成暴利倾向，加上男人的冒险心理驱使、环境的不确定，造成赌得赢的概率不大，所以越赌越大。这就是民营企业为什么冒险性大的原因所在。顺着这个逻辑走到极端的是德隆。我们和很多企业没赌死，就是因为中间认输，退出不赌了。1997年公司反省，充分意识到原罪问题以后就开始着手整合资产。当时控制的资产规模是70亿，但我们认输了，开始卖东西还钱，剩多少是多少；把所有和北京没关系的、跟房地产没关系的项目都砍掉，合伙人之间的变化也是缩的一部分，最后资产缩到16亿，终于让疯狂奔跑的列车停了下来。
我和德隆的唐万新讨论过，德隆倒下之前也控制着一大堆金融资产项目，但他停不下来，在恶赌的路上越走越远。现在披露出他们当时资产规模600亿。我们在70亿资产规模的时候就往回走，下狠心收缩才慢慢活过来了。德隆则按照那个时代的民营企业的资本（原罪）暴利逻辑继续豪赌，除了场内证券回购，买空卖空国债，德隆还发明了和上市公司合作、代客理财的方法，借了很多钱炒股票。早期是庄股时代，赚了几单，给人家的回报是10%~15%；但也有失败和亏损，赚的就要补亏损，进入恶性循环。后来场内证券回购不能做，代客理财也不行了，于是就开始组建、收购金融机构，违规操作，非法吸收公共存款150亿，最终在媒体舆论、政府清查和市场波动的多重力量挤压下彻底崩塌。
德隆的原始积累源于洗照片，从新疆收集胶卷到广州洗出来再带回去，相当于洗照片的皮包公司。那时正时兴彩色洗印，两个星期洗出来还供不应求，他们靠这个生意发了家。在当时他已经是百万元户，但要做大生意还是嫌钱少（唐万新说那时他还研究了我们呢），于是自1996年从场内回购起开始大折腾。
后来我理解了他收不住的原因。一是赌到上百亿以后，公司像狂奔的野马一样控制不住了；二是方向错了，法制环境、市场环境变了。1996年以前市场监管还不是很严，我们还有改正错误的机会，那时收手还来得及，只要我们内心真的想学好，外部环境还是会给我们机会。这就像小偷偷了东西，自己意识到危险，老老实实改了就好；可赶上严打，赃物交了也不行，都要判刑。德隆属于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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